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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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灭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派系斗争，象烈火一样迅速漫延。省城南昌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两派，一派的口号是炮打张青山，支持王树如，自称为造反派；另一派的口号是炮打王树如，支持张青山。也自称为造反派。两派都高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在相互的攻击中，前者斥后者是“老保”；后者骂前者是“反革命”。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不久，两个观点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农村。各地开始有人上路拦截过往车辆和行人，对不同派别的人进行阻挠和“教育”，特别是对省城来的人更是加倍警惕。
　　随着革命形势的“越来越好”，农村也开始向两派分化。这时从城市到农村两派都在争取中间力量。他们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句口号接过来，篡改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甚至后面还咄咄逼人地加上一句：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此时，再不是以阶级出身划线，而是以观点论敌友，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观点相同，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那时我的心态是复杂的。有时好象有些思想顷向，有时又茫然不知所措。但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所谓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走向。
　　沉默和回避不是我的性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是一种号召，更是一种责任。为此我心里一直没有平静—作为出身于“剥削家庭”的我，更应置身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中，迎接革命的考验，接受革命的洗礼，在运动中洗刷自己身上残留的“剥削阶级烙印”，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合格成员。
　　但是要我贸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还没有这种把握，更无这种勇气。对两派针锋相对、双方分别炮打火烧和坚决支持的张青山、王树如，我只听说他们是省里的领导，其余一概不知。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我必须慎之又慎。尽管不断有人用各种方式企图试探我的观点，但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人家在我面前旗帜鲜明地大谈两派的是是非非，我就以微笑和沉默来回应。我明白自己政治根基的脆弱，经不起丁点的差错。我窥测着两派的行为是非，分析两派的政治动机，力求理据充分、准确无误地判断哪一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然后再以身相许。尽管我对堵路拦车，组织农民进城有些看法，对红卫兵有所同情，但我必须找到权威的依据，有了绝对的把握才会挺身而出，表露心迹。
　　我一方面从《火线战报》上了解全省路线斗争的形势，一方面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去寻找和理解中央的战略部署和路线导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上午，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文章论述了当前路线斗争的大好形势，指明了今后斗争的大方向，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对造反派的支持。
　　两报一刊是传达中央声音的权威媒体，难道我对这篇社论传达的信息还有什么怀疑吗？我还有什么理由犹豫不决呢？这篇社论就象一盏航灯，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催我最后下定决心，冲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
　　我马上找到了几位在平时言谈中早已表明了观点的同龄人—陈力和彭锋等，亮开我的观点，并提议立即成立造反派组织—《征腐恶战斗队》。
　　当时各级领导机构都已瘫痪，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无需什么请示汇报，我们直接写出通知，晚上召开职工大会，成立战斗队，希望革命群众涌跃参加。
　　接着，我就拿着那张人民日报，逢人就念那篇社论，宣传造反派是中央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水塘头与二分场合并后，我虽然早已搬到二分场所在地来了，但水塘头是我的老根据地，这么重要的大事，不能把他们丢在一边。我在二分场马不停蹄地宣传了个遍之后，已是快中午了，我也顾不上吃饭，匆匆忙忙赶到水塘头，趁大家下工在家，嚷了个家喻户晓。
　　憋了多时的一腔热血总算找到了为革命而沸腾的时机，心里感到由衷的满足和快慰。回到分场，虽然食堂早已关门，但腹中仍不觉得有丝毫的饥饿，便又着手准备晚上的会议。
　　约下午三点钟，一个老工人悄悄来到我的寝室，小声对我说，二分场有人联络了外面几个分场和大队的人，晚上可能会来冲击会场，建议我今晚不要开会，以免出事。我立即找来另几位同观点的人，向他们通报了老工人提供的新情况，请大家发表意见，该怎么办？
