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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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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电视里常放武打片,十分诱人。许多学生经不住诱惑,不顾复习迎考在即,常常在晚自习时间溜出教室去偷看电视。经过反复教育,制止,大部份学生慑于学校禁令,人在心不在地被迫囿于教室。但还是有少数胆大的学生潜出校外躲在人家的门口,窗前窥视。那天晚上,我亲自抓住了三个,决定“杀一儆百”。我把这三个学生召回学校后,立即通知全校集合,当场宣布开除。当然我不会将她们的学业断送在看一次电视上。我只是利用这个事件,刹一刹部份学生不能自控的电视瘾。
三个学生被我宣布开除后,少不了哭哭啼啼,伤心难过。我又亲自去安抚他们,启发他们,让他们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认识自己错在何处,并要求她们深刻检讨。第二天,我又找班主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适当的时候,我又来个全校集合,首先把这个人情送给班主任,说,那天晚上班主任对我说这三个学生一贯表现不错,有的老师也来为他们说情;接着我又说她们三个同学当天晚上哭了一夜,深刻地认识了错误,并向我写了检查,请求宽大处理。这样我这个校长就有点为难了,到底怎么好?我想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你们说,如果你们是校长,你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有学生说:“不处分开除。”
我说:“如果不处理,有的同学会不会认为反正不会处理,再溜出去看电视或做其他违反校纪校规的事情,那怎么办呢?”
又有学生说:“今后犯了从重处罚。”
于是,我就顺着这句话强调说:“好,‘今后犯了从重处罚’,我就按同学们的意见办。现在我宣布,昨天开除的三位同学取消处分。今后不管是谁,如有再犯,决不宽容。大家说,好不好?”同学们一至表示赞成。我不知这样做对不对,但我确实这样做了,而且一举镇住了晚自习的纪律,再没有学生溜出去看电视了。那些人在教室心不在的学生也断了别的牵挂,专下心来读书了。
我还经常利用自习或其他时间,钻进各班教室了解班风学风情况,直接对学生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不是说教,也不是简单的要求和鼓励,大多是以笑谈的方式开头,抖出一些我所掌握的各类学生之间的思想苗头,再加上一些“挑唆”和“怂恿”,就是要他(她)们互不服气,激起不同层次学生的相互竞争情绪,意在促成你追我赶的学习风气。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规范,但我实践的效果也是正面的。那一个学期各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多数学生特别是一批尖子生之间的竞争,简直是白热化。每次考试后,学生不仅关心自己的成绩,更关注别人的成绩,相互间紧紧咬住不放,常常出现成绩交替上升的情况。
那么,全校教职工兢兢业业的工作效果如何呢?同学们刻苦攻读的收获如何呢?我翘首以盼,全体老师也翘首以盼。当然,也有人以另一种心态翘首以盼。对这届初三,我心中有数,人家心里也有数。
毕业考试虽然不是升学考试,但也是对初三教学的一次重要检验。五月,毕业考试刚刚结束,阅卷工作尚未扫尾,各科成绩也没最后统计,总场一位领导就慌慌张张赶到学校来找我,见面就说:“金校长,听说这次考试成绩很差很差是吗?”
我说:“人家是怎么说的?”
领导说:“听说二百四十分以下的就有一百多人。a领导在场部说,金成呀金成,这一回看他怎么交账……!”
七门统考科目,总分二百四,每门平均才三十多分,实在是很差很差。而且很差很差的有一百多人!四个“很……”加到一块,那真是差到底了!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早该自己站到那棵捂桐树下凉快凉快去!然而,我听了人家过早的结论,既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悲哀,只是觉得好笑。看人看事,角度不同,差异无限。我站在正面,看到的是光明,人家站在反面,看到的是黑暗。我和老师们辛辛苦苦地干,为的是把质量搞上去,希望看到的是劳动成果;人家也在不遗余力地“干”,为的是另一种目的,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更想看到金成的可悲下场……。显然,辛苦几年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工作”成果,所以,毕业考试还没最后完工,就迫不及待地向a领导来了个“气象预报”。
我对领导说:“人家说我们二百四十分以下的有一百多人,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一百零几还是一百几十。我们初三年级总共才一百二十人,二百四十分以下的总不会超过这个数吧?”
领导说:“到底怎么样?”
我说:“离升学考试还有个把月。到底怎么样,等升学考试以后,见录取通知书说话,那才是无可置辩的!”
领导说:“你这么有把握?”
