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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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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日来事态的发展后，这种解决办法已行不通了。“
首相唰地站了起来。施密特注意到，首相的浓眉下的和蔼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不明白！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元首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
希特勒支支吾吾，诡称在波兰和匈牙利所提要求得到的满足前，无法与捷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将英法提议一一予以反驳，并断然要求‘“从此”德国便占领苏台德。
张伯伦回答说，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既令他失望又令他摸不着头脑。这是个崭新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希特勒在贝希斯特加登所提的要求。他二次访德所带来的计划足以满足元首的一切要求；而他这样做是用其政治生涯冒风险的。此时，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递给首相一张条子，上面说，德军已在埃格尔跨过了边界。张伯伦马上抓住了这点。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双方都不可避免。他敦促元首与他一起“不遗余力地、有秩序地、和平地将问题解决，勿让枪击和事故扰乱和平工作”。他问，希特勒有什么建议能使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回答令张伯伦凉了半截：德军立刻占领苏台德，疆界日后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由于这一要求几乎意味着捷克的彻底投降，两人便唇枪舌剑地交锋。舌战了好一阵子后，埃格尔又传来消息——是给希特勒的——说，有12个德国人质已被枪决。结果，用不着说，希特勒又大发议论，说捷克人如何的极度不公平。接着，他发誓说：“如果布拉格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人质继续被枪决，他便立即进行军事干涉。”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彼此不欢而散，但又约定明日继续会谈。
在渡过莱茵河，乘车上山回旅馆的途中，首相虽不露声色，内心却愤怒万分。只在此时他才想到，他未使会谈破裂并回家是否是个错误。希特勒是处于发狂边缘呢，还是具有善恶二重性？若如此，张伯伦便有责任去打破僵局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在参加会议者中，他并不是唯一怀疑希特勒的神智是否健全的人。在德莱森旅馆，几个新闻记者在散布谣言，说捷克危机令元首如此心烦欲狂以致爬在地板上咬地毯角。这种说法原系出自元首的一名副官。该副官说，元首已怒到“咬地毯”的地步了。“咬地毯”原系一句俚语；某些新闻记者竟按字面去理解。其实，此语应译成“走投无路”才对。如此幼稚无知，使元首的副官们——他们很少见元首发火——觉得好笑。希特勒发火时，一般是大发议论半个钟头；偶尔若大声呵斥，那也片刻即逝。“数次这样‘发狂’时我都在场”，魏德曼写道，“我要说的是，他发的火，与那些脾气很坏又无自制力的人发的火没有什么两样。”
有些心腹相信，希特勒之发火是为了效果。若果真如此，那么，那天下午的发火，却使其对手处于守势。其时，张伯伦业已在草拟一封妥协信。信中，他建议由他出面探听捷克人的风声，看是否能作出安排，让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自行维持法律的秩序。
23日早餐后，这封信被送过了河。由于根本不想妥协，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想法的断然拒绝。在与里宾特洛甫及其他顾问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磋商后，希特勒写了一封很不友好的信作为回答。信的内容重复了他在会议桌上说过的话。因为信很长来不及翻译，希特勒便令施密特带着信去见张伯伦，当面进行口头翻译。施密特腋下夹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于下午3时左右离开了德莱森旅馆。快到彼得斯堡旅馆时，施密特发现旅馆门口已围了一群记者。有位记者喊道：“你带的是和平还是战争？”施密特小心谨慎，未走漏风声，连肩也没有耸一耸。其时，张伯伦在凉台上，施密特被立刻带了进去。片刻前，张伯伦与汉德逊还在不安地来回踱步；见施密特前来，首相刹时控制住了自己，似乎他是在偶然踱步。
施密特回来后，希特勒焦急地问：“他说了些什么？他对我的信反应如何？”当他得悉张伯伦既不激动也不发怒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不到一小时，张伯伦便派两人渡河，给希特勒送来了答复。这封信既是妥协又是恶兆，是玩弄外交辞令的典范。首先，他答应将希特勒的提议交给捷克人，要求希特勒给他发一份详尽地阐述他的要求的备忘录。他建议，一俟收到元首的备忘录，他便动身回英国。
他们进行了二次会谈。这想必是张伯伦回国之威胁所致。双方同意，张伯伦于该晚前往德莱森旅馆，一方面去取备忘录，一方面去听希特勒对此所作的解释。会谈于晚10时左右开始。由于参与会谈的人数增多，会议是在一小饭厅内举行的。汉德逊、寇克派特里克、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等人，围着希特勒和张伯伦成半圆形而坐，且坐得很随便。备忘录则由施密特翻译。希特勒要求捷军从地图——该地图系备忘录的附件——上所示的地区撤出。撤军将从9月26日开始，苏台德于28日正式割让给德国。
“这是最后通牒！”张伯伦喊道，并举双手抗议。
“是一道命令！”喜欢炫耀其德语的汉德逊用德语附和道。张伯伦拒绝将这样的一份文件转给捷克人。他说，且不谈其内容，其语调就足以引起中立派的愤怒。他怒斥了希特勒，好像元首是他的一个不顺从的阁僚似的。希特勒被迫处于守势的时刻不多，而这是其中之一。接着在所提的日程问题上他又受到三位英国政治家的联合攻击，因为这份时间表给捷克人所留时间实在太短，无法从苏台德撤军并移交苏台德。由于这份计划既行不通又具有危险性，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欧战。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此时，有位副官进来了，给元首带来一份电报。元首草草看了一遍后，元首将它交给施密特。施密特将它大声译成英语：“贝奈斯通过电台刚刚宣布，捷克各武装力量实行总动员。”
