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4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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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他于光绪四年、五年，六年之间先后与吴赞诚（福建船政大臣）、李凤苞（出使德国大臣）、黎兆棠（继任福建船政大臣），郑藻如（上海制造局道员）等讨论购买铁甲及修建船坞之时，均曾试探扩大闽沪船坞或购买福建天裕洋船坞及广东黄埔洋船坞的可能性。然而一以南洋大臣沈葆桢去世，继任者对于海军并无多大兴趣，对于船坞的修建更不积极的支持。二以日本兼并琉球及俄国侵占伊犁的刺激，北洋防务益形吃紧，铁甲船既属北洋所购，则船坞自以位于北方为宜。因此，遂不得不将其目标转移于北洋各口。　　　
（三）形势的险要：晚清的海防，大体系根据咸丰十年（1860）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而割分。南洋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江苏）四省，北洋包括山东、直隶（河北），奉天（辽宁）三省。起初，南北洋的防务大多由各地的督抚负责，南北洋大臣所司者不过为通商与洋务。至光绪元年（1875）四月因日军犯台的刺激，始将南北洋的海防明令交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及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兼管。以南北洋的形势而论，南洋可称为财富之区，以上海、祟明为中心；北洋可称为京师门户，以大沽、天津为枢纽。旅顺锁匙北洋，屏藩辽沈，对于北洋海防关系甚巨。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明代属于辽东镇的金山卫，以山东人赴辽东经商者均取道于此，成为旅途的顺路，因而得名。由于其地负山面海，形势险要，明初曾经设防。洪武四年（1371），都指挥马云、叶旺首于其地树立木栅以资防守。二十年（1387），设中左所。永乐元年（1403），设都司官备御。十年（1412），指挥徐刚又以砖砌城，周围一百二十八步，池深一丈二尺，城门有二：南名靖海，北名威武，是为北城。同年，徐氏复于旧城之南筑一新城，周围一里三百步，池深一丈二尺，阔二丈五尺，城门亦有二：南名通津，北名仁和，是为南城。一切军需用品统由登州卫海运补给。清初，对于旅顺也颇注意。顺治初年曾于此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并编立营汛，划分防地。康熙十五年（1676），又增水师协领二人，佐领二人，防御四人，骁旗校八人，水兵五百人。五十三年（1714），更诏浙江、福建船厂分造大型战船六艘，由海道驰赴奉省，驻防海口。旅顺水师营原属金州副都统管理，定例应于每岁夏秋之间出洋会哨一次。惟以日久弊生，至旅顺建港的前夕则仅见“闽浙船十艘胶着于泥沙之上，无帆无樯，杠俱亦多腐朽，不堪应用。”所谓“出洋会哨”已成具文。
关于旅顺的战略价值，远在清初时期学者姜宸英便曾于其《海防总论》中有所论及。道咸年间，魏源、郭嵩焘亦对其地甚加重视，并慨叹当局者之不知注意，如云：“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舨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构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形势之险要，泰西人知之，中国人顾反而不知，抑又何也！”
光褚初年，江苏学者华世芳于其“论沿海形势”一文中，甚至称登（州）旅（顺）为中国海防中“天造地设之门户”，其间海面不及二百里，可以避风，可以汲水，南北联络稳便，“中国之形势，实无有逾于此者。”
