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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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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樟树、萍乡又先后来了两批知识青年，水塘头也分到了男女共十多人。这就打破了水塘头原来青一色男生的格局，可以排练《三月三》这种男女同台、人物较多、情节较复杂的小戏了。此后的水塘头常常是歌舞升平，热闹喧腾，与往日的单调枯躁，寂寞沉闷相比，判若隔世。
有一天，总场党委书记项传根同志检查生产来到水塘头，他特意把我和志鸿找来，以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创作一首场歌？”
我们虽然对歌曲的创作不太懂，但乐意尝试，便欣然接受了任务。还是志鸿的文思敏捷，他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定名为《南山之歌》共三段，第一部分是：
九连山的脚下，
有一个可爱的农庄—南山垦殖场。
苎麻茁壮，（那时南山是国家定点的苎麻生产基地）
麦秀稻香，
山城，到处是春光。
啊——可爱的农庄，我们的家乡！
谱曲以后，唱起来也朗朗上口。这首歌在南山传唱了二、三年，为南山的许多青年所喜欢。我们唱着这首歌，其声出自肺腑，其情溢于言表。虽然我们到南山的时间还不很长，但对南山的情感已不同当初。是的，此时的我们早已植根于南山，情愿直面艰苦，用心声献上我们的青春之歌。
人一旦心甘情愿了，就会产生无限的主动和力量，乐于做一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为了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在分场党支部的支持下，我又牵头在一间简陋的土屋里办起了图书阅览室。图书是大家自愿捐赠的，设备全是自己动手做的，没花分场一分钱。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爱唱歌的唱歌，爱闲聊的闲聊，爱看书的看书……。
这点小事居然也引起了上级的关注。阅览室开办后不久，县总工会的李主席就带着全县各基层工会领导来水塘头参观。分场黄书记把我从田里叫回来，说县领导要我介绍情况。其实，我哪有什么情况可谈，没说几句就结束了。倒是李主席举着一个用竹片做的报夹子，他以此为题，讲了近一个小时，号召大家学习水塘头自己动手，不花钱也要办好事的精神。
如果说文艺伴随着我战胜了艰苦，我用自己的所能为改善和活跃南山的文化生活发挥了一点作用，这只是我倾情唱响的青春之歌的第一乐章的话，那么我续唱的第二乐章就应该是“雷锋颂”了。
我们是聆听雷锋事迹最早，阅读雷锋日记最先的一代。雷锋的事迹让多少人感动，雷锋精神让多少人震撼！为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多少青年踏着雷锋的足迹舍已为人，多少青年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无私奉献。雷锋精神把人们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空前的境界。
那时，我们的活动范围很小，只在水塘头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进进出出；我们的工余时间也很少，白天只有中午一点时间属于自己。我就利用这点时间，每天吃了午饭，悄悄地扛一担土箕，到山边地头捡狗屎拾牛粪，然后倒入厕所沤肥。而且不声不响——那时流行做好事不留名。
一个人只要有了某种追求和信仰，不但乐意做苦事脏事，更乐意给人解难济困。
记得一九六五年夏季一个大热天的中午，我从外面捡了一担牛粪倒进了厕所，准备放下土箕上工干活。刚走到村边的那棵大楮树下，看见老职工欧阳文选的妻子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在那里乘凉。我走近一看，只见小女孩紧闭双眼，耷拉着脑袋，我用手一摸，只觉得小女孩全身滚烫，气息微弱，病情十分危重。
我说：“哎呀，病得这么重，怎么不去看医生？”
文选妻摇着头，无可奈何地说：“哪来的钱呀？”
我心里沉沉的，当时大家都很清苦，这看病的钱的确是个问题。莫说文选一家五口，文选又是个弱劳动力。就是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单身汉即使每月出满勤，发工资时也是扣了饭钱无烟钱，留了烟钱无饭钱。
那一年，场里试行“四定三包一奖”制，定额生产，按件计酬。文选那个“瘦狗”身架，连走路都是有气无力、抬不起腿的样子，一天能抢到几个工分？所以他理所当然是我们分场最穷的人。夫妻俩常为生活吵吵闹闹。
那时，我一天也抢不到几个工分。所以经常连八分半一包的经济烟也买不起，常常捡地上的烟头，剥开烟丝，存放在床头的一个纸盒内，留作烟瘾来时解决问题。文选也抽烟，他常会来我的住处（多半是在家里站不住脚，为“避难”而来）。他只要一进我的房间，就习惯地伸手揭开我的烟盒，抓一把烟丝，撕一片废纸，滚一个喇叭筒，点着火，就象憋了几年烟瘾似地猛抽起来。现在女儿病成这样，他哪里有钱给女儿看病呢？
于是我小跑到分场财务室，向互助会借了十元钱，又小跑回来，把钱塞到文选妻的手中。可她怎么也不肯接，神情沮丧地说：“今后我怎么还啊？”
我一看小孩快不行了，不能再耽搁了，就一把夺过女孩，头也不回地向十多里外的医院火速而去。赶到医院，一个姓闻的老医师认真地检查了几分钟后，明显带有严厉责怪的口气说：“你是孩子的父亲吧？为什么不早点来？现在太晚了。”他一边说一边开了几味药，叫我赶快去拿药，马上吃下去，立即回家，说慢了就来不及了。
我急急忙忙拿了药，讨了一杯水，用筷子撬开孩子的嘴，费了好大劲才灌下药丸。然后抱着奄奄一息的小姑娘，心急火燎地直往回奔。可还是没赶到家孩子就在我的怀里断气了。此时天色已晚，路上行人很少，两边树影绰约，微风吹来，沙沙作响。我心里默念着不害怕，不害怕，但还是有点胆怯。正在此时，我的好友徐真和同女孩的父亲到半路接我来了，心里才顿觉踏实。徐真和是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为了不让女孩的父母伤心，他接过尸体，独自一人把小女孩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救人没成功，倒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遗憾—小女孩就在身边，为什么早不行动啊！
