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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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尔指挥的第2营在夜间迂回，由于道路不好，抵达战场时已比原计划迟了很多。
　　形势愈发复杂了。拥有两倍优势的敌人绕过1营的左翼，向我各分队逼近。
　　我已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个预备队——徒步侦察小队投入了战斗，并命令骑兵下马，成步兵分队，给他们加强了机枪，也投入战斗。但兵力仍然不足。敌人觉察到我们的弱点，胆子大起来了，更加猖狂地向我冲来。
　　在2营没有到达战尝向别列佐夫卡的敌军侧发起攻击以前，我们必须坚持1小时以上。
　　共产主义营这时距我们团还有30公里，正在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工厂进攻。因此，我只有采取最后一招了，即从发射阵地撤下两门火炮，疾速地运送到左翼侧，并迅速地展开。这一切简直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我们的炮手还没来得及发射一炮，在他们的头顶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战士们都卧倒地上。敌人见此情景，拼命向前冲。当敌人冲到了距离大炮还有400米的地方，就在这时……
　　我跳到卧倒在地上的炮手身旁，下达口令：
　　“霰弹瞄准敌人，开炮！”
　　炮手们迅即跳起来进行直接瞄准，霰弹开始在进攻者中间爆炸，一群敌人倒下了，另一些掉头就往回跑。这时，布哈尔金的营正从西北方悄悄的接近别列佐夫卡，迫使敌人仓卒退却。
　　我们不能去追击敌人，因为部队需要立刻休息。
　　我没有睡着，心里思索着白匪军为什么如此顽强地抵抗？要知道，在这之前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明天他们又会玩什行新花样？应该同政委商量一下。
　　午夜，我走进杰尼索夫的小屋。
　　我们坐在桌旁，打开地图。我们的进攻路线是经过秋利加什镇到舍马哈。前面是塔尔德列斯基山，再往前是乌法列伊斯基山，翻过这两个山岭，我们将到达亚细亚。
　　黎明时分，我才同政委分手。我们说好，太阳升起时出发。
　　7月10日中午，我团未经战斗就穿过秋利加什。在这里，我得到情报，说敌人正慌忙向尼亚泽佩特罗夫斯克撤退。
　　我师已靠近乌拉尔主山脉。通过山脉的道路基本上是在多林的山地，这里易守难攻。如果敌人在这片山地和隘口设防，他们只需用少量兵力就能建立起纵深梯次防御。那时，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火炮是很难突破这个防御的。
　　但是，高尔察克没来得及往这里调集预备队，没能建立起牢固的防御。他们仅仅在乌拉尔以西同我们打了几场遭遇战。他们的部队，包括卡佩利将军的那个军，都没能阻止我军的进攻。他们被各个击破，慌忙地撤退了。这样，在白匪军的几个主要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些疏于掩护的大缺口。这使我们能够迂回敌军的两翼，甚至在当地居民中找到的可靠的向导的帮助下，绕到敌军后方。在翻越乌拉尔山脉时，我们挑选的一些最隐蔽的、连在普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路。
　　我师在敌人第5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的接合部、即在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乌法——车里雅宾斯克铁路线之间实施进攻，用了6天时间就征服了乌拉尔山。我们穿过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铁路干线，前出至乌拉尔山的东支脉。步兵第43团第一个越过乌拉尔山，并于7月18日占领了一个大村庄沃斯克列先斯克。
　　白匪军在兹拉托乌斯特和叶卡捷琳堡遭到失败后，同来自西伯利亚的新的预备队一起，显然，是决心阻止我部继续前进。为争夺车里雅宾斯克市，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持久战。因为正是这场大战，将最终地决定乌拉尔的归属。
　　我团接受任务：“从沃斯克列先斯克经秋布克向卡拉博尔卡进攻。”命令中既没有关于敌人、也没有关于我军的任何情报。
　　7月19日清晨，我们从沃斯克列先斯克出发。
　　穿过秋布克镇，在到阿拉基村之前，侦察队报告说，卡拉博尔卡方向有大股军队在运动。侦察员的情报很快被证实，我从望远镜里果然看到，白匪军的一长列步兵纵队在不设任何警戒的情况下行进。瞬间，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战斗计划：先把敌人的纵队放进阿拉基村，然后让配有火炮的前卫营用火力封闭从村里向西去的所有出口。这时，主力部队由东绕过敌纵队，突击敌军翼侧和后方。　把敌人击退到大、小阿拉基湖。
　　推算一下敌人的运动速度，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大约只有3个小时，一切都要抓紧进行。我让骑兵通信员把命令送往前卫营，并要求团政委杰尼索夫返回主力部队，以便尽快地率领主力部队顺大路前往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再从东边绕过敌纵队。吩咐完毕，我便带骑兵侦察员们和两辆机枪车穿过小树林向这条大路急驰而去。
