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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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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补充的是，战后盟军起初想把法本化工彻底解散，不久后美苏对峙却让德国成为双方的砝码。五十年代，法本化工在拆分成几个子厂之后重新融合，战争中被炸毁的厂房掩盖了其下珍贵的机器，德国化工迅速崛起。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位虚构的化学工程师不久后就会回归本职，在战后重建中度过余生吧。
☆、鲜花战争
【编者注】
本篇和紧随其后的《帝国安全》是1938年3月德奥合并时作者的经历。当时加兰先生是警卫旗侦察部队的排长，他参加了这场不懂一刀一枪的“战争”的全过程。在他笔下，德奥合并在军队进驻中顺利完成，人们走上街头，欢迎这些讲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军人。
质疑者声称这是纳粹的谰言，鲜花战争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很奇怪，这些人却无偿相信着美利坚东部十三州西进运动的合理性，罔顾西部一度是印第安语和西班牙语的世界。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真正的思考者来洞悉这段历史，从而发现德意志兰的真正边界。但是对于这篇文章，仍要指出作者是和一切身在历史当中的人一样，并未写下全部的事实。
片面的真相都不足以成为后人的导引，但人们已经一再触犯这种无心的错误，远至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近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君王们所造的历史。鲜花战争是真正的民心所向，还是彻底的政治宣传？这些两极分化的问题并无助于确立公正的立场，无非能揭发双方各自规避的真相。
那么以下是一位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党人所见的事实。跟随美军到来的人看到了另一些事实，但然而成王和败寇，不过是两位最引人注目的说唱家。奥地利人拥有另外的事实。为了不使编者高于作者，我将在《帝国安全》（它与本篇在时间和逻辑上都衔系紧密）的末尾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实进行综述。愿人们在获得尽量多的真相之前，不要自行陷入“我还能相信谁”一类的虚无论中。
【原文】
1938年3月10日深夜，一声紧急集合号响彻利希特菲尔德军营。我从床上爬起来，扯出早已放在枕边的背包，汇入冲往阅兵广场的大军。这是我进入警卫旗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也是德军自挺进莱茵、萨尔回归之后，第一次在境外活动。不过那里很快也是帝国的领土了。德国与奥地利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并肩前进，战后分隔两方，现在德国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与奥地利合并。
我把瓦尔特P38式手枪在腰间别好，站在排前清点人数。二十出头的列兵身型挺拔，飘着冰沫的夜里，原野灰制服的银帽徽闪闪发光。担任仪仗和警备工作的旗队如今身负国家扩张之责，成为帝国的尖兵。
“我们将告别施普雷河，在一天内穿过萨克森的密林，越过巴伐利亚的群山，在马达声中飞速前进，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奥地利——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迪特里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旋即宣誓声响起，“我的荣誉是忠诚”。没有哪种语言比德语更适合发布军令，更适合军人的誓言。
