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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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也不动的理由很简单。那些年，我连自己的父亲母亲也要划清界线，怎么能去救一个挂着黑牌的地主分子？如果是救贫下中农，那是一种无产阶级感情；救一个阶级敌人，那叫什么感情呢？人家给我扣顶再高再大的帽子也不为过，对我进行再深再刻的批判也就有理有据……。那种顾虑，今天的年青人也许是无法理解的—再多的顾虑也不及一条人命啊……。江中的人在漩涡中打转，围观者越来越多，呼救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眼看着那双抱着毛竹的手一松，一具尸体便象一条死狗随着翻滚的江涛沉浮漂荡……。
　　此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众人以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另一份子却从远处沿着江岸摇摇晃晃地走到众人面前。这突然的情景，倒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是打个招呼还是不打招呼？是过去扶他一把，还是别靠近他？当然更无人会祝他一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大难不死的五类分子，是因他懂水势才幸免于难。原来，凡大水汹涌处都是水面漩涡重重，水下激流涌进。这位大难不死者就是利用这种水势，一落水就钻进激流，顺流而下至缓水处游上岸来。这才摆脱了死神的追捕，捡了一条命归。
　　谁会去同情一个敌人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文革开展近三年，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阶级敌人越斗越多，黑色营垒由原来的四五类发展到后来的十类以上，其人数更是呈直线上升。那年月在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中，所有斗争对象都被描绘成最危险、最反动、最凶恶、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翻天的牛鬼蛇神。因此，阶级斗争必然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革命形势所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的基本要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丧失警惕，稍有麻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要变色，贫下中农就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革命人民就要人头落地！在如此严峻，如此耸人听闻的斗争形势下，那个老地主在江中被活活淹死，那是死有余辜，还省了一份口粮，少费一颗子弹。
　　我也曾无数遍地涂写过、高呼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时候，一夜之间，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另册份子全都摘帽。这些人昨天还被人踩在脚底下，今天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跟正常人并肩而立，平起平坐，我真有点担心他们能否适应，万一有人失态，做出一些蠢事来，岂不有悖于党的一番好意？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百分之百的多余。那些曾被当作洪水猛兽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十年的生灵，突然来到阳光下，其实与所有的常人并无多大差异，在他们身上不但找不到一丝反骨，更看不出半缕杀机。看到的是他们与所有人一道，共为现代化建设献身出力，听到的是他们对党、对新的党中央的由衷感激……！…
　　随着三查运动的深入，墙头终于出现了“坚决把金成揪出来示众”的大幅标语。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工地抬石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早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心里还是泛起一阵恐慌，心情立刻变得悲凉起来，脑子里嗡嗡直响，乱哄哄地浮现出许多坦然和愕然、侥幸和不幸的幻觉，双脚也象灌了铅一般，只能沉重地彳亍而行。
　　本来，多数这类标语都要在揪斗对象前面加上各种帽子，如在名字前加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等等。可是这条标语只写了“金成”的名字，前面并没有冠以任何头衔。我摸不透这是什么意思，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扪心自问，悔当初我走错了一步，但这一步我并没有走得太远。说我有错，恰如其分；如果说我有罪，那就言过了；如果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处置我，那就太苍天无眼了！
　　根据惯例，标语一出，接着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可是我的标语出了一天，直到下午、晚上仍无动静。第二天也快过去了，还是没有风声。我心里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要揪就快点来吧，这样悬着太煎熬人了。反正要过这一关，早过晚过都是过……。
　　正在我心神恍惚的时侯，第二天傍晚，有从分场来的人悄悄告诉我说：“县革委来电话了，有人保了你。”
　　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又惊又喜。我在县里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这个来电保我的人是谁？莫非是他？对，一定是他—就是刚调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即宣传部）任组长的原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江专生同志。只有他能保我，只有他会保我！
