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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炮击金门-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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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屿原本是一座耸于海面几近光秃的石山，能够绿化完全得益于那场炮战。炮战中，青屿发射了1万1千余发炮弹，完成了对24个重要目标的歼击。同时，青屿也落弹1万余发，平均一平方米两发，战后炮弹皮捡了6吨，表层岩石被炸成石碴泥粉，厚达1。5米左右，始能植草栽花种树。
问起青屿参战详情，守岛部队陈连长说：当时的连长叫梁文科，现已退休住在厦门，要提青屿的老黄历，他最权威了。
厦门。初看好像木讷的梁文科老人一摆起他那本老黄历，便立刻口若悬河，显得善侃而健谈。
我是1957年上的青屿岛。那时，岛就像个驴粪蛋溜溜光，数了数，从
岩石缝里长出四棵蕃石榴，全岛只有这四棵树。没有营房，就在敌炮反斜
面凿几个小洞住人，一下雨就成了小水库。没有码头，给养弹药都是用小
木船摇上来。炮兵掩体摆在岛的四角，也是依山挖坑打洞，用松木杆子盖
顶，没有多少水泥，只能铺个二十公分，码一米五石头，再夯盖几米土。
基本上可抗他一、二发炮弹。
大、二担有两门岸炮、两门化学迫击炮、两门90自行火炮是专门对着
青屿的。另外，他还有四门高射炮，一个广播站，一架探照灯。
我们这边，青屿、浯屿两个岛共有54门炮对付大、二担。青屿岛小，
只有4门美国造75山炮。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这种炮算是大炮，到了
1958年，它成了小炮了，最远射程5700米，够不到大、小金门，但打大、
二担很富裕。
炮战前，国民党那个欺侮人呀。我们的商船、渔船从青屿、二担之间
的水道出海，国民党看到就打。晚上偷着出去，他用探照灯照，照见也打。
有天晚上，我到一号哨查岗，刚开了一下手电筒，大担的炮就过来了。哨
兵骂：“他妈的哪一个，不要命了！”我赶紧说：“是我！”哨兵不好意
思了：“唉呀，连长，我不知道是你。”我说：“骂我没关系，要是那边
的水鬼来摸哨你就暴露目标了！”国民党的操作舟，5分钟就能到青屿。
大、二担欺负我们没大炮，根本不把青屿放在眼里。战士们气得够呛，
憋着劲儿要同他干，求战情绪特别高。炮战一开始，我先把他的探照灯、
广播站搞掉了。4门高射炮，我一下子也敲掉3门。他高炮阵地四周有掩体，
我们的炮直射打不到，我就把炮口高抬，朝天吊，仰打，一发一发干，成
功了。
这一下把国民党打疼了， 过了几天，大金门155加农炮一个营16门，
调过头来专门对付我，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五点，中午都没停，好家伙，
一天没让我喝水吃饭。
大金门距青屿一万多米，开始他打得不太准，许多炮弹落到海里，后
来他不断校正，越打越准，炮弹基本上都落在我的头上了。青屿岛上原有
一个灯塔，被打成了麻子脸，估计大金门拿这个灯塔作标定点。气得我直
想把它炸掉，后来算了。我们莲河方向的炮群对大金门进行压制，但好像
不太压制得下去。
整整一天，把青屿打得一塌糊涂。交通壕全部打平掉了。三炮工事被
打塌，幸好炮未打坏，人员已疏散，也没有伤亡。我的指挥掩蔽部和二炮
在一起，后边落一发，头顶上也命中一发，咣！爆炸那个响呀，没法形容，
耳朵当时就震聋了，后来听力慢慢恢复一些，现在年纪大了，又聋了，你
不大声说话我就听不见。1965年青屿修永备工事，在我掩蔽部周围挖出七
发没响的炮弹来，要是全响了，也够我喝一壶的。二炮长包书科讲怪话：
我们二炮和他妈指挥所靠在一块真是“沾光”了，光挨打。我说：闭上你
的臭嘴，挨打你就忍着点吧！师里一个助理员上岛办事，也给憋在掩蔽部
里了。敌人一打炮，我说：你赶快到后边去：他说：妈×养的，死就死一
块吧！陪我们挨了一天炮，震了个晕晕乎乎。傍晚敌炮一停，他说：快跑
吧，我的老天！我走出掩蔽部，岛的模样都变了，石头全成沙土了，一脚
踩下去，暄暄乎乎的，随手抓一把都是炮弹皮。师政治部主任李平说：哎
呀，青屿这个岛被打得真够可怜的。
我用一部电台监听敌人通信联络。大担只要一叫：“兰州、兰州（大
金门），1号（大担）呼叫，1号呼叫！”我就知道又要干我们了。那天晚
上，大担说：“兰州，今天我们干得不错，摧毁了6号（青屿）一个阵地。”
我心说：去你妈的摧毁吧！连夜我就用松木把三号工事修复了，第二天又
和他们对着干开了。
解放战争我也打过仗，但还从未经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在周围接
二连三爆炸，心也腾腾地跳。可时间一长，就麻木了，知道很危险，随时
可能死，倒也无所谓了，听天由命，死了算，不死就同龟儿子干！真正让
人难以忍受的，是环境太苦了。每天在潮湿的土洞里只能迷糊两三个小时，
伙食又不好，白天打仗，晚上还要抢修工事，搬炮弹，战士们确实挺不住
了。你想想，天天夜里运来三十几吨炮弹，组织四、五十个战士去扛，平
均每人摊到一千多斤，几百米坡路，上上下下需要来回扛十几趟。连发烧
39度拉肚子的战士都动员去了，没办法哟，人手不够。记得四炮长段友金
倒在路上就呼呼睡过去啦，怎么叫也叫不醒。我就狠劲踢他几脚，他一下
醒了，连说：唉，我错了，我错了。我当时有点后悔，是不是踢得重了？
战士们太辛苦呀！但硬着心还得下命令：不许睡，搬炮弹去！
青屿是金门的眼中钉，他打击的六个重点目标之一。炮战期间，若按
面积计算，我挨的炮弹最多，若按每门炮计算，我打的炮弹也是最多的。
打得大担北山把白旗都升起来了，升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收了回去。据传，
蒋介石都知道我们了，他说：“厦门那里共军有一个小岛，非常顽固。”
庆功大会上，军首长说：让我们为青屿英雄连队鼓掌。一片掌声，响
了足足好几分钟啊。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回来向全连一传达，战士们都
哭了，说：组织上对我们这样关心，死在这个岛上也心甘。
我的那些兵，那帮战友，好哇，太好了！
一个叫刘发汉的战士上午九点多钟负伤，一块弹片从左眼角楔进去，
后脑钻出来。卫生员只能简单给他包扎一下。他疼得在那里叫，腿一个劲
儿地蹬。我安慰他：不要蹬，蹬了对治疗没好处，等晚上船来了，就送你
回后方治疗。他很听话，强忍着不叫，一动不动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开
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青菜叶子，到下午两点，他头一歪，不声不响牺牲
了。战士临死连顿好饭都没吃上，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堵得非常难受呀。
还有二炮长包书科，山东肥城人，左脸有个巴掌大的黑疙，初中毕业，
那个时候文化就算可以了。战前他正在师医院住院治慢性阑尾炎，听说要
