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言说之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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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从十六岁起，就准备干一个人，到了二十六岁，我还是没干他。
　　
　　我和他没有深仇大恨。没有。就像天和地、夏和冬、火与冰，没有深仇大恨。在别人眼中，我们是朋友，形影不离，借用十年之前，在街头偶遇的一位小学同学的话讲，我们感情好得就像同性恋。就算后来班级不同、学校不同、城市不同、国度不同，我和他的关系，好得就像同性恋的感情，也奇迹般地，一直没结束。正因如此，我们难以割裂的羁绊，扭曲了彼此原本正常的世界。
　　
　　这世界是怎样扭曲的，暂且不提。首先，我要说明我自己，这个过程难免枯燥，我并不清楚该如何讲好有关自己的事情，我从不吐露心声，从不写日记，甚至在周记、考试作文，你也看不见任何关于我和我家庭的蛛丝马迹。
　　
　　我的父亲是个醉心权力的暴君，在我的家庭里，任何成员没有秘密，极具控制欲的父亲对秘密有种天生的敌意，因此，他让整个家庭成为了秘密。随便翻开一本署名为白栩文的周记本，记住了，白栩文，我的名字，你会发现，《我的父亲》，是在分析父亲一词从何而来，从历史角度讲，从人类学讲，从生理角度讲，上升高度讲，直到字数充盈格子占满为止。而《我的母亲》，是黄河，是长江，是地球上一切可再生不可再生资源，是对母系社会的分析……我是个严格保守秘密的人，为此弄哭过找我谈话的语文老师，我让她感到她在和死尸讲话，但她依然爱我，就像所有为我发愁为我骄傲企图接近我的老师一样。
　　
　　回忆至此，我很介意之前的“首先”太长了，会让我忘了什么时候该说“其次”，一篇没有“首先”、“其次”、“再次”、“最后”等递进用语的文章，是我没办法想象的。如果就此认为，我是个注重过程、逻辑严密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和我表现在数学上的习惯恰好相反。如果数学老师让我到领班台解答一道题目，我会用粉笔直接写出答案，继而沉默下台。因此全班同学能在黑板上看到的是，题目，等号，答案，孤零零反光的大块黑板。我的数学老师为此忧心忡忡，担心我在考试和比赛时也这么干，她花了相当令人钦佩的精力和耐心，给我做思想教育，让我当学习委员，甚至让我周末去睡她家的沙发，陪她做菜洗碗，陪她研究数学课题、陪她辅导补课的学生、陪她批改作业，她力图用耐心感化我，结果适得其反，一位年轻漂亮的单身教师，我不想诋毁她，她的初衷是崇高的，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思想变得不那么崇高时，就心事重重地叮嘱我别再去她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会给身边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我在数学题上的怪癖，只是为博他一笑。他的名字叫做席飒然。他和我，席飒然和白栩文，犹如天和地、夏和冬、火与冰。
　　
　　当我面对一道需要两块黑板来书写解题过程的数学题，沉默迅速地写出最终答案时，只有席飒然知道为什么。因为曾经有位小学老师这么说，席飒然，你就站到白栩文写出这道题的答案为止。那是道什么样的题目，我已经忘记了，和奥数有点关系。那时我还不具备心算的能力，我和席飒然一样蔑视课堂纪律，一样迟到早退，一样不交作业，我和他原本是同一种人，为了保护他，才变成另一种。那是我第一次发觉自己无能，我拿着粉笔，面对一道业已在记忆里模糊融化的题目，席飒然就站在我的身后，承受本该两个人承受的体罚。我记不得题目，却还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清晨，明净的窗外北风呼啸，枯枝摇曳着，一下一下接近震颤的窗玻璃，鞭笞我锈钝的神经。席飒然脸色苍白，坐在我的身旁，握着铅笔的手微微发抖。我问他怎么了。这个小动作没逃过老师的眼睛，同时也改变了我和席飒然的命运，将我和他紧紧拴在一起。我感谢那位老师，也憎恨那位老师，通过罚站，惩罚开小差的席飒然，通过惩罚席飒然，来惩罚站在讲台上背对全班的我。我解答不出那道题目，不是解答不出，是太慢了，当我写出最后一个数字时，我听见了来自背后的惊呼，从几十个人嘴里不约而同发出的惊诧呼声，犹如潮鸣将我包裹。我回过头，没看见席飒然。脸色苍白却保持笑容的席飒然，摇摇欲坠注视我的席飒然，终于支撑不住倒下去了。