　　很快，我们就看见了敌纵队的尾部，这个纵队有近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在接近村子时，停下来休息。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杰尼索夫和谢尔盖耶夫骑马向我奔过来。谢尔盖耶夫报告说，我团第2、第3营已到达敌军翼侧。
　　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我方。
　　大约过了1小时，村子里传来了机关枪的射击声。这说明敌人已与我前卫队遭遇。敌人纵队开始展开战斗队形。而那些中止休息的敌军连队，马上面向北面组织防御。
　　这时我看到，敌人把所有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去突击西北方向，同时兵分两路从左边和右边绕过已被我前卫营封锁的阿拉基村。我决定率领骑兵侦察队去冲击敌纵队最后面的一个营。我们的兵力当然太少，但我们是突然袭击，机关枪手将两挺机枪推向通往大路的一个高地上，向敌人的纵队开了火。近40人的骑兵侦察队冲了过去。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于是一群群的士兵和军官纷纷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我们把军官与士兵分开，然后将俘虏送往后方。我准备向已展开的敌人分队发起新的攻击。这时，我团第2营转入进攻，白匪军被迫退向湖边。
　　被包围和被紧逼到湖边的白匪军士兵军官，先后停止抵抗，缴枪投降。就这样，刚刚到前线、身穿英式军装、装备新式步枪和“梅特拉利耶扎”型机枪的白匪军第12师第47团，便整个地被消灭了。我们俘虏了一千多人（其中17个军官），缴获近千枝步枪和12挺机枪。
　　俘虏中的士兵被押送到沃斯克列先斯克，那里有我们的辎重队。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很高兴这么快就打完了仗。俘虏中的军官，在警备勤务队的警卫战士押送下，被送往另一个叫秋布克的村庄。
　　当天，我团占领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往后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没有收到继续行动的命令。其实，我团这时已同左、右邻部队失去联系，与师部也中断了联系。
　　第2天，我们获悉，驻扎在卡缅——乌拉尔斯基地域的敌主力部队正向沃斯克列先斯克方向运动（我们在那里关押着头一天俘虏的1000多名白军士兵）。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立即动身去沃斯克列先斯克，用警报声把俘虏叫起来，把他们送往上乌法列伊。后来才知道，师司令部已设置在那里。
　　在这之后，我回到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在团司令部附近，杰尼索夫把我叫祝他从窗户伸出头来，叫我到他那屋里去。一进屋子，饺子的香气扑鼻而来，真是令人垂涎……哪个俄罗斯人不爱吃这种西伯利亚式的饭食——肉馅饺子！平常，每个至少要吃50个饺子，有时更多些。但我们没有多少吃饭时间，敌人又开始炮击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一个炸弹在我们窗前爆炸了。窗框被炸飞了，桌子像是被扫帚扫过似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我们俩被摔在地板上，震得耳朵发聋。长时间地嗡嗡作响。毫无办法，饺子全毁了。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能享用饺子是多么难得呀！
　　7月21日，我团从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出发，经捷姆里亚斯向乌鲁库利进军。　安得里亚诺夫的第3营作前卫营。在乌鲁库利村附近，前卫营遭到敌人从捷连——库利湖方向来的攻击。战斗很激烈。为反击敌人的进攻，我们命令库兹明的第1营展开，并命令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打击敌翼侧。敌人支持不住，向后退去。
　　从俘虏的军官那里得知，与我们作战的是得到沃伊采霍夫斯基军的一个工程连和一个舟桥连加强的第47团残部。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在卡拉博尔卡附近的战斗中仓忙溜掉的特卡琴科大尉。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包围第47团，把它逼到捷连——库利湖边，然后活捉特卡琴科。
　　就在这时，杰尼索夫来到我这里。他满脸惆怅若失的神色。他很喜欢安德里亚诺夫营长。他向我讲了安德里亚诺夫受伤的情况：伤在脸部，子弹从上颌穿进去，从耳后飞出来……。
　　我和政委筹划着合围敌人的计划。最后决定：让杰尼索夫绕到敌后，断其退路；我带领两个营将白匪军赶到湖边。
　　我们在行进时想出的这一计划，实施得很顺利。第47团的残部和工兵连被彻底打垮。特卡琴科带着几个传令兵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他逃进了湖边的一个农庄，我们想，这回他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我们冲进农庄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我们跳进村边一座房屋的院落内，看见地上躺着三个军官的尸体。他们用手榴弹把自己结束了。其中一个就是特卡琴科。当时他还在喘气，我们从他的军便服口袋里找到一些文件……
