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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大盗-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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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成为官员，率领原部，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率军讨伐其他昔日结拜契兄弟海盗力量，包括李魁奇、钟斌，官至总兵。不久便返回福建泉州南安老家，成为当地首富，也是少数迎娶了日本人却仍能正式返回中国内地的海盗。
1633年芝龙于福建沿海金门海战击溃荷属东印度公司舰队，从此控制海路、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郑芝龙也因此迅速富可倾国。俨然称为闽南的领主与海上霸主，并对缴保护费给芝龙的商船（一艘大船需缴三千两银钱），给予郑家的令旗；如不缴费而想经过芝龙海域的，恐怕难逃被劫的命运。芝龙如此强横，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营运不宁，荷兰人数度联合其他势力合取芝龙，但芝龙仍持续扩张其势力，并将荷兰人次次打败。
不久，郑芝龙应明朝廷要求，继续率军讨伐其他昔日结拜契兄弟海盗仅存最大股力量刘香，于虎门大获全胜，名震福建官至都督。不久福建省内发生旱灾，郑芝龙提议载饥民移民台湾，并给予移民十分优惠的资助条件，有人认为其为开创了大规模移民台湾之先河。
如果姬庆不出现，那么不久之后，南明弘光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
无论是左良玉，还是郑芝龙，都是姬庆收服的对象。左良玉，不值得一提。郑芝龙，可谓大材，不过，姬庆是不可能允许这股处于半独立的势力继续存在，他们必须接受大明朝廷的整编，改造为未来的大明朝海军。其控制的海上贸易，也要交给朝廷，设立海关，征收赋税。
当然，姬庆知道就算郑芝龙会同意，他的势力中的既得利益者，也不会同意的。利益之下，人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
二是农民军集团。
现在除了京城外已经整顿完毕的李自成的大军外，剩下的就是以张献忠为代表的最大农民武装了。
崇祯十六年据武昌，称大西王。不久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
之后的历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皇位。
张献忠在四川确有许多难解之谜，最大的谜可能要算所谓的“张献忠剿四川”了。
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明末清初，确实出现过人口大量骤减的事实。难怪当时的民谚这样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难道真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吗？
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而姬庆后来对于张献忠部的探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儿，至少，张献忠不是个嗜杀之人。否则，人都杀了，谁还跟着他当兵？！人都杀了，赋税哪里来？光靠抢，就能称王称霸？
仙城降临、仙人临世，估计只有亲自看到的人才会相信吧。即使这个天大的信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但是想让国内的人们都相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手中掌握着军队、半独立性质的势力，更是不可能依此就对京城那边束手就擒。
所以，收服的同时，遇到了抵抗，也有了清剿的需求。比如对于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这样的势力集团，就必须如此。
好在，如果仙人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表现出刀枪不入或者各种匪夷所思的能力的时候，无论多么自信的人，也会有绝望之感。
于是，在姬庆派出的子体飞天部队的接触之下，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大势力，都归降了大明朝廷，各项整编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就这样，在姬庆来到大明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除去满清外所有不受控制的势力都被扫荡一空，大明对于地方的统治也重新恢复了正常，各项改革措施、新的制度也在进行当中。
大明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第三卷有明一代第一百一十八章大明新生
更新时间：2011…12…16
一个月的时间，京城反腐行动早已完毕，总共收获了超过六千万两的巨额不明财产，大批获罪的官员、皇亲、贵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随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行动，更是收获了超过十亿两白银价值的巨额不明财产。这里面白银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黄金，大部分是土地、房网、厂矿之类。超过十亿两白银的价值，可想而知，这个时代的官员、皇亲、贵族贪污腐败起来有多么的恐怖了。
当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在反腐行动之中，无数的巨商落马，这些马无夜草不肥的家伙，可谓把官商勾结的勾当做到了一个极致。
