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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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长了，我发现蹲班的效果很好。自从我蹲班以来，四班的课堂纪律、自习纪律、教室面貌、班风学风，又有明显变化。在学校的值周记录中，百分评比竞赛的得分率日日上升，周末总分很多时候都是四班第一。我还感觉到，蹲班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师生感情更加融洽。此外，由于我日夜置身于学生之中，班上的细微变化、点滴情况都在我的视线之内，有利于及时鼓励和发扬优点，及时解决和处理问题。
　　就在我蹲班不久，有一个晚上，我发现走廊上有几个人影在窗前晃动，看上去不是老师，也不像学生。我问旁边一个学生，他告诉我那是街上的人，以前经常会到这里来，有时还会进教室拉人。听了学生的反映，我心里一惊，在自己的班上竟有这等事情！我决心解决这一问题。接下来几天，晚自习我故意迟到，想抓个现行。但偏偏那几天无鱼上钩。听学生说，近一段时间他们来得少了，有时候来也是要么早要么晚。我想，大概是他们发现教室里有老师，心里有所顾忌。看来，这些人并不是目空一切，只是他们有染于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一时自我失控。其实，正义与法纪在他们心里还是有威慑力的。这让我的勇气倍增。
　　我继续留下空档，等待他们的光临。这天天气晴朗，月光如水，一中校园电灯明亮，树影婆娑。我站在初一教学楼后面墙角的阴暗处约半个时辰，就看到三个小青年从大门方向径直向初一教室而来。等他们上楼五六分钟左右，我便轻轻地快步追了上去，见我班门口三男二女正在边嗑瓜子边打情骂俏。两个女的正是我班的学生。我加快脚步赶了过去，抓住两个女学生往教室一推，嘭的一声将门关上，大声吼道：“这里是教室，不是娱乐场，谁敢在四班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这几句怒斥，其实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满脸凶相也是做给外面的人看的。我想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一次性解决问题。有时这种方法虽然难看难听，却是管用。因为我向对方传递的是一种以正压邪的强势信息。这种方法对部份良心未泯、正气尚存的人尤其有效。从此，再不见那几个青年在四班窗前露面了。
　　学生是一个脆弱的群体，需要老师的关怀，更需要老师的呵护。有一段时间，我听说有的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在回家的途中，在校园运动场，常被少数街上的无业小青年敲诈勒索。有的钱被敲去，有的物被抢去。身上无钱无物的就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送物送钱到指定的地点交付，否则就要挨打受罚，还威协说不准告诉家长和老师。这必然会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影响学习情绪，甚至有时还会逼着学生做坏事。对这类事情，班主任岂能睁只眼闭只眼漠然处之？如果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女遭此危难，岂能食甘睡稳？尽管事情出在外面，我仍决定给学生提供保护。我一方面要求学生少在外面逗留，上学或回家要结伴而行不要单独往来，更不能在路上贪玩滋事；一方面指点学生遇到歹人，要用智慧摆脱。如果一时不能脱身也不要害怕，要沉着应对，不能把钱物轻易交出去。万一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向班主任反映，只要我知道的，就会设法给他们解脱。
　　有一次，有学生对我说，一个常在校内转悠的青年（那时学校的围墙尚未封闭，熟悉情况的校外人员可任意进出）向他索要十元钱，限下午五点钟在操场交付。那个青年我以前见过多次，只是从未正面接触过，没引起注意。今天听了学生的报告，我打算会一会他。下午，还未到五点，我就见他站在操场上东张西望，便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边，笑着向他打招呼：“小伙子，一个人玩哪？”小青年不吭声，拔腿就想走。我在他身后，放重一点音量，仍笑着叫了一声：“小伙子……”趁他回头，我递过一支烟说：“我知道你抽烟，来，烟不好，抽一支。”他愣着，有点不知所措，没有伸手接烟。我说：“怕什么？我又不是你的老师，你也早就不是学生，没关系，抽一支。”我把烟扔了过去，他本能地伸出手接住了。我身上有火柴，但我故意说：“有火吗？我忘了带了。”他掏出打火机，先点燃自己的。我便自己凑上去把烟点着。我边抽烟边说：“小伙子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叫李刚，前年开始就没念书了，是吧？看你很聪明，挺可惜的。”他笑了笑，但仍不吭声。我接着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姓金，原来是南山中学校长，前几年调进城，本来教育局领导安排我在三中当总务主任，我不想当官，要求在初一四班当了班主任。”