　　
　　写到这里，我打字的双手，有半分钟无法再继续。光标徒劳地闪烁着，就像我心情的旋律。我已经二十六岁，勘破了人生大半部分秘密，即便是有人死在我的面前，我也见惯不惊。我的情绪原本很少波动，现在更加像个死者，这是职业需要，也是我的宿命。但我仍旧对那件事有所反应，就像刚死去不久的人心脏遭到电击。一个在家里忍受虐待出门却总是笑意盎然的少年，名为席飒然，他用挨过毒打的双腿跪了整宿，到学校还要忍受一位小学老师的体罚，因此，他晕倒了。罪魁祸首是同桌白栩文。
　　
　　我姓白，内心却凝满隐秘的污水。你能在学校榜单上看见这个名字，从广播和老师口中听见这个名字，从复制的考卷上找到这个名字，你甚至可以想象，这是个头发稀少、额骨凸出、戴着深度眼镜、笑起来神经质的优等生。另一个学校的尖子生曾表达过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那时考卷纷至沓来，他隔着桌与桌之间宽阔的过道，对我说，原来你是白栩文。他的名字叫做陆明锐，他的老师告诉他，学生和学生之间存在残酷的竞争，就像万人过独木桥，这并不拘泥于同一个学校，他的敌人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他想过只能一人通行的独木桥，就一定要明确唯一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而是另一所国重中学的白栩文。
　　
　　陆明锐很骄傲。他学习不是为了父母，不是为了未来，只是为了超过其他人，这是他快乐的源泉，当他发现集中这个省所有优等生的城市不再有可以超过的对手，前路空无一人时，他就不想学习了。这个时候，他的老师告诉他，还有一个人，叫做白栩文。白栩文不喜欢参加比赛，不喜欢参加联谊活动，不喜欢参加一般考试，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但他的老师知道，其他学校的老师也知道，他的老师告诉他，如果白栩文愿意转校，他们学校愿意拿陆明锐换。其实他的老师并不知道，白栩文的成绩到底如何，只是偶然在饭局上听大学师兄讲过这个学生，酒过三巡的师兄这么说，我们一年级有个学生，叫白栩文，从入校起到学期结束，只上了三十节课。我找来他的班主任，告诉他这个学生严重违反纪律，应该受到处罚，但他的所有老师都来求情，说这是因材施教，让我等到期末考试之后再做决定。结果他考了第二名。你瞧瞧，一个长期缺课的学生，考了第二名，不是班级第二名，是全年级第二名。我找到他的数学试卷，想看看是否作假，你猜怎么着，后几页的大题，全没写过程，只得了一两分。他只做错了一道题目，那是因为标准答案印错了，他的答案才是正确的。因此他是第二名，不是第一。我这才明白，上学对他而言没什么意思，就由着他去吧。
　　
　　陆明锐的老师，吹捧道听途说的白栩文，威胁陆明锐，要用白栩文换掉他，旨在激励他。他却信以为真。他在心底塑造了一个名为白栩文的假想敌——头发稀疏少年白头、额骨凸出、戴着深度眼镜、笑起来神经质，像个文质彬彬的小老头。他一直在等待和白小老头交手的机会，直到他的学校决定和白栩文的学校共同举办考试。
　　
　　那是一次期中测验，两个学校的学生汇聚一处，盛况空前，按成绩排序分ABC等班，以杜绝作弊的可能。A班只有十个座位，贴着陆明锐和白栩文名字的课桌并列一排。
　　
　　陆明锐早早就座，耐心地等待着素未谋面的敌人。英语考试开始了。监考老师分发试卷，陆明锐不安地瞥着空荡荡的邻桌，他等的白栩文还未到场。他想，白栩文可能是路上塞车，正心急如焚地赶来，要迟到几分钟。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住校生白栩文躺在被窝里，为怎么给席飒然写信殚精竭虑。
　　
　　听力选择题开始了，考场静得只有机械的男女声，以在陆明锐听来极缓慢的速度，麻木地念可笑的听力材料。白栩文的座位依旧空着，空白的试卷寂寞地摆在课桌上，似乎正等着白栩文来填满。陆明锐没有动笔，如果白栩文放弃英语考试，那么他也会交白卷。他需要的是公平的较量，淋漓尽致地分出高下，而不是轻而易举的胜利。
