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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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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魉嵫呛拧�1915年被德国潜水艇击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又赢回了蓝带，接着1933年一艘意大利船“雷克斯猫”号用每小时29英里的速度赢得了蓝带。为了庆祝这一成就，也为了表彰整个蓝带奖的竞争，一个英国船主也是议员的哈罗德？黑尔兹设置了“黑尔兹奖杯”，从那以后，“黑尔兹奖杯”和蓝带奖被一同授予。黑尔兹的规则只说把它颁给最快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同时定义大西洋为美洲海岸线上的安布罗斯灯塔到英国希利群岛的毕晓普灯塔之间的洋面；黑尔兹没有提到船的大小，只要它能运旅客，实际上那时候没有人想过小船有机会同大船竞争。赢得黑尔兹奖杯的下一艘船叫诺曼底号，这艘法国油轮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时的平均速度是30英里。1952年，在大型客轮时代结束之前，美利坚号用3天10小时40分赢得了黑尔兹奖杯，放在美国商船博物馆。不幸的是，哈罗德？黑尔兹没有活着亲眼看到美利坚号，他竟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只事故中淹死了。当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交通方式——飞机时，大型客轮的好日子过去了，每个人忘记了黑尔兹奖杯。
1980年，一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摩托艇制造商决心复兴蓝带奖比赛，为英国夺回黑尔兹奖杯。为此，他必须建造一艘能在3天10小时40分之内横渡大西洋的船。美利坚号真是一艘令人难忘的船：她重达五万两千吨，需要24万马力来推动，创下的速度纪录也不平常：均速3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40英里）。和这艘有游泳池和大钢琴的客轮形成对比，特德计划制造的是一艘轻型双体船。
驾驶一艘小快艇穿越大洋非常危险，经不起风浪，从这点来说，大汽船更容易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乘风破浪。要是一艘小船，如果舵手判断失误， 30英里的速度会让船头冲入大浪里，沉没或者解体。
特德？托勒曼设计了65英尺长的双体船，并在1984年下水，美利坚号24万马力的发动机就像一座小教堂，而特德使用了两个两千马力的发动机，就可以让他的双体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达到差不多50英里的速度。当然，用50英里的速度穿过一个平静的湖泊是一回事，在波浪起伏的大西洋上要达到那个速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时速达到35英里就很幸运了。即使这样横渡时间仍然需要三到四天，挑战目标就是3天9小时到3天11小时。
1984年期间，特德的船预算超额，他想从我这儿得到航行的赞助费用，作为回报，我可以命名这艘船并和他一起进行挑战。当时英国没有多少那方面的奖杯，为英国赢回奖杯的想法立刻吸引了我，而且那时维珍航空刚开始飞行，我喜欢这个促销的机会，一次成功的横渡大西洋行动会吸引纽约和伦敦——我们唯一的两处目的地的公众注意力。
“你身体还好吗？”特德问我。
“不错，”
“那还不够，”特德说，“你需要健身，要连续三天被折磨的痛不欲生。”
于是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精疲力尽的健身锻炼。
我们又找到埃索（Esso）石油寻求油料赞助，他们友好地同意并与我们共进午餐。
“非常感谢，”我真诚地说，“这会是一次伟大的航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BP石油（埃索石油的主要竞争者）宣传。”虽然我听见每个人都吸了口冷气，但是我没有留意，继续兴奋地说：“我们会把补给艇上漆满BP石油的标志，大力宣传，没有人再会把你们同你们的老对手搞混淆……”
