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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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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个冥顽的灵魂懂得何谓正确，至少也纠正过他的谬误。
人们在年少时健谈理想，那时一无所有，因而妄言付出。我有过这样空白的激昂，战事未起时曾用各种漂亮的语言宣誓。今天我们要死了，被剥夺荣耀和信念，打碎理想。看着这些残骸时我才知道，我曾经美好而富足。
在世界上走过一圈之后，我一无所有，只是仍记得和挚友的约定。“我们要永远年轻。”他说，现在我们做到了。尽管他在德累斯顿的空袭中生死未卜，我坐在死牢的底部，被外界否定全部的人生，谁也没有对平庸妥协。
所以直到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我也能说，在这个誓言下我走过了全部岁月。这是我的盛年，柏林记下了帝国的罪愆，我们的年华在其中等速流过。
1948年5月15—17日
☆、相逢
【原文】
我把朋霍费尔神父的《狱中笔记》合上，跟从狱守走到会客室。去年十二月这本书寄到我手里，现在半年过去，我可以谈谈对它的见解。
编者在这本荷兰出版的反纳粹者的作品里提到，朋霍费尔是军谍局（纳粹德国时期国防军谍报局——编者注）成员，由于持反纳粹见解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5年4月遇害。他在狱中写过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散文与书信集。我曾任安全局与军谍局的联络官，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我的旧识，依我之见，他实是死于1943年来军谍局与安全局的派系斗争。
我曾经造访过在狱中的他，那时他安详平静，不打算出让自己的立场，也不急于针锋相对。我们在那间僻陋但足以满足思考的狱室里有一席话，关于民族国家，或一些不露报端的政事。“人类不需要超自然的神明，但仍要遵守由施道者设下的秩序。”他抚摸着圣经说起神学，我点点头：“如果把施道者替换为施政者，我们的见解就一致了——您反对的只是当前的执政党。”
他有些愕然地看着我，仿佛尼禄身边不应有神志正常的官僚。我的父亲是一位恪守教义伦理的新教徒，我读书时也曾旁及哲学，何况我身为德意志人，怎会不明白他的精神。
朋霍费尔在他一生中最不自由的时间里，写下人类应该自由信仰宣言。后来他因为牵连进一起英国间谍案而死去，因人废言，他的《狱中笔记》在纳粹时代被禁毁。现在自相残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书出版于自由西方，我的朋友把书寄给同样在狱中提笔作文的我，居心让我知道血债犹存。
“这个世界需要秩序，但只需要给专业管理者以权威，而不是权力。”我的朋友并不喜欢朋霍费尔的民族主义，他对国家边界的理解更为淡漠。但这论调异曲同工，我也的确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种温和的卓见。
于是我的朋友带着讥讽，为我指出一条安宁的道路。现在我走到狱房甬道的尽头。被告知有一位“迷索逻各斯先生”来访。那是他大学时的绰号，现在“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们可以谈些更好的话题。
1948年6月1日
【编者注】
我在1964年遇见加兰时常提到的这位朋友，当时他因为间谍罪，被关在法国自己的监狱里。伊萨？罗森斯坦因是加兰的大学同学，生于瑞士，长于德国，战后取得法国国籍。他们在柏林一同度过寓居他乡的岁月，又在德法边境上剑拔弩张，情节详见《一封信》。1956年，他参与了加兰意图收复东德的那场密谋，事败后加兰车祸身亡，罗森斯坦因则被自己的单位，法国外情局七处判了间谍罪——这个错误，耽于度假的法国人目前还没有发现。
由于一些不便披露的机缘，我得以面见加兰的这位故友。“48年后，父亲的笔锋明显不一样了。”我试探道。
“那小子想越狱。”他扬起嘴角。
1947年底罗森斯坦因把一本朋霍费尔的《狱中笔记》带到狱中，作为密码本。这个手段平庸但奏效，其后半年加兰依靠它破译密信。“我告诉他盖伦早就投靠了CIA，后者是他以为缺乏逻辑的OSS的后继。”现在他深陷在沙发里，有着年近半百之人的世故与狡黠，只在皱眉时显露出应有的书生气，“斯科尔兹内逃狱后去了西班牙。失踪的缪勒据悉在苏联，我建议他多关心古德里安将军的近况。”
