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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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能把执权柄的人赶下去，就能改变它。”

　　我们的谈论时常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化学家放弃了他们捕捉到的量子世界，物理学家继续前行，但无法让自我的内心超越宗教般的经典物理。守旧的思想统治了学界，正如守旧的军人及其模仿者统治了德国。

　　“但既然我们选择了秩序。”

　　所以是纳粹上台，而不是社民党，也不是德皇威廉复辟。

　　“我们选错了。”

　　这时离战争爆发还有四年之久，而《纽伦堡法》已经订立。

　　“为什么？”

　　如果没有秩序，德国仍在消沉于二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莱茵兰不会收复，萨尔不会回归。

　　“连你也回到经典物理学了吗，逻各斯。我们所处的当然是低速的宏观世界，但讨论人与社会时不妨引入微观世界的数理思维。的确每个人都在谨慎选择自己的道路，然而每个人只是在社会中做布朗运动。秩序是机械主义的思维，孔德和兰克以及一切试图用必然性解释人类社会的学说都已经失败了。你自以为贯彻到社会当中的个人理想，只是丁达尔效应。”

　　怎么能相信这些文艺但毫无逻辑的说法呢，起码丁达尔效应和爱因斯坦理论所应用的领域就相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巫师。”

　　他笑得无比灿烂。

　　“你没有发现我们的元首是另一个巫师吗。”

　　我眷恋那些无所不谈的日子，让思维前进到边地，濒临于真理和谬误之间。心智由此成长，此后我不再需要附庸于他人的理念。很多人把盲从视为虔诚，然而我找到一条出于内心的独立之路。

　　是的，我参加过青年团，投身于纳粹党中，参过军，也曾供职于这个国家最阴暗的暴力机构。但信徒和自由骑士的区别是，前者对他托身之外的其他组织和理念怀有狭隘的仇见，而这仇见根植于冥顽。信徒每以为思辨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他们变得无所适从，我并不需要这种外在的权威。

　　那些美好的日子从未离我远去。当我心生疑惑时我总是能设想一个对话方，在正与反之间辩难。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在交锋当中找出正确的道路。在这个早已无法用前辈的任何经验来揣测的世界当中，我凭借基本的逻辑向前走。

　　五十年后会有一群感伤的知识分子前来问询，“20世纪是怎样的世纪？”但这一次的答案会与前一次不同。他们会看到一代代的人在这个出离于经验的时代里勇敢前进，走出一个迅速脱离于近代，乃至脱离于当下时空的世界。

　　1947年11月1日

　　☆、未来

　　【原文】

　　“你今年25岁，战争结束时你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会拥有你的未来。”

　　成为死囚的今天我想起这位长者的话，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他心焦于我所涉足的地方，而我满怀自负。今天我回想起他的时候已经32岁了。他留在东欧的雪原之下，我不断滋生的岁月很快超过了他伪造的年龄。

　　你今年25岁。

　　25岁时我认为能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无往不利。现在我也拥有清晰的头脑，而失败并不是我所造成，但当时拥有过的一些东西则再也得不到了。

　　自由、集体、实践理想的机会、人间的温暖。

　　如果我没有在推动战争的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现在就能以反战者的面目成为社会一员。找一份工作，拥有家庭，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

　　但那会是怎样的国家？会更像威廉时代，更像古代，由特权阶级把持的那个脓血满身的帝国。我和生于一零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反对那些采用卖国手段来反战的人们而成为“战争犯”，我与这些顾及自身远多于大众的国家代表们的分歧永不更改。

　　于是当德国变成罪恶的代言者，我也就是为虎作伥的罪犯。浅显的经验主义思维夺走我应有的一切。

　　现在我行将赴死，却回想着1940年的岁月。那时我是安全局局长的得力部下，跟随他单刀前往明斯特，将涉嫌通敌的西墙总司令捉拿归案。刺客般简洁的手法，所有少年期待的冒险。那时我也得到过懵懂的爱情，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相互支持的朋友，有一位深知我性格的弱点，并加以斧正的长者。那也许是我最好的年华。