恰在这个时候，我望向对面的墙，注意到巨大的Esso标志，立马意识到我的错误。Esso的董事们象仇人般看着我，我扑倒在地板上，爬到桌子下面。“很抱歉，”我一边说一边开始吐唾沫给他们擦皮鞋。非同寻常的是，Esso继续赞助了这次航行。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整，我们最后准备就绪。琼怀第二胎差不多8个月了，我极度希望按时完成横渡，回来赶上孩子出生。但是我们在纽约停了3个星期，等待暴风雨天气过去。在那3周里，我不断地飞回伦敦陪伴琼，当他们告诉我准备起航时又飞回纽约，期间穿越大西洋8次，我觉得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了解它。
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起航了。琼告诉我她感觉很好，我应该走了，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吼叫着离开了曼哈顿，向北进发，这艘“维珍大西洋挑战者号”与大客轮的重要区别是舒适。30年代的乘客们可以跳爵士舞，在甲板上掷圈环；而我们被绑在航空椅上，几乎不能说话，更不用说移动，风颠浪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噪声和持续的回声，我们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收到一条无线电消息。
“理查德，”是在控制中心的佩妮，“琼在医院，她刚生下一个男婴，母子平安。”
虽然违背了我的誓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高兴地大叫，船员史蒂夫？李奇开了一瓶香槟为琼和我的儿子干杯，酒水喷得到处都是，香槟冒着泡沫从我的牙缝里渗过，贯得我满口满喉。现在我必须加油去见琼、霍莉和我的儿子。
这次横渡本来可以顺利地打破纪录，我们撑过了地狱般的3天，扎扎实实航行了3000英里，每隔800英里就有3艘补给船，这些补给船十分巨大，就象摩天大楼一样罩着我们，接近它们也十分恐怖：我们距离大约30码时，它们向我们发射末端挂着浮标的渔叉，我们捞起浮标后，把连接的油管装上自己船的输油口，然后发出信号，燃料就被输入到船上。汽油味和翻滚的巨浪让我们反胃恶心，当我们趴到船边呕吐时，看起来要被燃料船的黑色船体压得粉碎。
离爱尔兰只有100多英里时，我们遇上了强烈的风暴，船剧烈地上下颠簸，我们只能抓住自己的椅子，看不见任何东西。接近希利群岛，仅剩下60英里，黑尔兹奖杯几乎到手时，我们碰上了滔天巨浪，一秒钟后工程师皮特大叫道：“我们在下沉，船身分裂了，快跳船。”
“呼救！呼救！呼救！”查立刻发出无线电信号，“维珍挑战者号正在下沉，我们要弃船，重复一遍：我们正在弃船。嗨，特德！”查突然转过身来：“你是船长，也就意味着你最后一个离开！”
几秒钟内船开始下沉。我们充好气的第一个救生艇被什么东西勾住撕裂了，在船舷外我们还有一个备用救生艇，我们拉开拉索开始充气。
“不要惊慌！”查叫嚷着，“不着急！轮流上！”
当我们还在沿着栏杆缓慢爬动时，查又大叫，“天哪！我们在下沉，快一点！”
救生艇就象罩着帐篷的充气小船，我们挤作一团，在英里上下颠簸，就象在游乐园木马上。我刚好坐在无线电设备旁，抓起麦克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空军收到了我们的呼救信号。我告诉飞行员我们的位置，他立刻向该海域的船只发出无线信号。
“放心，该海域有三支队伍正向你们开来，”飞行员回话给我，“开往纽约的QE2号；一艘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货船；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直升飞机也正准备从希利群岛起飞。请搭乘最先抵达的救援船只或者飞机。”
“我不要上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船，”查说，“我也不想回纽约，我要上那架该死的直升飞机。”
“好，”我说完关掉无线电，可不想让查说的话传过去，因为这次我们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特德就象被掏出了内脏，沉默地坐在那，他的梦想破灭了。
从小小的舱口盖，我们能够看见“维珍挑战者号”只有船尾露出水面，剩下的部分都被淹没了，只有一个词“维珍”。“理查德，”查指着标志说，“同平常一样，最后一句话归你说。”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开始哼唱“我们都要去过暑假……”每个人都唱了起来，甚至包括特德。
最后我们被香蕉船发现，他们用绞盘吊住救生艇旋转起来。
“抓好，别掉下去，”查说。
那时该是吃正餐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船长室，都穿着晚礼服，我们则穿着潮湿的尼龙救生衣，又脏又湿。