“为什么？”
“东线外军处已经成为美国的雇佣兵，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正要成为美国顾问，而身在苏联的缪勒熟知德国。如果不弄出个狡兔，这些走狗岂有长日？三十年战争即将开始，斯科尔兹内却没有前往与他上司关系良多的英国，可见在这场游戏里，安全局六处已是一枚弃子。”罗森斯坦因的话音缓慢，仿佛置身事外，“别瞪着我看，记者和间谍只是一线之差。”
“而我父亲恰恰深得六处的信任。”
“不止如此，”他换了个姿势继续沉在沙发深处，做了个打断的手势，“但这偏了题。施伦堡一贯主张欧洲联合，但令尊实为一位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可惜天不遂人愿，历史仍然回到了1618年，成为冷战垓心的德国又一次担纲受害者，这场战争在秘密阵线展开，他不能坐视不理。”
那么，加兰先生是在1947年底，经由他的这位朋友获知了一些外部情况，准备在破灭的帝国背后践行一场务实的战争。他曾经是德国的情报官，在这本必然会被美国狱方检审的笔记里，他开始讲述安全局六处和东线外军处，用以威胁那些将他隔绝的人。从那时开始，这本笔记就不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自我剖白，而有了隐晦、伪装、刺探和要挟的目标。
☆、逃亡之路（上）
【编者注】
这三篇文章讲述前安全局国外政治处（六处）成员海因茨？加兰从纳粹德国的一名情报官员到战争罪犯，又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员的过程。他在《狱中笔记》开篇满怀冥顽而不乏激昂的精神赴死，三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却走在变节的路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这个问题就如历史一样。
萃集这些文字花费我不少时间。它们散见于笔记的诸个页码，时而潦草难辨，时而前后不衔，似乎作者有意记录它们，却不愿让人一目了然。所幸它们共同依循一条逻辑线索，或者说作者相信如此，于是这几十段草率记录的段落得以编辑成文。
它肯定不是作者愿意呈现世人的，其分章布局也并非作者的意愿。但是后来者妄自尊大，以为能窥知前人的思绪。我将之连缀成文，用文中“我变了节，走上逃亡之路，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命名为题，又分为三篇。
上篇与纳粹时代一同终结，故事的主人公成为战俘；中篇下迄1948年，他从战俘变为战犯，端看满盘皆输的棋局；下篇紧衔之而来，生机和变节一同到访，他拽住了那条并不体面的绳索，攀登到死神触及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条破灭的道路，打碎了曾经的信念，越过故人的尸身。它讲述的是胜利的方式：在君子之战终结的地方，只有无耻者生存下来。
如果您见过作者其人，或许会惋叹于这样的评价对他过分苛责。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但是某些时代，理想主义只能囿于理论，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只是有的人不那么坦然接受，因而为理想与行动的撕裂痛苦万分。
【原文】
如果把我从1945年3月到德国沦陷前的经历写出来，有些人是不会高兴的。
阿登反击战失败后，西方联军越过莱茵河，苏联推进至波德平原。向谁称臣？这是个干系到权贵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狼堡在45年初被废弃，一周前措森的陆军大本营遭受严重轰炸，元帅杖和贴红军裤（总参军官制服独有的标志——编者注）回到本德勒大街，第若干次讨论仅剩百来公里的战略部署。
那时美国第三军和蒙哥马利已经渡过莱茵河，苏联在中欧拉开一道从但泽到阿尔卑斯的漫长战线，德国残存的兵力该怎样部署？一夜之间，欧洲最卓越的陆军参谋部丧失了韬略，落着遮光窗帘的会议室里只有反反复复的讨论。
作为安全局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我间或列席总参的会议。“人人都在抢救生艇，怎么会有统一部署？”坐在我身边的人悄声说。他身量瘦小，缺乏情绪的眼睛笼罩在灰雾里。
