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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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11月9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仑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颂霍亨佐仑所作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那怕是一分钟。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下。”
　　自11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如此众多的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现在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
　　希特勒之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11月11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特医生故意招来的）（注：希特勒之幻觉，可能是福斯特医生之催眠术所致。一本书名叫《目击者》的小说相信此说。这本小说系写希特勒与福斯特的，作者是福斯特的朋友埃恩斯特·威斯。他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18年，一位名叫“A·H”的士兵，来到了巴斯瓦尔克陆军医院，宣称自己为毒气所伤。有位精神病医生，即故事叙述者，为他作出了诊断，认为他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医生还用催眠术招来幻觉。）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巴斯瓦尔克冷清清的医院病房里，20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投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政治。
　　第一章　根深蒂固
　　1889—1907（1）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1430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Hyd－ler”变为“Hytler”再变为“Hidler”（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1650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Georg　Hiedler）。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Hüttler”或“Hitler”。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1837年6月7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42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5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5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36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13岁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5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24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1875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1876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6月6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1857）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1842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40％。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4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16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1882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1884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4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1889年4月20日第四个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5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5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1895年春，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30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9英亩的斜坡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6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40年，退隐乡间后，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1896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1948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52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14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6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1897—1898学年的大考中，得了12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