“可怜的孩子，”一位中年女士对我说，“你还没有见到你刚出生的儿子，是吗？”
“还没有，如果我们调转方向去牙买加，我将更见不到他。”
“哈，我这里有他的一张照片给你。”
让我惊讶的是，她抽出当天的《伦敦晚报》，头版上有一张我的儿子被包在围巾里的照片，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一个海上救援队通过无线电问是否需要打捞我们的船。
“当然要，”我说。从舷窗望去，仍然可以看见象墓碑一样挺在那的船尾。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查厉声对我说，“你再也别想见这艘船了，浸过水的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你不可能从保险公司那得到一个子儿。”
放下电话，查和我看着在海上漂浮的“维珍挑战者”，它静静地沉入了海底。
过了一个月，我耳朵里的嗡嗡声才停止，我怀疑自己得了脑震荡，但是，赢得蓝带奖和黑尔兹奖杯仍然未完。查和我觉得应该建造一艘更加坚固的单体船，由于特德擅长双体船，所以他拒绝更改设计，不参与我们的计划。我们和特德？托勒曼原始团队的三个主要成员组成了一个新队伍，他们是克里斯？威体、史蒂夫？李奇微和克里斯？莫斯，他们还问是否可以来为维珍工作，查作为首席航行专家负责这个项目。
1986年5月15日，“维珍航空挑战者二号”由肯特郡公主主持下水。这艘单体船有75英尺长，在向萨尔康巴进发的首航上，我们遭遇了一阵巨浪，几乎造成翻船，每个人都摔倒在甲板上，皮特腿断了，查的脚趾骨折了，史蒂夫几乎被甩出船外，我们到达萨尔康巴时就象一艘难民船。
到了纽约，我们再一次等待好天气，在1986年6月一个明媚的早上，离开纽约港，向加拿
大新斯科舍省进发时，为了防止风浪我们再次把自己绑起来，不过没上次那么糟糕，沿美国东海岸向北前进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我们一路飞奔，18小时后就同第一艘补给船在纽芬兰的海边相会。
我们补充燃料后，在夜幕中又出发了。夏日的夜晚十分短暂，而且我们沿东北方向航行，夜晚更短，所以我们只需要熬过5小时的黑夜。虽然有雷达和夜视风镜，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在黑夜里以那个速度航行就象戴着眼罩驾车，比如我们就曾非常危险地避开了一条浮出水面的鲸鱼。
没到第二天，启程的好运就过去了，恐怖无情的打击接连而至，每次风浪都打得我们上下颠簸，不得不咬紧牙关，拼命忍耐。
当我们在加拿大海岸边接近第二艘补给燃料船RV2时，我们不得不密切注意冰山。大冰山会在雷达上显现，容易避开，但是那些在雷达上只有一小点而事实上有一百吨重的“小”冰山才是大危险。实际上，麻袋大的冰块都能严重破坏船体。随着时间不断过去，我们被发动机的叫声震聋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前进。还剩下两千英里的航程，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这时就需要团队精神：我们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当我们挥手告别第二艘补给燃料船时，发动机突突直响，然后就突然失灵了。工程师滑下甲板去仔细检查，发现燃料过滤器里装满了水。这是场灾难，他用量油计测试了一下，估测出我们每往船上装载12吨燃料，就大约有4吨水。水是怎么进来和燃料混在一起的全然是个谜，没有时间担忧了，说不定这是Esso的董事们对我的报复。没办法把水从柴油机上分离，我们必须抽干全部4个燃料罐，重新启动。Esso公司的船返回过来，停在一边；我们再次补充燃料，浪费了宝贵的3个小时。
再次启动发动机，但是又突然失灵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我们在冰冷的洋面上挨着补给船上下颠簸了7个小时，水流湍急，风浪越来越大。
“马上有暴风雨了！”查说，“这可不好玩！”
享受了第一天的好天气后，接踵而至的暴风雨是一次长时间的恶劣天气，这成了我们最大的噩梦。不久风浪足有50英尺高，我们几乎不敢站在甲板上。因为在某一瞬间我们刚好在巨大的Esso燃料船下，看起来好像要倒在我们头顶，令人窒息的汽油烟味让我们都恶心，每个人都在狂吐，痛苦地蜷缩在一起；我们的救生服被海水浸透，上面还有许多呕吐物；我们脸色苍白，没有血色；我们的头发被冻住了。
“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查朝着我的耳朵大喊，“我们试过了，也都勇敢过了。一切结束了，很抱歉，理查德。”