这次的主力是国防军第二装甲师，从维尔茨堡出发。警卫旗以摩托化步兵团的配置紧随其后，从柏林长驱420英里，与之会师于德奥边境的帕绍。轻型卡车从利希特菲尔德开出，车的两面装饰着旗帜，铮亮的武器在士兵们手中握紧，让这场出征更像是凯旋。残冬的雪水把军用卡车的篷布濡湿，车声震撼了勃兰登堡的荒地，两旁是不见五指的漆黑。车灯犹如火炬般照亮前路，人们的眼睛也被车灯照亮，个个睁得铜铃般大。
我领着侦察排开动了摩托车，施令时声音有点抖，嵌着三颗星钮的领章勒着脖子，仿佛在发烫。
由于统帅部确定这次军事行动不会开枪，因此侦察连只需要夹在队伍当中前进。我坐在三轮摩托的斗车里，不时摸摸手里的望远镜、新发的地图、仅仅在射击场上用过的枪，激动的心情和其他的新兵蛋无异。
从柏林到帕绍一直是急行军，二十多小时不间歇地行进，在第一个晨曦初露进入莱比锡，第一个落日越过雷根斯堡。3月12日凌晨，我们来到边境。步兵团的很多人由于兴奋而整整一天没合眼，而全部配备摩托车的侦察连，根本没有合眼的机会。到帕绍时，整个排的人艰难地翻下车，恨不得给自己的关节上机油。
帕绍是一座安宁的小城，多瑙河在这里最后一次眷顾德意志兰，奔向奥地利。天色很黑，景色无缘得见。睡意潦草地安抚了我们，风尘仆仆的军容和疲惫的黑眼圈未及休整，我们在清晨又跨上摩托车，冒着飞雪和横风继续向前。
一进入奥地利，市民马上包围了我们。参加过一战的男人向我们敬礼，女人则拿出食物，我的斗车立刻装满了各种面包。本来是不允许收受市民的东西的，但是拒绝这样热忱的馈赠就太矫情了，我们只好拖着面包向前开去。
在维也纳，照样受到了盛大的礼遇。人们在欢庆中涌向军队，撕扯他们的扣子。我不得不让士兵们把子弹卸下来以防走火或丢失。两挺冲锋枪的保险栓不太严实，干脆就把枪托拆了。余下的几天里，高级军官与奥地利上层互相访问，普通士兵徜徉于维也纳的名胜。3月15日，警卫旗作为帝国最优秀的仪仗部队参加了大阅兵，希特勒在阅兵台上演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帝国”。这的确是一句政治口号，但谁能造出另一句口号，来驱散这油然而生的心愿？
几天欢庆下来，我几乎忘记了这本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合并过程十分顺利，警卫旗抵达维也纳后一直待命，除了阅兵就没有什么任务了。那天我们列队走过多瑙城的笔直道路，欢呼声缭绕耳边。我在柏林的外交场合或纽伦堡的党代会上已参加过几次阅兵，仪仗靴又紧又硬，但只要拔高腰杆就能让动作流畅，这个诀窍是仪仗连教给我的。
不过由于奥地利警署正在交接，侦察连收到了旨在防止潜在的破坏活动的巡察令。我所在的排被分配到利奥波德城。
这是犹太区，在多瑙河的另一面。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非德意志裔使之历来是犯罪多发地，为跨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了掩体。在德奥合并的时局下，肯定有大量的反对派和境外势力蠢蠢欲动。但这时奥地利已经是德国的一部分，国内安保工作本不该由军方出面，连长再三交代不要贸然行动，开枪更是严令禁止的。
利奥波德城拥挤的街道两边黑压压地林立着各色商铺。东欧式的混乱当中，连空气都弥漫着犹太小食店特有的味道，清戒派犹太男信徒穿着黑色长袍穿街过巷，蔚为奇观。我们分成三队逡巡在杂乱狭窄的街道上。人们对一支德国军队的到来感到好奇，满面髭须的东欧人干脆停在路上，用油腻的眼睛打量我们。
“避开他们的目光，这样他们也不会老是盯着你看。”我示意部下只去注意街头巷尾可能存在的可疑人物。
过了一会儿，“排长……他们还在看。”
“别管他们，我们的主要是来排查潜在的敌对活动的。”
士兵们没有多说，低着头走过一道道街巷。
这简直像中世纪的罪犯游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犹太人看在眼里，他们在我们身后交头接耳，快步跑开或奇怪地停下。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也有犹太人，多半从事金融或教育行业，从口音和举止很难将之与德意志人区分开。但是利奥波德城的这些人顶着黑黢黢的毡帽，留着络腮胡子，油污满脸，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