莱因哈特？盖伦少将是东线外军处处长，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闪击战术创始人，720事件后代理陆军总参谋长——编者注）的耳目。他戴着簇新的将官肩章，M40版的军装则半旧。通常他只在总参谋长授意时提供一些情报，但今天却主动站起来，“如果西线的参谋官愿意赐教我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美第三军是在哪里渡的河，我将不胜感激。”
长桌对面，一个戴着圆形眼镜、文气十足的军官接了话，“奥本海姆，前方是曼海姆。”
“我记得……半个月前，第三军还在波恩附近的雷马根。”盖伦沉吟般地自言自语。
“不错。”
“请容忍我的无知，美第七军在哪里？”
“从美因茨到沃尔姆斯一带。如果他们也在这里渡河，接下来的战争将在城市展开。”
“他们先前是在萨尔州。”
“是的……”
“盖伦将军，”约德尔打断了东西两线情报官的会话，“我想您心里已经揣着一个不错的思路，不要顾虑，大胆说出来。”
盖伦恍然从思维里拔起来，并没有说话。战略部署由作战局局长约德尔拍板，给出建议的则是参谋部，情报部门若有见解，只能以提供信息的方式予以暗示。他看看约德尔，又把目光递向他的保护人古德里安，良久后只说，“下官对战略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是出于对西线同行的关心。”
“您对陆军情报系统的拳拳之心可鉴，可也要照顾别人为国尽忠的心愿呀。”约德尔大笑起来。
会后我们走在人群的末尾，他压低的嗓音刚够被我听见，“您大概也发现了。”
“美军的真正目标？”
他咧咧嘴，算是一个会意的笑容。
美第三军翻越阿登山后并没有直接突破莱茵河，而是在雷马根掉头向南走了两百公里，与从萨尔州北上的第七军在美因茨－奥本海姆一带会合。一河之隔是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但我得让思路回到正轨：
这里有煤矿和钢铁、汽车制造、金融之都、泛莱茵—内卡的众多城市，是德国最富庶的地方。
“所以美军不急着要柏林。如果是我，就把第一集团军从西线抽出来，放到东线。”盖伦径直往外军处的方向走着。
第一集团军是整个西线的顶梁柱，抽走它无异于对英美打开大门。他在想什么？
“您这是舐犊情深。”我假意说道。
他用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我，“我不明白，您装傻有什么好处？”
这番议论已经不再成为告密的材料，约德尔关心自己还能调集多少军队，古德里安想再谋划一个奇计，其他人想体面地投降。盖伦的想法是，“如何在美英联军从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抽身北向之前，抵抗住苏联对勃兰登堡的进攻。”
他说得很委婉，但这仍然是个把政权卖给谁的问题。
“我这就回去了，您接下来去哪儿？”他在通往外军处的走廊拐角停下来，拿出罕有的关切，“还是去威廉大街？这个点钟应该还不会空袭，一会儿可就难说了。”
进入45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活动，寻求与英美的外交谈判机会。我定期向他汇报，但最近已经很难见到他了。这个告诉我间谍从不讲信仰的人，如今却假设德国仍是自己的筹码。
“一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句话原是他送给我的。
盖伦不愿受施伦堡的挟制，他要另谋一条更隐秘的道路。这条路上也许有我，但那会是一条怎样的路？一旦我知道，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单位里还有一些事要我处理。您能派人载我到贝卡尔大街吗？”我两边都不选。
汽车在贝卡尔大街的一排功能性建筑前停下来，褐色的外墙和样式普通的窗门将它隐蔽进环境里，丝毫不像一个中央衙署。我和一个总参少尉走了进去。他是盖伦派来确认我的行踪的。
“我想您是荷尔施泰因人，别的地方的人很少像您这样坚定而又机敏。”我随口说道。他为我拉开车门的动作干净，如果一个人既有北方人的肃穆，又像南方人那样善于交际，多半是来自日德兰的海港。
“我家在吕贝克。”他谈及家乡时下意识地抬高声调。那是汉萨同盟的旧都，砖红色的房子沿着运河铺开，而盟军在这里投下第一枚炸弹。
“战后吕贝克也许会被英国托管吧，您的英文怎样？”我领着他走在空旷的过道里，紧闭的房门就像一座座墓室。
他在斟酌词句，“元首不是说……要战至一兵一卒？”
“那么这一兵一卒就该好好的想，该如何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
我们来到档案室。这里藏有一切证据，日后让其占有者据以邀功，或落入敌手成为罪证，无疑是一个机构最秘密的地方。看守者是个戴着圆形眼镜的文人，他并非我的僚臣，但这种时候，人们关心出路远胜于升迁。
