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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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对其课征的所得税税率却要比每一作曲者赚1万美元的情况下高得多。　
　　　　阻止冒险会使家庭间的收入永远不平等。也许，除了鼓励冒险之外，我们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可以促成收入变动（有上升也有下降）。冒险而失败的富人会以贫困化而告终；而冒险成功的穷人会以富裕化而告终。也许这就是极端累进税制在中庸的美国人中不很受欢迎的缘故。但我们又要谨慎地作出效率的推论。比例所得税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冒险的补贴，因为它允许损失冲抵收入。在那种情况下，税收就降低了由有风险的事业所产生的结果方差。如果冒险者成功，他会取得较少的税后收入；如果他不成功，又可能损失较少的税后收入。所以，相对不重视所得税的国家和征收很高累进税的国家都可能在阻止冒险并由此而降低社会变动。　
　　　　高累进率所得税制的其他社会成本是偷漏税所需要的大量法律和会计费用。如果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边际税率为90％，那么收入为20万美元的人就可能愿意最多花13．5万美元以避免对其超过5万美元的15万美元收入支付任何税收。而且这种支出所消耗的资源——就像垄断化所遭致的成本一样——是被浪费掉而不会产生任何生产率的。但是，这一分析为极高累进税制的收入效应复杂化了：只要税收制度至少部分有效，那么高收入的人就会在偷漏上少花些钱。但这一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却为以下事实所抵消了：逃税成本在征税时是可以扣减的，和由于逃税开支会产生（税后）收入，所以纳税人会为此借钱融资。　
　　　　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这些漏洞扭曲了工作和投资的形式（你能设想一些例证吗？）。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重新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富有纳税人之间的竞争已使免税州和市的债券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即具有不享有免税这种相关风险的证券的利率）。考虑到税收因素而要将较大部分（与不考虑时相比较）收入捐予慈善业的个人所取得的效用，要比没有高边际所得税率情况下所取得的效用低。因此，虽然从富人向穷人的重新分配可能并没有完成，但实际收入的不平等却降低了。但仍不明白的是，除非社会中的人们满怀妒忌，否则我们还能从此得到什么呢？税收扣减只可能是短期的（解释为什么？）。　
　　　　累进税制的一种作用是，当它被作为一种旨在通过将更多的收入（或其他也依累进率征税）推入更高税率等级中从而使政府岁入的增加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以最终消除通货膨胀的政策时，它就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政治吸引力（为什么？）。这样，通货膨胀就成了一种政府不提高税率或不改变现存有效税法就能增加其实际岁入的方法。也有人认为，由于累进税制允许全体公民将税负转到收入较高的少数人身上，所以它特别容易被滥用。但除我们前面提及的冒险观点之外，穷人将税负转向富人的实际能力受到三方面的限制：（1）那些试图在某天成为富人的穷人不会支持累进率极高的所得税，尤其是因为所得税制度对初步富裕的人待遇不公；（2）由于穷人受益于勤劳富人（或想成为富人的人）的生产能力，所以穷人也不会愿意接受一种必然会伤害工作激励的税收方法（至少在累进率的某一程度上是这样的）；（3）简单多数的赞成票往往决定不了公共政策（参见19．3）。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票进税制的反对意见，那么赞成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之一是假定富人从政府取得了更多的利益。像国防、警察、消防部门这样的政府性保护机构对富人要比对穷人更有价值，这是可得到论证的：被罪犯伤害的富人将比穷人遭受更大的收入损失。但是，在联邦、州和地方的预算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被用于使穷人受益的事业。在此，这种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就站不住脚了。而且，即使依比例所得税制，富人所承担的绝对税收责任仍要比穷人所承担的高得多。　
　　　　我们可以从上一章清楚地看出，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也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至于是否可以依契约理论来为之辩护也还是个尚未定论的问题，而其理由就是它旨在使穷人福利最大化。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比累进税制更能鼓励有效率的活动，并且管理成本也较低）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让性支付结合起来可能会使穷人受益。即使工作在经济学意义上并不比休闲更有价值，仍有可能产生并非由行为人取得的收益。例如，工作产生应税所得，而休闲并不产生，从税收所取得的岁入可能被用于帮助穷人。比例税制也可只通过减少逃税收益而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十八章　死亡时的财产转移　　　　
