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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全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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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第五章 莘莘学子
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全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
第一节 书山寻路
1949年，乔治·索罗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注册上学了。伦敦经济学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不管你想从事什么社会职业，还是只想做一名学者，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学院吸引了大批国外学生；一般认为学院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这里任教。对于象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生，既想接受经济方面的实际训练，同时，又热切地想学习当前的国际政治趋向，因此，这里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参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讲座，也选修了199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的课程。“不过”，后来索罗斯表白说，“我没有从米德的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乐园，其中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个是富有声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这两个人使乔治·索罗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寻求打开那些闭关自守的社会。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是破坏自由繁荣的制度的。
然而，卡尔·波普的影响更大。虽然波普以他的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而著称，但是，他于1951年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却成了乔治·索罗斯理性生活的基础。
年轻的索罗斯已经成熟，他写了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性质的书。他对独裁统治有深刻的体验，首先是与纳粹党人的接触，尔后是同共产党人的交往。现在，他在英国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他急切地想把个人的体验放人一个理性的境地。波普的书为他提供了这种框架。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论证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波普所讨厌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在“开放”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可以互融，而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波普论证说，不管怎样，开放社会是“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闭”社会要先进。
虽然索罗斯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学士学位课程，但是，他还是决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再呆一年，直到1953年春他能够获得学位。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索罗斯寻找波普，想从这位专家这里学到更多东西。他向波普提交了几篇论文。师生性情相投，波普成了索罗斯的指导教师。
1994年春，卡尔·波普将近92岁，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他谈到了狈多年前年轻的索罗斯首次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情形。“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能跟您谈谈吗？’他是个聪慧机敏的学生。我写的那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显然对他影响很大。他时常来与我谈他的看法。我不是他的正式导师。如果现在他把我叫做他的指导教师，他是很友好的。”
虽然索罗斯曾一度和波普相处融洽，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给这位教授留下持久的印象。波普回忆说：“我静听他的想法，但我不向他提任何问题。我没有听到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波普对索罗斯最大的影响，在于鼓励这位青年学生去思考世界的运行方式，尽可能地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图式。