“我奉处长命令在这里看点东西。”我对他说。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钥匙。
“您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问起，就说我让您去菩提树下大街78号，取一份绿皮书。”我让这句话停顿片刻，”不过那里也已经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应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温厚的纸张在火焰里从边缘开始发黑，旋即淹没在残烬当中。这些档案记载着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工作：它由帝国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授意创建，1939年施伦堡主导的文洛事件让它跻身欧洲一流的谍报机构，时间仅仅过去6年，现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标着不同颜色的档案夹抽出来，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国国防军反战派的英方接头人白斯特于1939年11月被捕，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联系在40年牵成一线，共产主义的红色乐队全军覆没是由于其内部叛变，斯大林格勒围城战失败后，拖住苏联的是成为德国探子俄国俘虏，黑色乐队在1944年2月与军谍局一同垮台，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与西方的和解由政情处出面。——这些故事已经不需要主角，不久将任人评说。
而这些档案涉及现代德国最有效率的谍报系统怎样运作，有哪些联络站，其关键人物是谁。情报系统是国家的耳目和神经线，若它们落入敌手，德国就会被套上辔头。
“您不来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么，我可是在单兵作战。”我把一叠卷宗放到少尉手里。
他有些忐忑。这些档案没有副本，其上均匀的灰尘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阅誊写。很多人都想左右历史，但是当历史在你一扬手间化为乌有，人们又胆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点什么，日后总会有用。”
“盟军并不希望德国继续存在。”
“那么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着自己是否逾越了应有的距离。我当然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将成为德国情报系统重新建立的依据，但在这之前，高层们会偷取对方的底牌、互相告发、诽谤中伤、再毁尸灭迹，伴以丢车保帅。等到尘埃落定，胜利者才来招揽那些幸存下了的“车”。
我该站在哪边？我的上司施伦堡已经不与我联系，我没有更可信任的上级。
“我碰巧不太擅长乱世求生，我只是个专家。”我一笔带过。少尉太年轻，以为国家机构间无不通力合作，“但愿再见面时，我还没被枭首示众。”
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已经在地下室抽烟。他会如何向盖伦报告呢：加兰中校销毁了政情处的机要档案，只留下每份卷宗的提要，整个过程不过半小时。——没有政情处的帮助，盖伦的军队情报系统在战后能走多远？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再向盟军自投罗网了。
“你今年多大，刚过二十？”他蓝色的眼睛干净，即使惊愕时也很温和。“等到战争结束，会有属于你的时代。现在不要急于跳进来，水很深。”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为我所做的事痛心疾首。我没有像那个人对我那样长篇赘述，吕贝克人是很聪明的，会明白其中的轻重。
1948年6月3日—6月5日
（上篇完）
☆、逃亡之路（中）
【原文】
我在1944年4月走进美第七军位于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和盖伦的推测相同，美军旨在占领德国西南和巴伐利亚，凭借其发达工业和富庶城市与东方对垒，并没有北上柏林。
