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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炮击金门-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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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穆特接受了十七响礼炮，又检阅了三军仪仗队，然后参加“国防部长”俞大维和“太子”蒋经国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酒会。当斯穆特踏着红地毯步入宴会大厅时，嘉宾们整齐起立，掌声如潮。那一刻斯穆特真切地感受到，美国人在这个小岛上所享有的极特殊尊贵的地位。他，一位在国内并不十分显赫的海军中将，在这里，不仅仅是上宾，而且是“上帝”。
以后日子，每天例行公事似乎就是应酬和吃饭两项。一次邀请接着另一次邀请，一次宴会接着另一次宴会， 他从好客谦恭的中国人那里学到一句形象的玩笑话：“疲劳轰炸”。最高潮自然是“总统”及夫人的召见和款待，“总统”在天南海北闲聊并关切地询问他在台湾有否不适并叮嘱左右一定要给予最好的生活保障之后，重复了许多中国人都曾谈及的那个主题：请美国盟邦尽全力援助我们！
斯穆特真正被这种东方式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了，他也十分真诚和热情地认为，自己确实应该给与这个小岛上为了生存而挣扎奋斗着的非常可怜的一些中国人以帮助，何况帮助台湾本质上也就是自助美国。所以，他对“总统”重复了对所有中国人许诺的慷慨大度：美国有句名言，患难是考验友情的试金石，为朋友献出一切者乃真朋友。对“总统”阁下及所有中国朋友的需求，本人一定尽全力而为之，我的使命和良知均要求我这样去做。
“事情紧急。我们需要盟邦的援助！”
现在，胡旭光正用一种受了欺侮的小兄弟才有的哀乞的眼光望着他。
极短的一瞬间，斯穆特身不由主慌乱地把目光移向他处。他似乎于突然间醒悟和发觉，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官这个差事面对的不光是赞歌、鲜花、掌声和碰杯，还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扫兴和棘手的难题哩。
是的，援助！援助：如果他仅仅代表自己，他是很想把那条上万吨的“新港新闻”号开过来助战的。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代表的是美国，没有忘记国务卿杜勒斯临行前的交代：将军的职责是既要保持我们中国盟友的信心士气，又要避免让美国陷入一场同赤色中国没有结果的战争中去，仅仅为了几个并不重要的岛屿的归属而冒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并不符合我们美利坚的利益。
他是军人，曾率领世界无故的美国的舰队遨游五大洋，那时，整个地球都在他的脚下。而今天，一个小小的海岛压在他的肩上，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解开衣扣，松开领带：“噢，今天的天气实在太闷热了……是的，援助，胡局长，一定会援助的……请允许我把今天的事件先向华盛顿和总统报告……”
在金门炮战的几十个昼夜，斯穆特几乎没有回过他在台北的豪华的家，睡眠不好与连续不断的神经紧张使他体重减轻了15磅。每天午夜12点以后，是他同（美）国内直接通信的时刻。时差关系，此时海军军令部长及其幕僚正在工作，可将金门最新战况直接报告给他们。
若干年之后，卸任赋闲的斯穆特以未辱使命的愉快心情回忆：
如果炮击期间，我们作了错误的决定——尤其是未经请示及咨询，误
用我们的空军去制压大陆上的火炮，则可能造成一场国际大战。
“条约”中说明：如果“外岛”遭受攻击而威胁到台湾本岛的安全，
则我们将协助防御。除此之外，我们的援助仅为顾问咨询及后勤支援，无
直接军事支援。我必须经常记住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条款。而中国人的目的
则是使美国卷入直接对抗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我只能向蒋总统说明，虽
然那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我军不得直接涉入当前的事件。无疑，对他们
而言，此举是严重打击。