　　就这样，从军装到武器全部由协约国武装的第12师第47团，再也不存在了。
　　过了一小时，湖对岸的敌人开始向我们猛烈炮击。我们完成了任务，在开阔的岸边再也无事可做。第1和第3营开始慢慢地向乌鲁库利撤去。我带着骑兵侦察队也从村子里出来了。突然。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的一个深水沟里爆炸了。我的战马竖立了起来，飞跃过沟去，它带着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我当即失去了知觉。我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乌鲁库利村的团司令部里了。在这里，我得到了治疗，正复了脱骱的脚，敷上止胸痛的草药，我很快镇静下来。只是由于震伤，耳朵依然感到堵塞，脑袋嗡嗡作响。
　　桌上放着敌人的文件、地图和信件。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高尔察克匪徒在这个地区已进退维谷。在一些军官的信件中，还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情绪。
　　俘虏在回答问题时，对我指战员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出其不意的机动和迂回战术佩服备至。他们能叫出阿津、艾兴、普特诺等人的名子。更使我们惊讶的是，他们毫不隐藏他们的情绪和想法。他们公开承认，高尔察克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与红军作战已变得愈来愈困难。
　　7月24日晚，我团接受任务：进攻穆斯柳莫沃村，并前出到捷恰河，准备下一步占领纳古马诺夫。
　　7月25日清晨，我们向穆斯柳莫沃村进发。
　　穆斯柳莫沃村……，我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在我身上产生并发展了那种被称为指挥员气质的东西：对信任你的人的命运的责任感，关于判断敌人意图的本领、以及在复杂的作战情况下，采取唯一正确措施的能力。
　　在与敌第46团进行小小的遭遇战之后，我们占领了穆斯柳莫沃。占领了……直至发生了今天我定书名为《战斗青春的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故事。
　　我先遣连队渡过捷恰河到了对岸。但是在河边的林地旁遭到敌人强烈的阻击，各先遣部队被迫停了下来。
　　下午，敌人在十门重型火炮的支持下，多次向我团占领的阵地发动反冲击。我的观察所设在一个磨坊里，这时磨坊的砖楼正处在敌交叉火力之中，磨坊几次被命中，我只得寻找新的地点。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每隔一小时就发动一次进攻。在一次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谢尔盖耶夫牺牲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是我的好战友，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在遇难前的几天里，他不知怎的竟反常地缄默起来。在俄罗斯卡拉博尔卡的战斗中，他的座骑被打死了。两天之后，在离乌鲁库利不远的地方，他的第二匹战马又被子弹打穿了两只耳朵，还打中了他的军用挂包。那时，我看到谢尔盖耶夫骑着脑袋上缠满白色绷带的马走了过来，就打趣揶揄他：
　　“怎么，你想给白匪军指示目标？”
　　他看了我一眼，就把身子转开，然后问道：
　　“你坦白地说吧，马和我，你更心疼谁？”他沉默了一会，又补充道：“如果是我，那就不必惋惜了……反正迟早我要被他们打死。”
　　我希望他这种宿命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很快地过去。但就是在这儿，在这抬头走路随时都有危险的地方，他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捷恰河，就旁若无人地叼着烟卷，沿着还未来得及掘好避弹壕的散兵线上，直着身子走来走去。
　　结果，他被打死了，身体被敌人的6颗子弹穿了许多洞。
　　在战斗进程中可以看出，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强，我明白，在这个地方就别考虑什么进攻的问题了。　白匪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步兵至少是我们的2倍，炮兵是我们的3倍。
　　我们炮兵连的炮弹很有限。弹药库在我们后面80—100公里处。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分析一下我团在穆斯柳莫夫地域的各个阵地，我得出结论：它们既不利于防御，也不利于进攻。而敌人在这里却能利用隐蔽接近路到达我阵地翼侧，甚至迂回到我后方。
　　暂短的7月之夜来临了。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预感到，团队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向四处派出的侦察队，不论是往右翼侧的，还是往左翼的，处处都碰上了敌人。一个白军俘虏军官被用担架抬进了我的鞑靼式的小农舍。他没负伤，却顽固地沉默不语。我很不理解他这种反常行为。不知他是受了暗伤？还是在假装？这个白匪军官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很快又送来一个被俘的士官生。这是一个大约20岁的年青人，他同样也沉默不语，在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文件。
