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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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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的进步，最敏感的莫过于老师。此时我仿佛觉得，几乎每个科任教师都把我看成了能够体现他们教学成果的最佳人选。因此他们在我身上费的精力就非同一般。上课时，教室里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连问几个同学，有的不能回答，有的回答不够准确，有的回答不太完整。最后，老师就会和颜悦色地说：“金成同学，你来说说看。”有前面几个同学正反两方面的启示，有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理所当然地回答得好些。这就少不了老师的一番表扬和鼓励。我心里明白，我这是占了个大便宜啊！我更加明白老师之所以给我这种“特殊待遇”的良苦用心。
在老师的精心点化下，我听课的感觉越来越好，效率越来越高，有时甚至连老师讲课的某些纰漏也听得出来。有一次竟把一个年轻的物理老师开拆得面红耳赤。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少年意气，太幼稚可笑了！好在那位老师不但没有计较，反而对我更加关照。以至分别二十多年后，他仍对我印象在心，并曾给过我一次很大的帮助——这是何等高尚的师德啊！
此时对我的关怀和重视来自各个方面。连校部这一年也破例发给我一套本不属于学生享受的棉衣裤，更让我穿在身上暖在心。
我置身于春意浓浓、关爱有加的环境之中。虽然身体还那样羸弱，却每天都觉得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在极具激励效应的呵护下，我求知的欲望如日中天，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不久，我的学业跨入了全班前列。
四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过去，我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老师的培养和同学的帮助，一九六二年七月，我终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
第三章 初出茅庐 第一回
三、初出茅庐第一回
我们在共大就学，正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一九六一年上级突然通知：共大白云山分校停办，学生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只有沮丧和痛惜！准备卷起那床破被，扛起那只破木箱回到当年难以谋生、现在依然如故的家乡去继续那为挣几个工分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事业。
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我们正要动身踏上归途时，上面又戏剧性地来了另一道指示，说共大暂不解散，学生继续完成学业。我酸楚的心突然得到了抚慰，连日紧绷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现在毕业了，与其说为之高兴，不如说因此忧愁。
虽然这一批毕业生人数并不多，就我们一个班共六十一人。可老师说，国家困难，很多正规大中专毕业生都没有工作分配，我们就更不要作什么指望了。我又一次面临回老家的命运。这是我最不情愿的。
接学校通知，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踏上了回家的路，剩下的已为数不多。我嘴里不说，心里真希望学校能把我留下来，干什么都行，再苦再累也比回堎下强。
最后一批学生也走了，我果然被学校留下了。先是安排在学校新办的造纸厂劳动。新学期开学以后，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参加择师考试。