　　我们几个牵头的都是学生出身，书生气十足。当时一致认为，本场职工，大家天天见面，虽然观点不同，总不至于一见面就动武打人吧？我也觉得矛盾发展总得有个过程，我们相处几年，平时一团和气，从未热过身红过脸，发生武斗的可能性不大。我还天真地建议，晚上如果他们真的来了，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并提出，万一他们个别人有过激言行，我们也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让他一个巴掌拍不响。
　　会议照常召开。晚上，有人在食堂餐厅点亮了几盏煤油灯，很多人很早就来到了会场。我想赶在其他分场的人到来之前把会开完。因此，我宣布提前开会。
　　我首先念了那篇社论，还结合《火线战报》适当作了一些解释；接着就表露了我们的观点，并宣布成立“征腐恶战斗队”；然后呼吁每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积级参加。
　　我们预先准备了一些表格，提请大家同意我们观点的就在表上签个名，表示自愿参加我们的战斗队。我刚说完，就有人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在表格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摆在桌上的几张表和几支笔就很少停下来。人们或托人或亲自把自己的姓名写上。其中有生产队长，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党支部委员。我发现水塘头的干部群众全都参加了。
　　报名工作即将结束，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想早点散会，平稳收场。正在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暴风雨般的嘈杂声，接着玻璃窗就被锄头耙泥砸得粉碎。我尚未反应过来，一群手持凶器的人就从食堂大门冲了进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颠覆得如此突然？白天见面还是那么亲热友好，晚上一个个就变得横眉怒目，仇深似海。那些原本熟悉的面孔，一冲进食堂就挥舞手中的棍捧寻找攻击的对象。好在参加会议的人绝大多数一听到异常的动静就蜂涌而散了，食堂只剩下我和彭锋，陈力三人。
　　不知为什么，那些冲进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点名要打彭锋和陈力。特别是彭锋，只见他被许多人包围在中间，锄头耙子往他身上乱捅。
　　这时，有人暗示要我快走，说没你的事。
　　怎么能没我的事呢？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没我的事呢？此时的我仿佛已经进入了一种无限崇高的境界，理智和感知都被激情所淹没，生与死已完全不放在心上。在这两条路线决斗的悲壮时刻，我要和我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如果此时我趁机溜走，何以面对我的战友？何以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此时，如果有人向我的头上挥来一锄，或向我的胸口捅过一刀，我将含笑而去。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那是死得其所，能成为一名革命烈士，那是何等光荣。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将瞠目结舌。在那疯狂的年代，我们只知道响应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哪里会去想这么多为什么呢！
　　我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拼命去拖开那些捅向战友的凶器，但无济于事。看着彭锋血淋淋的惨状，我终于害怕了。我毕竟只有一副单瘦的身躯，只有一次脆弱的生命。我呼叫的声音越来越小，挡凶的力气越来越弱，起初的那种“英雄气概”渐渐地流失了许多。
　　呈凶了一阵之后，大概是怕出人命，他们对彭、陈二人的暴打终于停住了。但暴力并未结束，几个彪型大汉将他们的双手反绑着，象轰牲口似的往外赶。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不要让金成走！”马上就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也绑了，牵着绳子往公路上拉。走了几步，总场一个干部和一分场一个老工人接过绳子，把我拉到公路上较暗处的一棵树下。这里离其他人较远，他俩趁无人注意，偷偷地把我的绳子解开。我知道他们是要放我走，就小声对他俩说，请你们想办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否则要出人命的。他们说了句“你放心”就要我快跑。
　　我迅速横过公路，撒腿跑上一条机耕道向水塘头方向狂奔。只听见他们二人向我跑的反方向喊，金成跑了，向那边跑了。大概有人想追，又有人大声说，不要追了，追也追不上，算了。后来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
　　在这次事件中，我始终没有挨打，心里反倒觉得有些委屈。成立战斗队是我牵的头，会议是我主持的，怎么反倒把我扔在一边呢？肯定是被人误会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惋惜的误会。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前线，如果能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就是一块永远的光荣匾。它虽然不能与战争年代老红军战士身上留下的伤疤相比，但至少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印记。更让人沮丧的是，自己刚刚成立造反派组织，还来不及造资产阶级的反，反被人家给造了反，心里真不是嗞味。
　　我躲在水塘头周队长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俨然象一位在电影中常看到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地潜回分场，与彭锋、陈力取得了联系。当即决定由我和陈力带着彭锋的那一身血衣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好象毛主席周总理正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等着我们似的。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真觉得那时的我，幼稚得多么可笑！可悲！可怜！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　带着困惑前行
