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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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还说是工作需要，属正常调动。领导把我从中学副校长调任小学正校长，还能说领导亏了我么？至于那些是是非非的问题，能向谁说呢？告状么？人家有无数条理由，无数条渠道开脱得一干二净，谁会相信你一个平民百姓片面之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这些年来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言，但一直没闪现过向上级党政部门反映的念头。
　　我忍气吞声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我是a领导提拔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把一切都忍了下来。我希望他总有一天能明白真象，能回过头来想想！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到？其实他现在可能什么都清楚明白，只是走远了就是不想回头。身处困境的我，尽管深知走投难寻路，可心里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
　　现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线光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如果第一关就被卡住了，调动就有可能泡汤。想到这里，心里又涌现一阵无奈。有时我也想，万一走不了就算了吧，在南山呆了这么多年还不过来啦。但是我了解a领导的性格，他既然盯上我了，往后的日子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左思右想，前后总横着一个“难”字。
　　然而，事后我才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不管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起周围人群的各种反应。支持反对，赞赏唾弃，同情厌恶……，这些褒贬迥异、是非分明的情感表白，总是要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或近或远地扩散流传。这是正义的评判，公正的土壤。所谓凡事自有公论，不管你信不信，它确是一种社会主流，不以你我也不以a领导d老师的意志为转移。正是这种社会主流，使许多沉冤昭雪，把无数坎坷荡平，为弱者撑腰鼓气。我——一介平民，与a领导d老师之间的一场风波，居然惊动了上级领导，并在他们的支持下，让我因祸得福，一举改变命运，就是一个例证。
　　县委领导大概是在八六年底考察基层班子的时候，就知道南山中学有这么一个校长有这么一件事。记得那年年底，有几位场领导先后对我透露，说县委领导来南山考查班子时，他们都谈到a领导与我的关系问题……。听语气看表情，显然对我不怀恶意。
　　我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的预备党员，可是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底，已经预备了三个年头，还在预备，这就又让组织部领导知道了金成这个人和金成这件事。场部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告诉我，在一九八七年底召开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县委组织部的龙部长在总结报告中曾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一个单位，预备党员拖了近三年，既不给人家转正，又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这种做法是极不严肃的。”听某领导说，组织部就我的问题还曾到南山调查过。难怪一九八八年初我去组织部反映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几位在场的同志都愤愤不平地说：“真不像话。”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也找过县委书记，简略汇报了我的情况，要求领导帮我调离南山。书记也好象早知此事，明确表态说：“你放心，我会要主管部门去解决。”书记所说的主管部门就是县教育局。
　　我说：“主管部门与南山是同级单位，恐怕南山不会卖账。”
　　书记毫不含糊地说：“那我就派一位副书记去。”态度的明确，答复的干脆，出乎我的意料。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事情好像在县政府院子里早就传开了。一些熟人碰到我就拉着我打听详情；甚至还能听到一些不认识的人也在议论南山的a领导与一位金校长……。听到、看到、得到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此时我才感觉到，弱者并非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诉。
　　但是，县官不如现管，我的调动问题一直拖到一九八八年仍是毫无进展。壳仍卡在a领导那里。看来我只有痛下决心，该说的话不能不说！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向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署名信，如实反映了我的情况，要求纪委领导过问此事，促a领导放行。明人不做暗事，第二天上午，我告诉a领导，我已向县纪委写信了。
　　a领导好象有点吃惊地说：“想不到你金成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我说：“是有意见。a领导，如果你有空，我想当面对你谈谈我的意见。”