我明白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就不会有下次了，必须说服他们。
“让我们努力启动发动机，看我们还能走多远，”我说，“来吧，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我知道在Esso燃料船上有一个叫史蒂夫？劳斯的发动机专家，请求他上船帮助我们，他们建起绞车，把他送过来，由于两艘船在巨大的风浪中上下旋转，他的勇敢让人惊讶。把握好最佳时机，他们让他落在了我们的甲板上。史蒂夫爬下去和厄克一起抽干了燃料罐，然后灌入新的燃料。我告诉史蒂夫不必留下来。
“我愿意留下来，为了航行的快乐，”他满脸油污地说。
我突然感到我们有个机会，冲上甲板，从人群中找到查，把他拖到一边，“史蒂夫将留下，”我对着他耳朵大叫，“我们能够继续。”
“结束了，理查德，”查冲着我大嚷，“他妈的结束了！这艘船已经完蛋了！”
“我们必须继续！”我忍不住大叫。
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怒目相对，象两个老酒鬼一样紧紧抓住对方，两个人的手都破了皮，鲜血汩汩，胡子上沾满了呕吐物，眼睛被盐和烟雾弄得充满血丝，面无血色。我们互相依靠摇摇晃晃，彻底筋疲力尽。我们恨这艘船，我们恨这次航行，我们恨大海，我们恨这天气，现在当然更恨对方。
“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象个疯子一样重复着，“我们必须，这是唯一的办法，难道我们被拖回家？”
“天哪，你比我更恶劣，”查说，“好，我们就给它最后一次机会。”
我紧紧拥抱他，接着我们都倒在栏杆上。
“好！”查向船员们叫嚷，“我们解缆放船。”
大家都又一次振作起来，经过厄克和史蒂夫的良好调试，发动机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它们突突直响，很可能立刻熄火，但是至少它们在运行，暂时不用船桨。我们挥手告别了Esso补给船，朝灰蒙蒙的海洋进发。虽然可以远离油烟，但是每个人都疲惫不堪。我觉得我的肚子好像被职业拳击手不断地重殴过；我们不仅仅同天气和燃料问题搏斗，而且也都在同自己的意志作斗争，告诉自己不要倒下。
每隔4小时，燃料过滤器都会被堵住，需要重新替换，我们停下发动机，厄克和史蒂夫更换完过滤器，然后我们继续航行。时间慢慢过去，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过滤器支持到最后的燃料补给地。过滤器用光后，发动机停下来，我们就会在海上孤立无援。万幸的是，我同一架飞过上空的猎手型飞机联系上了，这些飞机时时刻刻飞行在大西洋上搜索潜艇，虽然他们可以扔下许多过滤器，但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我用无线电通知提姆？鲍威尔，他正管理着设在牛津街大卖场的控制中心。
“提姆，我们需要帮助，得有人扔下一些燃料过滤器，虽然一架猎手型飞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他们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
一小时内，提姆同唐宁街负责此类事情的人交涉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猎手型飞机从南安普顿携带过滤器朝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听见飞机，它直接从我们身后的灰白色云朵中突然下降到我们头顶，在我们头上隆隆直响，震得船身颤抖，挡住了所有的光线，把我们笼罩在阴影中，在我们前方扔下一个有救生圈的小鼓。我们手舞足蹈，大声欢叫，朝那个标志开去，史蒂夫用一个长吊勾捡起它，把它拖到船上。这是一个装满过滤器的铁鼓，还有几排巧克力和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祝你们好运！”
我们用无线电向飞行员表示了感谢，他说：“我飞机上有电视摄制组，整个国家都在注视你们，但愿你们能快马加鞭。”
到了第三艘Esso燃料船那里，又有了满满的燃料罐和一些爱尔兰炖肉，这可是我们两天来第一次吃上热饭。我们信心高涨，开始了这次横渡的最后一段航程。我们计算出如果要打破纪录，那么必须在最后的12小时中以39或者40英里的均速前进，现在发动机运转良好，这个目标很可能达到。前三小时因为天气阴沉，我们虽然奋力前进，但是速度也无法超过30英里，接着太阳出来，海面平静，厄克和史蒂夫最后一次更换完过滤器，我们打开节流阀，在海面上全速前进，乘风破浪向希利群岛进发。