　　在两年牢狱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情绪紧张中，我总是设想他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对我投以关切的目光。那些用生命历练出来的灼见，用生命交换来的生命，是我从陌生世界里得到过的最深刻的东西。

　　1947年11月7日

　　【编者注】

　　文中提到的这位国防军军官名为汉斯？莱曼，生于1899年，父辈是阿尔萨斯的农民。1930年后他供职于总参谋部，负责后勤运输，1942年死于东线。

　　加兰先生未注其姓名，他对那些渊源颇深但又试图逃避的人往往如此。这段日记简略，但或许这已是他最大限度的坦诚。

　　☆、世界

　　世界是一种经验。人文学家将人类经验总和划归为世界的全貌，心理学家则提倡个人经验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特感知。他们都假设世界的边界乃在于人类总体的认知，却罔顾个人智力与生命有限。

　　个人能够谈论的世界仅仅是他所知的一切，因而只需拥有一门能够解释其个人所有经验的语言，就能获得安宁。但真正得到它的人无不被奉为圣贤，可见此道之难。多数人反而去寻求敷合于他全部语言的世界，因而败阵于能力的有限，时运的不济，悲剧的笔法由此诞生。

　　写这番话前我也沉浸于悲剧意识当中，过往的追求已成罪愆，曾经的信诺都已荒废，但现在我明白悲剧无非是信仰与生活悖离。不应该自绝于生活，因而不应该承担由思维与现实的脱节造成的痛苦，这让我倍感轻松。

　　我不需要所谓总体的“世界”，能被限制的只是身体的自由，语言和思想则能超越四维空间的桎梏。

　　这半年来我过得不太坏，重新看起求学时看过的论文，回忆往事，追溯我的所自，在所有的个人经验里寻找我的世界。它在我读过的那些清晰而睿智的数理论文里形成了最初的边界，又在我所投身的浑浊时代当中被赋予丰富内涵。我所走过的阡陌、见过的树木、赏看过的风景、一再想起的片段，无不是将我如此塑造的世界本身，我成为怎样的人，就必有怎样的归宿。

　　1947年11月15日

　　☆、时代

　　最近我在逐步整理思绪。其过程颇类于收拾屋子，将过往的信札捆好并束之高阁，只留下生活所需：一套被铺、两套衣物、三餐定量、四季虚度。生活像被奥卡姆剃刀割过，凸现出最本质的东西。

　　作为生物体，我们需索不多，作为有灵，则妄想无限的自由。所幸思维无须倚仗同等丰富的物质，只要人还在生存，它就自然生长。

　　思维使人成为能反躬自问的造物，这既是悲剧的来源，也是至福的起点。身体下坠时思维仍能架空其上，二者的隔离造成了文明中不朽的精神，古今莫不如此，未来或不以为然。我站在一个时代的终结点上，后世会有人将之作为近代与当下的分野，若您不苟同，敬请观其变。

　　这种可笑的划分使人类这一固定物种有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导致兵分多路的归宿。天堂远不是一个没有藩篱的极乐之地，一个在中世纪获准升天的人，会为20世纪人们所向往的天堂而愤怒。且不论因信称义，这个时代不认可苦修，视权威为无物，他一世的牺牲如今都被等闲视之，他的价值将被置于何地。

　　当我嘲讽一位中世纪的虔信徒时，未免也心寒于自己的处境。身为20世纪中人，我今日所持的价值观或亦在时代终结后被视若无物。认出这一点并不难，每当信仰改宗、观念变化的时刻到来，其前后都横亘着两个互不承认的时代。每当一个人屡遭问难，他就来到了旧时代的葬地。

　　他或也有过无上的精神世界，但是当目标不再具有普世价值，他所持的信仰就仅仅是个人的操守，而这终将被唾为食古不化。他曾经处于怎样一个时代？以他三十而立的粗浅阅历，尚不足以了解真相。但他先一步发现了它的结束，因而幸或不幸，即使不被赋予可实践的选择权，至少能设想要在两个时代的对立价值中作何样权衡，放弃些什么，从而拥有一些他原本视同草芥的价值。

　　这只是一个牢狱中人饥寒时的思维运动罢了。人们认为远足户外是一种有益人生的运动方式，在监狱里散步则仅仅被视为维护身体机能。思想或也如此，只是它的藩篱并不在于画地为牢的兰斯贝格，而是时代的堑壕。