我说:“请你放心!”领导才放心地笑了。看得出来,领导对我是信任的。
每年的升学考试一般都在六月中旬举行。由地区命题,县教育局组织监考,统一阅卷,统一总分,统一注册。
那年中考的阅卷工作刚刚结束,县里就传开了,说南山考得不错。统分表发下来了,我一看,果不出所料,无论是单科成绩还是总分,无论是平均分还是合格率、优秀率,都大大地好于往年。尤其是录取重点高中和小中专的人数,我任校长三年来,每年都有大幅度攀升,而今年比往年更有成倍增长。事实证明,这是我当校长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却是考得最好的一年!如果以正常心态看,这是全面丰收的一年。
还有什么比这由主管部门盖着红印的,活生生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呢?工作成绩尽管主要归功于全体老师,但怎么说也有我的一份。我想,如果前面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我的考验,那么游戏到此也该结束了吧。可是,此时场部那一块却出奇的肃静,肃静得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的党员转正问题已经三个年头了,看来还要无限期拖下去;工作还是那么举步维艰。无奈,我只有向教育局党委书面反映这几年来发生的非正常情况。可是县教育局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我是场派老师,而场党委又深深地卷入了事件之中,作为同级单位的教育局,插手此事确有诸多不便。
看来,要摆脱困境只有离开南山。可是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年初转干时考第一名的我,现在的我已是个年过不惑有五的场派教师,哪里去找我的去处?加上妻子又是个一字不识的农工,一家六口,吃穿住行,谁愿意接过这个沉重的大包袱?更何况前不久省政府又已下文,企业干部职工不得调入事业单位,垦殖场的干部调动就更加困难。
想调也只能在本系统打主意。只要能挪动个地方,不管哪里都行。我向本系统的几个朋友求援,可人家都摇头,说很难。连我一个在垦殖场任党委副书记的远房亲戚也说没办法。难道我这个断了腿的哈蟆就只有困死在这枯井里么?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三沾一回“校长”的光
导读﹒偶感(十七)
爸爸身处险境,但他从容面对,将压力变动力,带领全校师生继续往高处攀登。在最困难的时候反而创造了空前的业绩。
但成绩不是泰山,只要找到一点藉口,就可一笔勾销。虽然上帝护佑着爸爸又一次化险为夷,但孙猴子仍然逃不出如来的掌心。
就在爸爸走投无路之际,终于天降祥瑞,出现奇迹。从此平等、正义与博爱伴随着爸爸演绎了一出因祸得福,曲折感人的人间喜剧。
待后请看——十一、生活万岁之三、沾一回“校长”的光之四、好事多磨。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三沾一回“校长”的光
工作中挑刺已无可能。但拳已出手就难收回,一招不成就换新招。
学年工作比较圆满地结束,虽然感觉到我仍是身处逆境,但老师们的支持,同学们的争气,毕竟给我带来莫大的愉悦,心情难得轻松了许多。因此,放了暑假我就回老家想把老娘接到南山住一阵。此时我三兄弟都在南山,老娘寄住在老家姐姐处。我回到樟树乡下,在姐姐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要姐夫推着独轮车送母亲到二十里外的水北车站乘车。
我这个人,心里有事,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虽说放了暑假,但作为校长是无所谓放假不放假的,假期也常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为了早点回到南山,我要姐夫抄小路走,因为小路比大路近。赶了约八里地,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两人行色匆匆朝我们而来。我仔细一看,前面那个女人好象是正秀。但我又不敢相信,因为她没有理由这样赶路,况且后面还跟着个男人。走近了才看清,走在前面的正是正秀,我叫了一声,她一边应一边向我们小跑过来。后面那个男人我也看清了,是我的一个亲戚。
走到身边,我奇怪地问:“你们来干什么。”
正秀气喘吁吁地说:“县招办来人了,说有人把明明告了,要你赶快回去。”
我吃了一惊,这才明白,为什么明明的哥哥会跟在后面。听了正秀的话,我感到事关重大,须立即赶到县招办,看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正秀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家住偏远的农村。一九八四年念完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在外面做了一年童工。一九八五年小家伙又想念书,其母听说我当了中学校长,就带着明明来南山找我,要我帮忙,收留他儿子在南山念完初中。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读书而要到南山来呢?”
