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传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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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我们学习了机要工作各项制度、资料和中央领导对机要工作重要性的讲话。目的是通过学习提高我们对机要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端正我们参加机要工作的态度。因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机密，要求特别严，不但对我们的家庭和个人进行了政审。而且要求我们不能随便和家里人通信，所写的信原则上先让负责培训的教官看后才能寄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能涉极机要方面的内容。其次是上街前必须请假，经同意后才能上街，而且必须是三人同行，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随便离开住地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处于以下考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做机要工作的同志被挟持和迫害等。就这样我们8个人整天关在一间不大的屋里，用铅笔写着1234567890，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手和胳膊就肿了，铅笔也拿不住了，教官不但不让我们休息一下，而且抓的更紧了，他就坐在培训室里看着我们，说：“坚持几天就好了，”我们就硬着头皮反复地写啊，练啊。学通业务，苦练基本功，熟练掌握密码翻译程序。当苦闷的时候就想想机要工作很重要，抓紧训练打个基础，以后提个干部也说明这次兵没有白当。待精神好一点，就又一头扎进了艰辛的训练当中去了，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使我们初步掌握了机要工作的基本知识。

1972年春节，我们在南疆军区过的，吃饭在机关食堂，基本都是干部。，大年初一早晨，我们排队打饺子，一顿饭就吃了二个多小时。除夕夜八点多我们在宿舍吃着瓜子糖，说着家乡过年的热闹情景，“每逢假节倍思亲”吗，思念着亲人。就在这时教官陪着军区副司令和一帮干部来看望我们，感到很突然，并问我们“想不想父母亲，部队春节没有你们家乡热闹，要习惯，要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将来掌握党的机要工作，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祝大家节日愉快”，随后他们就走了，当兵一年这是我们见的最大地官。

1972年大年初二，我们营的四个人请了一天假，回营里看望了战友和老乡，与徐占林、高生珍等乡友玩了一天，自我感觉就像见了亲人似的，有说有笑特别兴奋，战友们也羡慕我的工作，比定在军区，既不站岗放哨，又不在野外训练和劳动。在部队和他们俩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再见面是他们复员回家，我探亲时见的。

1972年3月，南疆军区在原骑兵三团驻地举办了一个训练大队，军区副司令员任大队长。我们机要也就搬了过去。骑兵三团营房很大，院内到处都栽着各种树木和种着花草，我们搬去正值四月初，花草树木正在开花，新鲜的空气和环境、宽敞整齐的营房就感到舒服。在那里进行了各项科目的综合练习，虽说一切活动是大队统一的，但晚饭后还可以散会步、观赏会花、打会篮球等，不知不觉就到了六月中旬，机要队的训练任务已完成，毕业分配。因为我们人少就没有举行任何毕业仪式，只是宣布了一下训练结束，乌鲁木齐军区定为中专学历。我和张其华同志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阿里距喀什1300多公里路，要求自行去单位报到。就在这时，时任叶城基地机要科长朱寿山调任阿里军分区机要科科长，他就通知我们和基地的两个一起训练的同志去叶城，再具体安排我们去阿里。

喀什到叶城270多公里，我们四人坐在基地去喀什拉货的解放大卡车上路了，在弯曲、颠簸地沙石路上整整跑了一天，英吉沙县到莎车县这段路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人们都说新疆大，莎车县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县。叶城基地就在该县城内，我们到后就用着自己的被褥住在机要科，第三天下午，朱科长通知我俩做好准备去29团坐往阿里送物质的车。叶城到阿里1070多公里，都是山高、路陡、崎岖，海拔高缺氧的路段，没有人烟，只有几个兵站，每到一站就住在那里，“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第四天早晨7时从红柳滩兵站出发，二百多公里路晚上11时才到了甜水海兵站，海拔从4000升到6700米，一路上我的头就疼地非常厉害，自己感觉头就像洗脸盆那样大，我就给两位司机说：“不行了，我的头疼得实在受不了。”他们鼓励我说：“一样，我们的头也很疼，主要是海拔高缺氧的原因，坚持到甜水海兵站让医生看看。”就这样我坐在他俩的中间，昏昏沉沉的到了甜水海兵站。张其华坐的车到的早，见到他我就开始诉苦，他说“这是高原反应，没有办法，只能坚持”。随后开始吃饭，我恶心的一口都吃不下，躺在冰冷的铺上休息。第五天到了多玛，这里的海拔在4500米左右，那天的天气很好，到的也早，感觉比较舒服，才吃了吃点东西。阿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柳滩到多玛”，因为它要翻越海拔7900多米的尖山大坂，这是必经之路，那里不但高山缺氧，而且气候变化就像猴子的脸，随时都可能改变。加上红柳滩到多玛的360公里，从未修过路，有的路都非常难走，八九个小时才能跑上二百多公里。第六天才到狮泉河－－－阿里地区所在地。