　　　18　。　1遗产（和赠与）税　　　　
　　在许多税收专业的学生看来，对死亡时的财产征税好像完全与许多其他税种的替代效应和递减税率无关。实际上，可衡量的财产分配要比可衡量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得多，但这也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在估计人们的财产时，社会保障并没有被计算进去；如果将它计算进去，那么人们间财产的不平等就会小得多。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收入和财产都进行全面的衡量，那么这两种分配就会趋于平等，因为所有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主要是成为人力资本），而所有资本服务都可以被看作收入（例如，住在我自己拥有的住所中，就可以被看作有估算租金收入）。但无可否认的是，死亡时可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量在各家庭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即使这样，遗产税（estate　　　　
　　tax）［与遗产继承税（inheritance　　　　
　　tax）不同〕仍然是有些随意性，因为它忽视了分享遗产的人们的财产状况，也许这些人都是很贫穷的亲戚。而且，即使遗产税具有平等和效率的双重优点，它仍然由于依现行税率只能取得很少的岁入而是一种并不理想的财政收入税；如果我们提高税率，那么岁入就会更少，因为对其替代效应的评估要比通常想象的更为复杂。　　　　
　　我们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是，为什么人们在死亡时还会留有财产而不是在其一生中将它全部消费掉。一种肤浅的答案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所以就必须保留一些财产以备他们寿命比他们预期的长；因为，用其财产购买年金（annuity，它是一种逆向人寿保险（reverse　　　　
　　life　insurance），它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在享受年金权利者死亡前向他支付固定或不同总量的款项］，人们就可以不在死亡时留下大量遗产而得到保险。　　　　
　　为了那些能从其遗产受益的人，人们必须要积聚遗产。遗产的动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动机，而且利他主义代价的增加会减少利他主义动机的量（而且这种减少要高于其代价增加的比例，我们在上一章中已认识到这一点）。这就表明，沉重的遗产税会降低人们的积蓄激励而增加其消费激励。但如果假定所有的税收都有替代效应，那么就很难说这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每一代人都比其前一代人更为富裕，但这好像更应归因于知识的增长而不是前代人的消费延迟。如果不存在遗产税，那么每个人会为其下一代尽多大的努力进行积蓄呢？遗产税会使他的积蓄有所下降。　　　　
　　这种扭曲可能非常小，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事实表明遗产税极为赞成这种扭曲。也许，只要人们认识到下一代无论如何会生活得更为富裕，大多数人就不会竭力地积聚大量遗产；这就必然会限制遗产税的岁入潜力。假定有遗产税，那么那些在没有遗产税时要积聚大量遗产的少数人就会在其一生中消费更多的钱财并将其余的给予其继承人和其他遗产承受人。为了使财产管理的损失最小化，他们可以在各种限定的条件下将财产交托给受托人管理。确实，赠与税（gift　　　　
　　tax）是存在的，但它可能会由于以下情况而受挫：使适量的赠与成为有望增值的财产或相关技术；提前作出赠与，以致在受赠人享受它们时（例如，在某人的孙子成年时，赠与一直处于托管状态），复利（compound　　　　
　　interest）的自然运行已使这笔赠与有了很大的增值——而对利息所征的税要比捐赠人在死亡时还保留这笔财产时所征的税要少。如果将赠与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比如为某人的孩子支付昂贵的教育经费，那么人们就完全可以逃避赠与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可逃避赠与税的财产转让方式：税收可能会阻止父亲将其100万美元给予子女，但它却无法阻止他将其子女任命为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这种赠与与简单的现金转让不同，它并不是无成本的：裙带关系将会降低公司的生产率，从而（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外在性。　　　　
　　虽然由遗产税和赠与税所产生的总量扭曲不会很大，因为积累大量遗产的激励毕竟非常弱，这绝不是一种赞成这种税收的观点。即使很少有人需要游艇，如果税收的结果是阻止他们买游艇，那么（考虑到双方的妒忌）对游艇征税仍不是一种合理的税收。因为，这种税收将会造成消费扭曲而又不会取得岁入。它将只有成本而没有收益，虽然其成本是很小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很少能取得岁入，因为纳税人会用其他行为替代应税行为，而这种替代是有社会成本的。　　　　