波普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试图把他的智慧传给这位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无意去帮助索罗斯应付现实世界。哲学，不论是波普还是其他人的思想，都不应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
然而，在索罗斯看来，哲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的理论。
在后来的生活中，索罗斯不断引证波普教授的思想作为他在东欧和前苏联进行慈善活动，以加速开放社会的理论来源。他忽视了波普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他怎样粗心大意，把这些理论翻新，或用于在华尔街地区积累财富。
第二节 世情冷暖
但是，在那时，他并没有财产。因为贫困，他窘迫，难堪。但是，乔治·索罗斯感觉到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学业需要财政资助，他去了一趟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但是，救济委员会将他拒之门外，并称救济金只向有报酬的雇佣工提供，不向学生发放。在索罗斯看来，这种差别毫无意义。
后来，在一个圣诞节假期，他去当了一种夜间换班的铁路搬运工，不小心折断了腿。他仍然需要钱。但这一次，他干的是铁路上的工作。现在，他有资格了。“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可以从那些杂种那里要点钱了。”
重返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他决定提供一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他说他已陷入绝境，折断了腿，但是，由于那是不合法工作，他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资助。事实上，他仍是一名学生。救济委员会很不情愿地同意给他一点帮助。为了筹点钱，他不得不拄着拐杖，在三层楼的楼梯间爬上爬下。
然而，救济委员会按时停发了索罗斯的救济金。因此，他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给救济委员会。他说，他虽然不会饿肚子，但是，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急需帮助的犹太人，这给他的伤害实在太大。
他收到了救济委员会的回信。
他的信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给他每周的津贴又恢复了。而且，最让人高兴的是，现在救济金通过邮局寄来，不需要他很费力地去办公室领取了。他很高兴地领到了一笔钱。但是，为了发泄当初饱受侮辱的怨气，在腿上的夹板取下后不久，他便搭乘便车去了法国南部一一一而没有通知救济委员会可以停止发放他的救济款了。救济委员会对他的态度，使得后来所有的慈善机对索罗斯造成痛苦。在70年代后期，他建立自己的慈善机构之前，他不得不克服这种“不可忽视的隐讳”。
伦敦经济学院的智慧帮助索罗索战胜孤独。他依然贫穷，但他似乎更醉心于自己这种生活了。一个夏天，当他中断学习后，他在伦敦的一个较为贫穷的地区找到了一份室内游泳池侍者的工作。在那里很少有游泳者光顾，这使索罗斯有充裕的时间去拜访附近大公共图书馆。他度过了一部分美好的夏日，读书，思考，在思维的世界里漫步。他后来称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的职业目标尚未确定。但他乐于沉醉在思维的王国，并喜欢写作。也许他会成为一个社会哲学家或一名记者，只是他不能确定这一切。
他很容易地想象自己可以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成了一名学者，也许是像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如果他的思想能拓展得像波普那样，或能以一些深刻洞见超越别的人，像弗罗伊德或爱国斯但那样，该多好啊！在另一些场合，他梦想成为一个新的约翰蒙纳德·克尼斯，达到像英国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那样的思想境界。
这是索罗斯向智慧进攻的开始，也是他的生活和事业的主题之一。
不幸的是，索罗斯的成绩不够好，他的学术抱负似乎失败了。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思索着诸多哲学问题。他特别关注学识和现实之间的突破。在某些观点上，他得出了他认为是有名的哲理发现：“我认为，从根本上看，所有我们的世界观都有点缺陷或扭曲，尔后我就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
他开始写一本小册子，名曰《意识的重负》。在书中，他阐述了开放和封闭的社会的概念。由于信心不足，手稿就被搁置了。在后来的10年里，他希望着重做那个工作，但当他“摸不到昨日所写内容的头尾时”，渐渐地放弃了它。
索罗斯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看来他成为一名教授的可能性不大。索罗斯把他的未能完成的写作与放弃学习哲学联系起来，这样有利于对金钱的追求。
第三节 初涉股市
无论索罗斯怎样想从教，但他必须去谋生，而且是尽快地去。他22岁了，尽管他渴望为人类的知识作出巨大贡献，但他必须吃饭。经济学学位对他毫无帮助。他去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首先是去销售手提袋，地点就在黑池——北英格兰的一个海滨胜地。