此外，旅顺之特别引人注目之处，便是其优异的港口。因为它的位置约当东经的一百二十一度十五分，北纬的三十八度四十八分之间。平均温度常在十度左右，全年的雨量约为五百公厘。严冬不冻，实为一天然的良港。再加以口门向南，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半岛，左右环抱，宛如蟹之双螯。西面较长、东面较短，两侧距离不过三百公尺。且两岸山势陡峻，不易攀登，不经口门，难以入内。口门狭小，无法容纳多舰进口。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实可谓为北洋不可多得的国防门户。
建港的决策
旅顺建港的背景既如以上所述。可是由于建港所需费用庞大，沿海港湾众多，对于建港之事，时人颇多争论。尤其是建港位置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主张于奉天的大连湾与浙江的南关（温州）之中任选其一；福州船政大臣黎兆棠主张借用广东的黄埔船坞；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有烟台大凌湾之议。甚至李鸿章自己也未有一定的主意。由资料上显示，最初他所瞩目的海军基地乃是大连湾而不是旅顺口。此点在其光绪五年（1879）九月与总署大臣论海防时至为清楚。如谓：
“大连湾距奉天金州三十里，系属海汊并非海口。实扼北洋形胜，最宜湾泊多船。许道　钤身前曾带蚊船四只前往巡察，谓可藏风得势。明春如选募洋弁得人，拟派大员带现有蚊船轮船常往驻泊操练，以待后年铁甲购到，渐可合成一小队，为北洋一小结耳。”　
同年十月十七日，与南洋大臣沈葆桢书复重申前说。谓俟在英所购四船回华之后，拟令常往大连湾巡泊。窥以鸿章之意，可能是因为大连湾在旅顺口之外，在地理位置上扼守直隶湾更具战略价值；也可能是因为鉴于英法联军之时，敌军二次都先据大连湾而后进逼大沽口，证明其地形势优越。同时，在政策来说，则亦与光绪元年三月总署所议创立北洋水师一军，“扼庙岛旅顺口之间以固北洋门户”的原意相符合。可是由于他选派英弁葛雷森（Captain　Giayson）及哥嘉等人率领蚊船前往测度的结果，发现大连湾口门过宽，非有大枝水陆军相为依护，不易立足。以当时北洋的兵力而论，一时实在难以办到。因此始于次年六月改变初衷，把经营大连湾之事暂时搁置，而以全力去经营旅顺口。
旅顺口的位置既经选定，由于时局的急迫，海军的需要，建港的行动接着便也开始。首派县令陆尔发随同德员汉纳根（VonHameken）及英国海军大佐柯克（Captain　Cocker）前往旅顺勘查炮台及修建船坞之所。及至接获汉纳根等的报告，即于十月决定先行修建黄金山炮台。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与山东巡抚周恒祺书会对此举有明白的交代：“蚊船非炮台不能立足，旅顺之台需费十数万金，异日必成北洋一大屏蔽。该处有此一军扼扎，登州烟台敌当不敢久泊。”
次年（七年）三月，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马建忠鉴于“旅顺口新甃炮垒，日后挑于浚口，建设船坞，为辽海之关键，亦焉北洋水师之总汇。”决定亲自前往查勘。除登山涉水周览地形之外，并向汉纳根索阅炮台图说，研究攻防战略。巡视建坞之所，察看周围形势。鸿章得其报告，对于旅顺概况更加了解，其建港计划也随之进而展开。六月二十日与船政大臣黎兆棠书。有言：
鄙意北洋各船到齐，扎旅顺口为老营，派人统率训练，稍壮势威。惟该口虽甚扼要得势，凡筑炮台，添陆军、建军械库、船坞，至少须费百万以外，一时未易就绪。”
同年十月初，他又乘于大沽验收“超勇”、“扬威”二快船之便，决定偕同署津海关道周馥，营务处道员马建忠、黄瑞兰，编修章洪钧，知府薛福成，提督周盛传、周盛休，总兵唐仁廉等文武将吏前往旅顺一行。经过一天多的详细勘察，对于该口形势所获印象至为深刻。旋将其观察所得正式向朝廷奏报，并将其建港计划一并提出。在其奏章中首言旅顺形势，谓“该口形势实居北洋险要，距登州各岛一百八十里，距烟台二百五十里，皆在对面，洋面至此一束，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继陈修建船坞炮台之利。谓其地“口内四山围拱，沙石横互，东西两湾中浤，水深二丈余，计可停泊大兵船三只，小兵船八只。内有浅滩，其口门亦有浅地，拟用机器船逐渐挖浚。目前之快船、炮船及他日购到之铁甲船皆可驻泊，为北洋第一重捍卫。其口旁黄金山高四十丈，可筑炮台，以阻敌人来路。”最后则将经营旅顺的计划提出，请求朝廷的认可：“臣前委员会同德弁汉纳根经营修筑，凿石引泉，工程已得大半。其余局厂船坞各项，当陆续筹款建造，俟炮垒告峻，再酌调陆军防护。”旅顺的建港至此方才成为政府的正式决策。