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晋商集团。
晋商的发家路不是血泪史，而是汉奸史！两万万汉人的血泪史！假如没有晋商做汉奸出卖战略物资，姬庆那个时空满清未必有能力进关，即便明亡，换个汉人朝廷，想必也不会防备汉人像防贼一样。满清几百年，科技、文化、经济跟明末比一点进步都没有。
崇祯初年，小冰河时期带来灾荒已经让东北的民生彻底崩溃了，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历史上依附后金政权的晋商提供了皇太极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
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百万人口。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晋商八大家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还因为这些功绩得到了清朝御赐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后山西富甲天下二百七十余年的传奇。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不仅如此，在满清文件中，晋商为后金提供的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的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军情塘报。
商人做到如此程度，国家都卖了，可算是到了一个极致，无耻到了极点。
当然，晋商集团卖国的活动可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为此，自然拉拢了不少文官势力、武将集团、皇亲贵族团体。这些官员贵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是他们的行为其实与卖国没什么区别了，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良心，早就没了。
对于晋商集团，处置非常的严厉。崇祯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个卖国的晋商集团，不过当时他动不了就是了。现在有了姬庆的帮助，晋商集团自然成为了崇祯的刀下鬼。抄家灭族，这都是轻的。
对此，姬庆没有过问，子体文武大臣也没有从轻发落的建议，实在是因为晋商集团太不是东西了，所作所为天地难容。
又是反腐、又是清算、又是打破大明祖制的各项新制度，反对的声音自然很多。不过，曾经孤家寡人的崇祯，曾经面临亡国的崇祯，现在有了姬庆助力的崇祯，哪里会在乎这些。大刀阔斧，宣传做到的情况下，那些还为了一己之私起来反对的所谓文臣势力，只会被推平，扫掉。
文官集团赖以成长的根基，科举制度，也被崇祯废除了。未来的国家，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人才的培养，不再是原来的私塾，而是不久后会建立的全新教育体系下的各大中小学校。
可以说，至此，崇祯彻底的战胜了文官集团，了了他多年的心愿。这从他与姬庆联系之时，说到那些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大臣所露出的笑容，就能看的出来他有多么的得意。
而现在崇祯手下的仙官、神将，则令崇祯极为的满意。虽然对于崇祯不会跪拜、施礼什么的，但是在治理国家方面、处理问题上，崇祯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帮手，可以说个个都比以前那些所谓的名臣强的多得多。
崇祯也不得不感叹，不愧是仙人啊。在他眼中，只有仙人才能做到这些。
清除了腐败，战胜了文官集团，扫平了武官集团，海内不说完全生平，但是已经变了样子，处处洋溢着生机。
大明内部不稳，其实主要还是最底层的百姓们温饱无法保证，能够吃饱了喝足了，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哪里会起来反抗、走入匪途。
姬庆从他那个时空带了不少优质粮食种子过来，之前在抗日时空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到了大明这里，同样要如此，他要让大明的农民们种上高产作物，免受饥饿。
改良的玉米、水稻、小麦，就是三大主打的作物，再配上生态农业科技，未来将会为大明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大明人民所需。至少，现有的耕地，满足十亿人的所需是没问题的。
当然，农业技术革新之前，土地必须进行再分配。这些措施都是照着抗日时空那里搬来的，虽然各大地主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满，但是在国家机器下，一切都形成不了阻碍。
至此，大明近两亿的农民们都获得了足够的土地，开始了新生活，美好的未来。
农民人口近两亿？！是不是说错了？！
没错！
姬庆那个时空的资料得到的信息，这个时期有大概两亿人口。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样存在严重的缺漏现象。学者们对165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同样做出了估测，但数值差异很大，在4000万…1亿左右。
其中，1亿这个最高数字，是何柄棣根据他对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数字平均推算的。从满清对人口统计和赋税制度加以变化后的全面人口统计看，何柄棣的估计明显偏高，而且他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间，大陆上的残酷战乱和满清的屠杀，并未停息，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应该是大大低于这个水平。