祖国的藏北高原，阿里地区坐落于西藏地区西北部，是西藏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地区，俗称“高原的高原，雪域的雪域，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在4700米左右，号称“地球第三级和天上阿里”。边境长达1500多公里，祖国相邻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地理面积有55平方公里，占西藏土地面积的1/4，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8，相当于十个台湾省和一个日本国的面积。全区共辖7个县，30个区，132个乡，当时只有5万多人口。

阿里是藏民族文明根基“象雄”文化的发祥地，驰名中外的古格遗址，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让世人向往。有四条大河：地区所在地的狮泉河；普兰县所在地的孔雀河；札达县所在地的象泉河；喝尔县所在地的马泉河。它均发源于圣山（冈底斯山主峰仁波齐），四座大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神山。三湖：圣湖（玛旁雍措）、鬼湖、班公湖。俗为喜马拉雅山的雪莲，冈底斯山的红柳，喀喇昆仑山的藏羚羊。有雄伟壮丽、闻名世界的神山、圣湖。它的最大缺点是，高山缺氧，气候恶劣，是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的这么一个“生命禁区”。

地区所在占地是一个东西宽200米，南北长500米的狭长地带，既没有整齐的街道，又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些极不规格的平房，也没有耀眼的单位牌子和显目的办公场所。地委和行署也只是一座“工”字型平房，书记和专员住宿和办公就是一个里外套间，办公设施简陋，门口没有岗哨，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指挥机关，管辖七个县，领导着五万多农牧民。军分区是二排八栋平房，左边四排是司令部办公及住宿，右边四排是政治部和后勤部，属南疆军区管辖，守防着中、印、尼1500多公里的边防线。管辖7个县人武部，一个团级留守处和情报站，一个步兵营和营级通信站，八个边防站，三个县中队。是一个集军事指挥、政治教育、边防执勤、边境巡逻、社会治安、维护稳定、执行剿匪等任务的综合性军事指挥机构。

第三章　军营十八年（中）

1972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一周年，是伟大而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张其华到阿里军分区机要科报到。没有一个熟悉地面孔，加之简陋的办公室及用具，破旧的宿舍，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就在我们的思想上烙下了很深的影响。第二天就参加工作，主要是翻译密码电报，完成无线电联络，是一种空中指挥手段。机要工作地要求特别严，译电办公室和密码室24小时有人值班，并配手枪，要求“人不离密，密不离人”，除机要人员外，其他任何人员不准进入，显得很神秘。有一次新调去的管理科长处于好奇，爬在译电办公室的窗户往里看时，被人发现后汇报了分区，分区领导严厉批评了该科长。“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分区就成了佳话，机要工作就更神秘了。正是严密的管理体系和谨慎的工作作风，党的机要工作才不断壮大。

1973年3月28日，是我永远怀念的日子，这天阿里军分区司令部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由机要科参谋刘卫中、王子权二同志介绍我加入党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