　　于是，我们在总场接待室展开了一次正面交锋。我利用这次机会把话摊开。一坐下，我就单刀直入地说：
　　“a领导，d捏造事实，挑拨离间，说我讲了你的坏话。在调查之前你将信将疑，对我有些看法，我可以理解。可是经过两次调查，事情已是真相大白，而你还要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叫我怎么不会有意见呢？d冒充三个学生向你写匿名信，你不分清红皂白，叫办公室全文抄写，贴在校园的墙上。那是一张什么呢？你叫我这个校长怎么当？”
　　a领导听到这里，打断我的话说：“你和d的问题，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态度。我举个例子，我们县有一个乡，党委书记与乡长的关系总搞不好。开始，县委总以为是书记的问题，就把这个书记调开了，将乡长提为书记。这个乡长提了书记后，不久又与其他人闹矛盾。这样县委就看清了，原来是误会了那位书记，责任完全在乡长。”
　　我说：“县委的处理与a领导对我的处理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县里接到谁的匿名信，比如接到我的这封信，也抄了往场部墙上一贴，你会怎么想呢？”a领导没有回答我的提问，于是我接着说：“我的组织问题，已经拖了三年，就算我金成不吭声，党章也不允许嘛。够条件就转正，不够条件就取消，这是党章的规定。既不转正，又不取消，这样无限期地拖着，你让我怎么想得通呢？”
　　a领导工作那么忙，面对一个下级如此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谈这么一大堆意见，他不但允许我说，而且还耐心地听，显得那样冷静，那样宽宏大量，富有涵养，我真有点不忍心再说下去。于是，把原本想透彻一说的话全咽了回去。但我刚一停嘴，a领导竟慢条斯理地作出了这样一段与他的性格和身分不太相称的解释：“你的组织问题就不要怪我，我派了两个调查组去调查，这你知道。可是没一个调查组写一份材料给我，我凭什么研究呢？”最后他也好象有些委曲似地发了一句牢骚：“操！这些家伙，调查了也不给我一份汇报材料，现在把意见全堆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a领导今天对我真的是够客气了，居然在一个他并不看好的下级面前诉起苦来。我显然也受了他的感染，此时，作为一个下级，我在顶头上司面前的怯懦与紧张已淡化了许多，言行也有些随便无拘。听了a领导最后一句感叹，我居然忍不住开了一句很不得体的玩笑：“领导，调查组是你派的，你要一个材料他们敢不给？你这个领导还不至于当得这么窝囊吧！”
　　我这句玩笑也许开得过份了些，a领导终于也说出了一句满腹情绪的话：“不要说这么多，你要走就走，写报告来。”于是我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听说下午开党委会，我中午就写了一份请调报告交给办公室。我对办公室主任说：“听说下午开党委会，请主任一定帮我提交上去尽快研究，拜托了。”
　　下午党委会散得很早，散会前，办公室主任把我的报告拿出来说：“金校长写了请调报告，要不要研究一下？”
　　a领导说：“先搁几天，以后再说。”而散会之后，他又指示办公室主任按他的意思签了一句话：调入单位签署意见后再研究。
　　第二天，我拿着这份签了字的报告送教育局。曾楷祥局长看着这一行签字，难解其中之意——这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他沉思片刻后说：“老金，你等一下，我们商量商量。”曾局长马上下了楼，找来三位副局长，临时开了个碰头会。不一会他又噔噔噔地上楼对我说：“这样，你暂时先回去。过几天我抽空去一趟南山，专找你们的a领导协商你的调动。”
　　有教育局的一把手专程去南山协商，看来我的调动已是不成问题。我接着考虑的是，我的去处是哪里？想到妻子的工作和全家的生计，仍心中无数。下了楼，我找到人事股的漆芳林股长，一是想探探口气，二是想请他帮帮忙。因为我们是老熟人，一直关系不错。
　　我来到他的办公室，说：“股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一回一定要拉兄弟一把……。”
　　漆股长不假思索地说：“还有什么难处，要我帮什么忙？”
　　我说：“你与下面学校很熟息，麻烦你给我找个合适的单位。”
　　漆股长听了，笑着说：“你放心，局党委早就考虑好了，把你放到县城，工作问题，家庭问题，什么都好解决。”
　　啊！这又是一个天大的惊喜！我祖宗十八辈都是乡下人，到我这一辈要变城里人了，这不又是一步上了灵霄殿吗？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与局领导非亲非故，我当校长的时间不长，连工作上的接触也是刚刚开始，私人关系更是谈不上，曾局长有时甚至连我的姓都叫错。可是在我身处逆境的时候，局领导对我的关照却是如此无微不至。看来人间自有真情在，官场不乏爱民心啊！
　　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等待曾局长早日来到南山，替我打破坚冰，排忧解难！可是，我等啊等啊，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一直不见曾局长的人影。这是怎么回事？是曾局长工作太忙还是另有枝节？我沉不住气了，立即赶赴县局一探究竟。
　　原来a领导早已获悉了局领导对我的支持，可能还闻到了其他什么风声。于是，他不等曾局长下去，先行来到教育局，就我的调动问题，对局领导谈了三条意见。实际是设置三个门槛，堵我的出路。a对局领导说，金成要调走，第一，党籍要取消。第二，你教育局到我南山来挖人才，我没意见。只是不能光调他一个人，我来养着他全家。金成一家六口，要调就一齐调。这是主要的两条（另一条我已记不清了）。就是这硬梆梆的两条让局领导犯了难。
　　我真想不通，为什么原来对我那么信任、那么贴心的好朋友好领导，如今却这样对我冷酷无情？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啊！至于别人挑拨引起的那些误会在真相大白之后，按理也应该化解了呀！可为什么总是对我按住不放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再向a领导求情。回到场里，我找到a说：“a领导，我那个报告能不能请你签几个字？”
