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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炮击金门-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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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全身都在冒血，军衣湿淋淋染成红色，也不知伤在哪里伤了几处，脸色苍白软绵绵倒在他怀里已不会说话。
炮弹还在周围爆炸。王启禄四下张望想找副担架。这条壕沟没有一副担架。其实有也派不上用场，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来帮忙抬。
于是，他屈腿、弯腰，抱起指导员，一点一点往自己背上移放。要是在平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可现在，自己的伤口还在流血，稍用力便痛得钻心，又伯加重指导员的伤情，不敢动作太猛，所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得以完成。
交通壕很窄，一瘸一拐背一个人通过相当吃力，两旁壕壁不小心碰到伤口，一撞疼出一头汗。他用上牙紧紧咬往下唇，强迫双腿往前奔，因为他知道在敌火下运动要求愈快愈好，多耽误一秒钟，就多一分被再次杀伤的危险。
走到交通壕尽头，要到达连隐蔽所，还要翻过一个陡壁，再穿过公路，越过一道排水沟。这陡壁，平时一个健壮人都要手足并用才能爬上去。他咬咬牙，一只手拽牢指导员的胳膊，一只手扒住陡壁上的土窝，艰难地向上攀。不料，足一软，眼黑头昏滑下来，创口像刀割一样刺痛，他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停在那里喘了好一阵粗气，再次挺住腰，屏住呼吸，开始第二次努力。陡壁上长满了龙舌兰（剑麻），平日这些状如宝剑的植物被战士们视为美化阵地的心爱之物，而现在却成为一种威胁，他担心：如果稍一不稳，腿吃不上劲，扑倒在上面，岂不糟糕！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由于两腿过分吃力，伤口撕裂得更大了，鲜血开始大量流出，滴在陡壁干土上，和指导员的血混在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着攀上这截陡壁的，他很感谢敌人的炮弹，正是它们爆炸的巨响分散了他对疼痛的感觉，刺激他受伤肢体焕发了超常的能量。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点！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他必须尽量弯腰弓背压低身体，但身体越压低，背人就越累，受伤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拼足了最后的气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过公路和水沟，往隐蔽部一尺一尺移近。
防炮洞终于出现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觉天旋地转，脚一软，俯跌在洞口外边，手仍牢牢抓住压在背上的指导员。他顽强地抬起头来，想喊洞里面的人出来帮忙，但只能大张着嘴吸气吐气，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又是敌人的几发炮弹像鞭子般逼迫他决不能停止，他艰难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导员，向防炮洞匍匐前进。负伤的右手、右脚无法用力，他就单靠左手左脚一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
战后，团首长说：今天你们连打掉敌人两个目标算不得奇迹。一个重伤号救下了另一个重伤号，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哩。
拿破仑名言：
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杰。
7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这是一个于特殊战争环境和条件下方能产生的颇为特殊的“兵种”。
它的应运而生起码须具备两个前提：敌我双方长期稳固的对峙状态；阵地间隔不十分遥远，声音传递可使对方听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厦海域天设地造般应合了上述条件。
说它为“兵种”，绝对言过其实了。1958年，厦门前指仅在距大金门较近的角屿、小嶝、大嶝，距小金门较近的何厝、对高山，距大、二担最近的青屿设立了若干个对敌广播喊话组，每组三、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年代有线广播的全盛时期也不过扩建成一个数十人编制的团级站。
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年，厦门前线整天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我对骂。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广播战”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成为炮战的一支“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快。无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上报告的。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重要成就往上报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本没停；金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 ” 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光和自豪。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长。1993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年我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机生意，活得蛮潇洒。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闻一定要看、要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过台湾，非常希望还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年从事对金门有线广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门知名度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人就是住在地堡里， 根本没有营房住。我在地堡里整整住了十年，直到1963年病倒，发烧42度，连续12天人事不省，进医院，才第一回住了楼房。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长，都是二十郎当岁，文化不高，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边干边学。