　　江书记是个群众口碑非常好的领导。他在南山任职多年，工作深入，作风民主，正派廉洁，关心群众。他经常深入到各分场生产队，除了检查指导工作，还抽空与各类人群讨论工作得失，共商南山发展大计。他也曾多次到我的陋室与我促膝交谈。在开导鼓励我的同时，也征求我对全场工作的意见。他每到一地，群众有困难，只要他有耳闻，就一定会亲自过问。我到南山不久，就常听到有人传讲他这方面的故事。他下基层，从不搞特殊化，总是一双筷子一只碗，同我们这些单身职工一道，到食堂窗口排队打饭买菜。作为总场一把手，连自己的妻子也没安排一个象样的工作，每天与生产队职工一道，风里雨里，打一双赤脚，滚一身泥巴。在我们的心目中，江书记既有礼贤下士的长者之风，又有善于集思广益的智者之气。
　　我很快就得到消息证实了我的猜想，电话正是江书记打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的困难处境的，在紧要关头，正是这个电话，给我消了灾，解了围。然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江书记还不顾下雨路滑，竟然为了我专程赶到水轮泵站工地。
　　记得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路上满是泥泞，又脏又滑。我正在抽干了水的围坑里担沙清基。老工人周维圣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金成，江书记来了，他在小学门口等你，要你快去。”
　　我把土箕一放，直奔小学而去。老远就看见江书记站在门前。我还来不及打招呼，他倒是先开了口：“老金，别着急，路上滑，走慢点。”
　　我几乎是扑了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叫了一声：“江书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进教室坐坐。”
　　我跟着江书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那天可能是礼拜天，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江书记与我面对面坐下，和蔼可亲地说：
　　“我听说南山少数同志对你有些意见，我已经给南山领导打了电话。不能群众要揪谁就揪谁嘛。我是了解你的，南山的大多数群众也是了解你的。我对他们说了，金成同志一贯表现很好。虽然出身不同，但重在表现嘛。我们都看到，金乘同志在文革中虽然是造反派，但表现也是好的，没有发现他做过坏事。错误谁不犯呢，我们这些干了十几年甚至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还要犯错误呢。何况人家是个年轻人，怎么能求全责惫呢。老金，你千万不能背包袱。今后要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好好干，党和人民是看得见的……。我就怕你背包袱，想不通，所以我考虑还是来一趟找你谈谈。希望我这一趟没白来，好不好？”
　　一席话如三伏的风，似久旱的雨，驱散阴霾，感人肺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使劲忍住不听使唤的泪水。
　　从此，虽然运动仍在深入，我却一直安然无恙。但是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过了关。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每次召开干部会议，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我的问题，好象不揪出金成就是革命未成功。其实，这些人对我也并非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文革的风浪把我们推向对立的两岸，误会和怀疑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以至积累成了满腹怨气，一有机会就萌生一泄为快的欲念……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安然无恙，这要感谢分场革委会主任傅应农同志。每当有人提出我的问题，傅主任总是很巧妙地回应他们。
　　傅应农同志是二分场原党支部书记。他文化不高，但思想缜密，工作稳重。运动中他从不把我另眼相看。有时晚上开完会，他既不回家，也不到自己的办公室睡觉，却挤到我的单人床上，东西南北地扯上半夜。
　　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几个人总想搞你，我就对他们说，要搞可以，你们先报材料到分场来研究。我不相信他们能搞出你的什么材料来。你放心，不要怕！”他这一招可真妙，既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不露声色地保我过关……
　　那年月，运动设完没了。当一场运动尚未结束，另一场新的运动早已在酝酿之中。一旦开始，来势凶猛，人心惶惶。
　　三查运动眼看就要结束，有一天又不知在哪里突然发现了现行反革命份子和现行反革命组织。先是揪出了一个，接着就以等比数列上升，一群一片直至不计其数。
　　南山的现行反革命是从外地报过来的。一接到报案，各级革委会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连夜成立专案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报出来的所谓反革命分子捉拿、审讯……其行动之迅速，气氛之紧张，部署之神秘，让人不寒而栗。
　　这次运动情况之复杂也非三查运动可比。所谓复杂就复杂在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没挂牌，头上没写字，全都在暗处。而且事先又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要做到除恶务尽就只有靠审讯这一杀手锏了。