1973年5月，冬天封冻的山路陆续开通，分区从独立连抽调了一个排，由副连长带队前往西烂塔执行守防任务。西兰塔环境恶劣，生活艰难，是个季节性哨所，道路开通时设上，大雪封山前撤回，边防形势不紧张时，连续二、三年都不设防。部队驻守自然就要配上电台、机要及工作人员，否则前方驻守部队和分区无法联系，就成一个孤军。科里接到通知后就派我和常志勇同志担任此任务，我俩做好一切准备后，带上行李就同独立连前往西兰塔去的战士乘坐拉物资和弹药的车，天黑前住在噶尔县门士区。当地的海拔在5000米左右，晚饭就在区食堂吃，那天不知是火候不旺，还是高压锅漏气，他们蒸出的馒头粘牙吃不成，为了民族关系，饿着肚子还不敢说，只好吃点罐头坚持。它是季节性哨所，前二年没有守防，路是边走边修，只要当时能跑车就行，所以我们就一边修路，一边前进，第二天下午才到该站。到后通信人员立即架起电台，我们把文字翻译成数字，向分区汇报了部队行程及住宿情况。房子是用泥巴盖的几间土屋，门框及门扇早被放牧的人拆了，我们就用破麻袋钉住挡风，就这几间泥巴屋住的是连部、机要、电台、医生，战士们都住在临时撘的帐篷里，高原紫外线强，天气喜怒无常说变就变，红红的太阳，突然一片乌云过来就下起了冰暴和大雨，雨刚停太阳又红红的照在大地上。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和燃料，我们都整天穿着棉衣，白天还好过些，晚上冻的受不了，白天和战士们一同出去捡牛粪，晚上放在屋里和帐篷里点着取暖。排里还组织战士捡柴草烧火做饭。没有任何蔬菜就是罐头，没有娱乐场地及设施，看到的就是高山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滩及成群结队的野马、藏羚羊奔驰在戈壁草原上。

西兰塔守防的主要任务是，守住通往印度的一个山口，控制大量人员进出，确保边境安宁。阿里边境线的特点是以山，以河为界。

10月份的一天，收到分区一份电报，大概意思是分区派了一辆大车给该队送去生活物资及用品，望派员接应。战士们知道后非常高兴，就在戈壁滩上等啊、盼啊。车到后，收到了各种信件，吃上了新鲜蔬菜，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又收到一份电报，分区在叶城留守处举办一起大型教导队，让我随车回分区机要科参加此次教导队训练，我非常高兴，不但可以回条件较好的分区，还可以下山到新疆叶城参加训练，进一步深造个人的业务技术能力，提高实际工作水平，为以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第二天早晨把行李一捆就坐在大车上面，走了两天才到分区。

叶城县是喀什地区最西北的一个县，它邻近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和田地区的皮山县，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农业县。县城内驻守着新疆军区后勤部32分部，中国人民解放军152野战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运输29团和阿里军分区叶城留守处。它们的任务主要是保障阿防区、空防区的物资供应，弹药补充，物资运输，医疗卫生等。

1973年11月1日，阿里军分区叶城留守处教导队开学典礼，是分区成立后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教导队；党委特别重视，让副司令员任队长，教导队队长任副队长，三个区队150多人，机要为三区队，两个班18个人，副科长陈炳文同志负责。训练的内容主要还是密码翻译，穿插些军事训练等，要求所有科目都要进行考核，评定总成绩。所以，不管那个科目练习我们都是很认真的，都想取得好的总成绩。有一天早操后，队长组织我们区队人员跳木马，十几个人排成一纵队，一个跟一个跳，他就站在木马前监督，跳过去的休息，跳不过去的反复跑步跳，第一轮我没有跳过去，第二轮跳时感觉后面的人就追上了，一紧张就跳过去了。有些同志跳不过去，反复跑啊跳啊，累得满头大汗，跳过为止。这种训练对于提高大家的军事素质，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4年4月初，阿里道路己开通，部分车辆已运行，教导队训练已结束，要求所属人员一律上山到所在单位报到。车辆由留守处统一安排，两辆大车拉行李，两辆旧轿车坐人，按日程安排行驶。有一天早晨5点多从红柳滩兵站出发，因山路崎岖，坡度大，很多地方轿车上不去，车上的人就下来推，待车上了坡人在坐上去，就这样反复了五、六次，大概到11点多时，我们发现同车坐的战友杨延岗同志不说话，脸已肿的很大，口罩绳都勒在肉内。立即报告了带队领导，他随即让4辆车都停下说：“这是高山缺氧引起的肺水肿，得尽快送多玛兵站吸氧治疗”。他立即让拉行李的一个车拉上杨能跑多快跑多快，不能耽误时间送多玛兵站治疗。并要求车上其他人员不准睡觉，要有精神保持正常呼吸，有不良感觉要及时报告。这段路上已经死了好几个人，叫做无人区，生死路。晚上9点多我们到后去看杨，他吸着氧气神智昏迷不清。那时多玛已经有了电话，就将杨的病情报告了分区，卫生队连夜来车接走。待我们到分区看他时，还住在卫生队，人基本清醒，没有生命危险。