明明母亲说,家里学校的条件太差,连英语老师都没有,其他课的老师也不足。所以明明在家里念书的成绩总上不去,自己都感觉读得没意思。另外家里也无人照管,难以读出名堂。我觉得小孩子想读书是好事,于是答应了,叫他自己去找教导处报名。小家伙不愧在外面闯荡了一年,无人带领也很快找到了教导主任,并被安排在初二年级插班。
明明进校后,学习很刻苦,表现也不错,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同学们跟他的关系也很融洽。因此,他的学习进步很快,念完初二就名列全班前矛。至初三毕业成绩非常优秀,并以高分考取宜春师范学校。正当宜春师范快要下录取通知书的关键时候,有人写了举报信,举报明明是留级生、补习生,弄虚作假冒充应届生。
其实,当时虽然不提倡留级补习,但也无明文规定留级生补习生不能报考小中专。在正常情况下,留级的,补习的照样录取。但现在既然有人告了,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举报人手段之厉害实在不敢小觑。举报信的内容本来是有关招生的,举报人却不寄县招办,也不寄行署招办,而是直接寄到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既然有人举报,纪委肯定要批复上高招办处理。这种重拳出击的手法,效果当然就非同一般。上高招办接到地区纪委批复的举报信,当然高度重视,立即作出取消明明录取资格的决定。当时争抢小中专的录取指标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农村家庭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成绩比较好的,初中毕业后大多数都想报个小中专,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所以一听说有人被取消录取资格,马上就有人来争这个名额。在这种情况下,被举报者如不能及时设法化解,取消录取就不可避免。既然县局招办及时告知了我,说明了上级对我的爱护和尊重,也说明了事情的紧迫和严峻。
我心里明白,举报者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尽管明明的学籍我从未插过手,但如果明明一旦被取消资格,许多帽子就可顺理成章地扣在我的头上,如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欺下瞒上等等。如果事情果真到了这一步,即使学校工作做得再怎么样,只需检取这几顶帽子中的任意一顶,就可以把前面的一切全抹,置我于臭水泥塘易如反掌。
我再细想,县招办没有简单处理这件事,而派了一位副主任专程赶往南山,向我通报此事,也许并不仅仅因为明明是校长的亲戚,很可能是事情本身并无多大的原则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擦边球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被人告了,惊动了上级,所以必须尽快设法过关。
我离开了母亲一行,火速赶到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找到主任。那年中招在新余办理录取事宜,主任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赶路赴新余。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明明的学藉报考等情况。主任表示,他会向地区招生办汇报。此时录取工作已进行了多日,主任的回话让我稍稍放心,说明明明的档案材料还没有被退回,事情还没到绝处。
我不禁为明明庆幸,为自己庆幸。以前我回家从不走小路,这一回赶时间走了小路,碰巧正秀也因事情紧急抄小路与我不谋而合,半途相逢,我才及时赶到了县招办,见到了主任。要是我在路上耽搁了,哪怕晚到一时,主任就上路走了,事情就有可能失去逆转的机会。
然而,招办主任只是说向上级汇报,并无明确表态,结果如何还是很难预料。这天晚上我翻来复去几乎没有睡着,分析各种情况,思谋解困办法。我想,录取的具体操作都是由各招生学校派出的招生人员把握,如果能找到宜春师范的有关人员,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招生动态,也可以当面向他们说明情况,争取他们的同情。于是,我决定去宜春师范碰碰运气。
第二天上午我乘车赶到宜春,并很快找到了宜春师范学校。可是走进校园,因为是暑假,到处都是关门闭户。想向人打听负责招生的有关领导和老师,我又叫不出一个人名,更说不出所为何事。转悠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找着。看来,事情就只有听天由命了。眼看时间已晚,我决定在宜春暂住一宿,准备第二天回家。难得一人清静在外,第二天早上我睡了个懒觉,直到上午七八点钟才起床,急匆匆漱口洗脸吃饭,再上车站买票。我在窗口站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一张下午的票。我揣着票,还得在车站等候四五个小时。
候车室全是陌生脸孔,一个人懒洋洋地坐着实在无聊,我便站起身,踱至车站外,东张西望欣赏街景。突然,从车站的出口处走来一个熟悉的人影,我定睛一看,是县招生办的副主任小杨。等他走近,我主动打招呼:“小杨主任,是你呀!”
小杨也热情地迎过来说:“啊,金校长,怎么你也在这里?”
我说:“有点事……你呢?你去哪里?”
他说:“我去宜春师范。”
这天,我对“宜春师范”四个字特别敏感。因为小杨的特殊身份,我立刻意识到,他来宜春一定与招生有关。我不也是为此而来吗?这可能又是个天赐良机,我必须紧紧抓住不放,非探个究竟不可。我想宁可身上的车票作废,也要与他一同前往。
我赶快接嘴说:“呵,这么巧,我也是去宜春师范。”本来我说到此,小杨应该会插上一句:“你去师范干什么?”但他并没有问,我估计他对我的来意肯定也是心中有数。于是我反问他:“小杨,你去师范一定是有重要公干吧?”