最终打破沉默的是希特勒：“即使发生了这一闻所未闻的挑衅”，希特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当然仍将遵守诺言，在谈判期间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张伯伦先生，在您在德国逗留期间，我不会这样做。“这段话，因为是在心平气和中说出的，所以好像有点使人糊涂；但元首接着说的话可就不可能被误解了。他言简意赅地说，捷克的总动员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张伯伦匆忙地指出，动员不外乎是个预防措施，不见得是进攻性措施；希特勒回答说，在他看来，总动员一事表明，捷克人无意放弃任何领土。张伯伦再次不同意此说。他辩论说，捷克人已原则同意办台德实行自治，他们不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那么，何故总动员？希特勒紧追不舍。
首相说，首先总动员的是德国嘛。
那你也叫它总动员？元首尖酸刻薄地反驳说。接着，他又再次进行威胁：这次危机不会长期拖延下去了。他引用一句日耳曼的古老的格言：“恐怖之目标甚于无目标之恐怖。”他说，那份最后通牒，代表了他最后那句话。
张伯伦说，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便无意义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为欧洲和平的一切希望已破灭，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英国。但是，他的良心是明如镜的；为了和平，他已竭尽了全力。不幸的是，他并未在希特勒先生身上找到回声。”
希特勒最怕的是张伯伦拂袖而去，所以，他便急忙向他保证，在谈判期间，他决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语有如一阵雷雨，使空气变得清新。“为了让您高兴，张伯伦先生”，沉默片刻后，他说，“在日程问题上本人将作出一个让步。我是很少向人让步的，您是我作让步的其中之一。我同意10月1日作为撤退的日期。”
在其他枝节问题上又谈了一阵后，张伯伦答应将此最后通牒转给捷克人。此时已是凌晨1时30分了，众人只好休会。元首对首相为和平而奔波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捷克问题是他不得不在欧洲作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
张伯伦在称心如意的“再见”声中离开了德国。目击他步出旅馆大门的人们，并未在他脸上看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感。
（5）
在经过数小时必要的睡眠后，张伯伦飞返伦敦，并于次日召开内阁全体会议。他解释道，如果想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动机，看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希特勒先生“不会故意欺骗受他尊敬并一直与他谈判的人”。假如这样，他们“失去就两国间存在的种种分歧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机会”，那将是个大悲剧。
当他沿着泰晤士河模拟德国轰炸机飞行路线返家时，他恐惧地说：“数以千计的家庭出现在机下。我问我自己：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无力发动一场为了阻止尔后会出现的战争的战争。”
在内阁里，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力。首先，海军部的达夫·古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元首之保证，提议立刻实行总动员。张伯伦力谏他的阁僚，此类决定宜推迟作出。会议决定先与下令实行局部动员的法国进行磋商。
星期天上午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我总无法驱除心中的疙瘩”，外相哈利法克斯说，“我觉得，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未给我们，只在那里发号施令，好像他已不战而胜似的。”只要纳粹主义依然存在，和平就不巩固。
早些时候支持张伯伦的黑尔什姆勋爵，此时同意外相的看法。辩论开始了。斯坦霍普和毛姆两勋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压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备忘录，温特顿勋爵则主张出于道义应拒绝其建议。由于内阁意见大相径庭，张伯伦力图恢复内阁的秩序。他说，此时谈论接受或拒绝希特勒的条款，或觉得受辱，都是错误的。接受或拒绝，主意该由捷克人拿。
内阁会议刚刚在不和中结束，张伯伦又碰见了一件伤心事。捷克大使扬·马萨里克来访，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希特勒的备忘录之内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剥夺了捷克斯洛代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个权利。“我的政府反对这些新的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尽力反抗。我们将这样做，让上帝保佑。”
当晚，法国代表团又返回伦敦，以讨论局势。代表团团长达拉第宣布，法国不承认希特勒有权占领苏台德地区。对张伯伦所提的问题，即“若希特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一边界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上，你法国是否会宣战？”他的答复却含混不清。张伯伦催他明确表态，达拉第回答说：“在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后”，法国可能会“在陆上试图进攻”。
为了让张伯伦与内阁磋商，会谈中止了半个钟头。“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能挖掘的而未挖掘，本人是不会甘心的”，他对其阁僚说，“所以，本人建议，以本人与希特勒先生的会谈为基础，以我私人名义致函希特勒。”这封信建议成立共同委员会以决定如何将捷克业已接受的建议付诸实施，由霍拉士·威尔逊爵士转交给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对此信拒不作答，霍拉士·威尔逊爵士便有权代表本人转达如下意见，即是说，如本呼吁遭到拒绝，法国将参战，若如此，我们似乎也应卷进去。”
