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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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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处甚洽，私人间的同伴之情远甚于相互尊敬。
“会谈是详尽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谈到了由两种观念之亲密关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达成了远期的协议。正式协议尚未草拟，因而尚未签订……”
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茨萨克私下对一个瑞士外交官说，他“预见不到两人会更密切地合作”。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1934。2—8（1）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
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罗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呆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聘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8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事事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18岁至21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21岁至26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个听者大吃一惊。在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听来，这是出卖。于是，他便向赫斯告发。元首的副官举棋不定，不敢行动。准克多便亲身前往上萨尔茨堡，将冲锋队高层领导中的严重不满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无动于衷。“必须让事态发展”，元首不想再讨论下去，好像不愿承认他心爱的冲锋队有近乎暴乱的不满情绪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却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评论：“灰石（军队）必须被褐色洪水淹没。”他说“新的部队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罗姆进行了反击。4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从他不可似的。“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对外国人这样说，但下一段话却显然是说给希特勒听的。他说，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卫军内，罗姆的秘密敌人业已在密谋将他粉碎。为首的是特工部的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卫军的首领。这乍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一些日子来，希姆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一阴谋，也许是因为他怕与冲锋队公开爆发矛盾会导致党的分裂——但是，当得悉戈林也参与这一阴谋时，他便跃跃欲试了。戈林不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还能给他一个他垂涎已久的职务——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局局长。
（*秘密警察一词的德语文是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方便邮递，某邮局为这一新组织刻了印章，将之缩写为Gestapa，若按此音译为中文则是“盖世太巴”，但在口语中，它成了Gestapo，中文译为“盖世太保”——译注）希姆莱一与这个党魁勾结，他立刻便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接着，他便向党卫军所有单位暗示，一场与冲锋队的公开斗争已在咫尺。海德里希报告说，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证明罗姆阴谋背叛。这样，这场斗争便势成定局。其实，罗姆根本无意发动起义。他只想用“一个金笼子”将元首与其心怀叵测的顾问们分开，强压希特勒给冲锋队在帝国内以适当的地位。他发动的是神经战，而不是出卖，但他的威胁性语言却是惊慌的根源。6月4日，希特勒把罗姆召至总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说法，他们的谈话持续了5小时。“我哀求他自动反对这一疯狂行动——同时也让他使用自己的权力去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灾难而告终……参谋长向我保证，报告部分失实，部分被夸大其词，还有，他将在权限内尽一切努力，纠正事态。之后，他便走了。”
虽然有个目击者，即巴本的副官，发誓说，他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在希特勒的说法中却找不到争吵的迹象。罗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虽同情冲锋队，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遏制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自认为已真正与罗姆握手言欢，这也有可能。因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时报告说，元首已在几个问题上与冲锋队司令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冲锋队原定全体休假一月的假期将如期开始。这消息是由德国新闻局于6月7日公布的。次日，德国新闻局公布了令人费解的“罗姆参谋长令”。命令说“几周来，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经系统病，使健康受损。现决定遵医嘱进行治疗，以求康复。”
这两条消息使军方安心了。他们觉察出，这是罗姆陨落的信号。海德里希却大吃一惊——他只需3个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对冲锋队的计划。这两条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行动。罗姆的弟媳，还有其他人，警告罗姆说，外边谣传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在合谋搞掉他。“他也察觉有些不对劲”，她回忆说“但仍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2）
在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受辱回国后数小时，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满便降临在希特勒身上。6月17日，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备在马堡大学发表讲演。人们对副总理的演讲多少有点兴趣，因为半年前他曾在不来梅俱乐部发表过有争议的演讲。平时，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权践踏了法律原则，并对教会诸多限制，德国的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当他步入大礼堂时，——里面坐满了学生和教授，还有稀稀拉拉地坐着的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员——礼堂里充满了期望的气氛。一开始，他便单刀直入，向受控的报界发动进攻，特别是对戈培尔。
这些话出自政府之第二号人物之口，使学生们目瞪口呆。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将纳粹盲从者和空谈家连同一党制一起攻击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罗姆的二次革命的人们决裂。“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启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
有几个党员在高声抗议，但他们的喊声却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只有《法兰克福报》在下午版中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片断。戈培尔下令将报纸全部扣审，并禁止电台重播（原定要重播）这篇讲话。但是，讲话的全文却走漏了出去，并在国外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当副总理在汉堡跑马场上出现时，人们向他高喊：“欢呼马堡！”
头几天，希特勒没有吭声。摊牌的还是巴本本人。他威胁说，除非解除戈培尔不准重播其讲话的禁令，否则便辞职。希特勒劝副总理冷静。他承认，戈培尔犯了大错误。接着，他便厉声谴责冲锋队不服从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讲话的那部分内容似的。他保证将禁令解除，请求巴本暂勿递交辞呈，待两人同去诺伊德克面见兴登堡时再说。
巴本答应等待，但希特勒却自食其言。次日，6月21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诺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兴登堡汇报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见的情况。但更可能的是，他会见老头子时不想让巴本参加，免得碍手碍脚。他也许想看看兴登堡的健康状况，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为当他的继任人作出安排。为此，他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兴登堡庄园的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天气虽然炎热，勃洛姆堡却身穿全套制服。