　　谨守旧时代的信条意味着什么？你的灵魂将不被后人铭记。如果放弃？当后人又一次经历时代易变，你将与之同朽。时空是夜晚的路灯和阴影，精神在其中走过，时明时暗。

　　1947年11月30日

　　☆、德意志兰

　　从马斯到默默尔

　　从埃施到贝尔特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现在这段歌词被禁止了，但是被砍头的罪人总会亡灵复活，继而得到对真相一知半解的人们的崇拜。“德意志高于一切”，崇拜是一种多么省事的行为，附庸于强力意志因而不必思考，享受一切懒惰无知的便利，责任则由他所附庸的强权承担。

　　人民不是因为未被启蒙而选择极权的，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狡黠。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者都一度获得大众的拥戴，等到怨声四起，自有皇帝或外国总统为民做主。砍头！下台！人民喜迎一届政府的建立，又喜迎它的倒阁。

　　德意志高于一切是那些拥有德国的土地和军队的贵族的吹嘘，他们的特权来自于老德国的法律。与国际金融休戚相关的罗斯柴尔德们则宣称世界主义才是普世价值。二战到底是世界罗斯柴尔德反容克战争，还是罗斯柴尔德与容克反人类战争呢，现在德国人痛恨自己选出的元首，但何时人们才愿意为自己做主，而不是跟着俾斯麦威廉兴登堡希特勒阿登纳翻身求解放。

　　1947年12月12日

　　☆、哲人路

　　1932年我离开家，到海德堡念大学，次年纳粹上台，我的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那时我不是他的青年团员，也不是纳粹党员。世事万端，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末日审判时却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至少天主教早已明言怎样可以飞升，怎样则会下地狱，人间的法庭则在事后才条列罪款。

　　20世纪不愧为博彩的世纪。但我对迄今走过的路并无悔意，因为在每个十字路口上，我曾经审慎思考。至于世事更迭、际遇好坏、事与愿违，则属于现代社会的不可知论。地理学家认为纵然条条大道已经在大地上铺开，每个人仍有其个人路径。其他人称之为经验、背景、履历，或更为优美的心曲，林林总总，无非是长辈、政党、雇主和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现象的认可。

　　我的个人路径从海德堡出发，此前是遵循一条固定道路前进的少年期，此后是世界纷繁的可能性。或许每个中产阶级男性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些无根的伪贵族在自立门户时会兴奋不已。

　　那时我在海德堡镇上的大学和几十公里外的路德维希港之间穿梭，有时也到北山一带的教授家中求学。海德堡经院式的教学方式并未被年齿最幼的自然科学部习染，我一直知道前往教授家中的那条山道有着“哲人路”的别称，曾有名列于教科书的大哲学家在这里走过，但当我走在同一条路上时，却毫无缓步踟蹰的意识。我侍奉真理，人间的琐事都是赘物。

　　我也罔顾真理代言者的来路不明。科学被认为是不涉政治的，但科学家不是，名垂史册的科学家无不曾是御前学者，碌碌无名之辈则为教职而远走他方。当时我走在这条颠扑不破的人间道路上，尚未惊觉两旁怪石嶙峋。

　　反犹主义改变学界格局时我持什么态度？

　　诚然科学式的睿智敲击过我的心灵，迷恋过一个简洁定理的人会对“犹太人的科学”和“德意志人的科学”这类词无可容忍，它违背了接近真理的道路。当勒纳德物理所的崭新牌匾出现在哲人路旁，我知道德国物理学正遭逢横祸。但学术的不幸往往是学术界人的侥幸，削去一代学术巨擎必然引来革命，每每让人类离真理更近一步。

　　勒纳德的学术思想让我想起杀死哥白尼的天主教会，但哥白尼实与希特勒同为一流，只有伽利略才是那个时代的巨人，党同伐异是改变不了真理的。

　　但党同伐异可以改变世界。技术是一柄精钢打造的剑器，而不是持剑的灵魂，哈伯教授发明的芥子气只是提供了一种战术，就像他发明合成氨所提供的农业耕种模式。日后他可以选择忏悔，也可以选择自证清白，就像今日的奥本海默。科学家属于各自的祖国，于是他们强调真理的中立。