原来共大白云山分校没有被撤消，在校的学生就要继续上课，林学系需要增补一个专业课教师。而当时的许多干部和老师都在干体力活。听说需要增加老师，就有不少人找校领导申请这一岗位。因此学校决定以考试的方式择优录用。
参加竞争的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个刚刚毕业的乳臭未干的学生。这对我来说，犹如初出茅庐就正面迎“敌”，而且对方都是具有较高学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强手。其中还有一位是在南京林业大学进修两年后刚回来的青年教师。我想，要赢得这步入社会后的第一回合，还真需要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按学校规定，每个参选者必须通过两个关口。第一关是每人备一节专业课试讲。由校领导，教师和学生代表听课后评议优劣；第二关是实地操作，由专业课老师主考评判。两项综合优胜者中选。
我备的是《测树学》中的“径阶”一节。我毕竟是初登正堂，越临近上讲台心里越紧张。我便想了许多理由来镇定自己——我是刚毕业的学生，不象他们势在必得。即使没被选上，也不会丢了面子；我能与国家干部，国家教师同台较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引为自豪。该知足了，不必紧张，别跟自己过不去，也别跟他人过不去……。
可是，心里还是老会掂量，这第一回合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能被“择优”，岂不又上了一个台阶，对我今后的发展肯定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既模糊又清晰的东西总在脑中萦绕，尽管想了许多理由来放松自己，但是由这种求胜之心带来的一丝紧张却怎么也挥之不去。
当我走进教室，见宋景隆校长、朱世熹主任及很多老师都在坐，心里在瞬间就变得难以控制。但是，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我，如今的我比这更大的场面也多次经历过。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心理更成熟，胆子也更壮，临场应对的能力也今非昔比。
我不慌不忙地登上讲台，先把手里的讲义和教具放在桌上，不紧不慢地抬起头，不卑不亢地扫视了全场一眼，然后模仿正规上课的架式，说了声：“上课”。这几个动作是每个教师走进教室后，正式讲课前的必经过程。我凭着一个文艺爱好者得天独厚的优势，演绎得自觉从容流利。目的是为了平抑紧张的心情，为后面的正式讲课作序。
我的这一表现好象让所有听课的人感到有些意外。本来按正规上课的要求，老师说一声“上课”后，下面就有班干部叫一声“起立”，然后老师行一个礼，说一声“请同学们坐下”，再开始讲课。可是今天来听课的都是各班学生代表，大概系主任没有安排这一细节。当我突然说一声“上课”时，竟无人按常规呼应。而我的“上课”二字一出口，就顺理成章地等着学生的这一声回应。在僵持的一刹那，林学系的周主任马上示意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学生叫了一声“起立”，教室里就听见一片“哗啦”之声，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了一声“请同学们坐下”，接着就正儿八经地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讲‘径阶’。”随即我在黑板上工工正正地板书“径阶”二字。
有了这个过程，我的心境已调理得静如止水。随后的讲课不仅自我感觉良好，学生的表现也让我感到踏实……
试讲过后，实际操作是考我的罗盘仪，平板仪测绘。这是我刚刚学过的，操作程序了如指掌，在很短的时间内没费多大劲就轻易过了关。
第二天，学校就通知我担任林学系三0一班的《森林测量学》教师。我人生的地平线上仿佛露出了一缕耀眼的曙光。这时我才二十岁又四个月。
第四章 艰苦岁月的青春之歌
导读﹒偶感（三）
从艰苦到更艰苦并非人之所愿。但命运既然作了安排，爸爸就无怨无悔，义无反顾。
在水塘头，他用自己的歌声给沉闷的小山村带来了欢乐；在田头地角，他用自己的青春活力给生产队带来和谐与生气；在艰难困苦中，他仍不忘奋发上进，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提高、充实、塑造自己，用生命的音符谱写人生壮美的青春之歌。