我们行经城区中心的一座犹太教堂。明显的土耳其风格将它与其他房屋区分开（该教堂实为摩尔复兴式建筑，是维也纳最大的犹太教堂——编者注），时值下午，深色皮肤的小学生结束一天的学习，和他们前来祷告的亲人一起走出来。落日仿佛能把这气氛放大，我发现世界上任何种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洁的双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无二的温馨。
老迈的拉比也蹒跚而出，为之送行。他看见我们，目光立刻变得警觉。短暂的犹疑后他转身走回教堂，脚步刻意放慢以显得若无其事。
教堂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们迅速交换眼神，决定在这周围埋伏下来。
其后的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跟随我的有一个班，我让两个人分别向其他分队和连部通报，其他两两散开，排查教堂的出口。这不是个好计策，即使便衣警察也和这一区的犹太人相貌相迥而无法隐藏其中，何况我们身穿德军制服。
教堂占地足有几百平方米，可以从外观发现的出口有三个，其他就无从得知了。我让大家尽量远地埋伏下来，但是教堂位于道路最宽阔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小型广场，实在不适合隐蔽。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每一分钟我都在希望当地警察赶到，或是连部发出指令。这是紧邻市中心的平民区，军队的过激行为会带来严重后果。
教堂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不应该是走私或非法越境一类的，因为他们害怕的是军队。
那么是阴谋行刺？炸弹袭击？武装抵抗？
连部对这种尚未发端的潜在威胁是何态度？
如果这时教堂有异动，我是否应该独立行动？
这些问题在脑中盘亘，而时间一分分过去，从教堂里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也许嫌疑人早已混在当中逃掉了，或是在教堂内找到妥善的隐蔽点。我又派一个人直接向最近的警署报案，留在现场的总共八个人。
这时，几个头戴毡帽、身穿脏兮兮的翻毛领大衣的人走了出来。他们的打扮和利奥波德城随处可见的犹太人没有两样，但是肤色太白了，而且虽然穿着破旧的皮鞋，步态却是典型的上流式的轻巧。
他们不是这一区的犹太贫民，而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
为何能进出犹太教堂？
他们是敌特！
这些想法并非井然有序地出现在脑海，我先一步下达命令。军人们端着75口径的步枪＇1＇围了过去，假犹太人立刻试图混入人群，但已经被包围。他们就往教堂里跑，混乱中和几个拉比撞在一起，几个木匣子掉落在中间，里头的纸张散落一地。
“举起手来！”“立刻投降！”“缴枪不杀！”
各种口令从我们嘴里冒出来，宣泄着我们的生涩和慌张，而最年迈的拉比大声喊，“抓住他们，我不是他们这一伙的！”
情势不由人细想，我们跨进大门，这时才看见地上的文件有着“国际刑警协会”的抬头。假犹太人拔出枪向我们射击，他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有一个人架上了老拉比，威胁我们退出去，但我们来不及停下，那个人就骂了句“该死的犹太猪”，把他崩了脑袋，事态严重了。
这些人八成是西方间谍，但是蹩脚而缺乏胆略。我们呢，初次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对抗，对方还不是正规军。拉比们钻在桌子底下，一边祷告一边哀声说一切与他们无关。假犹太人调转枪口朝我们射击，子弹擦着肩膀飞过。
我条件反射地开了枪，同时命令还击。
枪声在教堂内交织，子弹穿过木质桌椅把石柱打出弹坑，有人应声而倒，其他人很快束手就擒。一共五个嫌疑人，并不流畅的德语，没有明显的东欧口音。真难相信英国人也这样莽撞又残忍，我原以为他们会是契卡。
缴获了木匣子和其中的文件。那是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我猜测在德奥合并前有过更严重的反动活动，只是大都被剿灭。这就解释了为何合并当天希姆莱就撤换了协会主席，改由奥地利国社党人出任。
