卤煮研究生院-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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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吴雨抬手擦拭掉脸上的泪痕，让不饰铅华的她平添了几分楚楚动人：“对了，你爸爸下午打过电话…　”
“哦，”枕流不明白，此时的吴雨为什么忽然想起这“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要接魏丹去澳洲念书了。”
欧美学术界经常将中国知识分子斥为“缺乏想象力”，的确，在智力角斗场中，往往是“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当然，这种评价只是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读书人中也不乏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慧眼”，比如袁莱，再比如徐枕流。遗憾的是，后者在享受天马行空之乐的同时，难免会陷入另一个极端，爱把林林总总纠缠在一起的他们，常常分不清真实与虚假。
经过和赵冉近一年以来的接触，枕流始终怀疑，这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自己的导师似乎和父亲有着某种非比寻常的关系。事实上，聪明过头的男孩儿经常会产生些希奇古怪的想法，真相大白后，连自己都哑然失笑；但这一次，他猜对了。
马克思认为，偶然是必然的存在形式；不错，看似违背常理的机缘凑巧身后往往都有它在劫难逃的宿命。十几年前，当大家惊异地发现徐爸爸和赵老师“走到一起”时，错愕之余，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过，噩梦醒来的怨妇爱上平生素不愿被任何枷锁羁绊的落魄才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当然，这段“孽缘”不可能被两个“诗书名世”的知识家庭所接受，最后的棒打鸳鸯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像枕流父亲这种文人气质，往往难逃瞻前顾后的“痼疾”，“坠入爱河”时倒挺痛快，可等真该“抛妻弃子”的关口，他却没有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不过，这话还得两说着，比起那些“拿得起、撂得下”的“纯爷们儿”，能嫁给个“认死理儿”的知识分子，恐怕还算种“矮子里拔将军”般的“幸运”。
“没错，像你曾经说过的那样，”吴雨深长地叹了口气：“爱情本就是个‘上帝之赌’，该相信自己最初的选择才对。”的确，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千古之谜，那么，你选择的次数越多，局面就会越混乱，当然，距离幸福恐怕也越遥远。
可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推理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那么自然而然。多年以前，吴雨之所以决定离开曾经令自己倾慕万分的袁莱，表面看起来并不像远航认为的那样不堪，以当时的情形，若换成是陆远航本人，怕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面对一个对生活中的种种一切都怀有极度洁癖的男友，看似浪漫，实则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或许，每天几十遍地擦拭那些早已锃光瓦亮的日常用品尚且还可以忍受，可当他不由自主地对你的言行举止大加指责时，恐怕就很难被旁人理解了。事实上，最痛苦的正是袁莱自己，他并非对相知多年的初恋情人缺乏信任，完全是被病魔所累、难以自拔。所以说，能成为一个大众眼中的“好人”，与其说是修来的成就，倒不如说是天生的幸运。
“真的，怜惜眼前人吧，”吴雨望着不知该说些什么的枕流：“别为了一时的好奇抱憾终生。”男孩儿明白，她指的是易欣。
的确，对于枕流这种貌似强悍、却永远长不大的秀才性格来说，能有个“罩得住”自己的另一半绝对算件好事。其实，这也是中国书生的通病，面对是非曲直，他们不会像市井小民那样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比赳赳武夫更加大义凛然，但当回到温柔的港湾时，却往往像个初生赤子一样，需要女人来疼、来爱。
那是十年前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在袁莱在院报实习时借住的单身宿舍里，当然，也就是对面那间常常让吴雨出神的地下室，青春茂盛的情侣迈出了痛苦而甜蜜的一步。造化弄人，令多少男子汉神魂颠倒、欲罢不能的“血腥”场面，却使得过分怜香惜玉的袁博士六神无主、脊背发凉，甚而难以成事……　　就是从那次以后，他便渐渐开始对生活中的一切过度敏感，乃至充满恐惧……
不知什么时候，吴雨捻灭了床头那盏本已十分晦暗的旧台灯、缓缓拉下在月色中闪着微光的水蓝色发带，她看着不知所措的枕流，或许，是男孩儿身后的什么：“来吧。”
　　　　正文　后记
　　　　　更新时间：2009…2…2　10：47：44　本章字数：697
自从走进社科院大门的那天起，便萌生出想把个中看似“神秘”的种种“为外人道”的冲动。
记得，几年前，希拉克总统在将大仲马“移厝”先贤祠时的演讲中将这位文学巨匠的功绩“盖棺定论”为“以他独一无二的才华和**书写了法兰西历史”。
“才华”、“**”。
换成通俗些的话来说，也就是“会写”与“想写”。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该怎样把当代研究生的“群像”呈现给读者呢？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志“南巡讲话”中的“个别内容”在正式发表时被“有意无意”地删除了，其中一句，就是告诫“当权者”们不要劳民伤财地“大搞形式主义”。
的确，当拿不出适当“内涵”来支撑局面时，找些“外延式”的形式化手段凑数倒也不失为一种选项。
乍翻之下，大家便不难发现，这篇小说不仅穿插了较多议论性笔法、知识性内容，甚至还像学术论文那样援引了相当数量的脚注文字（这只在正式出版的纸质书中有所体现，网络版因页面格式原因将脚注删除或纳入正文），其初衷，无非是想构造出某种“文化氛围”。而这样做的最终效果如何，是否有画蛇添足的“副作用”，尚待考验。
再说几句“题外话”：
去年，一位常年从事华语文学研究的“美国鬼子”来社科院做学术交流，闲谈中，他不止一次困惑地问我：“大陆年轻人是不是有很多性伙伴？”
我回答不是。
“那么堕胎、自杀的比例是不是很高？”
我回答不是。
“他们是否对未来很绝望、整天及时行乐？”
我回答不是。
“那么你们的年轻作家为什么总写这种颓废的‘黑**节’？”
……
“如果一个脏字不用，你们还能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
我说可以试试，但恐怕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