　　
　　广播里的磁带停止转动，听力材料播放完毕。全场传来窸窸窣窣的翻动考卷的声音。陆明锐没有翻动考卷，他的答题卡和考卷平铺着，完好如初，如同邻桌无人问津的那几张。他的心情很好，有一点愤怒，有一点委屈，仿佛被人遗弃，但更多的是无以复加的期待，他等的越久，筹码就垒的越高，竞赛就越刺激。
　　
　　考生们刷刷地涂抹着答题卡，陆明锐却望着敞开的门外。监考老师已经离开了。这是个没有必要监考的地方，每个学生都有自信自己的答案才是正确的，只要他们接过试卷，在答完题之前要他们抬头难于登天。所以，有人端着豆浆杯晃进考场时，其他学生都没有看见，陆明锐却目不转睛地盯着。
　　
　　这个人就是我，我就是白栩文。陆明锐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没有戴眼镜，也没有凸出的额骨和少年白头，更没有神经质的笑容。我拉开椅子，坐在他的身旁，从衣兜里掏出一袋小笼包，就着豆浆填满我的肠胃。不是填满答题卡，而是填满肠胃。陆明锐后来反复强调这件事，他保持着试卷的洁净，保持着比赛的公平性，期盼我动笔填满答题卡，我却看着早已作废的听力材料呆板地吃东西，像一个没有纪律毫无灵感的低能儿。更让他失望的是，我没有带铅笔。这意味着我根本没想过涂抹那些空白的圆圈。
　　
　　考场迟到，忘记带笔，吃着早饭，我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陆明锐。他的猜测并不正确，我是打算填写答题卡，但这天清晨，我精神恍惚。我收到了席飒然的来信，信中写道，你不打招呼就转校逃跑，我给你写了几十封信，你一封也没回，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我，音信全无，我们绝交吧。我看完之后，思虑了很久，该如何回信，最终信纸空白一片。
　　
　　我是个不吐露心声、不写日记的人，甚至在周记和考试作文中，你也找不到任何有关我和我家庭的蛛丝马迹。我严格地保守着内心污浊死寂的秘密，为此，倘若有必要，我会和一切接近我的人切断连系。
　　
　　我思考着这件必须保密的事情，在充耳不闻的听力广播声中，寻找到了我的考场。考场都一个样子，桌子稀稀拉拉，坐着埋头奋斗的考生。对我而言，在写着白栩文这个名字的课桌前坐下，考试就算大功告成了。但这一次不同，我忘记了带笔。这意味着我必须找人借笔，我看向四周，才发现这些考生很陌生，没有同班学生，没有同年级时常同考场的学生，我不明白他们从哪来，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理所当然地奋笔疾书。
　　
　　“白栩文，原来你是白栩文。”邻桌的考生突然打断我的茫然。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意思好像是借给我用。我看向他的课桌，除了一支签字笔，再没别的。这意味着他借给我之后，他答题会延误。“没关系，你用完我再用。”他似乎能看明白我的想法。
　　
　　有这样一种学生，把成绩看的比生命重要，如果一次成绩下滑了几十名，就会抬不起头寻死觅活。在这所学校后面的河里，曾打捞出这样一位学生。我不知道借我铅笔的这位考生心理素质如何，但是我想，他把铅笔借给我，是推己及人地认为这东西对我很重要。想完，我把铅笔还给了他。
　　
　　“没事，你先用，我先写作文。”他指着已经用签字笔写好的英语作文说。
　　
　　我说：“用完了。”
　　
　　他怀疑地探头看我的答题卡。我往后一靠。铅笔是他借给我的，答案给他借鉴也无妨。
　　
　　“那你用签字笔吧。”他只看了一眼，匆匆接过铅笔，涂写自己的答题卡，从空白的听力部分开始，这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听力材料上没有任何记号，但他毫不犹豫地，把空白的圆圈填补成一个个实心圆，分布规律和我的答题卡完全一致。
　　
　　我写好填空题，语法题和作文，抬起头，发现他正一眨不眨看着我。
　　
　　“到三十分钟了，你要交卷吗？”他问。
　　
　　这好像是一个邀请。他拿着两份试卷和答题卡，一边比对，一边走上讲台放好。接着各科考试，他如法炮制，总在第三十分钟时问我是否交卷，甚至语文考试也不例外。这一科的作文对我而言是个难题，我写了多久，他就等了多久。