1974年6月，科里同意我探亲，我非常高兴，想到很快就要与离别三年多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团聚，重返养育我多年的故乡。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抑制阿。经过准备我把多余的被子和衣服装了一个麻带，日用品和其它东西装了一个大提包，与通信站刘智（武威人）等几人一起坐29团拉运物资的车到大河沿火车站，当时就买上回家的车票，没有座位我们几个就把麻带放在车厢过道坐着，回家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那时公交车不多，早晨6点多在河西堡下火车后，等了半天坐了一个去永昌的车，还没有赶上到朱王堡的公交车，只好住在永昌县委招待所。吃晚饭时各买了个馍和菜，几年了没有吃过豆面馒头，尝尝新鲜也说明吃上了家乡的饭菜。在阿里临出发时我电报告诉了家里，到家时母亲就坐在大门口等着，可见母盼儿的心情。在家时正是农业社收小麦的季节，母亲不但每天参加生产队地劳动，而且还想方设法让我吃好。她性格温柔善良，常以慈悲为怀，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我们儿女的靠山与幸福。9月中旬返队时，父亲送我到武威车站，乌鲁木齐是我第一次去，下车后在别人的引导下住进了新疆军区第二招待所，该所还住着探亲归队的刘卫中、王子权等几个同志，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样一路上就有伴了。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一同乘车回到了阿里。

1974年10月，分区接到总参谋部电报，“据西藏军区报告，近期有一大股**分裂分子暴动，将去尼泊尔和印度方向。命令你部立即派员守住通往尼泊尔、印度的几个山口，然后由西藏军区扎东骑兵五团从藏南向藏北方向剿匪。”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分区接到命令就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在普兰边防站设指挥部，由分区陈副政委任总指挥，指挥协调守防分队完成任务。从独立连抽调了一个分队前往尼泊尔方向的山口守防，并配机要电台，科里派参谋兰志刚同志、译电员李永蛟同志配属该分队执行此任务，其它任务由普兰边防站和霍尔中队担任。10月中旬我探亲归队没几天，科里就派我给兰志刚他们配备密码文件，到普兰后，指挥部给我派了一名战士和一个老乡，骑着当地雇的马（我第一次骑马），在一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岸，一边是高山，一条崎岖的小路上，有些地方骑马过不去，只好人牵着马过去后在骑上，人在马背上，心里非常害怕，如果马失蹄连人带马就没命了。这个分队就守在普兰县斜尔瓦村，村边上就是一条大河，河上当地村民自搭着一个木桥，过桥就是尼泊尔国土，一条通往尼泊尔的山路。我们当兵的人是不能过这座桥的，过桥被发现就是侵占别国国土，就要引起外交纠纷。该村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垒的，执行任务的人员除潜伏的外，其它都住在村里，机要人员住的是一间二层小房，我到后，没有被褥三个人就穿着大衣睡下，已是十分拥挤了，就这样坚持了三四天。分区指示，设伏分队佛晓撤回普兰县科伽村待命。在零晨三点多钟，收到一份2000多字的特急电报，我和兰志刚同志立即翻译，内容主要是通报剿匪情况。我方在普兰通往印度的一个山口抓住一名**暴乱头目，缴获一支步枪，22匹骡子8匹马。据这人说，他们的头目及十多个人，在我方还没到山口前二小时就过去了，他是因为赶着这些骡马掉队后才被抓住的。其余土匪得知他们的头头已去印度，我方山口又守的严，就自行解散了。所以分队人员徒步撤到科伽就是待命，等待上级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11月中旬，边防形势稳定，就将所属剿匪分队撤回，几辆车陈副政委亲自安排驾驶室座位，我们考虑一人带密码文件坐驾驶室，陈副政委就是不同意，还说“我们特殊”，我当时就说“我们不特殊，是党的密码特殊”。后来我们还是坐在大卡车上面回分区的，第二天科长问我们，陈副政委说为坐车你们说他了，我说“他说我们特殊，我就说我们不特殊是党的密码特殊”。然后科长笑了一下说“分区最近讨论你的提拔问题，他是常委不知有没影响”，我就乘机给科长说，“我也是为党的密码着想的”。所以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小心，不能让分区领导再抓住辫子。