　　南山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个知识青年，据说在反革命组织中是个军长。抓他的时候，他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审问他，起初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根本没这回事。
　　人家举报了你，无产阶级革命派抓了你，你还如此的不老实交待，企图蒙混过关，在这火头上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运动刚刚开始，第一个就拿不下来，这无产阶级的铁拳不是显得太软弱无力了吗？以后的运动还怎么深入下去？经办人拿什么向领导和群众交待？这种死硬分子是不动大刑不心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于是，一顿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承认自己是军长。
　　反革命军长！这还了得！于是又是一顿暴打。这一回是出于阶级义愤，打的是他的十恶不赦！
　　既然是反革命军长，文章可就大了。首先，你的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称？既然你是军长，你的上司是谁？你的手下又有多少个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最初是谁发展了你？你又发展了谁？……？要一个个报上名来。到这份上不报行吗？
　　那时，“反革命”三个字一旦牵扯到谁头上谁就难过这道关。你不承认不行，因为人家举报了你，不承认就是抗拒，就要从严惩处。承认了也不行，既然自己承认了是反革命，那么你就必须回答后面一连串的追问。有些意志薄弱者熬不住严刑逼供，就昧着良心乱报一气，致使在一段时间内反革命分子多得惊人。不管多坚强的汉子，一但上了这个黑名单，就意味着大祸临头。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含冤而死的。六八年夏季，有一个外村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审讯时，他经不住吊打跪压，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他报的其他人都是贫下中农，只有我父亲是地主分子。在那个年月，地主分子又加上现行反革命，万死也难抵其罪。当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连夜进行审问。
　　父亲本是个厚道人，性格倔强。他知道不承认是反革命只死自己一人；为了自己苟且活命于一时，乱攀乱咬，就有可能要害很多人。所以不管人家怎么用刑，他都咬紧牙关宁死也不乱说。第二天清早，大队就通知家里去收尸，说是畏罪自杀……。
　　随着运动的反反复复，有一种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为了免受眼前的皮肉之苦，也为了整治那些无知的恶棍，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承认是反革命；你问我反革命组织有哪些人，我就把在场的那些整人最凶狠的家伙都报上；你要是争辨否认，我就煞有介事地说出你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时间地点，甚至还编造出你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反动话，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叫你有口难辩。所以，当时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今天穷凶极恶整别人，明天就听说别人在整他，而且整得更厉害。
　　那期间，我比任何时候都胆战心惊。如果有人要害我，把我的名字报上，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总算万福万幸，始终没有人报我的名字，或是有人报了而被救苦救难的哪位菩萨救了也未可知。反正这一关我也算平安渡过了。
　　经过连续几次运动，各类阶级敌人基本上都挖出来了。接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就是把那些揭露出来的人，是农村的就遣送回老家，由当地的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家在城里的，当然不可能送他回城享福，那就继续留在场里，或挂牌子或戴上帽子就地劳动改造，接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回我身边再也没有保护伞了。江书记工作忙，不可能每次都有人向他传话。傅应农书记前不久又调走了。新来的艾书记本来对我也是了解的，平时面对面也讲过我的一些好话。但现在是在运动中，阶级斗争是最讲阶级立场的。艾书记是一个开口闭口阶级斗争，人前人后最讲阶级立场的人。如果有人要整我，他能说什么呢？我了解他的为人，只要他不落井下石，也就对得起我了。
　　早就听到有人背地里说：“不把金成搞掉，将来吃不消。”
　　这句话的前半句我明白，而后半句我想了很久也没弄懂。所谓“吃不消”是说金成有三头六臂的本领，还是怕金成有牛鬼蛇神的邪术？左思右想，悟其用意大概是这一回一定要把金成赶出南山垦殖场，以绝后患！
　　凡清理回家的人，大多要先把他搞臭，扣上一顶帽子，写上几条理由，然后名正言顺押送出场。而金成的头上至今还没一顶帽子，甚至连辫子也没抓到一条。就这样清理回家，不但理由不足，还太便宜了他！
　　我终于被揪出来了。那天我正在工地灌沙包，快近中午时，有人大声唤我说：“金成，分场要你下午回去。”
　　我一接到通知，心里就明白，严峻的时刻到了。吃过午饭，我不敢怠慢，独自一人默默地朝分场而去。我沿着那条羊肠小道，翻过两座山峰，步行十里，当分场最外围的那排面朝公路的老式平房进入视野，我一眼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幅白纸黑字的大标语，上写着“坚决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金成揪出来示众！”与我同时被揪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好朋友李世成。标语上写他是“打人凶手”。这个时候给我扣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的帽子，给李世成扣上“打人凶手”，同时揪出，同时批斗，真有一石二鸟之妙。看得出来，今天这事的策划者还真费了一番心思。