　　导读﹒偶感（五）
　　既然已经身陷泥潭，爸爸将如何作为？他能自拔吗？在那混沌不堪的年代，无私、无助、无畏而又根基脆弱的爸爸能重见天日吗？爸爸啊，女儿真为你忧心啊！
　　待后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带着困惑前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天空乌云密布，下着毛毛细雨，出工的人都带着雨具。我和陈力正好用蓑衣斗笠做掩护，混在上工的人群中，溜出了“危险区”。然后抄小路，翻过九连山，冒雨步行近百里，来到白云山垦殖场。
　　急行这么远的路，脚上磨起了血泡，全身被雨水汗水湿透，活像落汤鸡，又像受伤的鸟，狼狈不堪。但内心却洋溢着几分豪迈，仿佛我们走的是当年红军的长征路。
　　我曾在白云山生活过四年多，有一些熟人。晚上有人告诉我，白云山的气氛也很紧张，我们一到就有人怀疑上了，要我们明天一早赶快离开。
　　第二天早晨天气更坏，漫天倾盆大雨，到处水漫金山。为了安全，我们还是冒雨早早地离开了白云山，淌水越障，向县城方向前进。下午三、四点左右才到县城，一打听，县城的风声更紧，据说县里正在召开大会，各公社、垦殖场进城开会的人很多。此时的我们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好象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碰到来抓我们的南山人。我们哪敢在县城停留，也不敢往车站方向走，更不敢进车站购票乘车。我们只好继续步行上新公路，想迂回到新余乘火车赴南昌。
　　走了约十里地，看见路旁停着一辆解放汽车。此时天色已晚，加上我们空着肚子赶了一天的路，又饥又乏，早就想搭车代步。现在见了路旁有车，也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我们怯生生地走到车旁问司机去哪里，司机说去南昌。我心里一阵高兴，就大胆地请求师傅能不能把我们捎上。师傅二话没说，点头同意，并让我们坐进了驾驶室。上车不久师傅就发车了。
　　车子开得很快，天没断黑就到了南昌。司机问我们到哪里下车，我们吱吱唔唔说不上来。司机见状，笑着说：“那我就先送你们到省交通运输局，那里有很多你们县的人。”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司机说都是造反派，在当地站不住脚，逃到省城来的。
　　这可正中我们的心意，我抑制不住喜悦，连声说：“好好，就麻烦师傅了。”
　　司机说：“没关系，我们是同路人嘛”。
　　我们很快找到了我们县的造反派，他们都住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里面虽然没有一个熟人，但我一说是某县来的，他们也不多问，就指着墙角两张空席子说，你们就睡那里。并叮嘱我们，不要乱走动，很危险的。
　　我们一到南昌，才发现南山的乱跟南昌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在街上行走，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支支浩浩荡荡的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队，车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卫兵，雄赳赳地不知向何处飞驰而去，没过一个时辰却又血淋淋地不知从何处狼狈而回。后来听人说，这种情况有的是车祸所致—那年月什么都被冲跨了，还有什么交通秩序可言？翻一车或几车相撞，那是家常便饭。不过，这种惨状更多的是武斗的结果。如果说车祸并非人之有意而为，但那些双方都用“革命行动”包装的相互打砸和撕杀，除了用“人祸”一类的词语来叙述，难道还能找到更恰当的形容吗？那些今天被打得五劳七伤的人，很可能昨天就把别人打得四支不全，今天只不过是一场报应而已。在一段时间内，人祸就是这样在人群间轮回。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双方在搧动和实施这种人祸时是那样的振振有词，那样的理直气壮！都说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叫文攻武卫。而在势不两立的决斗中，又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呼“誓死保卫……！”、“无限忠于……！”、“誓将……进行到底！”如此一至的目标，如此统一的口号，在同一面“造反有理”的大旗下，却乌合着两个不共载天的营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南昌市内，武卫惨烈，文攻更是强劲。漫步市区，大街小巷，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来电”难辩真伪。听说省城两派早有代表长驻首都，向中央反映情况，都想争取中央支持。他们不断地把中央领导接见时的谈话回电南昌。同一次接见，两派电文常常内容相左，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看着堂堂省会，每天不分昼夜就是打打杀杀，乱成一片。我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和百思不解的困惑：这就是革命吗？这就是路线斗争吗？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吗？这些疑问常在脑中转悠，总也找不到一种能让自己心安的答案。
　　约一个月后，中央终于作出了《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明确肯定了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并要求江西造反派要高姿态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听了中央的正式表态，我心中的疑虑总算得到一些缓解，庆幸自己总算走对了路。我的第一闪念是，那顶压得我伸不直腰、抬不起头的臭帽子这回总该摘下来了吧？我接着想到，有了这个文件，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必然会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我怀着良好的愿望回到了南山，准备以更高的热情就地闹革命。