　　a说：“不是签了字吗？”
　　我说：“可人家怎么理解你那个签字？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请你明确表个态好么？”
　　a领导有些不耐烦了，说：“调动手续就是这样的，接受单位签署意见后，我们才好研究。”话说至此，他拂袖而去。我怎肯罢休，仍跟在后面纠缠乞求。a领导边走边说：“你不要缠我，你先到教育局签字嘛，他签了字，我保证放你。”
　　我知道要他马上签字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对我抛出了这句话，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他是实实在在吐出了“我、保、证、放、你”这五个字。我就带着这这五个字马上赶到教育局，把a领导的原话向局长汇报。
　　曾局长问：“他是这样说的吗？”
　　我说：“一字不差。”
　　曾局长说：“好，你稍等一下。”
　　他再次找来几位副局长统一了意见。然后回到办公室，提起笔，签了四个字：“同意调入”。接着又亲自到行政办公室盖上公章。最后把签了字盖了红印的报告交到我的手里说：“快回南山办……。”
　　我揣着签了字的报告往车站赶。走到半路，我灵机突然一动，要是南山签字说“经党委研究，因工作需要，不同意调出”怎么办？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他有这种权力，也有这种理由。想到这里，我没有勇气往南山方向走。我站住了，略作犹豫之后，调转方向，向县委院子而去。我想凭着教育局的签字，请求县委组织部直接下调令。这样南山就无话可说了。只是不知道组织部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不管怎样我也要试一试。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跨入了组织部的大门。我虽然去过几次，对大部分人都有些面熟，但仍叫不出哪一位的姓名和职务。于是我问坐在最外面的一位女办事员：“您好！请问，调动手续在哪儿办？”
　　女办事员接过我递过去的报告，看了一下，很有礼貌地说：“你请坐，稍等一会。”说着，她拿着我的那份手续不全的报告进了对面的办公室——大概是去请示部长。一会儿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原位，打开抽屉，拿出一本调令，在空白处填上单位姓名和年月日等，再盖上公章。最后留下存根，撕下正文交给我说：“祝贺你，总算办成了。”
　　我没说三句话，事情就这样办妥了！如此顺畅，如此简单，如探囊取物，似水到渠成！我觉得自从登上县政府大院的那一级台阶，仿佛所担心的一切都是多余。而一句“总算办成了”，决不只是女办事员的感叹。我从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各级领导及有关人员对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我拿着调令回到场里，办公室很快就给我办了行政介绍信和工资证明等手续。第二天清早我就赶到局里，把所有证件交给曾局长看。曾局长对我的工作确是早有打算，他看了全部手续后，高兴地说：“好！你到三中去当总务主任吧。”事情办到这一步，我已是喜不自胜，莫说去三中，要我去任何地方我都心满意足。我当即到人事股开具了有关证明，准备再到县劳动人事局办理最后的相关手续。
　　从教育局去县政府要路过县一中，在一中校园正好碰见杨昌炽校长。因为我们是老熟人，当年在县文化站搞创作时，我们在同一个创作组，同桌吃饭，同室办公几个月，相互都很了解，也很合得来。所以一见面我就对他说：“杨校长，我的调动手续办好了。”他问我调哪里？我告诉他说调三中搞总务。
　　杨校长说：“你来一中么？我了解你，一中有很多事你可以做。”接着他点了一大串部门，说这个你可以搞，那个你也能胜任。我很感激杨校长对我的赏识。一中是全县历史最悠久的一所老中学，又是地区的重点，条件当然比三中要好，规模和社会影响都比三中大。本来曾局长已为我作了妥善安排，我岂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尚未立足就挑剔起来？但是，我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如果能在一中，对妻子的工作安排肯定更有利。从这点出发，我对杨校长说：“我愿意来，不过我要请示曾局长。”
　　我马上回到教育局，如实对曾局长汇报了杨校长的意思和我的想法。
　　曾局长说：“一中眼下没有职务空缺，当普通老师你也去吗？”
　　我本来对职务就无所要求，回答说：“我乐意做一个普通老师。”就这样，人事股就把我的调入学校由三中改为一中。
　　我把所有的材料都送到县人事局，一位股长看后说：“你先回去等，我们还要研究一下。”
　　我说：“要等多久呢？”
　　股长说：“这就说不准。”
　　原来，就是因为我是垦殖场的干部，按省文件精神，企业干部调事业单位需经四家研究。没想到在这里又碰上政策关卡，我只好回家等待。等了几天，我按纳不住了，因为发工资的时间快到，手续未办好，工资就无着落。我再次赶到县人事局，找到那位股长说：“请股长帮忙摧一摧，能不能快一点？”
　　股长说：“哪有这么简单，四家的事情，要四家领导都到场，哪能由我们一家说了算。你别着急，再等几天吧。”
　　正在这时，一位年龄较大，又高又瘦的人进了办公室。听见有人叫他局长，我也就叫了一声局长，把我的情况和我的要求告诉他，请他网开一面。我话还没讲到一半，他就把手一挥，叫我不必说了，似乎我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他对那位股长说：“特殊情况，给他开，后天就发工资了，不能等，人家要吃饭呢。”领导表了态，股长二话没说提起笔，又填表，又开证明，不到十分钟就办好了。然后把全部材料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我说：“快到二楼编委去上编。”
　　我看了一下表，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多。于是，我立即离开人事局，急匆匆来到编委办公室。见一位女同志在忙乎，我走上前说：“打扰了……”