　　由于遗产税所取得的岁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最佳税收意图之外去寻找赞成遗产税的动因，或者甚至可以在利益集团使政府将财富转向它们的这种能力中去寻找。当然，这样的观点是存在的，即大款项的遗产会对受赠人产生不正当的利益。但我们也很难看出为什么遗产就比与生俱来的智力和精力更不公平。我们同意对依人们天资而取得的收入征税；但为什么我们又不同意对人们的现金捐赠征税呢？遗产税是防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政治动乱的过度财产积聚所必须的吗？的确，英国的大量财富积聚部分是由免税遗产造成的，但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还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的实行——即实际上将所有财产都归大儿子。如果将遗产在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那么即使是巨额的财富也会在几代人之间分散。只有在遗产的主要资产为不可分割的情况下，长子继承制才是普遍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资产传予一个以上的孩子就会导致可分所有权的不经济（参见3．9）。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农田继承中，这种财产是英国历史上的主要财富形式；但对当今大量可转让的资产而言，这就显得不太正确了。　　　　
　　18。2谋杀被继承人的继承人　　　　
　　从经济学角度看，遗产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除明显的精神上的无行为能力外，法院在什么情况下才应该拒绝执行遗嘱。假设，精神健全的A作了一项将其大部分遗产传给其孙子B的遗嘱。B将A谋杀了。我们还应允许B实施A的遗嘱吗？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由于遗嘱从来没有包含一项剥夺遗嘱人的谋害者的继承权的明确规定，所以这一答案在传统上就被看作是法院为了阻止谋杀而在牺牲遗嘱人的遗赠意愿。但我们有另一种方法来看待解决这种选择的问题。一个认为他在其遗嘱中列名的而会谋杀他的人就不可能（或最不可能）在其遗嘱中将那个人列进去。由此，被一个在遗嘱中确实列名的人谋杀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不允许遗嘱人的谋害者继承财产的规则所起的作用与为遗嘱中提供旨在控制远期意外事故的默示条款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问遗嘱人他们是否愿意让其财产被其谋害者继承，那么很少会有遗嘱人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对很少的这些人，我们应如何对待呢？我们应尊重其意愿吗？应该将谋杀行为继承人规则（the　　　　
　　murdering－heirrule）适用于任何意外、故意杀人和自杀吗？它也应适用于有遗产但没有遗嘱的情况吗？］　　　　
　　18。3“永久管业”问题　　　　
　　遗嘱人忽略对其继承人行为限制（如，如果你杀了我你就得不到遗产）的反面就是，遗嘱人不断努力限制对其遗产的使用。如果死亡没有导致允许生者随意处理遗产的无保留转让，那么限制生者资源使用的“永久管业（dead　　　　
　　hand）”问题就产生了。由于积聚大量遗产的心理动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通过规定遗产基金（fund　in　the　　　　
　　estate）的使用条件（也许是永久的）而在其死后造成影响，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无视遗嘱人条件的政策对遗产积聚动因所产生的影响会与沉重的遗产税对之所产生的影响非常相似。如果遗嘱中的条件（尤其是永久性条件）总要被遵守，那么结果往往是，为这些条件所限制的资源使用将不可能是高效率的。遗嘱人死亡后所产生的意外事件可能会要求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促成效率最大化。如果遗嘱中的条件无法改变，那么我们也就无法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一问题的特征，可由对奥古斯塔斯·培根向麦康市捐献一座公园这一事件的争议而得以说明。培根是一位自乔治亚州选出的美国参议员，他死于本世纪初。参议员培根的遗嘱立于重建运动后期的种族隔离主义立法时代，它坚持的条件是：公园只能为白人妇女和儿童享用。60年代，有人提起诉讼，指控市政当局实施种族歧视的条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条件无效。依此，培根遗嘱的剩余遗产承受人（residuary　　　　
　　legatee）提起诉讼宣称：（1）既然市政当局无法遵守培根遗赠的种族歧视条件，那么公园的赠与应该失效；（2）根据遗嘱中关于剩余遗产的处理条款，公园财产应归他们所有。结果，法院判决他们胜诉。　　　　
　　初看起来，以上结果也许是在为这样的政策辩护：即，应该执行表现为遗产使用限制条件的遗嘱人意愿。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问题可能会是，参议员培根之所以在其遗赠中加入种族歧视条件，目的也许只是为了保证市政当局能同意管理这一公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遗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种族隔离而不是为了向麦康市民提供娱乐设施。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培根是个自由主义者。如果我们可以就此事再次咨询参议员培根，那么他很可能仍然愿意将之作为公园开放（尽管要求允许非白种人入内），而不愿意让其远亲继承人将其财产分割后用作住宅区或商业区。由于市政当局总还可以从培根的继承人处购回这块土地并继续将它用作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园，所以以上说明就显得相当合理。在那种情况下，市政当局就不可能考虑参议员培根的种族歧视目的，使这种慈善性捐赠无效的唯一后果只可能是给培根的继承人带来意外收益，而这一结果并不是培根所希望看到的——很明显的原因是，他并没有将他的财产（公园）给予他们。（但为什么存在剩余遗产条款呢？）　　　　