在台期间，斯穆特恪尽职守地做了他职权范围内应做的一切，并且，十分礼貌和技巧地回避了蒋“总统”给美国人备下的圈套。
欢送他的场面与迎接他的场面一般隆重。他走后，台北官场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是几任美军协队司令中最真诚、友善、热情和富于同情心的一位，但他同样表现出了美国人绝不会轻率上钩的精明与滑头。
斯穆特放下酒杯，适时向东道主建议：“鉴于金门那里正在发生激烈战斗，今天的晚宴是不是到此结束？”
他一边将餐巾整齐地折叠成三角形，一边说了句美国式的幽默：“哦，这是我生平第一回望着一桌丰盛的食品而饿肚子，那个可恶的毛泽东。”
消息公布，欢声笑语戛然而息，满堂失色。人们纷纷搁置刀叉酒杯，在瞬间的沉默静肃后，宾主尽散。
惊惶不安的议论和杂沓匆乱的脚步声，掩盖了海军中将的窘迫。
4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甫一签订，周恩来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集团与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不予承认，坚决谴责。
不论蒋介石有多少堂皇的理由，都无法绕过一个严肃的命题：用“条约”方式请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领土和海域长期存在，以维持国家分裂状态，并期待其正式卷入中国内战，这确是与“卖国”二字很容易划上等号的的行径。
早已被大陆方面扣上“卖国贼”帽子的蒋介石，又多了一条相当过硬的“卖国罪状”。
纵览数千年中国史，中国人最容不得的一类丑行就数“卖国”了，帝王将相谋臣政客们一旦沾上“卖国”的边，便永远地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即便曾做过一二件好事也无人记得，注定了要遭世代唾骂遗臭万年。一位文学家说过：桧，本是一种美好有用的树木，只因了秦桧的缘故，沾了汉奸的干系，后世再无一人以“桧”为名。
“卖国”，是一顶沉重得任何政治家都戴不起却极愿奉送给敌手的大帽子。
到了台湾，蒋介石发表了大作《苏俄在中国》。阅题可知，作者的本意是将毛泽东们写进“汉奸列传” 。 因此，文章的立论不再围限于对传统的“共匪论”、“奸党论”的阐释，而是大谈苏联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因为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均受莫斯科指使，所以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乃使中国沦为了苏联的“殖民地”。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为毛泽东提供了最好的把柄，他不失时机将“卖国”的帽子丢过海峡去。毕竟，中国大陆上没有苏联的一兵一卒，而台湾，却已越来越像美国海陆空三军的大本营。
甩过“帽子”，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蒋介石虽然也卖国，但这个人与汪精卫还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对他既要打，也要拉。他怀着极大兴趣冷静地关注着台湾的客人与主人是如何相处的，换句话说，蒋介石的“卖国”究竟卖到了何等程度。
无风不起浪，闹剧顶好看。
1957年3月20日午夜11时， 从阳明山中正路1段6巷B1公寓内，传出两响沉闷的枪声，一桩震撼台湾乃至世界的凶杀案发生了。
杀人者，美军上士雷诺。
被杀者，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
雷诺编撰了一个漏洞百出不符常识的故事：
是日晚，我听到太太惊叫，有人正偷窥她沐浴。便回到卧室拿起手枪，
从后门出去。黑暗中，误以为刘持木棍为钢管，恐被刘伤害，故发二枪，
将刘击毙。
台湾报刊评论：雷的供词天方夜谭般荒诞离谱，充斥了好莱坞剧作家式的灵感。
台湾刑事专家现场勘察后， 获得疑点甚多。如：室外明明有60W电灯光，雷诺为何说看不清楚？雷诺讲距刘十四、五英尺开枪，为何伤口处有火药，发枪距离明显在十六英寸以内？死者伏尸地点与中枪地点相距一百多米，刘中弹负伤后怎会逃出如此之远，又为何一路上竟无一滴血迹？等等。
香港《新闻天地》大胆推测事实真相：
刘曾替雷转手卖过东西。因此，就有一项可能，雷经常将美军物品拿
出，托刘转售。刘知美军军纪严厉，曾以此讹诈雷。雷“被吃”，乃萌杀
机。这件事的可能性很大。