　　我在这里把我当过和未当过的“校长”“主任”端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此时说说有益无妨。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有一种传统的惧官尊官习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听说对方是什么“长”什么“任”，心态就会起变化。或肃然起敬，或陡然生畏，至少会觉得此人非同一般，不可招惹。哪怕站在面前的是块“朽木庸料”，也会认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或另有硬靠，要不怎么能当官？因此再狂妄的人在“长”或“任”面前也会有所收敛。
　　我在自报家门时，同时注意了对方的表现。尽管他脸色暗淡，表情冷漠，但当我说出“校长”二字时，他的头还是动了一下，两眸闪电般瞟了我一眼。我接着说：“听说你认识我们班很多学生，是吗？”我点了一大串学生的名字，其中包括今天上午被敲的那个学生——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你不要乱来！李刚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偶尔露出一点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继续似真似戏地说：“你还想读书么？想读就到我们四班来，我保证收留你。年青人要多学点正道本事……”。我对着他说了一大堆之后，他当时没有对我作出什么表态。但我后来再问学生，他的那十元钱再没被追索了。再后来我又先后三四次与另外几个无业青年有过类似的接触。从此，几乎再没听到有学生反映被敲榨的事了。
　　共同相处多了，我与学生的情感几乎有些越位。在梦境中，在校园里，有时竟会出现一些超越师生关系的表现。甚至有时像一个不善家教的父亲，连自己孩子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偏袒包容。有一天晚上，学校保卫科的值日老师抓住我班的一个学生来教室找我，说这个学生在商店偷了东西，要罚款二十元。我一听罚款，心里很不好受。我知道这个学生的家庭十分困难，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就靠父亲给人打工赚点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罚款二十元不是等于在瘦人身上割肉吗！尽管这个学生在班上学习习惯不太好，纪律观念也淡薄，常有事故发生，但我看着他胆怯的样子，想到他困难的家庭，心里涌上一阵怜悯，竟给他掩饰起来。
　　我对保卫科的老师说：“这个学生很老实，从未做过什么坏事，今天是头一回，就原谅了吧。”
　　保卫科的老师说：“这是学校的制度，犯了就要执行，不管什么人，一视同仁。”
　　我见保卫科的老师一定要罚，好象这二十元钱要掏我的腰包似的心疼，竟然同这位老师较起真来。
　　我说：“他偷了东西赃物在哪里？”
　　“是营业员说的”
　　“怎么能营业员一说就当真呢。不行，这钱我不同意罚！”保卫科的老师大概是见我年龄大口气硬，没再说什么走了。
　　那位老师走后，我把学生领到僻静处，小声说：“你对金老师说实话，你到底偷了东西没有？”
　　他点了点头。我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家困难，但我们做人要人穷志不穷，小偷小摸的事绝对不能做。你对金老师说句心里话，今后能改掉这毛病吗？”
　　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小声说了声“能”。
　　我爱抚地摸着他的头接着说：“你知道金老师今天为什么在保卫科老师面前包庇你吗？”
　　他显得有些愧疚地说：“我知道，老师是为我好……”
　　我说：“你明白就好。老师不是要包庇你的错误。老师是希望你能改正缺点，做一个好学生，给父母争气，给自己争气，给老师争气。好吗？”
　　他又点了点头，说：“好。”