总统之会见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之演讲招来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但说话的却是勃洛姆堡（他板着脸孔，笔挺地端坐着）。他明确指出，应该首先考虑内部以和为贵。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总统就要发布戒严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军队。他未得到罗姆和二次革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提及。会见只进行了4分钟便宣告结束。很快希特勒便飞回柏林。在安静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转向了罗姆。“数月来，我之所以反复不能作决”，数周后，他向国会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两种考虑。首先，我总不相信，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关系竟是谎言。其次，我私下里还怀着希望，尽量不让运动和我的冲锋队蒙受不和带来的耻辱，尽量铲除这种恶作剧而又不发生冲突。”
当晚，希特勒便下决心采取行动。翌晨，他给数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罗姆的维克多·卢泽去电，令他立刻前来总理府报到。“他领我进了书房”，卢泽在日记中写道，“拉着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干完为止。”元首感情有点儿冲动地透露说，由于罗姆决心武装冲锋队以反对军方，所以必须将他搞掉。“元首说，他历来知道，我是不参与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正在千方百计让罗姆自投罗网。同日，希姆莱将党卫军的一位头目弗莱赫尔·冯·埃波斯坦召来，告诉他，罗姆正在密谋叛乱。埃波斯坦应将此事转告各军区司令，自己则让部队处于“谨慎的紧急状态”，让他们在兵营候命，以备急时之需。通过部队的渠道，警告便在几小时内传达下去了：军队总办公室主任通知各级军官，由于冲锋队的政变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队的党卫军发放他们所需的武器。
此时，希特勒已完全相信罗姆是在密谋叛乱。他对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说，他将把所有冲锋队司令召至巴特维塞——这是个温泉，位于特干塞河上，罗姆在该地休养。希特勒继续说，待他们全体集中后，他将亲手逮捕他们，“与他们算帐”。部队已作好行动准备。首先，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普将军发布命令，使全军处于战备状态。休假被取消，全军将士回营。
几乎同时，赫斯在电台全国联播节目中发表了一起出色的讲话。它既是对罗姆的警告，也是对他的请求。“背信起义者可悲！认为通过叛乱可为革命服务者可悲！”接着，他便说，这些密谋者是“荒诞的理想主义者。”通篇讲话均可说是希特勒的，因为它敦促罗姆放弃他的二次革命，重新归队。次日，赫尔曼·戈林发出了一个更直言不讳的警告：谁要是腐蚀了对希特勒的信任，谁就得“用头颅偿还。”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虽然与世隔绝，对这些预兆，也本应有所风闻。4月28日，德国军官联合会将他开除出会。这又是个前兆。
在柏林，关于即将摊牌一举，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顿·德尔默便从巴本的新闻顾问的助手那里得悉了关于希特勒进退维谷的第一手消息。“为争夺兴登堡的继承权，我们正在作战”，他解释说，以希特勒为一方，以副总理及其保守派为另一方。他预言，下次内阁会议上肯定会摊牌，巴本将迫使希特勒“镇压”罗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伙搞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倘使元首予以拒绝，巴本集团便会辞职，兴登堡便会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将政权交给军队。“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的老板认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辫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权力便被剪除；如拒绝，军队便会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绝，即使可能意味着火并！”
此时，元首在埃森，还参加当地一地方长官的婚礼，表面上好像在欢度假期。另一个客人卢泽却在犯愁。“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写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闻，只能靠电话通讯的机会，把‘那件事搞严重，并加快步伐，这是适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确实，在这一阴谋的发展过程中，电话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与戈林一抵达新郎新娘家中进婚礼早餐，希姆莱便从柏林打来电话，念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报告。当戈林得知想像中的冲锋队的阴谋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希特勒大怒，连忙赶回他设在当地的总部。“在旅馆的房间内”，卢泽说——卢泽也是被匆忙召来者——“电话几乎不断。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显，他现在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戈林的秘书带着希姆莱关于褐衫党徒即将起义的进一步消息匆匆赶到。这使会议顿时活跃起来。这份报告，连同海德里希的一个特工人员带来的报告——该报告说，罗姆的冲锋队刚刚辱骂了一个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够了”，他说，“我做个榜样给他们瞧瞧。”他令戈林赶回柏林，在收到暗语（“蜂雀”）后便着手行动。接着，他自己打了个电话给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对据说骚扰了外国人一事进行批评。他带点儿火气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并告诉罗姆，将冲锋队领导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维塞，他要向他们发表讲话。时间是两天后上午11时。
这次通话并未使罗姆担忧，或者说，他假装不担忧的样子，因为回餐桌旁时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对客人们（内中有冯·埃普将军）说，希特勒将于6月30日参加冲锋队领导人大会，还得意地说，这将给他提供一个“撕下戈培尔的假面具”的机会。他知道，冲锋队和军队是可以指望的。这种不现实的言论表明，罗姆要不是在异想天开，就是对涡旋在他周围的阴谋一无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于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普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普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普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1933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耶稣第十二个门徒——译注）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单，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之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之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这是巴伐利亚的一种纸牌，由3人共玩）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地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希姆莱刚对里宾特洛甫说，“罗姆完蛋了。”）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5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之冲锋队头子卡尔·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他在不来梅，准备作蜜月旅行）。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有些部队确实出动了，原因是有个神秘的小册子说：“冲锋队，冲上街头！元首已不再支持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品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3）
希特勒颤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52”。这是一架临时换上来的飞机，因为原机发生了引擎故障。此时是凌晨2时左右。他一起股坐在位子上，双眼直视漆黑一起的前方。他的新闻主任奥托·狄迪里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后来，有个副官让大家把枪上的保险打开，他才略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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