　　这一切都在提示我，敌人是决心发动进攻了。　白匪军也在进行侦察。我们不能再等下去。要立即实施隐蔽机动。
　　我决定从这个村子向北撤。在图古尼亚克湖和乌列克特湖之间占领阵地，这样就能护住自己的两翼。
　　我同政委急忙赶到这个新地段，我们看到了一条干涸的深沟。看来这两个湖在过去的什么时候是连在一起的。　沟沿上延伸着一排篱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军的配置起了掩蔽的作用。从水沟朝敌人方向，有一块约300米的象桌面一样平整的开阔地。然后是一片小灌木丛，几乎一直延伸到穆斯柳莫夫村前。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敌人却无法把炮兵观察所移到这个开阔地上来，因为每一个小丘都在我们的控制下。
　　防御正面很宽，我们只好把8个连展开成散兵线，留作预备队的只有1个步兵连和几个徒步侦察队和骑兵侦察队以及4挺机枪。
　　天一亮，穆斯柳莫夫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半小时后，枪声停了下来。我得到报告，对射是在村庄里进行的。看来，敌人从四面八方转入进攻时，自己打了起来。
　　我同杰尼索夫骑马巡视我军阵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突然，一些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朝我们挥舞着军帽，大声喊着要我们隐蔽起来。我们向前方看去，在灌木丛后面出现了敌人的散兵线。我们急忙下马，趴在机枪旁边。
　　我用望远镜透过篱笆看到了敌士兵和军官的面孔，敌人正展开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向我军阵地逼近。我们相信红军战士们能够沉着应战，决定把白匪军放近点。
　　战士们耐心地等待着。当敌人第一道散兵线前进了大约200米时。我下达了命令：
　　“开火！”
　　白匪军象割倒的草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伤员四处滚爬。射击约持续了5分钟。我同政委站了起来，透过篱笆观看整个场面。但红军战士并不赞赏我们的轻率举动，他们喊：
　　“崔可夫，杰尼索夫！这儿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快走开吧－…这里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对付！”
　　战士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象是命令，我们只好服从。我们刚跳上马，敌炮兵便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飞过了我们的头顶，在远处爆炸。我们急速跑出交火地带。
　　团指挥所设在库纳沙克村东南的一个高地上。附近不远处是炮连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团队正面的地形。　白匪军企图沿图古尼亚克湖岸迂回到我军右翼。我们只好投入徒步侦察队和两个机枪组来延伸我们的阵地，从而使该侧翼仿佛延长了很多，因此，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7月26日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敌人损失重大，而我军则伤亡甚微。
　　夜晚，我们加强了警戒。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轮流睡觉。晚上，我们的侦察员拖来了两上受重伤的敌士兵，并搞到了许多文件。
　　根据文件和俘虏的口供证实：与我团作战的是西伯利亚第12师第46和第48团的分队，还有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约600名士官生。士官生都分在第46团和第48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3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
　　“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　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查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我若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就好了……爱惜这个团……再见了。”
　　他的眼角涌出了泪水。我站立着，紧闭双唇。马车把他拉走了。
　　我翻身上马，没有理睬任何人，就向观察所奔去。
　　回到观察所，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派侦察人员外出搜索、并重新布置火器之后，又陷入沉思，沉思……
　　第4天，7月28日，太阳刚升起，敌人在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开始了新的冲击。但这次冲击已不象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