次日上午，9月26日，被希特勒称之为“对犹太人怀古感情”的威尔逊爵士，带着这封信前往柏林。（1968年，威尔逊对记者科林·克洛斯说：“他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感情，并问过他：‘你是否碰到过你喜欢的犹太人？’”）元首心平气和地听着，但越来越坐立不安。当他听到他在戈德斯堡备忘录中所提条款使英国公众震惊一语时，不禁喊了起来：“别再说了，再说也没用！”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鬼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48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
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到了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一心想毁灭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不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全体日耳曼人——“与1918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1918年永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搭拉到前额——他精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百分之九十五是战。”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两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末，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作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呆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嘘！”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远较德国未作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8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作出更大的让步作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确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提高了首相的希望。
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
他于是便匆忙草拟了一份答复，请求再次与元首会见。“本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只是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多耽搁几天，您便愿意承担发动一场可能会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接着，首相又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之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于是，他重新怀着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准备次日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稿——这也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
9月28日，星期三，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8时，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威兹萨克急忙赶至凯撒霍夫旅馆——他的上司住在那里。然而，“由于自己的一手有可能遭到破坏，且是巴黎搞的”，里宾特洛甫便大发雷霆。
据威兹萨克的说法，他当时说：“双方的真正分歧很小，且仅牵涉到合并苏台德的方法问题。为这一小事便发动战争，这是荒谬绝伦的。”
“这应留给元首决定！”里宾特洛甫喊道。说完，两人带着情绪，一同去了总理府。
上午10时，即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4小时，弗朗斯瓦·本塞给汉德逊去了个电话，说他怕事情不妙。他求见元首之事尚未获准。很明显，元首今日不似会见各国使节。汉德逊答应从中帮忙。首先，他打电话给戈林说，希特勒拒不见弗朗斯瓦·本塞，而本塞却身怀是战是和的新建议。戈林打断了他的话。不久前还是维也纳的侵略者，他现在却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来了。“你一个字也用不着再说了”，他说，“我立刻去见元首！”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对人家的劝告则一概不听。待戈林前来讲理时，元首已回到了冬园。戈林发现前外长牛赖特也在客厅，便邀他一同去见希特勒。然而，一进入会议室，辩论的重负反落在牛赖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说，“不管情况如何您都要发动战争吗？当然不行！”
里宾特洛甫在冬园外徘徊，希望元首请他入内。戈林从园内出来，怀着敌意朝他大步走去，大声喊道：“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假如战争爆发，本人将第一个告诉德国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当着一群群副官的面，这两位高级领导便开始唇枪舌剑，又是恫吓，又是辱骂。里宾特洛甫指责对手怕战；戈林吼叫着反驳说，只要元首“进军”一声令下，他将乘坐领头的飞机出发——条件是，里宾特洛甫必须坐在他身后！“若不是局势如此严重”，魏德曼回忆说，“这两个‘神经质演员’，如同经常发生在彩排前的舞台上的情况一样，互相攻击，是非常可笑的。”
过了一会儿，上午11时，里宾特洛甫终被召进冬园，以便出席与弗朗斯瓦·本塞的会晤。这依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预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自然，你有必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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