　　
　　除了语文，每场考试的第三十分钟，坐在原位反复检查的考生，都用看疯子和傻子的目光，目送他和我出门。我的老师曾殷切叮嘱我，检查，一定要仔细检查，有时候你明明知道选B，但是你可能会写成C。尽管我认为把B写成C是离谱的事情，但我还是同意老师的思路，人不是机器，总有出错的时候，做学问需要的不是快，而是严谨的态度，只有虚荣的傻子才提前交卷，提前交卷不如不进考场。
　　
　　他把我变成了这样一个傻子。我们沉默地走过横穿校园的林荫路，驻足于空旷宽阔的操场。风吹乱他的刘海，他告诉我，他叫陆明锐。他说，你不用亲自告诉我你的名字，你说的不算，除非你的名字排在我前面，这样你对我来说才有留名的意义。
　　




☆、第二章

　　我就这样，在陆明锐心目中有了意义。成绩公布的那一天，陆明锐来到我的学校，笑意盎然地对我说：“原来你是白栩文。”他笑起来有点像席飒然，具备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激情，仿佛在肆意燃烧自己的生命和灵性。
　　
　　“我来是想问，你的寝室还有没空床。”陆明锐以转校为诱饵，向我所在的学校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和白栩文同班同桌，第二，和白栩文同房共寝。我的班主任老师喜庆地把陆明锐扔给我，拍了拍我的肩，说，好好干，这样一来你们毕业之后，我和我老婆能在香港旅游一个月。
　　
　　陆明锐成了我的室友，全校都知道，我和他在为班主任全家能去香港而努力奋斗。最初我们住的是八人寝室，四架双层床，我们睡上下铺，但是从第一天起，他的被子就没铺平过。他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天才，就算我白天装作漫不经心，晚上也必定躲在被窝里开夜车。这就是他钻我被窝的理由。
　　
　　我不得不承认，他睡在我床上的样子，有点像席飒然。
　　
　　我睡觉，他睡觉。我旷课，他旷课。我看书，他看书。我打饭，他打饭。我在卫生间停留的时间超过二十分钟，他就会敲门问我是否安好，洗澡愉不愉快，排泄顺不顺利。
　　
　　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半夜下床，尽可能轻地摸到走廊尽头，坐在台阶上掰开打火机，借着微弱的火光，我看见穿着体恤和内裤的陆明锐揉着眼睛向我走来。我的视线停落在那光着的双腿内侧：“你就不能让我安静地抽根烟吗？”
　　
　　“我也要抽，”他坐在我身畔，哈欠连天说，“你教我。”
　　
　　我脱下外套替给他：“陆明锐。”我想告诉他，他这样监视我于事无补，每个人学习的方式不同，适合我的方法未必适合他。再这样下去，我会带坏他。
　　
　　“能不能换个亲密的称呼？”他困意盎然靠着我的肩问。
　　
　　他披着我的外套，靠在我肩头的样子，有点像席飒然。也许他并不像席飒然，但我很想念席飒然。自从收到绝交信之后，我有两个月没收到席飒然的来信了。
　　
　　“你不但抽烟，”他好像发现了大秘密，笑着说，“而且还有女朋友。”
　　
　　“没有。”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就像从窗缝挤进来的夜风，在台阶上低低徘徊。
　　
　　“别这么警惕……别把我想的太坏，我不会告诉老师。”
　　
　　我不知道他是指抽烟，还是指女朋友。这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他在招人烦，在多管闲事，已经背离了他来学习、来追求更好的学习环境的初衷，我说：“没有。”
　　
　　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你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你怎么知道，”我打住了话头。他在靠近我内心凝沉的污水，我最深重的罪孽。
　　
　　那晚的交谈不欢而散。我把他赶回了他自己的被窝，就像驱逐一个不速之客。第二天夜里他继续锲而不舍爬我的上铺。我说：“你这样，让同学们看了，像什么样子。”
　　
　　我的意图是，煽动室友嘲笑他，制止他。室友却说：“室长，你就当我们不存在。”