第四章 艰苦岁月的青春之歌之三 水塘头，我收获了一朵祥云
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得到周围人们的信任、尊重和认可。
我们的队长姓周，是个老共产党员，没有文化，性格直爽粗犷，责任心极强。但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粗糙。因此常会为工作的事与少数职工斗气上火，有时竟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动手动脚。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分开看热闹的人群，冲到状如斗牛的两人中间把他们隔开，先把队长拉到一边，小声劝说几句，然后又把另一方拉到一边劝说一阵。就是这么简单，居然也总能息事宁人。有时甚至别人费了好大劲也摆不平的纠纷，只要我一出面，简单几句话就风平浪静。
我的调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功效，双方为什么都卖我的帐？我没有作过多的思考，只是在平息了一场风波之后，感到由衷的高兴。然而可能正是这种满足感的延伸，不知从何时开始，让我养成了一种与我的身份很不相称的爱管闲事的毛病，而且是对我们队长管得最多，最勤。
那时学毛选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那几年，我已经通读了毛主席的不少著作。我们这一代人确确实实把毛主席著作当作了“粮食”“武器”和“方向盘”。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实践去执行，这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那段时间，我常会有的放矢地到队长家去坐坐，或在其他地方与队长闲聊。每次见面都是一针见血地用毛主席的话去启发、开导。记得那时在周队长面前用得最多的是这两条语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般都是我背完语录之后，就特别强调一番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性，然后再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工作方法的简单和工作态度的粗暴，接着就给他提一些建议和要求。几乎每次都是如此这般地教训人。对我的说教，性格暴躁的周队长却表现了出奇的耐心，对我的意见总是言听计从。而在职工中，我就大讲队长的难处，我们要理解队长的难处，支持队长的工作等等。我就是常用这种方法在队长和群众之间搞调和。全队职工不但无人驳我的面子，而且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尊从和认同。周队长还常向分场领导汇报说我对他的工作支持很大。
这一发就不可收拾，好象我成了生产队的调解主任。职工之间闹了一点意见或有些职工受了一点委屈，也会来请我主持公道。有些知识青年更把我当兄长一般，有困难总是找我倾诉，甚至恋爱中出现问题也来找我要主意。
那时，我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就象鱼水一样的融洽。年终总评，几乎是众口一词，连年将“先进工作者”、“优秀团员”、“工会话动积极份子”等桂冠套在我的头上。尽管这些称号来自最底层，奖品只是一条价值六七角钱的毛巾，或一件一元钱左右的背心，甚至只是花几分钱购买后印上字，盖上红印的一张奖状。但这些称号由生产队评议，分场审批，总场颁发，这就意味着从群众到领导对我的赞誉和肯定。这里的含金量无法用数字来表示。我把它看作是在艰苦中最珍贵的收获。
如果说我对自己还有一点满意的话，那就是我不管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时刻不忘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强化自己；从不气馁或满足，总是挺着腰杆，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
话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及我的好友钟志鸿。我与他的深交，是因为他对我的启迪，也由于我对他的钦佩。自从在白云山认识他以后。随着来往的频繁，我发现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学识渊博。当时我连现代文学作品都读之甚少。而志鸿不但对许多中外名著，特别是中外古典名著了如指掌，而且已经开始涉猎中外一些文学、哲学理论大家的经典。如对黑格尔、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均有一定研究。跟他在一起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同时又会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与他相比，我自愧孤陋寡闻，如不发奋学习，实在是浪费生命，于是，让人凸感知识的无价，光阴的宝贵。与学识紧密相关的是，他口才极好，说话引经据典，表意准确，语言生动，内涵深邃。与他交谈，真有“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随着时间的摧移，无形中就能学到不少东西，就能被他潜移默化，让你进入一种如饥似渴、学而不厌的境界。