11月底分区政治部发了一份提干文件，其中就有我，被定为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见习参谋（正排23级）。

1974年12月29日，科里派我到日土县中队机要组工作，因为刚提干，加之日土县气候好，海拔在3000多米，我打起行李随车到日土兵站，兵站距县还有9公里，没车来接我只好在兵站住了两天，31日县中队派了一名战士骑马把我接去。第二天就是1975年元旦，县上条件和环境都很差，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没有一点节日气氛，人们好像习惯了似得。晚饭中队会餐，既没有餐厅，又没有餐桌，各班就把做好的饭菜端到班里吃，我们机要组的就和炊事班一起吃，他们对我们机要人员既尊重又客气。其中一个菜是整炖雪鸡，他们就让我们多吃些。尔后炊事班长把我叫出来说：“锅里有雪鸡汤，杨参谋你喝不喝”，我说“喝”，他就领我到伙房给我打了一碗，剩的就不多了，这就是在一个县城过的元旦。

【文】日土县是新藏公路的必经之地，那时阿里地区行署还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辖，地方和部队的物资供应都从这条路上运输，地里位置很重要，所以新疆军区在兵站旁边设了一个团级情报站，属阿里军分区管理。我们的工作就是完成武装部、情报站和县中队的密码通报。当时武装部和情报站都没有车，译出情报站的报我们只能汇报中队后，他们派一名战士和两匹马，我们去一人骑马往情报站送电报，路经一片广阔的草原，有时就在草原上比赛，感到很威风，心情也十分地暇意。

【人】1975年春节，中队没什么蔬菜和食品过年，就派全队射击第一的战士徐忠同志和另一名战士骑马上山打雪鸡，过年时会餐。据他们讲，天不明时他们就到有雪鸡的山上，待太阳出时雪鸡就出来找食吃，如第一枪打不准它们也飞的不远，很容易发现目标接着继续打，下午回队他们打了8只雪鸡。

【书】1975年3月，电台台长马西林同志因坐骨神经严重，中队卫生员给他扎针治疗，由于干针长期没用，加之条件差消毒不严，感染成急性败血病，发现时已经晚了，经抢救无效死在县中队。中队只有一名副队长，和我是同年兵，在没有其他干部的情况下，我们都很胆怯，向遗体告别时，我们三个干部都不敢进去，这时战士们都看着我们，不能给战士们留下不良影响，我们三人相互点了一下头，副队长在前，我在中，杨再如在后带领中队战士向马西林同志的遗体告别。在抢救他的时候，没有血液，只好给他输了许多人造血浆，造成人死后变型。

【屋】日土县四周环山，中间是一片农民耕地和草原，大河小渠到处都有，长年流水，气候优美，五六月份一片绿色和各式各样的花草，引人注目，杨再如回科后，我除工作、学习外，和新任台长、报务员到大河里炸鱼，小河里抓鱼。有一次一炮就炸了一架子车，中队吃不完就带到科里。草原上有些水渠只有二三十公分宽，三四十公分深，有时我们就爬在草地上，用手在水渠里抓小鱼，一次就可抓三四条。班公湖是从日土流向印度的，湖泊的一半是在我国境内，一半是在印度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