由上述情况分析，在1660年左右（满清基本控制大陆），中国人口的最高数值，不可能高于5000…8000万人。与明末公认人口相比，减少约1亿2000万到1亿5千万以上。如果考虑到新增人口，则损失总数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于灾荒的人口，但由于满清控制全国，所以因为外迁减少的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推定有几千万甚至超过1亿人口，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保守的。
姬庆来到这里，发射了卫星之后，也确定了这一数字。至少在满清入关之前，大明还有着两亿多的人口。
而姬庆那个时空满清控制全国后，人口少了那么多，战乱是一方面，满清的屠杀就是最主要的因素了。连张献忠都被挂上了屠夫的恶名，来分薄减丁的罪恶，可想而知满清到底杀了多少人。
第三卷有明一代第一百一十九章请崇祯一家吃饭
更新时间：2011…12…16
这段时间，是崇祯脸上笑容最多的日子，是他最为痛快的日子，人看起来也是年轻了很多。
不过，姬庆知道崇祯即位后这些年来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的糟糕了，为了让他能够健康的活下去，姬庆安排了一个时间，要把崇祯带到飞船城市上。
听到要去仙城，崇祯眼睛都瞪大了，呆住了，紧接着，就是无比兴奋的神情了。
仙城，这段儿时间一直在外城的上空，一个月来，已经吸引了无数人，成为了大明朝廷最为重大的神迹。如果不是姬庆安排人控制，恐怕仙城之下早就人满为患、香火缭绕了。
而进入仙城，也成为了所有人的愿望，那里，在百姓们眼中，可是堪比天庭那样的仙境。到了那里，或许就能成为仙人了。
崇祯也不例外，那么大的仙城，他从紫禁城内就能看到，他不想去看看，那绝对是假话。
姬庆邀请，崇祯自然喜出望外，尤其是关于他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不过，去之前，崇祯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带上他一家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崇祯也只有他这一家至亲之人了，他什么亲戚、岳父那些，根本指不上。既然去仙城，估计会有好处，崇祯怎会忘了他的老婆、孩子。
姬庆时空，庄烈愍皇后周氏，1644年明亡之际依思宗命自尽而死。清顺治帝，諡周后曰庄烈愍皇后，与帝同葬田贵妃寝园，名曰思陵。
贵妃袁氏，1644年明朝亡国之际，依思宗命自谥却未死，清朝入关后因其为明思宗最后的遗孀，得到清廷之哀怜与尊重，并由清廷赡养其终身。
恭淑贵妃田秀英，1643年病死。諡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葬昌平天寿山，即思陵也。
顺妃王氏，原为选侍，追封为顺妃。
也就是说，现在崇祯妃子以上的老婆只有皇后周氏和贵妃袁氏两人。崇祯所御妃嫔数人，其实算上妃子在内了。
可以说，崇祯临幸过的女人，也就几人而已。比之日后的所谓千古一帝康熙，可谓洁身自好了。
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人就是崇祯的皇后周氏了，她也为崇祯生了好几个儿女。
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母亲丁氏是周奎的继室，家境清贫，周氏年幼时就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
天启六年（1626），当时的信王朱由检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由于她出身贫寒，又在藩邸（信王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
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刚刚登极时，由于魏忠贤专权，形势十分险恶，懿安皇后（即朱由检的皇嫂）秘密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朱由检是带了家中的麦饼进宫的。进宫后，还得提防魏忠贤买通御膳房下毒暗害，饮食全由周皇后亲自操作。这件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许多野史都有记载。一个能够烧饭洗衣、纺纱织布的皇后，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是罕见的。
皇帝与皇后之间情深谊笃，“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看来是真实的写照。《崇祯宫词》有一首这样写道：湘管挥来口授余，俨然村校接天居。何当一顿童蒙膝，遂揭鸡竿下赦书。
说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太监秦某，在坤宁宫侍候皇后。有一天，皇后问他是否识字，秦某回答不识字。皇后就教他识字，少顷考问，秦某全部忘记，被罚跪阶下。皇帝见了笑着说：我请求先生宽恕他，如何？皇后佯装嗔怒说：坏了学规。秦某谢恩而起。透过这种日常生活细节，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皇帝、皇后之间那种寻常夫妻谈笑谐谑之情。
皇后周氏所生子女，皇太子朱慈烺。怀隐王朱慈烜，早殇。定哀王朱慈炯。坤仪公主（待考）。昭仁公主。长平公主朱徽娖。
关于长平公主的生母，之所以会引发是否为周皇后的疑问，因为明史将公主的年龄记为甲申年十六，因此，有些人按实龄算，便说其生于1628年，有些人按虚龄算，便说其生于1629年。
实际上，《崇祯长编》明确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庚午十月甲戌，皇第一女生，中宫出。”又于崇祯十六年的记录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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