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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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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平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它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品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
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品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满篇都充满了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种族蛆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说他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烈地为她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九章 家人去世
1928—1931（1）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1928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3*？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10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1928年11月16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18至20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SS。听众约有1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10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10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1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2）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即“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双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9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9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他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21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致“常常围着她的屁股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门。”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11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可与她结婚。”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冒险家或骗子之手。”
在两性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17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你好吗？”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他？”）。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17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啊？”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3）
1929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2100万*？，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600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1924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1930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21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雷同。”原歌词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2月23日，韦塞尔终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12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冲锋队员喊“在！”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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