第一期工程的实施（1880—1887）
旅顺港的修建，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期的工程主要的为拦水坝及防坡堤的兴建，海口的疏浚，船路船池的挖凿，澳口石岸的铺修，炮台、库房、厂房，营盘的建筑，以及排水系统，交通道路的规划与整顿等，事繁而工巨，可谓全工之中最基本最艰难的一个阶段。除于工程技术方面不得不借助于若干英、德等外籍的专家之外，其余全部计划均由中国人自己主持。前后历时七年之久，始得奠定全港修建的基础。在西方的科学先进国家看来，或不免以为微不足道。然在中国而言，以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而能有此成就，殊不能谓非难能而可贵。　　　　　
李鸿章派赴旅顺经营此一工程的人员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光绪六年（1880）之冬，奉命前往者为县令陆尔发及德员汉纳根。陆令原在北洋办理洋务，于工程殊为外行，此行主要目的乃在帮同汉纳根修筑黄金山炮台。至于汉纳根则为德国的炮台专家，他于光绪五年（1879）即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之荐来华，充当鸿章的军事顾问，对于旅顺炮台工程贡献极大。
第二次是在光绪七年（1881），是时因为在英所购的“超勇”、“扬威”二快船巳于八月来华，十月初鸿章前往大沽验收，顺便前往旅顺勘查，遍览形势之后，决心在经费许可范围之内，按年将旅顺工程加以扩大。因此乃将陆尔发调回，改命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工作。不料黄瑞兰贪鄙无能，根本不解工程，任用私人，随意挥霍，又凭借官势不以时价购买物料。此种官僚作风，不仅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怨声四起，且与洋员汉纳根也貌合神离，无法合作。至于工程方面，他则尤为马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耗银三万余两，表面上拦水大坝虽告合拢，可是由于其下的污泥并未全部清除，坝根基础未曾稳固，以致经常塌陷，贻患无穷。
第三次是在光绪八年（1882），是年二月鸿章以丁母忧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回籍家居。直隶总督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六月，朝鲜内乱发生，鸿章虽然在籍，但于时局依旧密切注意。鉴于日本对韩野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日急，对旅顺之建港工程益发重视。首命营务处道员袁保龄周历北洋各口调查。接着并于六月三十日致函张树声，决定将“任性乖张”的黄瑞兰自旅撤回，而另委深明旅顺形势的袁保龄前往。旅顺工程自此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一字陆龛，河南项城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他是咸同年间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次子，也是袁世凯的叔父。同治二年，曾经随父至皖北剿捻。五年，官内阁中书，历时十有三年。光绪七年，李鸿章以其“谙习戎机，博通经济，才具勤敏”，调赴直隶委办海防营务处。保龄幼读经史，胸怀伟略，对于洋务颇有相当的认识。对于海防问题也非常留意。至于旅顺口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他的认识尤为深刻。当谓：“旅顺为北洋第一险隘，可战可守。前有老铁山，与南北城隍岛最近，然亦四十余里之海面。若水师得力，此两山炮台水雷足以助势，敌舟无敢轻过。”又尝于是年（光绪八年）六月奉命遍历北洋各口实地勘查。归言大沽，大连、烟台，登州，威海卫诸口皆有缺点，惟有旅顺最优：“通计北洋形势，铁舰不能进大沽口，大沽是天津奇险，亦非必巨舰驻守；大连湾口门太阔，是水战操场，未易言守；庙岛两面受敌；登州舰不能进口；烟台一片平坦，形势最劣；芝罘岛、威海卫各足自守而无藏铁舰，驻大铁舰、驻大枝水师之地。