　　女同志停下手中的活抬头问：“你有事吗？”
　　我说：“麻烦你，我是来上编的。”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中的所有材料都递给她说：“我调一中。”
　　女同志伸出的手停住了，说：“哎呀，一中的编制已经满了，恐怕进不了。”
　　我一听急了，赶忙说：“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她听，我还没讲完，她就显出几分诧异地说：“啊，你就是……，我听说过。既是这样，就麻烦你等一下。我们主任到白云山去了，估计一会儿就会回来，等他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说完，起身给我倒了一杯茶，客气地招呼我坐下。
　　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有一个人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进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等的那位主任了。女同志先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主任。”接着他又向主任介绍说：“这位是南山中学的金校长……”不等女同志说完，主任就打量着我说：“啊，刚才在白云山中学就听说了你的事。”没想到我的事竟传得如此偏远。女同志接着说：“他调一中，可一中的编已经满了。你看……”主任听了女同志的汇报不假思索地说：“先开一中。没有编制到暑假再说，到时给他们增一个编，或减一个临时工。”上编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没凭一点私人关系，没走一步旁门左道。在想象中像登天一样难的事情，却是处处开绿灯，关关都放行。很快就办好了所有手续。从此，我的人生又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前景。
　　高兴之余，我想顺便到组织部说一声“谢谢”。组织部的同志听说我的手续全办好了，都很高兴。我又来到部长办公室，对潘副部长说：“潘部长，谢谢你的支持。”潘部长是我唯一叫得出姓名和职务的部领导。
　　潘部长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龙部长，他一直很支持你。”
　　我知道组织部有一位龙部长，但几次来部里办事都是与潘部长接触，从未与这位龙部长打过交道。以前听南山的一位领导对我说过龙部长的事，现在又听潘部长这么说，心里的感激真不知如何表达。
　　我问：“龙部长在哪儿？”
　　潘部长说：“刚才出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你先坐一坐。”
　　不一会，门外进来一人。潘部长说：“这就是我们龙部长。”
　　我赶紧站起来，迎上去说了声：“龙部长，谢谢你！”
　　龙部长握着我的手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我是南山中学的……”
　　龙部长马上接过话说：“对了，你一定是金校长……。”
　　我说：“我已经调到一中了，谢谢部长的支持！”
　　龙部长叫我坐下，热情地说：“不要谢我，是你自己争气。要不，我们也不会知道你这位金校长，更不会了解你。”
　　我说：“部长言重了。”
　　龙部长以一种别样的目光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是个很不简单的人物哩！顶头上司那样跟你过不去，上上下下都支持你，而不支持他，我工作几十年还少见呢。”
　　我说：“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一个平民百姓，哪有今天。”
　　龙部长又打量了一眼我说：“多大年纪了？满四十五了吗？”
　　我说：“已经四十六了。”
　　龙部长听了，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我知道部长在这里连说可惜的意思。按当时中央文件有关干部提拔年令的规定，四十五岁是一个门槛，基层干部超过这个年龄，就基本失去了提拔的资格。我想“可惜”二字便是源出于此。“可惜”二字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口中说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听着部长的褒奖，我想到了磨难的价值。我在磨难中成熟，在磨难中接受考验，在磨难中得到相识的、不相识的各级领导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得到我想的和不敢想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许多许多……。人家说我是因祸得福，是的，我真是得了福了。我由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由场派教师变成了国家教师，由农业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福，我将时时告戒自己，决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事多磨事更好。历经磨难的好事才更珍贵，更具生命力。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的好事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还在发酵、延伸……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的预备党员在拖了四年之后，由常务副县长（本书完稿时已调任县人大任职）、当年曾接任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与我素未谋面的黄润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