　　“好，老师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我便与他一同走进教室，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从此，再没发现这个学生做过什么明显出格的事。
　　为了支持班级工作，我们学校有一项制度。就是学期开学时，每个班可以向保卫科呈报三个最难管理的后进生。一旦上了这份黑名单，开学之初，就要先办几天学习班，再交一百元纪律压金。如能改正错误，不重犯前科，学期结束时，压金如数退还；如表现欠佳，则酌情扣除，以示惩罚。
　　我认为，学校作出一些惩前毖后的规定是必要的，有利于端正校风，优化学风，是对班级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有力支持。四班的后进生决不会比其他班少，但三年来，我从未上报过一个后进生。我不是抵触学校的制度，我是从另外的角度，同样让学校的规章在我们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想法是，学生是自己班上的，工作的主动与责任全在班主任。也就是说，学校给我们的是东风，班主任就是要乘学校的东风破浪前进。每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是学生报名的时间。班主任一进教室，保卫科的老师就把表发下来了。从接过表的那一刻起，我就很看重它的作用。我不把表放进抽屉，而是平平整整地摆在桌上。为的是让每个报名的学生都看清楚，特别要一字不漏地看清头上那一行——“初一年级四班后进生登记表”。报完名，我把表收藏好，第二天入学教育就拿这张表大做文章。
　　“同学们，你们看到了这张表吗？这是一张什么表？上了这张表的学生怎么样？”我首先发出一串提问，学生一一作了准确回答。然后以互动的方式，继续对学生谈话。我说：“对，这是学校保卫科发下来的‘后进生登记表’，不是好人好事登记表。请问我们班有后进生吗？”无人回答。我再问：“谁愿意在这份表上留下你的大名吗？”一片笑声，无人回答。接着，我就突然严肃起来，情理兼容地说：“我知道，谁也不愿意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大名。一旦你在保卫科榜上有名，就难免比其他同学多了许多麻烦事。首先要参加纪律教育学习班，又是记笔记，又是写检查，又是写保证，这好受吗？光彩吗？学习班结束时，还要交一百元纪律压金，这对于一般的工人家庭来说，容易吗？即使是富裕家庭，交这种钱，值吗？一旦上了这份黑名单，老师是迫不得已。可家长呢？你怎么向你的父母交待？一旦父母知道你进了保卫科，心情又会怎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所以，我对保卫科长说，我们班没有后进生。你们能理解老师为什么这样做吗？……”。最后，我又从正面充分启发学生，与我一道描绘一幅全班“团结互助，遵规守纪，勤奋学习，和谐进步”的美好蓝图。我的这种作法，学生乐意接受，家长也很配合，效果很好。
　　现在，该说说那个最后报名的学生杨晟辉了。
　　杨晟辉到班上以来，最初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少动。上课时对有些科目不知是听不懂还是不习惯，显得有些烦，但不会有明显的违纪行为。下课后，同学们玩得很热闹，他只是坐着看，有时高兴了也会露出一点微笑，但从不参与。他上学从不迟到也不早退。一进教室就坐在自己位上，显得有些孤独和自卑。
　　我想这种表现决非晟辉的本来。我向他的家人了解到，晟辉小时候是个聪明活泼而且乖巧听话的孩子，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交口称赞，人见人爱。后来渐渐长大，接触面广了，“朋友”也多了，人也就渐渐地变了。变得邻里设防，同学惧怕，老师厌弃、家人忧心。经常在外面逞强斗狠，身上伤痕累累也不对父母说，不给父母看。听说就在报名时，他身上仍带着一处很深的刀伤，可能已经发炎化脓，但他就是不承认有伤，更不让求医问药。有一次家里人趁他睡着了轻轻地撩开他的衣服想看一看伤情，他被惊醒了，一骨碌坐了起来，对家人的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他的父母没办法，怕他伤口恶化，拖下去会损了身体，就来找我，希望我能劝动晟辉去医院治疗吃药。我答应了他父母的要求。晟辉既然进了我的班，我就有义务向他倾注自己的心血，哪怕多付出一点也不足惜。