……环观无以易旅顺者。”张树声、李鸿章均为其说所动。及奉命主持旅顺工程局，信念益坚。九年致书于友人云：“去年孟冬，始来旅顺，周览形胜，实为渤海第一要隘。若经营有成，得精强水军巨舰屯泊於此、西策津沽，北顾辽沈，可令环海群邦不敢以片帆相窥。”十年议海防，复对旅顺之宜于建港详加言说。谓七省海疆，延袤数千里，约而论之，扼要者不遇十余处。祟明弹丸之地，南澳则三面受敌，均非驻船胜地；台湾周岸巨浪山涌、且当风之卫，不利于泊船。其他澎湖、定海、琼州各处亦各其缺点。烟台、登州、营口、大连湾亦不利于守而仅利于战！惟有旅顺一口则不然。“论者谓西国水师建阃择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阻一也。山列屏峰，可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糗粮三也。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四也。口滨大洋，便于操练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合此六者，海北则旅顺口，海南则威海耳。两地相去海程二百数十里、扼渤海之冲，而联水陆之气，此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若攀数百万之费经营两口、筑堤浚澳、建船坞、营炮台，设武库，数年以后，规模大备。”　
保龄自光绪八年（1882）十月赴旅总办北洋旅顺营务处工程局，至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旅顺船坞交由法国公司包办，前后五年犹多，上述旅顺建港的诸多重大工程皆于其手中先后完成。由于工大事繁，不论在人事、经费与工程技术等方面均曾遭遇到无数的困难。卒赖其赤诚、定见与魄力始得一一克服。
在人事上：保龄虽为李鸿章礼重，然究非其亲信或旧部，设非取得其信任与干部协助，不仅在工作方面难以顺利开展，在人事方面也不易和谐相处。因此乃于受命之初，即请鸿章允以天津军械所总办刘含芳与之会同筹办。同时并请津海关道周馥代主施工。此一安排证明相当收效，数年之间，各方面均能合作无间，情感非常融洽。在工程局人事方面，他则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前任时代所留下来的属员尽行辞退。仅留“憨直朴勤、最为翘楚”的副将侯得胜一人。其他服役人等冗食耗蠢者将近四百人，则悉数予以遣散，每月节省帑金千余两。同时又“裁汰长夫、惩办百长。”因之，气象顿然为之一新。最令他头疼的便是高级助手的难得，在人浮于事、官僚成习的社会风气　　之下，要想物色一些热心做事、勇于负责的人员巳属不易；如欲觅得若干特别的工程技术人材，更是困难万分。可是在他虚心访求之后，　终于网罗了一批廉洁认真，任劳任怨的干部，如久历河工、果敢明决的王仁宝（侯补体丞），出任坝澳工程提调，曾在行营制造阅时十年，于建库储械均能用心讲求的牛昶暎ǔ鋈尉夤こ烫岬鳎毁┵┱保裁娉馊斯男蛔恿洌ㄋ境瞿墒乱耍辉谟蓝ê庸ざ嗄辏熠闲奘鼗说闹焱＃ㄔ绷ズ虿沟淅簦伟墓の保痪髑诹罚┕の竦呐遂希ㄔ虿寡布欤伟墓の保黄渌杏惺卣话ⅲ掀咏榈睦罹钩桑ê虿怪兀芮遥痪鞒廖龋逵眉姹傅呐崦糁校ê虿怪兀痪鸽沟闹苊舻溃ê虿咕磺诮髂屠偷恼泡崧冢ê虿雇骄牌罚恢势恿牧跸宗樱ǹ夤の保怀象平魃鳌⒉偈夭还兜睦钆喑桑ü苊何保痪鞲闪返幕平ǚü芾矶４笸谀嗦治保淮厦髅艚莸奶樟疾模ㄍ谀啻保蝗卫腿卧沟耐鹾琢涞龋闪酚形豢啥嗟玫闹帧�
工程局之外、旅顺驻军与他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故对于毅军统率宋庆，淮军总兵王永胜以及庆军将领吴兆有，他都对之以诚相待。不仅在工程上得到兵工之助，在防务上也得以互为协调。又由于行政系统上，旅顺属于金州管辖，遇事往往要与地方发生关系，故他对于一些当地的满州文武官吏也不能不加以应付。惟以金州副都统“满身神机营习气”而同知又“政以贿成”，与之应付并不容易。事与大小，就辙掣肘。伤了不少的脑筋。在经费上：自光绪以来，发捻等内乱虽然早巳平定，可是边疆方面，东南西北却依然多事，筹防、练兵、造炮、制器无不需办理，故财政收入常感不足以应付各方的需求。以海防经费而论，名义上虽有四百万两，实际上岁收则仅数十万。