在水塘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曾赠给我不少书。我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一些名著，学习文言古语，背颂唐诗宋词，才开始觉得腹中装了一点东西。写点什么，看点什么也好象多了一个心眼，有了一点灵气。我与志鸿真正朝夕相处仅一年，时间虽短，却让我受益匪浅。
我有些四体不勤，但我的大脑不懒，只要有一点感觉，就会异想天开。刚喝一点墨水，就想拥抱文学。一九六五年我开始学习写作，由于偏爱，我的第一个习作是小戏曲《兄弟之间》。
写的是兄弟俩，哥哥私心严重，而弟弟是生产队长，大公无私。有一天，哥哥在村外发现一头小猪在啃生产队的庄稼，想过去赶开；但突然发现路旁有一警示牌，上面写着：家禽家畜损坏庄稼，罚款十元，报告者得一半。于是他一阵高兴：五元钱到手了。可走近细看，小猪并未下田。此时赶走小猪，庄稼无损，小猪不罚，他快到手的五元钱也就飞了。他想，这送到嘴边的肉是吃还是不吃？终究还是私心占了上风，他想着各种理由，等着捞钱的机会。他想，我放猪下田，只要动了一株苗我就报告，这样生产队没受损失，又可教育群众……。小猪终于下田了，他立即虚张声势地吆喝起来，赶着小猪到生产队报禁领钱。可是他万没想到，这头小猪不是别家的，正是他老婆刚从集市买回来的。生猪不服圈，被它跑出来了。无私的弟弟还是秉公罚了哥哥的款，并借题发挥对哥哥进行了一番现场说教，使他认识了错误。
剧本定稿后寄到地区文联。一周后，文联回信肯定了剧本的基础较好，生活气息浓郁，对农村有一定教育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六点意见，要我修改后再寄过去，如果可以就给推荐到某杂志社发表。没过几天，地区文联又来信通知我带剧本到地委招待所报到，参加由地委宣传部组织的全区剧本会念。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专业和业余作者，又提了不少意见，建议我再作修改。
正当我潜心修改，即将完工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在报纸杂志上消声匿迹。
《兄弟之间》虽然夭折了，但它仍不失为我在艰苦岁月的又一重要收获。因为它振奋了我的精神，鼓舞了我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检阅了我近年来的学习成果。
我在苦海中收获的宝贝当然远不止这些。艰辛厉练了我的吃苦精神，勤奋增长了我的知识才干，困苦培育了我驾驭生活的能力。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对我人生的有力铺垫。
当年最令我自豪的是，我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向分场党支部写了我平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个出身于那种家庭的青年，敢写入党申请书，哪来的勇气和决心？正是那艰苦的岁月给了我这种底气，长了我这种勇气，砺练了我的胆量和雄心。
艰苦的岁月啊，我没有虚渡宝贵的光阴！正是她构成了我的青春之歌的主旋律。
水塘头啊，我拥有的一朵祥云！在一段不短的人生历程中，它常为我避祸消灾。我的一生虽少有如意，却幸与吉祥邻居。每当逢凶化吉，我都会想起我曾经拥有的这一朵祥云。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一 谨慎的失误
导读﹒偶感（四）
爸爸说，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撞上了文化大革命，爸爸又说，碰上文化大革命是三生有幸。
在文化大革命中，爸爸是谨慎的。但他还是错了，而且错得十年稀里糊涂，十年狼狈不堪，十年胆战心惊。
爸爸说，错误同样是双刃剑，它能伤人，也能教训人，考验人，让人增才长智。
一贯言行谨慎的父亲怎么也会犯大错？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一、谨慎的失误。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一 谨慎的失误
此时的我，心高气昂，踌蹰满志，仿佛理想之舟已过江心，不日即可抵达彼岸。我抓紧点滴时间获取知识，学习写作，希望能以自己的辛勤耕耘，开拓出一片蓝天。
可是命运又一次发生变故，让我象一片惶恐的残云在茫茫的天际风雨飘摇了整整十年！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先是破四旧立四新，接着是红卫兵步行串联。公路上每天都是络绎不绝，成群结队的红色人流。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写标语发传单作报告演节目，写的说的唱的，字字句句，口口声声，无一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大多数基层领导都表现得十分谨慎，在公开场合极少谈论文革的实质问题。种田人只能从红卫兵的宣讲中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全国的大好形势。
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好处，想知道的事，不但可以听人说，还可以从文字上看。在那多变的岁月，我最关心的是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所以，当时我是见报纸必读，见文字必看。