　　
　　当着不存在的室友，陆明锐再一次成功登陆我的床。我翻过身，就当陆明锐不存在。然而我的后背告诉我，他就那里，小心翼翼地蜷着，争取一点被褥，和一点领地。
　　
　　陆明锐是个健谈的人，室友们都喜欢他，抬举他。他的到来，使我们原本死气沉沉的寝室，增加了卧谈会这个熄灯后的娱乐项目。他讲毛蒋，讲牛顿的上帝，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甚至讲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幸福地窝在我的被窝里口若悬河，乐趣横生。我却在想席飒然，我在想象席飒然依旧和我同城、同校、同寝室，想象他在我的被窝里，抱着我说，小白……陆明锐为我创造了想象，同时也打扰了我的想象。他在讲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有句话说的好，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务必保持沉默。
　　
　　次日醒来，陆明锐不见了。就和在这个时间消失的其他室友一样。这是上课时间，他总算不再缠着我，回归正途。我从床垫下翻出席飒然的信，铺平一张空白的信纸，开始我的大业，我要瞪着这张信纸，直到它写满字，或者脑溢血。最终，我没有脑溢血，它也没有写满字，一个字也没有。我仰头看着席飒然的字迹，右手不由自主伸进被窝……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厌恶这个念头，最终什么也没做。能把我从这种自我厌恶和苦恼中拯救出来的，唯有繁复的习题。我的枕边有一摞这样的考卷、练习册，上面同样没有我写的字，但我已经看完了，不会比看一本小说更久，它们按照一定规律组合在一起，制造障碍，悄悄地隐藏谜底，或者亮出底牌，让人去反推、去证明、去排错，它们简单是因为它们是有答案的。有些事情，却没有答案。
　　
　　午休时间，陆明锐打来了饭菜。他用的是我的饭盒，我不能倒掉这盒饭再重新去打。我和他没有深仇大恨，没有，就像天和地，夏和冬，火与冰。我希望我们界限分明。我一边吃饭，一边看室友的课堂笔记，这是我的习惯，一定要一心两用、一心三用，不然我什么也干不了。如果我去上语文课，我必须写理科题，不然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如果是数学课，我就会背单词，不然我根本不明白老师不耐其烦在强调什么。最好是不上课，节奏由我控制，我就能专心致志。对此，老师和同学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我脑子不那么正常，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看完了半学期的化学笔记，陆明锐也洗完了饭盒和衣物。我辨认出阳台上挂的东西应该是我的，袜子、内裤、外套，应有尽有。那天阳光很好，他站在阳台上回过头看我，神情有一点委屈。我放下笔记本看他，他不像席飒然。席飒然从不洗我的东西。席飒然很笨，无论是饭盒，还是衣裤，都洗不干净。我一遍又一遍教他怎么洗，他总是在旁边笑嘻嘻看着。他连鞋带都系不稳，我说你鞋带散了，他会搭着我的肩，自然而然抬脚，维持姿势等我搞定。
　　
　　不像席飒然的陆明锐认真地说：“白栩文，我们做朋友吧。”
　　
　　陆明锐身上有股暖融融的洗衣粉的味道。席飒然是这个味道吗？我发现我忘记了，席飒然喜欢打篮球，打完篮球我们会躺在草坪上发呆，看云卷云舒，任热汗流进泥土里。小时候席飒然和我一样高，后来他只到我的肩膀，他总是忧心忡忡地叮嘱我，小白，我追不上你了，你不要再长高了。我说打篮球会长高。他就这样迷上了篮球，有时候穿着我的球服，像个心灰意懒或者朝气蓬勃的街舞少年。
　　
　　陆明锐摇晃着我的肩。
　　
　　我知道陆明锐说了什么。我的听力普通，但是擅长压码，可以听完整段听力材料再去看选择题，可以听小语种教授滔滔不绝数千字讲义，再笼统地记下中心思想。因此到了大学时，同学只要带上数码相机，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揣手听教授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