若按台湾刑警惯用的侦讯方法，一阵好打，再施以灌洋油坐老虎凳等叫人七魂出壳之酷刑，雷诺即便铁嘴钢牙，也得从实招来。但无奈驻台美军享有“治外法拉”，雷诺只受美国军事法庭审判而不受台湾法庭审判，台湾当局除了要求美国军事法庭必须在台湾公正审判凶犯以外，别无他法。
雷案遂成为台湾衔谈巷议最热门的话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杀人者偿命”为万古不争的律条，退一步讲，雷诺即使从轻发落免于一死，也得判个终身监禁或三十年苦役。谁也未曾料到，在美军教堂连演了三天审判戏后，法官菲尔德上校宣布：雷诺无罪开释。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立即喜笑颜开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妻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整个台湾瞠目结舌，继而义愤填膺。一位记者写道：美国佬应该懂得，你把每一个台湾人当成没有脑子的木头时，这个岛上已布满了干柴。
第二天，5月24日上午9时30分，台湾“外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台临时代办波尔契，对审判结果深表不满，要求重新审理。
同一时间，刘自然的未亡人奥持华举着一块中英文写的“杀人者无罪吗？我控诉，我抗议”的标语牌走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中午12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奥特华放声大哭，语不成句地说：“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中国人抗议。除非美国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现场有一老妇，陪她一道涕泪纵横。女人的眼泪具有传染性魔力，全场气氛悲愤而哀凄。忽听有人大喊：雷诺这小子已经坐飞机走了！等于一根火柴丢在了炸药桶上，多年来，对于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对于美国佬的傲慢，对于美国大兵酗酒伤人抢砸饭店开车横行投机，倒把强奸妇女而每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愤怒，汇成熔岩，轰然喷发，终至酿成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美骚乱。
同所有的骚乱一样，攻击从丢石头扔瓦块开始，继而，有数百人冲进美国“大使馆”，翻箱倒柜，任意捣毁砸烂汽车、玻璃、桌椅，扯下星条旗。使馆四周墙头上站满了人，每打毁一件什么东西，外面便有人叫好，于是打的人，愈加奋勇无畏，索性连百叶窗和冷气机也乱砸，做彻底的破坏。东西打光，又在地下室发现躲藏的八名使馆官员，毫不客气，揪出来一顿痛殴，听着洋腔洋调的惨叫，好不痛快。只便宜了正在香港度假的美国“大使”兰金。
“五·二四”反美骚乱于傍晚被警方强加压制。尽管蒋“总统”解除了“防范不力”的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警备处长乐干的职务。以图安抚惊魂未定的美国佬，但此种打一巴掌给一颗甜枣吃的作法并不能消除世人的种种疑惑，时至今日，史学家们仍在根据泄露出来的蛛丝马迹探微推测史实的真相：
为什么在事变发生之前， 已有一些住在台北的美国人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了“呆在家里”的警告？为什么一向不吝使用暴力的军警“和平观看”骚乱达四、五个小时？为什么有官方背景的新闻媒介大用特用煽动性标题、文章激动群众推波助澜？为什么许多闹事者带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和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为什么国民党贵胄子弟学校成功中学的学生由军训教官率队前往声援，该校校长潘振球事后得以安然高升？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此次骚乱就是“太子”经国先生一手导演的杰作，但大致可以认定事态的发生发展得到了当局直至高峰人物的同情、默许、支持、怂恿。这位对美国在台势力一直忐忑不安，下令三军官兵禁止私下和美军事顾问接近的“太子”先生，正在为美国拒绝他携苏联妻子访美而怒气冲天。处理此次事件的紧急会议上，他慷慨陈词，提出台北民众的吼声是正义的，不应追究，不能对美作出太大让步容忍其随意在脖项上屙屎屙尿，应该立即取消驻台美军的“治外法权”。意见虽未被采纳，但他的对美强硬立场顿使他个人威望在军政界和民众心目中陡升。