一天，我在公路上捡到一张传单，内容是号召革命群众行动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将无产阶级文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标语口号，当时在任何一个场合和地方都可以听到看到，不足为奇。奇的是传单的最后突然语气一变，笔锋一转，字字火辣辣，句句势汹汹，矛头直指我们这些黑色群体。我双手木然地托着传单，呆滞的目光很快模糊起来，只觉得行文者就威严地站立在我的面前，对我怒目相视，挥动双拳高声喊话：你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我们一个也不欢迎！你们只有同你们的反动老子一道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对你们的专政！如果你们胆敢乱说乱动，无产阶级的铁拳就要把你们与你们的反动老子一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短短几行，字字句句，斩钉截铁！把我们这一类人无一例外地与自己的反动老子画上了等号，同样是无产阶级铁拳下的牛鬼蛇神！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非人的称呼，第一次面对这种一刀切的诅咒，第一次听到这种不共戴天的宣告，犹如晴天霹雳，惊恐万状！我随手将传单揉成一团，欲撕碎扔了！但在恐惧与无奈交织的当口，我颤抖的手又将“撕”变成了“展——我把那团纸飞快地展开，急切地想知道这到底是谁家之作。当我的视线落在最后那一行字的刹那，射入我瞳孔的竟然是北京某著名高校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团！文革开始以来，从报纸杂志上常看到由这所附中发起，并得到高层支持的革命行动。这个兵团当时在全国各地所向披靡，极具威力。
难道中央一再强调的“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政策变了吗？这杀气腾腾的声音是他们自己的想当然还是另有背景？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声音决非空穴来风！此时的我就象一只受了重创的猎物，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一条逃生的路，甚至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但是，我很快就警觉起来——对革命的抵触比被革命抛弃更加危险、可怕！我的思绪立刻被扭了过来，眼前随即响起另一种心声：
“真金不怕火炼，一个革命青年，应该经得起革命的考验，只要自己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一定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最终承认和接纳。”当时我把这段心声庄严地记录在我的一个本子上，以为自勉（可惜日记本很快就被红卫兵抄走了）。
现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的年青人看了这几行文字，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而噗哧一笑。孰不知在那个年代，“革命”二字是多么神圣。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任何物，都力求冠以“革命”二字。只要与革命沾边的事就能畅通无阻，只有与革命投缘的人才是阶级兄弟。当时青春年少、满腔热血的我们，只要一想到革命就会激情澎湃！而我却常常为无人理解自己的革命情怀而深感委屈和苦闷。
运动按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发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某天晚上，二分场（这时水塘头分场已并入了二分场）召开红卫兵成立大会，这就标致着二分场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式开始了。到会的职工和家属非常涌跃。会议开始，先是分场指定人宣读了上级有关文件；接着书记讲话，强调了贯彻上级文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最后由红卫兵负责人宣布二分场首批红卫兵名单。
虽然我早有预感名单中决不会有我的名字，但当宣布者念完最后一个姓名，确确实实没听到“金成”二字时，心里仍感失落。尽管别的四类分子子女也榜上无名，可我还是不能平静自己。我是个要求入党的人，现在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不是说重在表现么？难道就没有一点区别对待吗？这天晚上，我通夜未眠。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天清早，我刚起床，就有红卫兵找上门来，要我把所有的书籍、日记本、手稿都拿出来……。
我明白这是上门抄家来了。我感到震惊，红卫兵竟第一个拿我开刀！我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心里只觉得苍天不公。我知道这种时刻的严峻，进而一种恐惧油然而生，我只能压抑住内心的所有疑惑，连一丝一毫的不悦也不敢流露。
我住的是集体宿舍，几件破衣服就塞在床头，床底下一只长不足两尺，高不过五寸的小樟木箱里装着几本小说和我订阅了几年的《收获》和《剧本》—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把木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锁，说：“全在这里，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就这样，所有的书和那个小本子还有我的手稿全被抄走，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了。
紧接着“四大”开始。我发现针对我的大字报并不多，只有一张是批判我那尚未出笼的剧本的，说剧本的内容反动，是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所幸这张大字报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孤伶伶地挂了几天就自生自灭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派系斗争，象烈火一样迅速漫延。省城南昌的红卫兵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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