　　可是，回到本县，回到南山，情况并不比原来好多少。两派仍然剑拔弩张，流血事件仍然不断。
　　不知从何时开始，好象每个时期都要流行一种社会时尚。文革进展到这个时候流行的是“革命行动”。什么是革命行动？说穿了就是打砸抢抄抓。对当权派，对不同观点的人，动辄一纸勒令，后加一句“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短短一句话，却透着凶光杀气！任何一个当事人见了，能不胆战心惊？那时越左越革命，打人是家常。而反对武斗则被斥为右倾，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样，“革命行动”这一原本神圣的名词就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经过这一场有形和无形、对称和不对称、自觉和不自觉的斗争，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原本纯真无瑕的情谊也变色变味，有的甚至因观点不同而互相猜忌，彻底决裂，甚至发等为互视为敌，势不两立。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难见踪迹。我心里重新布满愁云和悲哀。但我早己骑上虎背，无法摆脱，而且还要带着困惑和忧心继续前行。我能做的只是在前行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头脑的清醒，小心谨慎地做为，希望有一天能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下船上岸。
　　此时南山已有四五个造反兵团。为了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号召，经各派协商，每个兵团派1－3人组成所谓大联合筹备小组。我们战斗队派了我和陈力参加。人员凑齐了，也没什么手续，也无职务分工，谁有事需要商量，就临时通知开会。其实与会者都是各有山头，平时大小事情都是各自为政，即使开会讨论问题也是各执一词，很难统一。
　　全场仍处于混乱中。两派的对立仍同水火，而且愈演愈烈，到春节前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忧心忡忡，本是满腔热血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可现在倒象是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沼泽地，进不得，退不能，心里总是惶恐不安。
　　为了表示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文革一开始，我就没和家里取得任何联系。现在运动正值高潮，一九六八年春节我又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外过年，本想清静几天，可元宵节刚过，这天下午，突然有人告诉我，山前大队来了一个戏班子，晚上会唱古装戏，有几个人准备去造反。
　　我立刻感到事关重大，弄不好要出大事。
　　山前是挂靠在南山垦殖场的两个集体大队之一。素有爱演戏爱看戏的传统，尤其爱演爱看古装戏。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旧立新，连古画、古雕、那怕是一个古人的头像也不允许存在，怎么能唱古戏呢？而准备去造反的是某兵团的几个小青年，革命群众早就看不顺眼。一旦他们在山前出现，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无疑是个火药桶。谁沾边都有可能招惹麻烦和危险。如果那个老工人不对我说，晚上发生再大的事，我也可以“事前不知”为由加以推脱。现在既然知道了，就断无袖手旁观之理，尽管事情与我们战斗队并无关系。
　　时间已近傍晚，我没有作更多的考虑，立即找到那几个小青年所在兵团的几个主要头头，就地谈了我对事情的看法。强调他们晚上不能去山前造反，以避免发生不测事件。山前的问题由我一人去处理。几位负责人虽有一些想法，但在我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临走时，我再三要求他们兵团今晚千万不能插手。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赶到山前。只见演员正在画妆。我一看那行头脸谱，都是苏三起解中的人物。我迅速找到大队干部，向他们陈述利害，要求他们做好群众工作，不要看古装戏。干部们为难地说，群众不好说话，大家一致要求看古戏，干部也没办法。我再三向他们讲清道理，可他们就是不肯出面，还提出要我去说说看。我心里明白，这个难题确实不好解，但又不能不解。而且，看来还不得不亲自去解。
　　他们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好硬起头皮来到演出现场。此时乐队和演员都已准备就绪，就等鸣锣开场了。我和几个大队干部走到临时搭建的戏台中央，只见台下人头攒动，一个个瞪着双眼注目台上，盼着演出开始。
　　我的突然出现，显然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猜测，台下的观众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我手拿语录本，面露微笑，用高吭而又尽可能柔和的声音开始讲话：
　　“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喜欢演戏的人，听说你们这里今晚演戏，所以我就来了。可是，同志们，你们知道今晚要演什么戏吗？可能你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果你们知道了，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要铲除封资修的毒根，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老戏古戏就是封资修的毒草。贫下中农最反对看老戏古戏，最爱看革命现代戏……”。
　　不管我怎样装腔作势，心里总觉得别扭，声调总掩饰不住生硬。但我深知，对于革命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哪怕是以别扭的心情，生硬的语言，我也要踞守这块阵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正要张口继续往下说，就听到台下有人高喊：“我们就是要看古装戏，你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