　　但是，杨晟辉不是一般的学生，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阅历，他的性格特点都大不同于其他学生。所以用教育一般学生的方法来教育他显然是难以凑效的。然而由于他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如果用明显特殊的方式待他，又担心他会产生逆反心理，使良好的愿望落空。我思考着，怎样才能撼动他的心呢？一般的小孩都爱玩，只要能满足他的童心，他就可能与你亲近。而晟辉爱什么呢？给他什么才是雪中送炭，才能抚慰他那颗过早复杂化的孤寂空虚的心呢？我大脑的第一反映是，他受社会的某些影响太深，受到的伤害太多，遭遇的歧视太偏，各方的压力太大。我想到，他现在最缺乏的是自尊自信自爱自觉。与此相对应，他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平等、公正、关爱与信任。
　　因此，在一次班会上，我首先表扬了一大批学生，其中有学习刻苦的，也有成绩较差但能遵守纪律的，杨晟辉也在其中。我表扬了他遵守课堂纪律，每天按时上学，从不无故缺课；学习方面，我还表扬了他有些科目进步明显，如语文。我的表扬实事求是，没有虚言。
　　与此同时，我还特意批评了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在班上比较调皮，学习不太专心，是属于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那种。前天为了一点小事两人在教室斗嘴，你揭我的短，我戳你的疤，互不相让，互相漫骂。正好被我撞上才停了嘴。今天我就利用这件事做点文章。我在批评了这两个学生吵嘴斗狠影响团结的错误行为之后，便借题发挥说了这样一段话：
　　“据我了解，我们班有少数同学在相骂斗嘴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喜欢揭人家的短，出人家的丑。当面背后说人家的爸爸以前如何如何，妈妈怎样怎样，说张三嘴阔脸长，李四个矮腿短。既侮辱了别人也侮辱了自己！谁没有缺点错误呀，你自己就十全十美了吗？说别人坏话的人自己的屁股就可能有屎。别说是你们小孩子还不懂事，不可能不犯错误，就是你们的班主任金老师我，年轻时也犯过大错。今天我对大家说说，你们可不要在背后戳金老师的脊梁骨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过造反派头头，当时，我虽然没打人，但南山的一些武斗也与我有关。这个错误不小吧？后来我知道错了，我那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才走了错路。我很快就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这样，领导和群众就原谅了我，还让我当了老师，转了干，入了党，还提了校长。你们看，改正错误多好啊！如果我执迷不悟，一错再错，你们说金老师还有今天吗？今后我们班不管是谁，不管以前做过什么错事，一律既往不咎，谁也不准背后议论人。只要改了，不再犯了，做一个初一四班的好学生，就只看你的现在和将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谁也不能重提。你们听懂了吗？”
　　我的这一番现身说法，同学们听得很认真，杨晟辉也听得很专注。
　　此后不久，我在班上提出要选一个班主任助理。我说：“由于我常有事，学校会议又多，经常不能来教室。因此要选一位同学们信得过的、有能力、有威信、肯负责的同学协助班主任工作，我不在时，就由他代替我行使权力。下面请同学们提名。”根据学生的提议，黑板上很快写上了十多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杨晟辉。
　　“同学们提了这么多名，到底谁是最佳人选呢？”我看了一下表，接着说：“现在时间不多了，投票已来不及了。大家说，用什么方式来确定最后人选？”
　　很多同学异口同声地说：“金老师指定就是。”
　　我说：“金老师指定的，大家都能像听金老师的话那样服从他吗？”学生给了响亮而肯定的回答。我说：“好，既然大家授权金老师，我就不客气了。我点到谁，如果大家同意就鼓掌通过，好不好？”我要给杨晟辉一次机会，一次考验，一次信任，一次尊严，于是，我大声说：“我提议杨晟辉同学为我们班的班主任助理。”我刚说完，教室就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后来，班上有些事情，我就委托杨晟辉做，甚至有时要收取学生经费，我也交给杨晟辉经手。他按照我的要求，认真负责地收取，分文不差地交给我。自从受了同学们的推举，我的委托，当了干部，他虽然还有些拘谨，但毕竟负起了一分责任，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溶入了班集体之中。这对他被扭曲的心态和个性，或许是一种初步的矫正。
　　晚自习我常会找学生谈心。我也找过杨晟辉。有一次我抓住机会直接了当地对他说有病要求医吃药，不能硬抗，否则会拖跨了身体……。不几天，他的母亲就高兴地对我说晟辉肯验伤吃药了。