反对者已经彻底失败，只能运走这些机密以图流亡。他们在多瑙城无处落脚，就来到犹太区，利诱这座教堂的拉比把它作为中转站。拉比可能答应过他们，但这时我们巡逻到这里，拉比又害怕了。他把他们赶出去。这些穷寇便引发了刚才的混战。
侦察排的其他分队在听到枪声后赶到，只赶上清理现场。之前的混战中几个躲在桌子下的拉比试图逃出去，子弹误伤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桌下还有小学生，很奇怪他们没有叫喊，后来才发现有的已经惊吓得晕厥了。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则更不幸，已经死亡，使之致命的是75口径的步枪。
1946年9月1日
＇1＇ 步兵团的标配是90口径，98K步枪，但是并未全部到位，我所在的侦察排仍然使用75口径的步枪。
☆、帝国安全
【正文】
那天的行动截获了国际刑警协会的一批行将运往英国的机密文件，也让我关了禁闭。在德奥合并的和平背景下，维也纳市区竟然发生了枪战，迪特里希的第一反应是对警卫旗进行约束，这是军队长官理应有的做法。
但是第一次遭受责罚的滋味仍然不太好受。如果我少年时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是否就不会为这种例行的惩戒抬不起头？黑洞洞的狭小空间强调着罪责，而血脉贲张的战斗和触目惊心的流血却让我极度亢奋，无法思考。
对于尚未确认的破坏活动，是否采取防范性干预？
当箭在弦上，军人应该遵循服从的天职，还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后果由谁承担？
总而言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起横尸的拉比苍老浑浊的眼睛，枉死的儿童明澈失神的眼睛。同类的血腥味让人肠胃发紧。
如果我没有开枪。
我竭力恢复平静，但是在理清头绪之前，小黑屋的门打开了。连长走了过来，“我希望你明白团部这样做的道理，”我站起来立正，他随即话锋一转，“但是不要自责！要坚信自己是出于信仰才这么做的！”
“是责任，连长。”我想还有鲁莽，但它们都不涉及信仰。
“不管怎样，我现在命令你！整理好着装，马上接受团部的嘉奖！”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
整备衣冠后我来到团部。已经入夜了，迪特里希仍然一身戎装站在那里，皮带勒得很紧，像是刚刚出席过非正式但重要的场合。在警卫旗大家都爱戴地称他为老爹，但他的亲和力并未削弱他的威严。
“加兰少尉，”他连着军衔一起叫出来，“我想你已经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了！”
我擅自行动，在维也纳市区内开了枪，我的士兵由于这个命令而误杀一名儿童，这已经够军法处置了。而整件事更对德奥合并造成恶劣影响。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双苍老但慈爱的眼睛里目光严厉，仿佛一位教子不成的老父亲。
“你想过这么做后果吗！”
“没有。”我低声自责。当时情况紧急，但也许我是太鲁莽了。
“再出一次紧急情况，你是不是还要自作主张！”
“我是军人。”
我沉默了片刻，再次看着他的眼睛。他的严厉当中饱含对我的过错痛心疾首，这让我敢于承认罪责。但这并不是他的要求。
“你总算明白了！我希望这次教训能让你记紧了这句话。过来领勋章！”
事情越发奇怪了。一枚崭新的突击奖章被摆在我面前，但我立了什么功，误打误撞，截获国际刑警的一堆旧文件？这仍然功不抵罪。
沉默在僵持中延续，迪特里希叹了口气，疲惫在他五十开外的面容上显得岁月无情。“我为了你这件事被元首召见了，刚刚才从他那里回来。”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叠纸，“中央决定这样对外宣传，不能更改！你自己看看。”
那是第二天的《维也纳日报》的稿件副本。如果置诸报端，开枪流血事件会对德奥合并造成极大的舆论影响，但是发生在市区街头的枪战实在无法对媒体掩盖。我忐忑地拿起稿件，内容却让我惊愕：
《党卫军大破利奥波德城的犹太非法武装》
昨日，党卫军某部某分队在利奥波德城逮捕一支犹太非法武装队，涉案人员除1人被当场击毙外，其余5人全部落网。事件中1名犹太儿童丧生，未造成更大伤亡。