在我们姐兄妹仨心中，爸爸就象贫瘠土地上的一棵青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扎根深土，傲然挺立，茁壮成长！
待后请看——四、艰苦岁月的青春之歌之一至之三。
第四章 艰苦岁月的青春之歌之一 再读艰苦
命运，无专利可言，常出尔反尔置人于多舛。我任教仅一个多学期，学生就毕业了。上级最终还是决定共大白云山分校不再招生（一年后搬奉新县，并入共大冶城分校）。这样，半年前我热热闹闹上任，半年后就冷冷清清下岗了。
此时，正逢南山垦殖场来白云山分校要劳动力，我便自自然然地与其他五十二位兄弟姐妹一道，荣调南山垦殖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这一去就是二十五年，用青春、汗水、热血铺就的坎坷曲折的二十五年！
南山垦殖场位于九连山麓的国道旁，主要从事农业，全场共八个分场，总场设在南山坳。我们这一批新来的青年被分在全场各个分场。我和钟志鸿，李世成等六人（其中一人没打开被窝就回家去了，所以最后剩了五人）分在第五分场。
五分场是南山垦殖场最小、最偏远的一个分场，地名叫水塘头。其实，这里并无水塘，附近甚至连一汪洗衣的小水池也没有。只是在离村千米远的山凹里有一个老水库，也是春季有水，夏季少水，秋季无水。水库的大坝下有一眼不足平方的小水井，全村人就是靠它繁衍生息，延续香火。
建场前，这里是一个柴草掩门，树木盖顶，不到檐下不见屋的小山村。全村共十多户人家分住在三个紧邻的居住点上。建场后，只有一户留在场里，其余的人家全搬走了。建场几年来，这里仍没有一栋新建筑，全是不知建于哪个年代的土木老屋。这些土屋外观墙蚀瓦旧，低矮破损；。进屋细瞧，墙壁黑如涂墨，椽梁上蛛网密布，老尘堆积。站在村后的高坡上环顾四周，只见荒丘连绵，棘荆丛生，虽有田地大片，却是稼苗薄瘦。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广播，没有歌声，人们只能白天听鸟鸣、鸡啼、犬吠，晚上看油灯听麂吼。这里山路崎岖，小道如绳。一条简易机耕道，只要一下雨，路面就成泥潭水池，根本无法通行。只有大晴三五日，方可勉强行车。听老工人说这条机耕道是一九五七年建场时修的；那漫山遍野的瘦田薄地大部分是建场后开的；而这山坡村舍仍是建场前的原模原样。
水塘头是个田多地广劳力少的分场。光我们所在生产队就有两百多亩耕地，仅十多个劳动力，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劳动强度令人畏惧。
来到这里，我的第一感觉是水塘头的许多地方与堎下何其相似！离开了堎下，又来到“堎下”，虽然心里有些慨叹，但我并不忧伤。我心里明白，优伤除了折腾自己，拖累自己，毫无积极意义。我只能振作精神，面对现实。正如我当年从堎下初到白云山高岚时的那种感觉，这里毕竟不是堎下。我把这里看作是我与所有人平等举步，共同劳作，并肩向前的又一里程的起点。尽管我们一到就有人悄悄地对我们说：“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这里是没人愿来的地方”。我把人们的忠告听在耳里，但没放在心里；我把这里的落后看在眼里，但没放在眼里。我更多看到的是，这里有许多空白，许多急需。而填补这些空白，满足这些急需，有些是我力所能及的。如能充分把握，努力行动，定能有所作为，水塘头就有可能成为我重新起步、展现自我的一个平台。
我庆幸自己当年能有这种悟性。正是这种悟性，催动了我乐观向上的昂扬情怀。因此，从赤脚光膀跟着老工人一道下田干活的那一天起，我就对那些挑肥拣瘦，怕苦怕累，扛着行李来，又卷起被窝逃之夭夭的人嗤之以鼻。我佩服老工人中那些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人。我把自己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获得力量。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与我同乘一辆车从白云山来到南山，又从南山坳一同来到水塘头的钟志鸿。
