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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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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正当一行人走下楼梯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你们这些坏蛋，捉阿道夫叔叔干什么？”他问。希特勒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一声不吭地与赫仑纳和女仆们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赫仑纳从窗口望去，只见警车朝区的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脸色惨白。
他于晚9时45分左右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之后，他便被匆匆送进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天已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除问了一声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此时，鲁登道夫已获释。他向当局保证说，他不外乎是个旁观者而已），他再也没有开口。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但是，满处是铁钉的铁栅将希特勒接纳到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尚未抵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7号牢房。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这间牢房的前任，谋杀埃斯纳的凶手阿克罗·瓦利，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里希，还常帮他脱衣。“他不吃也不喝，往床上一躺。把他锁好后我被打发出去了。”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希特勒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幻觉令他恢复视力；这里，在南德，与他作伴的是空墙与天花板。从北德到南德，这刚好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了《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悉起义消息后说：“要说希特勒的坏话，有许多可说。但，人们可这样说：他是狂热地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原始性。他不明白应如何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打下理智的基础。他可说是狂热的化身，一点儿也没有调和的分寸或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已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人们一般认为，他再不能被认为是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我国的历史已走上岐途”，莫勒写道，“在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成功。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结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代人以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我们的事业，从一出世就是死的……一切都好像有些不对之处。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一切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悬挂着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过去几个月里，作为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第七章 在兰茨贝格狱中
1923—1924（1）
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她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识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斯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500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返身回到7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又45分钟，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企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对一起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以为然。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B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等等。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一边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作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据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他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1924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马·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48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5％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2）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1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762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10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月12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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