旅顺建港，工矩费繁，常感捉襟见肘。保龄深知帑项艰窘，不敢多所请求。每遇用款之际，动辄多加樽节，规定部属人等不论大小用款均须随案登帐，限期报销，不得因故滞留。当引曾文正“生平於财利避之若浼”以相勉。言：“吾辈在此一日，终是抱定迂拙作法，晕朝廷之帑项，百姓之脂膏，以填此辈难盈之溪豁，而博悠悠之浮誉，义之所不敢出也。”于此可见其廉介谨慎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故总计五年之间仅费工银二十余万两，实为可再省之数。在工程上，保龄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便是工程与技术方面所发生的困难。
一以知识的缺乏。他本人并非工程专家，曾经一再地向友人坦白承认他对“河工”并无透彻的了解，“土木会计”非所夙习。这自然不是纯粹得谦虚之词，而确为事实。以一位不懂工程的人去主持如此一项偌大的国防建设，其困难可想而知。再者不仅他个人对于建港的工程不懂，就是他所延聘的那一些河工专家，也是所知不多，因为河工与港工虽有若干会通之处，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以中国传统的治河方法诸如筑坝、堆埝、镶埽、版筑、挑补等，去建筑一座规模庞大的近代化军港、其技术自然不够。至于其下的司事、匠役、佚工人等曾经受过专门训练得人也不多见。估计当时工役人等，民夫最高时多达五千余人，除内地夫二千余人较有河工经验之外，其余本地夫根本即不知土方为何物？而负责挖挑引河的毅军一两千人虽说“赴事甚猛”，然于土工亦非素习。由此可知他们所凭借的仅仅是一点有限的河工经验，以及集体的智慧与劳力，此外至多不过再加上一腔热诚负责和任劳任怨的精神，如此而已。
二为物资与工具的不足。物质方面如石料煤斤均须向他处购买，石料旅顺本地虽产，然以石质太脆，必须运自山东之石岛。煤斤旅顺也有出产，但却“质碎力微，不能合用。”不如东洋之煤块大火强，价廉物美。至于塞门德土（Ce…　ment）则更非中国所有，必须向德国大批的购买。工具方面也相当的原始而陈旧。除了佚役所用的畚、妗Ⅵ悖桓殖皇乘玫淖丁③缘韧猓邓蛴盟担四嘣蛴猛瞥担谀嘣蛴梅叫文敬印　∧嘣蛴媚局谱澳啻负跷抟徊槐恐爻粤Γ朔讶肆Α⑽锪τ氩屏Α：罄捶⑾炙涤胛ǔ樗泶铮┫啾龋捌湮谩　〈溃坦Τ偎伲腥籼烊馈保谑遣沤祷怀闪诵矶嗉艽笮〉奈环⑾中瓮谀啻菀姿鸹担Ｐ胄薏梗萌擞侄啵巡魂撸右宰枥颂螅澳嗖欢啵咳找淮瞿芡谀嗥叻剑疃炔还唬谑欠皆诘鹿┕毫说己４笸谀啻凰遥⒃诖蠊链Ф┰焯式幽啻闹唬榭鍪冀ジ纳啤Ｈ盟车亩酝饨煌ㄎ侍猓铰肪嘟蚨в嗬铮仿种坌攵炼男∈保绶浅２槐恪Ｒ酝慕煌ǘ嗫空猩叹只虮毖蠛７谰值募柑跣〈ㄖ钊纭罢蚝！薄ⅰ颁卦啤薄ⅰ翱炻怼薄ⅰ八忱薄ⅰ昂＞怠薄ⅰ肮氨薄薄ⅰ捌占谩薄ⅰ叭招隆钡龋┞址郑８谢翰患眉薄Ｖ敝凉庑骶拧⑹晖蟹ㄔ侥辖簧媸缕穑７廊找娉越簟１Ａ浞讲懦嘶肭罄詈枵拢式盟持两鹬荩胶９刂谅盟晨谥浞笊璧缦撸酝ㄎ谋ǎ潦锹盟车慕煌ㄇ榭瞿烁婧米Ｋ奈笕说哪岩约菰ΑＢ盟彻こ叹旨热还郝蛄巳绱酥嗟男率交鳎僖耘谔ǖ慕ㄖ排诘募际跻约靶律璧挠憷子龋匀恍枰慌夤墓こ碳际跞嗽奔右孕Ｕ狻笤庇捎诤９厮拔袼镜妈眨℅．Detring）的活动，除了少数几位英、美人员之外，绝大部份均为德人。英人计有勒威一人，挖泥船洋匠，自大沽船坞调派为汉纳根之助手；美人计有满宜士一人，原大沽水雷营教习，光绪九年调旅，教习水雷。德人计有：汉纳根（VonHanneken）——炮台工程专家，瑞乃尔（Schnell），额德茂——炮台教练，哲宁——台澳工程喜家，施密土（Smith）——旅顺急雷管教翟，刁勒一浮重船工匠，丁治、士本格——导海挖泥船管轮，核粗——导海副管轮，为而得——导海副管轮，司荣巴、格温、瓦尔脱、康喇脱——导海轮洋水手，舒尔次（或许尔兹、Schalze）——德璀琳所蔗德工程师，善威（MrSamwer）——德土木工程师，旅顺船澳工程局办帮。以一位工程局的总办要想应付如此之多的洋员并不容易。一以洋员大多夸伪成习，娇慢难制，对于学员常以落伍视之，操纵驾驭殊为困难。二以洋员动以专家自居，每每拘于西国成法不考虑中国的实际环境，以致华员常须与之“斗智争胜”，力加辩论。三以洋员计划庞大，用费太多，而非中国财力所能负荷。当言：“旅顺之有汉纳根，譬如破落户人家犹有一涧少，大为司监米者之累。”保龄控制之法，便是力持宽大容忍，大处坚持原则，小事力求将就。立定合同，限定年月，规定彼等必须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