一支6人组成的犹太非法武装潜藏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城，准备发起对多瑙河北岸的袭击。犯案人在该区的犹太教堂藏匿枪支弹药，计划对多瑙城内的学校、银行等公共机构实施报复性袭击，以期破坏德奥合并，对拥护统一的维也纳市民造成严重伤害。
昨天下午5时，党卫军某分队果断采取行动。事件中非法武装分子对党卫军开枪射击，并射杀1名犹太儿童。党卫军予以坚决果敢的还击，当即击毙其头目，并抓获5名涉案犹太人。
行动中还缴获了非法武装分子窃取的维也纳刑警的一批机要文件。现在这批文件已妥善转交警方。警方表示，将加大力度巡查全市，增强合并期间的安保工作，确保帝国的安全。
这不是事实。老拉比是英国人射杀的，犹太儿童死于混战中，是我方的子弹使他致命。事件的挑起者是在野政客和国际间谍。至于武装报复行动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根本没有证据。
我脸色煞白地看着迪特里希。他还以更严厉的目光。“这是宣传部的口径！”
我才知道他元首把他叫去是因为什么。这个事件引发了国社党高层的紧急会议，新闻报道体现了利害权衡下的“最小代价方案”：犹太叛国暴徒与英勇的元首警卫队，德奥合并的时局下最符合当局形象的说辞。
“这件事涉及到整个国家，你只是一名军人。”迪特里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军人在执行命令时如果心怀疑惑，就完不成任务。”他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在这个动作中我体察到他这位一战老兵、一个职业军人在政客面前的无能为力。
宣传部的说辞将作为事实记录在军部的档案里，而我将作为“勇敢阻击犹太非法武装的党卫军战士”接受嘉奖。我看着那枚躺在盒子里的勋章。该对充满狡辩的“事实”说什么？我成了唯一在鲜花战争中被授予突击奖章的人。
“我可以不佩戴它吗？”
没有人乐意接受捏造的事实。不过在收复东部边土（指奥地利旧称Ostmark，德奥合并后它作为地名取代奥地利，现已禁用——编者注）的1938年，我并没有细想。“我的荣誉是忠诚”——多少次我们笃定地信任着国家，这是否也是绥靖的一种？
当时的主要报纸无一不按照宣传部的口径进行报道。人民观察家：《在德奥合并的光辉下？人物系列九——党卫军某排长遏止维也纳犹太反对活动》；奥地利邮报：《维也纳枪击二死五伤，当局称系犹太叛国分子引发》；黑色军团：《党卫军某部剿灭维也纳犹太叛国组织》；冲锋队员：《忠诚的赞歌：雅利安战士一枪击毙犹太卖国贼》。
对这些报道，我不得不按照命令保持缄默。
为何要接受这个被强加的角色？出于集体观念或是身不由己，无非是对同一个境况的两种解释。我拒绝过，《人民观察家》要做一个人物专访时，我被告知不能“透露不恰当的信息，以免对国家安全的形象造成损害”。因为涉世未深或愤世嫉俗，我拒绝了这家代表整个帝国的中央宣传刊物的采访。
但他们从党卫队的新闻联络处得到了标准答案：“警卫旗某排长、优秀的雅利安军官意志坚定，政治过硬，对犹太敌人决不妥协，凭借训练有素的精湛枪法一枪击毙其头领，制止其妄图颠覆国家的行为，完全体现了在元首的号召下，日耳曼的优秀儿女对祖国的忠诚。”
那位记者连我的面都没见过，但是在他笔下，我的“优秀的雅利安战士勇斗犹太歹徒”的形象进一步确立了。后来这个形象为我在达豪审判中赢来一次死刑。
另一件事稍切主题。鲜花战争结束后三个月的一天，我被叫到希姆莱的办公室，事前已有耳闻那会是一次工作调动。党的高层惯爱在警卫旗抓出一些可以充门面的年轻人，摆在鞍前马后作为副官。我的几位战友都未能幸免。
会是哪位长官？我在心里盘算着推脱的词眼，虽然既往经历告诉我这会是徒劳。
“您就是那位保护了东部边土的首府的英雄！”希姆莱坐在一张古董桌后面，审核我的一头黄毛是否掺了杂色，眼睛够不够蓝，“您比我想象的更年轻。”
“……”
人们不因为你的反对而给你起绰号，从矮子丕平到红胡子巴巴罗萨，那么多的查理有铁锤、有秃头、有恶棍。国王尚且难幸免，这个叫海因茨的小人物自难逃标签。来要人的长官是个奥地利人？或是将要被调往奥地利？很快我发现自己的思考方向完全错了。
“您是军校鉴定上说您……”他从抽屉里找出一份档案，扶着眼镜念了起来，“性格严谨精确，拥有独到的逻辑分析能力……唔，由于性格原因在集体生活中有时显得疏离，但是毋庸置疑他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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