战俘营是仓库改建的，大量的士兵在户外餐风露宿。军官先被带到登记处，一个美国少校逐个摘下三股金银络的肩章，犹太人称金子似的掂在手里。佩戴四股银络肩章的人把登记表垫在膝盖上自己填，然后被带进仓库。尉官就被当作士兵对待了。
一个校官在交肩章时指了指上面的蛇杖徽标，用英语说道，“我是个医生（doctor），我有博士（doctor）头衔。您能否为我安排单人间？”
“没门儿，你丫肯定是个蒙古大夫，不然还又找个大夫？”登记官把他打发走了，其他德国校官哄笑成一团。
我有一些掩护身份：某不知名化工厂的工程师、洪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国防军总参上尉，三本护照上的名字无不数典忘祖。我还有若干套军装，但那天我穿了党卫队制服，肩章下压着绿色的兵种色，好像这样能让自投罗网更完满。
“我是武装党卫军兼警察中校海因茨？加兰，隶属帝国安全局国外政治情报处。”我这样概述表格上的内容。
“又抓到一个盖世太保！”美国船长向同僚大喊，我被不由分说地铐了起来。
“我不是秘密警察。”
“你刚才就说自己是警察！”
也许在美国，所有警察都是秘密警察。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人员密集，疫病很快蔓延，加上粮食短缺和繁重的劳教，人口便“自然减少”了。（作者使用了纳粹处理集中营的犹太苦役的词汇——编者注）
大约过了一个月，将官被吉普车带走，人们以为余下的人将被饿死。“不，他们是在跟我们谈判了。”我对一些肯和我这个杂牌军说话的校官说。这些职业军人素行高傲，但我读大学时比之傲慢得多。
美军想控制莱茵兰，却发现单凭自己无法实现。我多少有一点他们所希望的信息，但我的上司施伦堡是否已经到了英国，是否仍会庇护我？现在摊出底牌，也许会被美军或自己人夺走——还不是思考去向的时候。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天真。那些被带走的军官是被起诉为战争犯，我这个“盖世太保”也忝列其中。
我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这里的审判由美军主持，党卫军警卫旗从军长迪特里希到刚成年的普通士兵，皆因名目不等的罪行被判处极刑。作为非参战人员，我因为煽动阿登反击战而荣获死罪。
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并未成为阶下囚，这是我在两年后知道的。
与此同时，盟国四方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宣布了21个帝国政要的战争和反人道罪。后续审判针对帝国机关的其他要员，以及罪行的直接执行者，亦由美军单独主持。在兰斯贝格的第二年，我被告知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席外交部审判。
我洗身刮面，戴着手铐坐上美式吉普。纽伦堡的道路如昨，这里举行过国社党的全国集会，颁布过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宣判过帝国的死刑。一百年后是何人站在这里？而今日的囚徒将不会有墓碑。
盟军法庭位于一座马蹄形的建筑里，审判所是其中一间普通大小的房子。我在走廊上回想着今天的被告，外交部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我只见过他那位留学于司康饼大学的儿子。他比我小几岁，自我介绍时会说“我的家族起自符滕堡宫相”。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信息（理查？冯？魏茨泽克实际就读于法国司汤达大学——编者注）。
走廊的一角便是那间陈旧而布置整洁的法庭，新闻媒体的射灯刺目，法官席对面的被告台上站着一个清瘦的人，看上去快被病恙吞没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指证的是我的直属上司施伦堡。他没有留在英国，而是与在座其他人一样，被指控煽动战争和反人道等六项罪名。
“我是海因茨？加兰，向上帝发誓我将直陈事实。”我站在证人席上，余光与他交遇。
瓦尔特？施伦堡早年从事国内反谍工作，期间主导了剿灭英国谍报网的文洛事件。1941年后调任六处主持国外政治情报事务，次年开始谋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办法。战争末期，他促请希姆莱与西方和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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