吴：我原来在小嶝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上边物色会讲闽南话的播音员，到处找不到，听说我会讲闽南话，就把我调到角屿广播组。连队生活很枯燥，广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机唱片，我很高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习培训，稿子发下来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虏人格”念成“不悔辱”，别人说：你可能念错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确实错了。以后就加强学习，中央台的闽南话广播每一次都听，琢磨人家是怎么播的。广播组有一架丹麦造钢丝录音机，宝贝得很，舍不得用，都是对着麦克风直播，一喊一晚上。
陈：我原来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55年调到广播站工作，从比较舒适的环境一下子来到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开始很不适应。你想想，6平方大的一个小地堡，住好几个人，双层铺，男下女上，他吴世泽睡下铺，我就睡在他上面。又没有女厕所，解手要翻过壕沟，跑到远远的山底下去，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单调、平淡，没有女伴在一起说悄悄话了，对着麦克风，也看不到过去舞台下面观众的笑脸，听不到热烈的掌声了。现在想一想，那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我不知多少次一个人跑到树底下哭鼻子。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装成挺高兴的样子笑。
周：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很投入，很卖力，因为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的收听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哨兵，特别是夜晚，他站在那里没事干，无聊，就有可能静下心来听听海对岸讲些什么话。有线宣传与无线宣传最大的区别在于：无线宣传有选择性，不爱听关机不听就是了。而有线广播宣传带有强迫性，我喇叭一响，你不听也得听。我们估计，国民党一个连平均每天有三十多个人上哨，相当一个排，他海边几个团加在一起就有一两个营的兵力每天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祖国建设”、“弃暗投明奖励规定”、“宽待俘虏”、“蒋军在大陆家属通信”等等，一组稿七、八篇，来了新稿撤旧稿，赶得及录音播，赶不及就直接口播，和尚念经，天天念。那时国民党的兵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撤逃过去的，他们特别希望听到家乡和亲人的消息。
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了。例如，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听广播。还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播的士兵都赶跑了，可是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来了。有时特别可笑，蒋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我们广播，就在我们播音时敲锣打鼓，或把士兵集合起来跑步。那时候，金门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泅渡过来投诚，他们不光把我们的起义投诚政策背得牢牢的，连我们有些广播稿也大致能说出来，这使我们感到很兴奋很受鼓舞。另外，后来金门也模仿我们，架设大喇叭对我们广播，对祖国造谣、丑化、诬蔑、攻击，我听了很气愤，心想一定要用我们的宣传压过敌人。我便不知不觉进入角色，安心干这行啦。
张：那时，对金门广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国民党军官兵的亲属喊话。我记得蒋军27师师长林初耀是广东梅县人，我们去梅县把他母亲请来，他母亲哭着对他说：“儿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呀，干了坏事咱娘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据泅过来的投诚兵说，正好被林初耀听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气，好多天情绪不高。后来国民党把他调回台湾去了。
吴：所以当时国民党特别恨我们的有线广播，我们每个喇叭当面，他都有一两门炮专门对付我们。有时，我们只要一广播，他的炮弹就打过来了。晚上，他先打照明弹，再打直射炮。有一次，他干脆把炮从掩体拖出来，拉到海边沙滩上，对着我们的地堡干，把我们的喇叭打得稀巴烂，像筛子一样。
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玩艺共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 每个250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里也坏不了。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 ， 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个地方广播几分种，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头鸟”被弹片打了七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炮弹的力量。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排专炮打我们。
周： 1958年7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么到处都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是，我们也加班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兵书”，自做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向国民党士兵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金门和台湾，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尽快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提法与上级意图并不完全相符。上级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无组织无纪律。为这事我还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心里不是很服。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嘛，否则打炮干什么？叫他趁早缴械投降又有什么错？话反正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讲了我认为该这么讲的话，检讨心里也痛快。