买卖十分难做。为吸引顾客，起初他得让人们觉得他与众不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操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介绍产品十分困难。向店铺批销商品也很烦恼，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些货物。一次他与一位小店铺老板做成了一笔生意。这个店尚有许多未卖完的货物。这个人买下这些手提袋，就像想在自己头上挨枪子一样，索罗斯想，他告诫自己不要把这种情绪挂在脸上。最后，他把货物卖给了这个老板，但心里的这种内疚许久拂而不去。
也许人们会说伦敦经济学院对索罗斯这样的人来讲是个完美的培养场所，日后他可以藉此成为投资商。然而，索罗斯在学校什么也役学到，只知道有金融市场的存在。至于结业，获学位，他倒感到是投资的资本。为了进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市里所有的投资银行各写了一封信，以期待机遇降临。当辛哥尔与弗雷德兰德给他提供一个培训生的工作时，他高兴地接受了。
这是一个股票市场运作十分繁忙的公司。
他着迷于这个工作，成了一名在黄金股票套汇方面很有专长的交易员，尤其是在利用不同市场差价赚钱方面专长。甚至在他尚未极大地成功之时，在这世界上他已感到十分安逸，体会了市场中买和卖的狂喜。他也许能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记者，生活会变得更新奇。但他得谋生。在这儿，前景似乎还不错。索罗斯发现这世界越来越诱人了。
索罗斯在伦敦的过渡，一般人的估计是个极大的失败。甚至索罗斯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在爱德卡艾斯泰尔有一个他的辩护者，一个证券经纪人，他了解当时的索罗斯，日后他们成了伙伴。他说：“索罗斯从未安定过。他只有25或26岁。人们认为，你不能干任何事情（在那种商业中）。年轻人不允许干任何事。”
无论如何，到1956年，年轻的银行投资者索罗斯认为，是该挪挪地方的时候了。
他去了纽约！
第六章 瞎子给盲人指路
第一节 奔赴纽约
乔治·索罗斯自己也曾经承认，到了纽约以后，他认真考虑过这种金融职业。做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无意之中来到纽约，和同伴们相比，他更具有竞争优势。在伦敦，即使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至少，他了解欧洲的金融市场。在伦敦，这方面的专家很多，但是，在华尔街地区，对欧洲市场有点经验或有所了解的人极少。从他抵达美国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当成这方面的专家。
索罗斯纽约之行，在他的名下只有5000美元。一个亲戚曾经给他1000英镑，并要求把这些钱代表他进行投资。这5000美元就是从一次投资所获的利润中分配他的一份报酬。
同一年，也就是1956年，狄华达和伊丽莎白·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搬迁到美国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狄华达到康尼岛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对于这位了不起的二战逃犯的幸存者来讲，这种经历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这种小生意实在难以维持，狄华达便退休了。（60年代早期，狄华达得了癌症，身体十分虚弱，乔治·索罗斯不得不找一个免费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为他治病。）
第二节 静江暗流
抵达美国不久，索罗斯通过在伦敦的一个同事找到了工作。他打电话给F·M梅叶公司的一个伙伴，为索罗斯说情，索罗斯便成了一名套利商。虽然在朋年代，套利己成为最火爆的金融赌博形式之一，但是，在30年之前，它却是非常萧条的。没有人愿意投入大额股份，以期从公司的接收股中赢利几百万美元。这种赌博性投资到80年代才风行。在生活很单调的50年代，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生意人，只能通过小心翼翼的研究，利用同一种股票在不同市场的微小差价，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来赢利。
那时，索罗斯成了一个分析家，给美国的金融组织提供有关欧洲证券市场的消息和建议。不出他所料，华尔街地区几乎元人对此感兴趣，更不用说对欧洲投资倾向有什么高明的见解了。50年代还远非全球通货贸易时代，远非美国投资者感到大洋彼岸有钱可赚的时代。那时，欧洲人只同欧洲人打交道，美洲人只同美洲人接触。这种地方观念使索罗斯有利可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现在已开始慢慢恢复，这给索罗斯助了一臂之力。
索罗斯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躯。“乔治在30年前做过的事情到近10年才流行起来。”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说，从8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索罗斯的得力助手。
“在60年代初，人们对欧洲证券市场一无所知，”索罗斯面带微笑，回忆说：“所以，我得以把我所想得到的利润寄希望于我所紧随的欧洲公司。这真是瞎子给盲人带路。”
在那时，索罗斯会遇到并同一个有欧洲背景的人结婚，这毫不奇怪。在美国，他初来乍到，认识的美国姑娘也很少。在紧邻西安普顿的长岛的科古，他遇到了德裔安娜莉，他的未婚妻。1961年他们结合了。索罗斯仍然在F·M梅叶公司工作，和妻子住在一个小套间里。
（索罗斯夫妇在1978年分居，三年以后离婚。他们生有三个子女。1983年，索罗斯再次结婚。新娘是苏栅·韦怕，比他小25岁。他们在南安普顿举行了一个非宗教婚礼。后来，在1985年，苏珊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格利高里——使乔治第四次做了父亲。1987年，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出生。）