　　对于改变学界乃至让德国没落的种族政策，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如此。我曾把海涅诗集放在枕边，但文学触感过于糟糕，一如当时未涉人世。

　　名声大噪的哲人路实为海德堡郊外别墅区的一条山道，黑格尔曾在这里思考，这条山道由此得名。对于学生而言，那里是教授的住宅区，登堂入室无疑是一种殊荣，但无济于驱散走在这条路上的拘束感。海德堡和当时所有名校一样有许多身世不凡的教授，庭前种种花木强调着其家眷的矜持和细致，因而我更爱哲人路尽头靠近内卡河的一小段。

　　那里的蒺藜扑向道路，壕沟般的石路在荒山上蜿蜒，椴树遮天蔽日，适合狂恣的思想。我那位学艺术史的朋友时常在这里堵截我，我们辩论那些因为涉及情面和身份而时常被人文学者糊弄过去的社会规律。纯逻辑的线条凛冽，就像初生的意志。

　　自然学科使你明白世界，人文学科使你明白人类，哲学与物理学则致力于万物本源，试图解释所有法条背后的规律。意志是在那之上建立的，余者只是某种宗教的附庸。这条浅显的道理摆在人间时却总是招致诸多菲薄，人们惯爱向异端和异乡客投掷石头。

　　我的个人意志是在哲人路通往内卡河的一小段山路上获得的，它继而向下延伸，跨过河流回到大学、大学边上我租住的公寓、图书馆与广场、人声鼎沸的学生运动，最后抵达一条重归僻静的小路。我的业师、指导我在专业道路上取得每一项进步的卡尔？博施工程师住在那里。施洛斯小径在内卡河南岸蜿蜒，最终没入城镇边缘茂盛的树林。这条漫长的山道上印着我的大学时光。

　　入学不久我就到博施管理下的BASF实习。应用化学实为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最前沿的技术是那些与工厂联系紧密的学者实现的。哈伯教授的合成氨法需要贵金属铂作为催化剂，只有发现铁在高压环境下可以作为铂的替代品，合成氨才能最终成为工业，后者是博施的功勋。我在实验室里学到了把理论变成工业生产的具体思路，在他娴雅的家中聆听这一门学人的丰功伟绩。大至乙烯生产的温度控制所经历的千百次调试，小至波尔多液如何拯救法国葡萄，重要如氧化氘在原子物理实验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寻常如常用仪器本生灯开启的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博施是一位实证主义者，所有从事应用化学的人都理当是实证主义者。

　　但我纵任的是逻辑、原始概念、基本规律。非常奇怪，在海德堡这样狭小的世界里，人们竟也有如此之多的个人路径，各自通往它外界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下一个阶段的生处死地，在短暂的相聚中迸生电子跃迁般的光，然后回到能量更低而稳定的基态，从容经历漫长的离别（玻尔模型。——编者注）。

　　我向业师询问应用化学的意义时，他带我去看奥堡银光闪闪的高压合成氨塔。那是他和哈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杰作，它让德意志的犁耕作在更肥沃的土地上。这景象激动人心，但逻辑断裂了：这是应用化学的功能，正如铁匠、军人、教师不失为体面的谋生本领，却与人类生存的意义毫不搭边。

　　我个人为何从事应用化学，而不是别的职业？它不是必然选择，而在21岁时，我以为成为党卫队员并加入军队有着当仁不让的核心价值，并且势在必行。

　　不是因为这个组织多么高尚，恰恰相反，它值得坚持的理念和令人堪忧的理念执行者让我妄自断定，它需要我本人亲执矛锐去剔除那些伪劣的国社主义者。我的好友曾用清教运动加以讽刺，他是对的。

　　大四的一天我走出奥堡的研究所，金属塔上反射的阳光增加了水泥路面的热度。这一带荒无人烟，却种植着德国化工业的未来。与我渊源良深的地方大都如此，由新建的大学殖民而成的艾丽大街、一片荒地上的奥堡合成氨技术研究所，即将前往的利希特菲尔德有着普鲁士军校的深厚传统，但作为警卫旗兵营则是一段崭新的故事。我并非特立独行之人，但历史是在前进的脚步下铺陈的，人类比道路走得更远，不得不披荆斩棘。

