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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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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繁薄�
在这种积极的心态下，婷儿很快就适应了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活。艰苦紧张的军训生活在她的笔下都变成了一件其乐无穷的事：从她选出的3篇“军训记趣”中，可以真切地看到，婷儿和她的同学们是多么生气蓬勃：
站军姿
今天是军训第一课…………练习站军姿。在青松环绕的操场上，我们按照教官连长的要求调整好身姿，同学们顿时变得精神抖擞，充满朝气。连平时被戏称为“青蛙”、“骆驼”、“小虾米”的几个人，也有了点儿“英姿飒爽”的味道。连长说：“今天先站一个小时，看能站倒几个。不行的就打报告喔！”
阳光灼人，不到5分钟，就有人一声“报告”败下阵去。我早就汗流浃背，脚也胀痛起来。时间好像一只小刺猬，在我的脚上扎来刺去，就是不肯快点走。“哇一一”有人吐了。我的胃也翻腾起来。此刻，时间又变成了生石灰，一点一点地撒进胃里，越漤越疼。我咬紧牙关，反复默念着连长的话：“这是意志与身体的拼搏，正是磨练自己的时机、就看你们对自己怎么要来求。”我念着，忍着，突然觉得全身发冷，三伏天竟打起寒颤来。又坚持了几分钟，我两眼一黑，向前栽去，心里一慌，一声“报告”脱口而出。。。。
坐在阴凉的大树下，连灌几口凉水，我才缓过劲儿来。望望浓密的树冠，我真舍不得离开这里，身旁几个休息了很久的同学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还练不练呢？我不禁犹豫起来。一低头，树下稀疏的小草让我猛然惊醒：难道我要做柔弱不堪的草吗？不！我使劲站起来，硬撑着向站军姿的队伍走去。
在三伏天，在骄阳下，我和同学们一起，站成了一棵棵青松。
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的哨声划破了寂静的夜晚。随着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我已经站在了操场的队列中，正想借着夜色的掩护揉揉的睡眼。连长已经凶巴巴地下了命令：“跑步两公里。跑步…………走！”
我和几个同学排在末尾一行，不由得有点心虚。无意中一回头，只见无边的黑夜张牙舞爪地在后面紧追不舍，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赶紧向前跑去。
“哇！有鬼！”康果果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叫了一句。
“啊！”我惊得一抖，“讨厌死了，吓唬人。”
“这有什么好怕的？”熊宇一边大口喘着气跑，一边说，“我都被鬼咬了三口了，还没被毒死呢！”
“我被鬼咬了五口了，毒死五个鬼！”胡步聪接着说。
我们几个被逗得哈哈大笑，刚才的惧怕早抛到天外去了。
“再说，小心变成鬼、”包玉婕笑着说。
“我要变鬼就先吃排长……－（一束手电筒光照了过来。呀！是排长！）……一的手电筒。”我们又爆出一阵笑声。
“干什么呢？落在最后！”排长边跑边责备我们。
康果果一本正经地回答：“报告排长，我们是断后的，掩护部队前进。刚才我们还和几个鬼打得厉害呢！多亏排长救我等一命。。。。”说着说着，康果果再也忍不住了，“哈哈”笑了起来。排长忍住笑，板起脸说：“别闹了，快跑，断后有我呢！”
拉歌比赛
一整天的队列训练，把我们累得东倒西歪。正想利用晚上的时间休整休整，却被叫到礼堂集合。“又要干什么呀？”大伙儿嘀咕着接班坐好，一个个无精打采，揉肩捶腿。连平时最活跃的张戟也耷拉着脑袋，昏昏欲睡。
连长过来四下一看，自信地笑了笑，随即大声说道：“同学们！为了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今晚咱们搞个拉歌比赛，好不好？”“好…………”沉闷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我宣布，高一同学一组，高二同学一组，比赛开始！”
话音刚落，我们高一就抢先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高二也不示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随即响了起来。高二的人少，声势渐处下风。段燕急得圆脸通红，索性一甩大辫子，站到最前面的座位上，指挥高二唱起了在学校得过奖的“红色娘子军”。顿时，高二士气高涨，歌声随着她的手势时高时低，时急时缓，一下就占了上风。高一岂肯示弱，一曲“保卫黄河”充分显示了人多的优势，磅礡的声浪又把高二压了下去。高二又出新招，赵曦随着“北京的金山上”跳起了优美的藏族舞，欧鹏又在“男儿当自强”的雄壮歌声中表演起武术。。。。
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到了白热化程度。大家眼里都闪着兴奋的光彩，满身的疲劳呢一一早不知跑哪儿去了。
走出迷惘期，顿悟在星空下
心理学家说的，随着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现代人类的青春期也在延长，青春期要在青年开始对家庭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时候才会结束。在高中阶段，婷儿和同学们设想未来生活的频率越来越密集，他们常常在英语课练口语的时候，讨论对各种职业和生活方式的看法，但仍然很少有人对未来有明确的理想和志向，也感觉不到谁有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婷儿也是这样。
我们从初中就在关注婷儿的立志问题，现在更是越来越多地和婷儿讨论这个话题：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可以称之为“凌云志”的远大理想？
婷儿也常常为此而苦恼。但她认为这也不能怪她，因为许多同龄人的“凌云志”就是考大学，而考大学对婷儿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根本算不上理想。可以说，从他们考入外语学校高中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都等于已经考取了重点大学。而且很多人的“大学梦”只不过是为了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婷儿也看不上这种理想。谈来谈去，婷儿又羡慕起那些早就迷上了文学、美术或音乐的人来了，对他们来说，每天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在一天天走近自己的理想。
婷儿渴望的就是这种理想，这种让她感到“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价值”的理想。她苦苦寻觅着，直到有一天，一连串偶然的细节，深深触动了婷儿的灵魂，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顿悟
16岁生日前后，我常常陷入一种陌生的心境。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勤奋而快乐，每天都忙着和代数符号、英语单词和作文的格于纸打交道，加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常忙得连洗袜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时袭来一阵空虚和迷惘，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鸦鸦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币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一本书。
我抱着那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婷儿的话：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交流服务的组织。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交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刚开始，参加这个交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交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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