　　正像这一案例所提及的那样，这种二难困境是一个并不真实的现象：是实施遗嘱人的意愿，还是根据其死亡后的条件变化而修正其遗嘱条款。如果一项政策要求人们刻板地遵守捐赠文契的字面含义，那么它就可能既实现不了捐赠人的目的，也无法使资源得到有效的使用。当然，麦康公园案例本身并不涉及严重的效率问题，其原因是，如果这块土地用于公园建设比用于其他途径更有价值，那么市政当局随时都可以将它从培根的继承人那里买回来。但假设参议员培根捐赠给市政当局的不是公园而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随着结核病发病率的下降和医学的发展已使结核病的疗养院治疗手段过时，如果还将他们捐赠的设施用于他们所指定的方面，那么这些设施的价值就会降低。最终，我们明确地知晓，将这一设施用作结核病疗养院之外的其他目的将会更有价值。与公园案例不同的是，这里不存在继续执行所有捐赠条件的任何法律障碍。然而，实施其限制条件仍完全有可能违背捐赠者的意图，他的目的是将其遗赠用于对疾病的治疗，而非使之成为一种虽能永存但却一无用处的设施。　　　　
　　前面的讨论可能会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即捐赠人无力在永久捐赠的价值和这种捐赠经常对效率构成的成本之间进行平衡。但由于没有人能够完全正确地预测未来，所以，理性的捐赠人就知道他的意图最后可能会被未知的情势变迁所阻碍。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定：万一不可预知的情势变迁阻碍了捐赠人原来意图的实现，那么他就会默示接受允许修正遗赠条件这一规则。但这种推论并不是绝对的。有些理性的捐赠人非常明智地怀疑司法当局在情势变迁的条件下有效改变遗赠条件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就可能宁愿承担恪守原来遗赠条件的风险。我们应该尊重其意愿吗？　　　　
　　18。4力求使解释符合遗嘱愿望的原则　　　　
　　当一项慈善捐赠的限制条件由于其不合法（公园例证）和机会成本（疗养院例证）而使其在经济上不可能继续实施时，法院就既不会判决遗赠无效，也不会将它转让给剩余遗产承受人（如果可以认定一些的话），它将会授权慈善信托的管理人在捐赠人意图的大体范围内将信托资本用于其相关（力求与遗嘱愿望相符合）的目的。　　　　
　　力求使解释符合遗嘱愿望的原则（the　cy　pres　　　　
　　doctrine）是为避免捐赠人意图在实施时受阻而合理地创制的，它用于公园案例中可为放弃种族歧视条件提供理由。准确地说，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规则而同样或更好地解决（狭义的）效率问题：即规定，当遗赠条件的实施成为不合法或不经济时，遣赠即失效并转归捐赠人的剩余遗产承受人或（在无法认定剩余遗产承受人的情况下）国家所有，这样就将这一财产授予了一位能将其用于最高价值途径的生者所有人。当然，法院在审理慈善捐赠是否不再经济的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差错，但一旦如此，慈善机构也还可以将这笔财产从新的所有者那里购回而继续像以前那样使用它。但这最终可能是一种效率很低的办法，其原因是：（1）它会使人们完全不可能创立一项合理界定宗旨的永久性慈善业，从而也就削弱了人们积聚财富的激励；（2）挫伤了人们建立慈善信托的热情。然而，如果捐赠人在其遗嘱中特别申明，他的遗赠限制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更改（如果要更改，他宁愿将其财产转归其剩余遗产承受人所有），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经济理由来运用力求使解释符合遗嘱愿望的原则了吗？　　　　
　　18。5慈善基金的激励问题　　　　
　　即使不发生任何无法预料的情势变迁，永久性慈善捐赠仍然会提出一个出现在现代企业中的经济问题，即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一项可从其原始捐赠基金获取大量永久性收入的慈善基金是一种不在任何产品市场或资本市场上进行竞争、又不拥有任何股东的机构。基金的受托委员会是一种自我永久性的组织，除了它自身之外，它不对任何其他人承担基金事业业绩的责任。（虽然州检察总长对慈善信托的管理拥有法律监督权，但这主要也是形式上的监督。）同时，由于受托人和其职员都不拥有对基金资产或收入的财产权，所以他们就不可能积极地使基金资产或收入的价值最大化。在此，胡萝卜和大棒都不起任何作用。　　　　
　　基金资产有效管理的激励可能由于以下规则而得以强化，即这一规则要求基金会应在一定年限内将所收受的捐赠（包括本金、利息和原始捐赠）全部分配出去。我们并不要求基金会在一定时期内终止其运行；它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但它为了避免资金枯竭，就必须不时地接受新的捐赠。由于捐赠人不可能将钱财捐赠给一个明知是不景气的基金会，所以基金会就必须定期地介入慈善捐赠市场以进一步获取捐赠，而这就促使慈善基金的受托人和管理人员加紧运行（而他们现在并没有这么做）。而那些纯粹靠向市场提供服务和不断的慈善捐赠得以维持的基金会——主要是宗教和教育基金会，原本就受制于某些市场约束，所以也就可以免受枯竭规则制约了。　　　　
　　对上述规则的反对意见是，首先它是不必要的——捐赠人已自由地限定了其慈善遗赠的持续期限，其次是它可能由此会降低人们进行慈善捐赠的激励。而与之相反的观点却认为，许多永久性基金会是在基金会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