经过上一次失败的地方时，我们都欢呼雀跃，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个挑战。距希利群岛还有5英里时，一队直升飞机和数百艘各类船只过来迎接我们回家。下午7点30分我们全速通过了灯塔。厄克和史蒂夫从发动机室里步履蹒跚地钻了出来，他们是英雄，连续3天憋在狭小闷热的发动机室，为了让发动机运转，他们站在漫过脚踝的机油中努力工作。我们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赢了，在这次超过3000英里的航行中，整个航程花了3天8小时31分，比上次获奖者快2小时9分，打破了蓝带奖纪录。
16。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1986…1987）（1）
1986年，似乎每个人都奔向伦敦股票市场，每个购买了英国电信股票的人都赚了一倍，英国煤气的私有化也成为每个人的话题。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在伦敦，看见购买维珍股票的人排起长龙似的队伍，此前已经有超过7000的人通过邮购申请购买维珍股票，仍然有还多人一直等到最后一天，即1986年11月13日。我从队伍前头走到后面，向他们的信任表示感谢，他们的回答深深震撼了我：
“我们今年不去度假了，把我们的积蓄投给维珍。”
“继续干，理查德，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靠你了，理查德。”
突然我察觉到新闻摄影师在对我的脚拍照，我无法理解。然后我向下一看，惊奇地发现由于打扮的太匆忙，我双脚的鞋子不般配。
除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维珍的筹资活动比其他任何新上市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公众申请， 10万多人申购我们的股票，邮政局增加了20名职员来处理邮件袋。当听说“人民联盟”成为美国排行榜冠军，高兴之余，我们也忧心忡忡地听到只有少部分金融机构认购我们的股份，这是我们同伦敦金融界打交道碰上的第一个噩耗。
到1986年，维珍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大约有4000名员工；1986年7月，维珍当年的年销售额是1亿8900万英镑，而前一年是1亿1900万英镑，增长了约60％，我们的税前盈利也从1500万英镑增加到1900万英镑。虽然我们是家大公司，却没有多少机会扩展：我们所能做的不是用赚来的现金投资，就是向银行家要求更高的贷款额。我看到许多其他上市的私人公司，如TSB银行、路透社、大西洋电脑等等，几乎每星期就有一家新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所不得不建立了一个排队制度，以便在英国电信、英航和英国石油等大型公司私有化下保持有序的进程。
在许多方面，公开上市是个诱人的选择：可以使维珍筹集资金投资新的事业，可以美化我们的资产平衡表，维珍员工可以认购股票作为福利的一部分；我的脑海中还潜伏着一个想法，利用手上的股份作为现款购买英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EMI唱片。唐恩对维珍公开上市的前景充满热情，而且他非常乐意成为一家公众关注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雷弗和肯并不积极，他们警告说伦敦股票市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我们将拱手让出很多独立自主权；对西蒙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随时出售自己在维珍的股份。总而言之，我排除所有的负面因素，决定上市。作为第一步，前一年特雷弗已经安排了一项不公开的维珍股票选择性认购活动，他的目标是1000万英镑，但是随着英国老牌国际投资银行摩根？格伦费尔公司参与承购得传言四起，最后我们的交易以2500万英镑告终。
股票上市时，金融机构把自己的优先股转化成约15％的普通股，我们又出让了新的股份给外界投资者，筹集了3000万。上市后，我在维珍集团的股份是55％，西蒙是9％，肯、唐恩、罗伯特、特雷弗和其他一些员工共有2％，外界投资者持有34％。维珍每股的销售价格为1。4英镑，照此计算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达到了两亿四千万英镑，当然，这只是公司的一部分，因为伦敦股票市场认为维珍航空、维珍假日、维珍货运和夜总会金融风险太大，不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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