志鸿曾是九江医校的高才生，在校就是校文学会主席。他本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但命运却让他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来到共大白云山分校酿酒厂当了一名工人。我就是在白云山认识了他，不久便成莫逆之交。我始终把他尊为大哥，他的一言一行对我有着很强的感染力。他出生在萍乡城里，却毫无城里人的“娇、骄”二气；他怀才不遇，经历坎坷，却从无怨言。劳动时他总是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条裤叉，肩上搭条汗巾，不管脏活重活累活苦活，不管严寒酷暑风里雨里，从未见他皱过一下眉头，从未听他发过一句牢骚。就见他整天乐呵呵的，这里的所有艰难困苦他全不在意。
志鸿的这种乐观精神，无形中对我产生了一种鞭策和激励。当我劳动回来，腰酸背痛，心有不快时，就会想到，人家志鸿是城里人，而且见多识广，尚能如此吃苦耐劳，我原本就出身农村，难道还不如他么？于是，找志鸿聊上一阵，听他讲述一段今古奇观，一切疲劳和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在一般人的传统观念中，农村再苦也有农忙农闲之分。可是，我们在水塘头一年四季都是忙，从未感觉到闲过。上半年从春耕春插到双抢，接着晚稻田间管理直到十月收割，天天都是忙得脚不着地。收割完二季晚稻后，又要上山砍茅垫栏沤粪，铲草烧灰积肥，还要秋种冬管。按当地方言说，这里是“走不完的路，做不完的事”。所以，我们每月难得的两天休假也只有等到雨雪降临无法上工时才能享受。
回想当年水塘头那段生活，当时我最怕的是三件事：―怕蚂蟥，二怕春插，三怕双抢。
水塘头的田大多是山沟里的冷水田。特别是有一个叫冷水坑的地方，那里的田水清泥浅，踩下去滑溜溜的。耘禾时，双脚使劲搅拌，也刮不起一泡混水。早该转青的禾苗，长了一个多月仍然“面黄肌瘦”，就象一束束祭祀神灵烧剩的香脚，伶伶仃仃地插在水中，看不出一点生气。
这种薄瘠的冷水田，蚂蟥却特别多。这小东西两头尖尖，难分头尾，收缩起来如兔粪，伸展开来似鸡屎。这家伙常潜伏在水下，有时也会被人不觉带到岸上。别看它贼头贼脑的样子，可精灵得很。只要你下水稍有一点动静，它马上就从老远的地方贴着水面，扭着身子直冲你的落脚处而来。先是悄悄粘在你的脚上，用它那独特的武器吐出一些有很强麻醉效果和腐蚀作用的粘液，把你的皮肤蚀开一个口子，再插进吸管式的小嘴，狠狠地吸食你的血！这一连串恶行不但准确快捷，而且让人难以察觉。而当你有所异感时，它早已吃得饱饱的遁水而逃了。
这吸血鬼不但样子恐怖，行止可恶，而且生命力极强。打不死，踩不死，如果把它掐成几段，不要多长时间，每一段都可再生为一条小蚂蟥。
我小时候最怕蚂蟥，一见到这东西就会吓得呼爹叫娘。直至今天见了蚂蟥仍会毛骨悚然。
冷水坑的蚂蟥多得吓人。有时从水田上岸发现两只脚上叮着四五条，一条条吃得血红血红，圆圆鼓鼓的。如果它吸你的血吃迷糊了，忘了逃跑，你还不容易把它扯下来，要用巴掌重重地拍打几下，它经不住疼，才会恋恋不舍地滚到地上。
跟这讨厌的东西打交道多了，也渐渐地习以为常了，就不怎么害怕了。没别的办法对付它，我们就学老农的样，见了蚂蟥就把它捉上岸，给它涂上烟灰或滚上干尘，它就不那么灵活了，然后就折一根小茅杆或小柴棍，象翻鸡肠似地把它翻过来，插在向阳处曝晒一会儿，它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在水塘头最让人害怕的还是春插和双抢。春插一到，秧门一开，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先是迷迷糊糊抹一把脸，不识嗞味地喝一碗粥，接着每人身上插一把秧秆，手里拿一支电筒，下面打一双赤脚，肩上挑一担土箕，如果是雨天身上还要披一件蓑衣，头上戴一顶斗笠。手忙脚乱地披挂一番后，全队人都跟着队长向秧田鱼贯而去。到了目的地，挽起裤管，摸着黑下田，天亮前要拔好够全天栽的秧。天一亮就要装秧上岸，每人一担。早饭后各自挑着自己的秧，一排一排地撂在耙平的田里。接着就是插秧了。
插秧不是重活，却是苦活。苦就苦在栽秧时头腰臂臀各个部位都要变形错位，让人不堪忍受。人是直立前行的动物，而春插期间却是每天从早到晚撅着屁股拖着百多斤的驱体向后退。腰弯得象拉满的弓，头埋得比臀部还低，而双腿要支拗着严重失衡的身体倒行。一天下来，腿酸、臀胀、腰疼、眼肿、头晕，白天吃饭不香，晚上睡觉不着。常是饭到嘴里不知味，空着肚子，铃声一响又出工；晚上躺在床上难入眠，刚想合眼三更到，只得咬紧牙关拖着沉重的身子又摸黑上路。在水塘头，春插期间，这样的日子要连续二十多天，每天都是度日如年地难熬。而两个月后，双抢一到，又要抢收早稻，又要抢栽二晚，天上烈日炎炎，地上高温炙烤，时间比春插要长得多，无论收或栽，比春插要苦得多，累得多。熬过这两个季节，就是老农也要脱几层皮掉一身肉的。我们跟着老工人，一天天，一季季。一年年也熬过来了！