小杨毫不隐晦地说:“带来三份档案,要换下三个学生。”我估计被换下来的三个学生一定是被取消录取资格的,怀疑其中必有明明。但又不好明问,有时话说得太白,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我只有故作无事,把话题闪开,等到了现场见机行事。
我们一起走到师范,看得出来,小杨对宜春师范学校很熟悉,他不用看路标,不用问路人,径直来到教导处,我也一步不离地跟到教导处。敲开门,里面只有一人在办公。从小杨对他的称呼中,我知道此人就是宜春师范的教导主任,而且是招生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小杨落坐后,主任问:“你们县还有什么问题吗?”小杨笑着说:“我带了几份档案,想把那……两个学生换下来。”小杨主任说到换档人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终于没有把那个“三”字说出来,而换成了“两”。我马上就联想到明明,心里闪过一丝苍天保佑的感觉。小杨说着,从提包中取出两份档案,主任也从抽屉中拿出花名册说:“换掉哪两个?”小杨立即叫出了两个名字。主任提起笔,当场从表上画掉,换上档案袋上的两个新名字。
事已至此,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但还未掉在地上。我还没有听到他们对明明的最后判决,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没等主任把录取表放进抽屉,我大胆地把表拿过来说:“我看看李明明……。”
主任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接口说:“这个李明明很危险哩,人家告了状啰!”
我也大咧咧地接嘴说:“是呀,我是他的校长,又是他的姐夫,这件事我有责任,给你们添麻烦了。”
主任说::“算了,这个学生我们要了,就这么定。”这时,我心里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在庆幸之余,我感到,这一回县招办对我实在是太关照了。要不,我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明明被人告了;更不可能跟着招办的领导深入招生的腹地……,后果就难以预料。这件事摆平了,我仿佛又过了一道险关。但往后的日子如何,心里仍是不安。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四好事多磨
一九八七年暑假的一天,我去县教育局办事,不巧教育局所有工作人员全到实验小学监考去了,我只得到那里去找人。刚入实验小学大门,就见江副局长(就是当年的县文化站主任)在不远处向我招手,要我过去。局长招我,一定有要事,我赶快来到他身边。
江局长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对我说:“金校长,好事好事……。”
江局长是教育局领导中我认识最早的人,说话比较随便。我忙问:“局座,什么好事?”
江局长神秘地小声对我说:“昨天晚上,局党委开会决定把你调过来,你快去找曾局长,他会详细跟你谈。”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曾局长跟我谈什么?”
江局长反复说:“谈你调动的问题,调动,把你调到教育系统来……。”
啊,局党委还会考虑一个场派教师的调动,真是闻所未闻啊!我心里掠过一阵从天而降的惊喜。此时正好曾局长与分管教育的金副县长从小学办公室那边过来,我忙迎上去叫了一声:“曾局长……”
曾局长在我身边站住了,说:“想帮你调动一下,你愿意吗?”我还来不及说“愿意”二字,曾局长接着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局党委的决定。我们知道你在南山工作困难。”他又回过头向金县长介绍说:“这就是南山中学的金校长。”
金副县长看了我一眼,说:“金校长,我知道你的事,有困难就调动一下嘛。”
曾局长又问我:“你看南山会卡你吗?”
我说:“可能会。”
金县长说:“先去办嘛,等他卡的时候再说。”
两位领导你一言我一语,句句扣人心弦。他(她)们的话,如向溺水者漂来的船,又象大雪天送来的炭。我看着两位领导,脑海中不禁呈现出“恩人”“贵人”这些古老的称谓。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好人遭难时常有贵人相助。这回,我真的遇上贵人了!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正秀听了,也高兴得彻夜未眠。我们谈论着,盘算着,只要能离开南山这块是非之地,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随便调哪里都心满意足。
可这次调动毕竟还关系到妻子的工作,全家的生计,对未来的新单位我们还是想了许多许多。我以为进县城是不可能的,也不敢存这种奢望。局党委能把我们调去,由场派教师转为国家教师,吃皇粮,用皇钱,已是仁至义尽了。再说我们全家都是农村户口,如果进了城,光上户口就难上加难,再麻烦局领导,那就太得寸进尺了。我哪敢把好事想到这个份上。我和妻子最后只是想,能调到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或小学就好了,这样对解决正秀的工作问题就多一点希望,只要能拿工资就不愁生活。如果能到垦殖场学校那就再好不过了,那里安排工作空间更大,毕竟我们在国营农场待惯了。可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犯了难。听说现在调动工作都要自己找单位,主管部门只是负责给办手续。如果教育局要我自己去找接收学校怎么办?前一段时间,我活动了那么久,一点收获也没有。现在又去求人,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难。最后只有自我解愁:嗨!别想这么多,还是按金县长说的,先去办,一切到时候再说。说不定车到山前就有路!
第二天,我向a领导提出了我的调动要求,请他高抬贵手,放我一码。
a领导问我:“你想去哪里?”
我拐了个弯子说:“不知道。你答应放我,我再去找单位。”‘a领导没说放也没说不放,只轻轻地“哼”了一声走了。
一九八七年下学期,南山领导倒是优先考虑了我的调动问题,只是把我从中学调到了小学。不过a领导也没让d坐上中学校长的交椅,而是亲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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