　　李世成和我是当年同一部车同一天来到南山的。在水塘头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后又一同搬到二分场。这小伙子性格直率，讲义气，爱学习，能吃苦耐劳。但处世为人粗犷，不注意言行检点。
　　记得在水塘头时，有一年夏天，后勤人员提了一桶凉开水放在外面的一棵树下，桶盖上搁着一只公碗，一把舀水勺。生产队的大部分人都来树下喝水乘凉。此时一位分场领导走过来拿起水勺舀了一勺水对着勺子张口就喝……
　　李世成见了，气呼呼地走过去夺过水勺往地上一扔，还踩上两脚，嘴里骂道：“喝了你会死！连卫生都不讲。有公碗不用，只顾自己，别人就不喝了？”凶得那个分场干部面红耳赤。他这牛性一发，谁也喝不住，只有我和钟志鸿等少数几个人的话能进他的耳朵。
　　说李世成是打人凶手倒也不是毫无根据。有一次分场开批判大会，本来会议已结束，主持人宣布了散会。这时不知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突然抓住一个人不轻不重地搧了一巴掌。我与他交往多年，就看到他这一次打人。
　　我回到二分场，无人向我打招呼，也无人对我说回来做什么。只是有人背地里悄悄提醒我：“今晚开你的批斗会，注意点。”
　　晚饭后，我早早地站在会场外等候。不一会李世成也来了，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小声对他说：“站远点，不要让人家怀疑我们搞攻守同盟。”
　　约八点左右，来开会的人基本到齐了。但我们不敢擅入会场。按照以往的惯例，被斗者入场前，先有人领着场内群众如山洪暴发般呼一阵口号，以显会议的威严，压一压批斗对象的气焰。要听到呼最后一句：“把xxx揪上台来！”被斗人才敢上场。但是，今天没有人呼口号，气氛也并不十分紧张。会议主持人只派了一个普通群众走到我身边不冷不热地说：“叫你们进去。”
　　我们走到一个用几块木板临时搭成的高台上，看到台子后面有两块用硬壳纸做的黑牌，我就主动把我那块挂在脖子上，李世成也自己挂上了。批斗会就这样开始。
　　主持人简单说了几句，也没让我们作自我检查，就直接由群众发言。
　　最先发言的是一个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涕泪横流的生产队副队长。他的发言只有一句话：“金成，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幕后指挥打了多少人？”
　　本来我想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幕后指挥打人，我是一贯反对打人的。”但一转念，话多必失。比如，如果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人家就会抓住这两个字继续质问：“你犯了哪些错误，要老实交待！”这样下去就可能没完没了。因此我就紧接人家的提问，回答了一句话：“我在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有幕后指挥打过人。”不知道是对方认可了我的回话还是没想到下文，发言竟短暂地冷场了。
　　但不久就有第二个人发言。第二个发言人也只质问了一句：“金成，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我同样用一句话回答：“既然贫下中农批判我，说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出乎意料的是，刮了那么大的风，打了那么响的雷，却只下这么一点毛毛雨。更出乎意料的是，那几位对我误解最深的朋友，平时在某些场合常表现出愤愤不平，大有不把金成揪出来誓不罢休之势，此时却无一人出头说话（我真希望他们能当面把心里的所有误解都吐出来。好在这些同志很快解开了心结，这之前、之后直至今天仍是我的好朋友老兄弟）。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只有两个人发言，两句话质问，再无人揭发，也无人分析批判，连最起码的程序都没进行完，对我的揭发批判就这样结束了。这同样让我有些感到意外。后面就把我晾在了一边，矛头集中指向了李世成。
　　有人问他：“你在文革中打了多少人？”
　　李答：“就打过一个人，你们都看见的。”
　　又有人问：“是谁指挥你打的？”
　　李答：“谁也没指挥，是我自己有气打的。”
　　再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打人？”
　　这一问倒好象挑起了李世成的满腹怨气。他挺直了腰，瞪圆了眼，提高了嗓门，竟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先打我们，我为什么不能打你们？”
　　在批斗大会上用这种语言来回答群众，这还了得！他的“负隅顽抗”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行凶打人罪该万死！”
　　李世成并不示弱，振臂大叫：“行凶也是你们先行凶，你们才罪该万死！”
　　这愣头青就是这样不看时候，这种场合怎么能硬碰硬，不服软呢？有人马上从后面抬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足有六七十斤重的大樟木板，上面写着“打人凶手李世成！”一根粗糙的草绳绑在木板两头，中间留一个圆圈，用来套在脖子上的。
　　李世成那个牛性子，岂肯就范。但双手难敌四拳，任凭他怎么挣扎，木板最终还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为了不让他把木板取下来，一边一个彪形大汉，使劲捉住两只手，这样他就无法动弹了。
　　后面再不让李世成说话了，专由群众发言，分析批判。其实，李世成就是打了这一个人，分析来分析去，重三倒四，再怎么说还是这么回事。发言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循环往复。他们不厌其烦无非是要争取一点时间，不让那块刚挂上去的大木板下得太快，让这家伙占了便宜。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听众好象有些厌烦了，有的开始悄悄地离场。积极发言的也好象找不到新词，显得兴致不高。于是主持人走到台前，说了声今天批判会暂时开到这里，接着宣布金成和李世成明天游街示众。然后要我们先离场。
　　按照惯例，我们离场时也应有人领头呼几声口号，如“xxx滚出去！xxx爬出去！打倒xxx！”等。今天这道程序也省了，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