1959年，索罗斯进入维特公司，继续致力于欧洲证券。幸运的是，维特公司是美国少数几家从事海外贸易的公司之一。索罗斯仍然是华尔街地区的一小撮套利商人之一，在伦敦和纽约之间进套利活动。
1960 年，索罗斯第一次对外国金融市场进行了成功的洗劫。索罗斯意识到：由于公司的股票和不动产业务上涨，德国阿利安兹保险公司从它的资产价值中贴现，抛售股票。他写信给其他人要他们向阿利安兹公司投资。摩根担保公司和德雷福斯公司都很欣赏他的观点，并且购买了大量的阿利安兹公司的股份。阿利安兹公司的董事们很不高兴，他们结维特公司索罗斯的上司写信，说索罗斯得出了错误结论。实事上，他没错。阿利安兹股票的价值翻了三倍。索罗斯名声大振。
即使在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新政府就职以后，索罗斯仍期望能有好运降临。但事实证明，对于年轻的索罗斯来说，肯尼迪是一个严重的绊脚石。肯尼迪修改了利润平衡税，主要就是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外国股票。对索罗斯来说，政策的转变如同地球爆炸。
但是，这还不足以把索罗斯打发回国。1961年12月18 R，他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公民。他仍然呆在美国。
那时，索罗斯已经33岁，他仍然在成为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投资者之间摇摆不定。肯尼迪的政策给索罗斯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他似乎是最喜欢的事情——思考和写作关于人生的基本问题。
从1961年开始，索罗斯把傍晚和周未都用在了《意识的重负》书稿的写作上，他希望通过对手稿的千锤百炼地修改，能找到一个出版商。这种经历比坐下来写第一稿更令人困惑。终于，在1963年，他把手稿寄给了卡尔·波普。赢得这位大师的赞同将是索罗斯值得夸耀的事情。能赢得著名的波普的赞同，似乎是向出版这本书迈出了一大步。
虽然波普己回忆不起索罗斯何许人也，他仍然对手稿作出了热情的反应。然而，当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弄清楚索罗斯来自于共产党人统治的东欧国家时，波普曾一度表示失望。他还认为索罗斯是个美国人。这位哲学家感到十分激动，没有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人，竟然能理解他所谈论的东西。波普发现索罗斯是个匈牙利人，并且直接地接触过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他对索罗斯的手稿没有再进行过多的思考。他鼓励索罗斯继续考虑他的观点。
索罗斯从来没有承认，是什么原因使他决定再次搁置他的写作计划。不过，波普对他的手稿的冷淡的反应，可能影响了他，于是做出了这一决定。
对索罗斯来说，写作该书是他喜爱的一项工作。他从没有透露他是否将这些手稿给过某一出版商。无论如何，他说过他觉得这本书缺乏深度，因此，就从没有出版。
因而，索罗斯又回到华尔街地区继续赚钱。但是，缨斯并没有完全抛弃他。随后几年，他以这本小小的未能出版的书的思想为主要观点，写成一本书真的出版了。
第三节 精明但不可爱
1963年，索罗斯开始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主要经营外国证券贸易的美国公司。对索罗斯来说，爱霍德公司就是他的家。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德累斯顿（东德城市），创立于19世纪初期。雇佣索罗斯的人叫做斯蒂芬·凯伦，带一口浓厚的欧洲口音，公司的其他人也是如此。虽然这条街道叫做华尔街，但是，索罗斯肯定想过，某一天他会逃之夭夭，再回到欧洲。
从一开始，凯伦就对索罗斯评价很高。“我希望我雇用的任何人都很优秀，不过，他确实是个很杰出的人。”
索罗斯被雇为分析员，一开始，他主要是从事国外证券分析。由于他在欧洲形成了联系网络，而且他能够讲多种欧洲语言，包括法语、德语，索罗斯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套利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胆略。但是，大多数的美国贸易商，知识偏狭而又不愿去开阔视野。二者奇缺。当然索罗斯不是如此。美国人喜欢抛售美国股票。对于美国公司的职员，能讲出公司名称至少是个能手，但是，对于欧洲的公司名称，他们却不能讲出。而索罗斯不仅知道这些公司名称，而且知道公司的老板。
1967年，他成为爱霍德公司研究部主管。
为了在美国市场上开辟道路，打上自己的印记，索罗斯在和同事们打交道时表现了某种不安定。一个坚持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回忆说，索罗斯很讲究商业信誉，不过，这也遭到那些信誉很差的人的指责。
艾德格·埃斯塔是索罗斯1994年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他说，在0年代，索罗斯是一个复杂的隐秘性的人物。“你知道他很聪明，有能力思维清晰——而且很可靠。你可以感觉到他不像个很特别的人。有些腼腆。你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十分敏感……正因为他害羞，所以他采取低姿丧形象。他不让人了解他的私生活。他常说些相反的事情来装点门面。他装成绝对正确的样子发表大量的毫无意义的意见。有时，他只为自己开脱。他不是个可爱的人。”
他不可爱，但在投资分析中却很精明。亚瑟·勒鲁，60年代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与索罗斯共享，他还记得那段日子与索罗斯的接触。从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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