　　我向业师提交了一份结项报告，它已经取得的实验结果不容质疑，但后续仍有大量的操作和计算。我的业师愕然而视，仿佛交响乐刚刚奏完序曲，而提琴手已经离席。

　　“陈述你的想法。”一段沉默过后他这样说到，我在他神情严峻的脸上读出既往三年的师生之谊。博施是杰出的应用化学家以及卓有远见的企业家，法本不仅仅是一家效益巨大的工厂，更是与国家竞争力衔接紧密的化工科技的前沿阵地。博施在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以外，他作为学者的教导谦然而深具启发。

　　“我要参军。”我则像一匹不服管束的马驹。

　　更漫长的沉默让我们不得不找出别的理由退场。我离开奥堡和路德维希港，把几本书还到业师家门前，他没有把我延请至家中。

　　道别简洁得就像计算结果。我仍然希冀有个错误的算法或不正确的公式引用，才得出现在的答案。为何我的业师未发一言，是否他已预见再清晰完备的逻辑推演也阻止不了一颗冥顽的心灵？

　　但我告别了施洛斯小径，回到河对岸的哲人路上。路的另一端是勒纳德物理所，那里不再传授“犹太物理学”，哪怕勒纳德先生的实验曾经为量子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我向他请求一份推荐信，他很爽快地签了字，后来我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成员。

　　在哲人路通向内卡河的一段，我与我的朋友激烈争吵。

　　这条是非不断的道路曾经是机械主义的圣地，从黑格尔到勒纳德无不皆然。我在这条路上去而复返，是否也印证了我思维的肤浅？

　　今日我为当时的选择而惭颜，时过境迁后面对离别造成生命的干涸，我对这个决定多了一分歉意。当时业师没有和我辩论，像我们在化学上的论争那样使用“你”而不是“您”地针锋相对。或许在纳粹上台三年后，他对这个国家和跟随国家而去的年轻人心灰意冷，我曾经是他最后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四十年代初我从校友会上得知卡尔？博施工程师逝世的消息。他没有回到故乡，也没有前往使他扬名天下的路德维希港，德国和法本化工早已不是他所深爱的样子，他安葬在学林秀丽的海德堡，内卡河对岸的山坡与哲人路遥相对峙。

　　1947年12月18日

　　☆、一封信

　　【原文】

　　几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的朋友，惊悉你在兰斯贝格吃好住好，又提笔作文表达向死情绪，吾心甚慰。随附一本购于海牙的同题作文，期见。克里斯托弗。”包裹里躺着一册小开本的《狱中书简》，作者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旧识。

　　往来战犯监狱和外部世界的书信要经过一道审查，我在帝国审核书报，如今有此际遇，也算报应不爽。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他以一贯作风用了假名，但审查者会知道我有一位对我的死亡毫不仁慈的密友，隔着一道布满铁丝网的高墙识破我的想法。我回想他略带嚣张的笑容，设想他要对我说什么。

　　“岁月徒长，自斯特拉斯堡一别后又是三年，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而你自诩得到了终局。”凭借多年熟识我肆意想象他的语言。1944年在阿尔萨斯我们交过一次手。那时法国游击队抢在盟军前占领斯特拉斯堡（攻占斯特拉斯堡的是法国第二装甲师，不知为何作者会将这支正规军与游击队搞混——编者注），德军后退至齐格飞墙一带，我从瑟堡潜行回国，生硬的法语没能瞒过逡巡的游击队。他出现了，对他的同伙宣称我是他的一位波兰同志，“跟我走。”

　　那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阴天，北大西洋上吹来的乌云压在平旷的荒地上，一辆破雪铁龙在迂回的小路上行驶。“把东西交出来。”他扶着方向盘直视前方，我摸出一把枪。“还有。”

　　我走陆路回国是因为海路漫长，而我身携重要情报，这瞒不过他。

　　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战争结束了，加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