蒋介石何尝不赞成儿子的意见，但他城府毕竟深了一层。前几天，美国“大使”兰金接受记者采访竟说：“蒋介石是一个伟大人物，但是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把老先生气得半天背不过气来。这次，他借助民众的愤怒已经给了兰金一点颜色看，稍舒胸中积郁，没有必要再把事情推向极致。他在当面向兰金道歉之后，又发表文告，自称“德薄能鲜，领导无方”，又说：“我们固然希望朋友能谅解我们，同时我们更当反求诸己由我们先谅解朋友，才是我们中国人做人‘尽其在我’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宽恕了老美， 对国人的处置也极有分寸。此次事件先后逮捕111人，其中71人无罪获释， 被起诉者40人，只有7人被判刑，刑期最长1年，最短6个月。在台湾，军法审判一向从严从重，而此次却是例外。
在把事情做圆之后，父亲召见儿子密谈了一个多小时。老子告诫儿子：美国如削减援助或转向中共，都将置台湾于死地，对老美不可刺激太过，务必自我克制。尔后，蒋经国接见了美国合众社记者，主动谈到：“只有和美国合作，我们才能指望完成消灭共产党人的大业，因此只有两个理由我会是反美的——我疯了或者我是个叛徒。”
一场风波终于平静，由美军上士雷诺引起的不愉快表面上已被人遗忘，在台湾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互说了“SORRY” 和“OK”之后，又开始微笑、握手、拥抱、碰杯了。只有在私下场合，美国人才会吐露这次反美事件对他们心灵的打击和震撼，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说：“我们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可能已为时无多。”
遥远的北京，有一双深邃的眼睛饶有兴味地注视着闹剧的始终，剖析着曾经掩盖了一切的坚冰：
原来，“蜜月”谈不上美满，“共同条约”有懈可击，“美蒋反动派”并非铁板一块。
原来，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还不想完全彻底的“卖国”，还具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是可以争取的。
原来，美国的干涉、侵略在它所“保护”的领地也是极不得人心的，“美国佬从中国领土上滚回去”是完全有条件得以实现的。
很难考证“八·二三炮战”与“五·二四反美骚乱”两个历史事件间有何直接联系，但一年以后，毛泽东打出几十万发炮弹，确实是想在敌对阵营久已存在的裂隙中间，再着着实实钉进去一个楔子。
“卖国”的大帽子依然隔着海峡丢过来抛过去，免费赠送给对方，然而，尽管蒋先生写出了一本《苏俄在中国》，毛先生却从不写《美帝在台湾》。
5
1958年之夏，艾森豪威尔出现了与毛泽东相同的症状：失眠。
毛泽东是因为“要不要向金门打炮。”
艾森豪威尔是因为“毛泽东正在向金门打炮。”
毛泽东一旦决策，便泰然处之，天塌地陷任由它去，吃得香，睡得稳。
艾森豪威尔待到毛泽东释然安然了才开始茶饭无味冥思苦想。
据说，毛泽东炮击金门，艾森豪威尔连续几天睡不好觉。
8月24日， 艾森豪威尔正在北卡罗来纳山中地下深处的掩蔽指挥所里。参加一年一度的“行动”演习。他身着作战服。周围都是最先进的电子仪器，森然的军事环境强化渲染了“危机”所传达的世界不安全感。
国务卿杜勒斯以反共死硬派著称，但他的汇报却让人时时觉察到他似乎对在台湾的“中国总统”更为不满。他说到，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劝阻，一直不断增加金门、马祖岛上的驻军兵力，达到十万人之多，占国民党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中共多次抗议这种针对他们的挑衅行动，但不起作用，终于，他们在昨天开始炮轰这些岛屿，这并不使人感到特别的意外。接着，他谈到自己的判断：中共大炮射击所造成的有形损失是轻微的，尽管伤亡不小。他预料中共下一步的动作将是对这些岛屿实行封锁，企图使守军挨饿。他不认为中共会在目前发动全面攻击，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们的大部队和两栖登陆能力增强到能够这样做的水平。
杜勒斯反复强调自己的分析是想向总统说明，他很不理解蒋介石先生为何要把局势描绘得万分严重， 好像他居住的几个海岛明天早晨就会被海洋淹没， 美国的“诺亚方舟”如不及时送到，他和他的伙伴将葬身鱼腹似的。