　　我看重成绩，但从不以成绩优劣取人。初一的头一个学期，尽管我常为班上成绩排名落后深感不安，但我把担心藏在肚里，把开心挂在脸上。我使用的是激励而不是压力，给学生的是轻松而不是负担。对基础较差的学生，我从不压制他们的玩性。在学习方面，我从不简单对他们提成绩要求，甚至放任他们对一些实在听不懂的科目，在不影响上课纪律，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下，允许其伏案睡觉（其实，允许睡觉倒不一定有人真的会睡觉），或做其他作业。也允许他们把精力集中在一些感兴趣的或通过努力可以相对学好的科目上，如语文，政治，劳技等。我认为，在教与学的矛盾中，强行的要求决难达到目的。只有设法将老师的意志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才有可能把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在我的教学活动中，曾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反复表达这样一种理念：
　　社会需要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需要商人、工人、农民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材。社会是公正的，无情的，它实行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只有诚实勤奋的人才有资格领受它的慷慨。毫无疑问，人在学生时代乃至一生都应该刻苦学习，故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至理名言。如果能在学生时代成绩优秀，当然难能可贵，因为这是科学的启蒙，前途的起步，成功的开始，也是未来幸福的播种。但是在校成绩欠佳的人也没有理由自卑自惭，悲观失望。你看，那些公司老总，百万富翁，技术权威乃至各级高官在学生时代并不一定都是成绩佼佼者。甚至有的杰出人才，在少年时代还曾被认为是低能儿。可是后来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用事实证明自己的伟大与辉煌。如大家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艾迪生就是一例，他在小学时就因成绩不佳而被父母和老师认为是低能儿。就是在普通工人，农民中仍然不乏出类拔萃、受人尊重的能人贤士。因此任何人都没有骄傲的本钱，也没有懈怠的理由。作为学生，迈步刚刚开始，前程来日方长；成绩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只有“勤奋”“”努力“才是永恒，才最宝贵。让我们携起手来，就从今天开始，就从这里起步，莫让青春无为地流失，莫让光阴白白地消逝，踏踏实实地刻苦认真，尽可能多地获取点滴知识。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你的锦绣前程铺平道路，打下根基，为你的将来多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其实，这些都属老生常谈，尽人皆知。但是，我把这种理念提到首要位置，不但通过语言反复渗透，更在整个班级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反复实践，其效果就有所不同。这里我培植的是各类学生的心理平衡；实施的是执教处事的平等公正；构建的是师生间的相互理解；营造的是各尽所能，奋发向上的班风学风。
　　杨晟辉明显地开始适应我建立在这种理念基础上的教育方法。这种适应不仅表现在他对班集体的逐步投入，更表现在他对老师的逐步亲近和信任。此后他甚至有时还会向老师反映过去不可能透露的他与外界的一些“秘密”。
　　一天课余，晟辉悄悄地对我说：“金老师，外面有人约我去打架，怎么办？”
　　我一时竟不以事情的严重而震惊，而为晟辉的举动而欢呼：“好！你能对金老师说起这些事，很好！”我接着说：“人家约你去，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说：“早些时侯他们就约过我，我没有去。可他们事后都骂我是不是想死。我有点害怕。”
　　晟辉原来是个伤不怕、死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现在他说他怕，我在为他担心的同时，也为他能说出这个“怕”字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从这个“怕”字中感觉到他的心态已开始了向“正常”的转化。
　　晟辉怯生生地告诉我，今天外面有人对他说，晚上会有一场大战，到时候会来人叫他，头说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