后来才晓得，主席打炮的意图并不是要解放金门，而是要加深美蒋矛盾，甚至是为了有利于蒋介石“固守”，才明白我们的文章恐怕是闯了祸添了乱了，才后悔那么大的政策问题怎么不请示自己乱主张。
近几年看到台湾一些文章说：中共当年炮击的目的就是要打下金门，他们在一开始的广播里都这么宣布这么说了，后来，因为国军的顽强抵抗共军计划无法得逞才不得不改口自找台阶下，云云。我想八成是我们的文章给国民党捞到稻草了。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还挑选了一部分广播稿油印成传单，交给部队的侦察员。夜间，侦察员悄悄划小船靠近金门，把一卷卷宣传品挂在敌人防我登陆的铁网木桩上。侦察员安全回来，我们便立即向对岸广播，我们有东西放在金门哪里哪里了，请国军弟兄们去取。望远镜里，头一天，一包包传单没人动，又过了一天，东西不见了。是否有人偷拿偷看，当时无法考证。也是直到最近，台湾一篇回忆录提到这件事，说共军的心战搞得很厉害，经常派水鬼把宣传品送到金门，然后他们广播再告诉放置地点，心理上让人感到共军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何况确实发生多起宣传品在地下传看的事故，防不胜防。时隔三十几年，我得知当年干的并非无效劳动，仍感很欣慰。
吴：1958年我也在角屿，记忆里天上掉下两种东西最厉害。一是下大雨，连着下，地堡里积水，床板都漂起来了，上床一定要先趟水过“河”。再一个是下炮弹，角屿落弹上万发，我们地堡周围少说几千发，弹坑一个挨一个。地堡被炸塌一回。运输船夜里送来抢修物资， 5立方木材。卸到海滩他就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自己打捞，自己抢修工事，还要坚持抄收中央台、前线台广播，编成我们自己的稿子播出。人累得跌一跤倒那就睡过去了，任凭你炮打得天摇地动也醒不过来。
陈：炮战前夕，我刚好怀孕。在前线最需要我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和爱人商量，先把大孩子送到上海他爷爷奶奶家去了，然后去做了人流。这是我怀的第二个孩子，当时心里真是矛盾死了，从我愿望，是想要的，但战斗又不允许我要，我是含着眼泪到医院去的，手术过后不到十天我就返回工作岗位了。回想起来，大儿子长得比我都高了，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很少很少，对这个家，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战争年代，抛家舍业的女性有的是，但在和平时期，像这样每天听着枪炮声有家回不去的女人恐怕是风毛麟角吧？
回到前线，炮战正是最激烈的时刻，广播站四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弹坑了，地堡前的一条小木板桥，也已经被炸断了三次。我们真是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播出。有一次，一发炮弹就在地堡顶上爆炸，水泥抹的墙壁被震掉一大块，人被震得晕头转向，拿起稿子念，怎么没有声音？大声喊叫，还是听不见声音。耳朵已经聋了。还有一次，弹片从通气孔钻进来，把电线打断，唱片也打碎了好几块，没伤到人员是万幸，但想起来相当后怕。
前线部队十几万人，我的经历很普通，干的都是份内工作，同那些英模人物没法比。但我还是很高兴的。当学生时，我见到一只死青蛙死老鼠都怕怕的，心跳加速，而现在，在炮火面前我没有找怀孕呀这一类很合理的借口退缩，而是迎着冲上去了，自己同自己比，我认为我经受了考验，是一次超越。
前线女同志很少，于是我也出了点小名，上了报纸，随英模报告团进北京。国民党也知道我了，他们的广播和打过来伪传单上经常点我的名，说欢迎陈菲菲小姐起义反正，保证重奖重用。国民党的情报也挺灵通的，连我一月工资多少都清楚。我们还有一个播音员叫王桂兰，敌人连她住在菊山街几楼几号都知道。对岸国民党的女播音员叫汤丽珠，是厦门籍人，我们也得表示我们的情报工作也是挺灵通的，就到厦门她家里采访，写成稿件，在广播中向她报平安。从望远镜里，有时可以看到汤丽珠从房子里走出来散步，穿着超短裙，看不清面孔，但感觉里她身材很好很漂亮。
汤丽珠真可以说是我的老对手老朋友了。多少年里，我们对话不见面，她骂共产党，我指责国民党，她讲台湾怎么怎么好，我讲大陆怎么怎么好，我俩天天交谈打嘴巴官司，公说公婆说婆的。但逢年过节都不忘互致一声问候，好像达成了什么约定默契，从不搞针对个人的庸俗的人身谩骂攻击。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想起来，也不知她现在在哪里，生活怎么样了。我挺希望她能回厦门探亲，走一走。如果我们有机会见面就更好。我想，我们可以不谈过去，不谈战争，不谈政治，作为女人，我们就聊聊女人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时装、养花、烧菜、气功、化妆品、外孙子孙女什么的，我们一定会谈的很开心的，因为，记忆里，直觉里，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她本是一个挺直率挺不错的厦门女孩。
云顶岩侧翼的对高山山头上，专对小金门讲话的喇叭堡默不作声地耸立着。这是一座除却厦门世界其他地方均看不到的奇特建筑。堡高12米、宽8米、厚6米，正面，横5排竖6排共30个喇叭孔。每一孔内，隐蔽置放一只直径1。5米、体长2米、功率500瓦的气动远声传递喇叭， 此物一个相当于20只常见的挂于学校操场农村电线杆上的25瓦电动喇叭， 故全堡30只气动喇叭一旦开播，等于有600个普通喇叭同时发音工作，气势宏伟磅礴，声传十余公里。
对高山脚下已辟为开发区，多处“四通一平”工程正破土动工。据说，有人嫌那多管火箭发射器状的喇叭堡有碍观瞻，建议拆除。
余窃以为此议实不可取。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是国土分裂的产物。在长期楚汉不两立的对峙状态中，它几乎成了两岸间唯一的直接对话方式。尽管数十年双方的对话全是吵架，但吵架之中仍寓含有十分积极的因素，即双方的根本出发点并无二致，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都是中国，台湾宝岛永远属中国。双方所争执不下的不过是谁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者。这毕竟是问题的较为次要的方面。为了维持一个共同的家而吵总比干脆分家各过各的而不吵要强。君子动手又动口，中国人的家里斗虽不好看，但贵就贵在“家里”二字。外人若想插足快快滚蛋，人家家里之事与您何干？
然而， 永无休止的争吵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八十年代，大陆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原则，即维持共同的家、在这个家里让你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我们和平友好过日子，之后，对高山上的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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