打仗，坐着船就偷跑回来了。他写了一首诗表决心，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天寒水结冰，松柏永常青。艰苦环境里，战士是英雄。”他打仗确实很
勇敢的。敲敌人的高射炮，二炮连打了80发，都打在工事外围。我在指挥
所下令：停！他气喘吁吁跑来问：为什么让我停？我说：你他妈光会浪费
炮弹！ 他摸摸脑袋说：我再研究研究。结果加大表尺又打了40发，有6发
落进敌人工事，把目标摧毁了。1959年组织确定他复员，他坚决不走，写
决心书，再艰苦也要留队。考虑连队也需要一些打过仗的老同志，没让他
走。1961年，一个新战士下海抓海螺，被浪卷走。包书科跳下去救，浪太
大了，先一抽，又一个反冲，把他狠狠摔在礁石上，摔晕过去，淹死了。
我当时在南京炮校学习，听到他的死讯，难过得几顿没吃饭。
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步，过去的事就在眼前一幕一幕
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
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
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
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
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
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
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
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
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
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
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
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老人告辞。最后的话语是：你多写写烈士们，给他们扬扬名。甭写我，我很普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值当写。
站在旅馆玻璃窗前，看老人瘦削的背影踽踽远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用一节来写梁文科和青屿。
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从万余发炮弹破片中走出来的普通人和普通小岛，而且是记录在毁灭性冲击波中立于不败的意志和信念。
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三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絮。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三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钟。
王邦德在洞口看得真切，把手电筒往旁边人的手中一塞：“你们拿着！”跳了下去。同志们急忙围住洞口，也不管敌人的炮弹正在寻找目标，十几只手电一齐往洞里照，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
六班万金根跳下去，没走几步，也倒下了。
六班长黎木容跳下去，他动作迅速，麻利，终于把王邦德和两名战友托了上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与救“救人者”的战斗结束了。其结局是为了抢救早已被毒气闷死的李士生，指导员王邦德牺牲，三班长杨耀明、战士管在贤等负伤。
战士们尤其怀念王邦德。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因长期闹胃病，又长着一脸络腮胡，人显得格外的瘦、苍老，这副模样在十八、九岁年轻人居多的连队，倒具有了一种长者的风范。王邦德到底是“严父”还是“慈父”，战士们说不清，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5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得完成。咱们一人背一发炮弹游过大海去，和目标同归于尽。
装填手胡德安说：别瞎扯了，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就成了一堆肉，每天吃喝白长膘。记着，炮兵有啥别有孬，炮兵没啥别没炮。大炮可是咱炮兵的性命根子。
战斗打响，四连二班的炮打得很顺很畅。
胡德安像一个大力机械人，快节奏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抱弹，转身，猛力一推，将炮弹上膛，装填药筒……伴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二尺长的光焰，大炮整体剧烈地蹦离地面，过一会儿，便可看到对面金门又绽开一簇灰白相间的烟花。
一门炮二十四发。
上百门大炮上百个二十四发。
料罗湾海面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山峰，沙滩上烧成了一片烟火的海。
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战友们紧急撤出。胡德安没挪窝，他心疼这门炮。
烈火已将炮身包围，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呢，如不立即发射，就会发生炸膛。火用滚烫的身子燎烤着他，浓烟像无数钢针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阵乱摸，终于摸到了拉火绳，双手和臂膀猛地向后一甩，炮身暴跳，一颗炽热的“危险”飞出了炮膛，飞向了金门。
他灿然一笑。
拔腿要走，左脚踢到一件硬物。他娘的，猛然间记起来了，炮床上还留着一枚炮弹哪！
必须把它打出去。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哐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 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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