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呈上蒋“总统”发来的十万火急心急如焚的信函。
蒋在信中用极其痛心、黯淡沮丧的措辞来形容毛泽东突然袭击所造成的惨重后果，他提到几分钟内便有三位国民党将官在共产党炮火下丧命，他担心台湾与沿海岛屿之间的交通联络随时会被彻底切断，并且令人惊讶地提出了美国第七舰队是否有能力控制住台湾海峡的问题。现在，金门东、西、北三面都在共军的炮火包围之中，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允许国民党军采取大规模的出击行动，金、马将会由于饥饿而落入敌手。因此，他十分坚决地要求艾森豪威尔发表一个断然的声明，声明美国将以全部军事力量去保卫金门和马祖，为国民党舰船从台湾至金门、马祖海滩的全程提供护航，并授权斯穆特海军中将勿须禀报华盛顿即可以使用美国军队以击败共产党人的任何进攻。
读完了信，艾森豪威尔蹙紧了眉头，他仿佛看到了那个受到欺侮和侵略的岛国“总统”委屈和寻求庇护的眼睛。说心里话，作为军人，他一点也不喜欢甚至厌恶故意装扮出的可怜模样。那个一向刚愎自用从不服输很让人有几分钦佩的“总统”哪去了？与其说“奇怪”，勿宁说“怀疑”。
艾森豪威尔回忆道：
蒋介石把这个问题搞复杂化了。他不顾我们军方的忠告，许多个月来
一直在增加金门和马祖的守军，让他们向前移动，更加靠近大陆。1958年
夏天，有十万人，也就是他的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驻在那两个岛屿
上。从合理的军事观点来看，应当把那些小岛只作为坚强的前哨来组织防
守，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然而，蒋总统坚持说，丢失沿海岛屿不可避免地
将意味着丢失福摩萨本身。他在这些前沿阵地部署重兵，似乎是要我们相
信，他要像保卫福摩萨一样保卫沿海岛屿。
现在，蒋对于战争的可怕描述又比任何报告都严重得多，他的一开始的“逞强于前”和紧接着的“示弱于后”，反差过于强烈了，艾森豪威尔不能不对这种东方式的诡计多端和小伎俩提高警觉。
他这里有许多地方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他现在担心金门是经不住封锁
的，而这同他早先坚持要给沿海岛屿输送远远超过防御需要的军队的主张
似乎是完全矛盾的。自然我不同意他对第七舰队的能力缺乏信心，并且暗
示说，如果国民党人对赤色分子的炮兵阵地反击得更主动些，局面就会显
得好些。
我认为我们在军事上的安排是令人满意的。对金门的封锁还没有打破，
但我们是乐观的。此外，鉴于台北和华盛顿之间设有有效的通信设备，我
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派任何下属作为总司令代行我的权力去指挥美国军队作
战。
艾森豪威尔岂是一条会轻率咬钩的鱼！
与巴顿、麦克阿瑟等美国陆军的“虎将”相比，艾森豪威尔与众不同的最大特性是“机智”。接近他的人士描绘，他的言词、举止、动作，尤其是他的眼睛，都能显示出他的聪敏。当他听他的副手讨论未来战役时，他的眼光带着询问的神情，很快从一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眼光是冷淡的；高兴时，眼光热烈；在思考时，眼光尖锐逼人；心烦时，眼光呆滞。但首先，他的眼光表示他的高度自信，和从不鲁莽行事。他一向极为审慎地把一切情况估计在内考虑到种种可能的后果，然后才采取行动。正是这些优点或优势，促使罗斯福总统在二次大战的关键时刻，挑选他担任盟军总司令，全权指挥开辟第二战场的“霸主”行动。这是战争史上最令人垂涎的指挥职务。如果没有这次绝好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可能只不过是许多著名盟军将领之一，而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统帅之一，和后来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
艾森豪威尔反反复复阅读了蒋的告急信，他确信，对这位还未见过面的盟友已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蒋的滑头在于：夸大危险性，拖美国在台湾海峡下水。
他是一个骄傲的、有时很固执的、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而且又是我
们的盟友。虽然他的作战能力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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