第四章 艰苦岁月的青春之歌之二 让青春之歌在艰苦中唱响
水塘头原来只有一个回乡知青，山村显得单调、寂寞和沉闷。
一个村庄，一个单位，如果只能听到劳作发力的“吭唷”之声，给人的印象是辛勤；如果能听到鸡鸣犬吠，给人传递的是生机；如果能在辛勤的劳动和勃勃的生机中飞出一片悠扬的歌声，给人们传递的就是欢乐与兴旺。
我们新来的五人中有三人喜爱唱歌。志鸿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另一个姓龚的同学爱哼“马儿啊，你慢些走”，我最好抒情歌曲，歌瘾一发就伸长脖子张大嘴巴高歌一曲。我们三个只要有一人开口唱第一句，另外二人马上就会跟上嘴，接着其它人也会和唱起来。这样由独唱变成了三人小组唱，继而又成了大合唱。
歌声的功能是那样的奇妙。只要我们开口一唱，歌声一出，一切烦心事、疲劳活都变得淡淡的，轻轻的，取而代之的是兴奋与振作！我不知有多少次让歌声伴着劳累同行，也不知有多少次用歌声去驱散烦恼与苦闷。
歌声的魅力又是那样的强劲。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我们的歌声一起，周围的人马上就停止了闲话，遏制了嘈杂，渐渐地向我们靠近，静静地倾听……。特别是每天晚上记完工之后，许多老职工一改过去早早回家睡觉的习惯，围坐在我们身边，或听我们唱歌，或请我们教歌；有时我们还会向他们聊一聊政治时事，讲一讲古今故事。渐渐地在老工人心目中我们仿佛是见多识广、能文能武的能人。于是，他们对我们的称呼也起了变化，原先老工人一般都称我们“老钟”“老金”，后来，也不知是谁开的头，改口叫我们“钟老师”“金老师”。老工人种种不同以往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对歌声、对欢乐的渴求。从此，学歌、唱歌、听歌、聊天讲故事成了水塘头大部分职工每天晚上的必备节目。这样水塘头唱歌的人越来越多，连那个六七十岁的老牛倌陈毛苟也学会了《乡里妹子进城来》等好几首歌曲。
水塘头的歌声越传越远，自然也就传到了总场领导那里。
前不久，总场来了一位很会做工作的工会主席。此人从部队转业而来，山东人，姓郝，名守福，爱好文艺，能说一口风趣活泼、生动形象的山东快书。那年双抢一结束，他顺着歌声专程来到水塘头找我。在一番鼓励和表扬之后，他对我说，总场准备国庆节搞一次全场文艺汇演，要求我们准备好三至五个节目，最好是自编自演的。并要求我们尽量搞好一点，在全场带个好头。
这正是我的所好，早就盼着一显身手的机会。遵照郝主席的布置，我随即着手准备起来。先是找资料，选节目；接着编剧本；然后组织演员，分配角色，背台词，赶排练。那段时间白天劳动，晚上排练节目，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开心痛快。
那一次，我们一共上了五个节目。自编自演的有小话剧《忆苦思甜》、相声《冰棒与冰糖》，还有选自江西日报的小品《问路》、志鸿的独唱《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独唱《迎接红军上柯山》。五个节目全都受到好评。特别是小话剧《忆苦思甜》，不少老工人看了竟泪流满面。
这是我到南山以来，在全场职工和总场领导面前的首次亮相。水塘头分场的五个节目中，有四个由我主演，而且有两个是我编写的，自然引人注目。
首先注目于我的是团委的徐来发书记。徐书记是上海人，对文艺也情有独钟。演出还未结束，他就与工会郝主席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相约而来，接踵到后台找我，首先祝贺我们演出成功，然后就要求我们要经常性地坚持下去，带动全场把文艺活动搞起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从此，场里几乎每个主要节日都要搞文艺演出。这就给了我许多展示的机会。
文艺，总是对我那样的慷慨。他给我充实，给我快乐，给我知识，给我长进，给我人缘……！全场干部职工就是从第一次汇演开始认识了我，加上水塘头领导和群众有意无意的宣传，在全场许多工人的心目中，金成是个又能唱又能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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