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炮击金门-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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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苏早已歧见日深，也是真事。
　　双方裂隙源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那篇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同意赫氏的论点，坚持应对斯大林三七开，因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只能丑化苏共几十年的历史。此事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可从十年后他发动“文革”看出，“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挖出大大小小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另外，赫氏此时主张同美国和西方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也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很好理解，此时中国刚同美国打完一仗，领土台湾又在美国武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十三年之后，毛泽东依然是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以一种相当有利的占位，在尼克松作出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实现了同美国的缓和，开始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历史的发展自有规律可循，而规律是在此一时彼一时，有时甚至截然相悖的场景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的星球在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行时，才显得多彩而有趣。
　　毛泽东擅长一种泳姿奇特的侧泳，他斜身侧头，两手向着同一方向，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有力地划水，从容间凸显出超常的自信。赫鲁晓夫则会一点点自由式，他的短而粗壮的四肢不是很和谐地重重拍击水面，搞得小半个游泳池水花四溅，但他的游速挺快，不一会，就能从此岸冲击到彼岸。毛与赫相互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对方的泳姿，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
　　都累了。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双双爬上岸来。裹上毛巾毯，斜靠在躺椅上，开始了他们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谈话。
　　没有谈斯大林，也没有谈美国，但依然很不愉快。不知何故，中方从未公开这次谈话详细、准确的记录，大致情况，仅散见于诸多回忆文章之中。倒是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作了长篇追述。世界公认，《赫鲁晓夫回忆录》水分极大，谬误百出，但毕竟是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对中苏交恶内情记叙较详的一篇文字：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这一协议，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
　　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但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　为了合乎情理，　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赫鲁晓夫的“不理解”是因为忘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是完全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当共产主义者需要读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当爱国主义者不需要，面对中国一百余年被蹂躏的历史，只要具备中国人的良知和血性就足够了。绝不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出现外国军事设施，这是毛泽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意志和共识。
　　1993年12月23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称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以为，此一赞誉确比过去的什么“导师”、“舵手”来得贴切，不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如何，他在维护国家统一、独立、主权方面的坚定性、强硬性、一贯性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1958年，在最最需要苏联给以支持的时刻，敢对赫鲁晓夫说：“不”，要具备绝大的勇气。
　　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发表，立即引起世人注目。明摆着，在国际局势高度紧张、敏感时刻中苏首脑聚首会谈，最重要的议题自然是中东事件及其影响、趋向，以统一步调，协调策略。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代理外交部长库兹涅佐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烈夫。
　　由于双方的国防部长均参加了会谈，使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意向表现得十分突显。
　　《公报》给人的另一强烈印象是，双方“空前团结”、“一致对外”，并且，已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秘密协议”：
　　“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苏两国严厉谴责美国和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粗暴侵略行为，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
　　赫鲁晓夫尽管在北京的三天中对毛泽东老大不高兴，还是竭力掩饰了双方分歧，与中方共同写作了一篇水平很高的官样文章，给世界留下一片迷雾。
　　直到1993年8月，　台湾《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炮战前夕，金马已成举世瞩目焦点”的文章依然一口咬定，1958年赫氏北京之行，就是为密谋炮击金门而来，毛泽东敢对金门下手，就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怂恿。
　　毛泽东和苏俄头子在北平集会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当时中东战局
　　已把美国搅得头晕眼花，再也没有精神注意到远东了，此时如能拿下金门，
　　六个月就可解放台湾，而打开了西进太平洋的大门。
　　几十年了，台湾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但只要认真阅读《公报》就会知晓，其中不仅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甚至连“台湾”二字都未出现，这当然不是一种无意的疏忽。事实上，毛、赫晤谈不快，中方根本就没有向苏方谈及炮击金门事，这使得二十天后金门落下炮弹，感到震惊和恼怒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赫鲁晓夫气得大叫大嚷：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竟连一个招呼也不打，这算什么亲如兄弟？！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中国人解决自家事，为什么要向你莫斯科打报告，非得得到你的批准？究竟中苏会谈对日后的炮击金门是否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本人从未谈及，而采访中，许多老同志肯定认为：赫氏造访北京，只能坚定了毛泽东要打这一仗的决心，你赫鲁晓夫要同美国搞缓和，我偏要同美国搞一点点紧张，看你怎么办？炮击金门的主题是惩罚台湾，警告美国；副题是在苏联面前显示独立性，表示决不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决心。我以为，对历史的复杂性理应如此理解。
　　中苏北京会谈内里与表象的不一致对打响后的炮战，其影响亦是双重并相当微妙的。
　　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公报》的措辞感到某种程度的忧虑并不奇怪，因为自朝鲜战争开始，预测一旦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苏联将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大战略研究课题。尽管中情局早就得出结论，“在中国长江以南发生任何级别的战争都不会导致苏俄的直接加入”，艾森豪威尔仍不能不审慎看待中苏间“牢不可破的团结”，不能不认真做出种种假设，如：美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可能面临同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将促使中国从苏联获得同类毁灭性武器；美军在中国大陆南部大规模登陆，将导致苏联乘机从其欧洲领土大规模西进，等等。中央情报局未能及时帮助艾森豪威尔读出中苏《公报》在热情洋溢的言辞下所掩饰的巨大分歧，迫使艾氏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均须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
　　毛泽东同样亦不可能随心所欲，放开手脚地大干。既知苏联的支持将极其有限，放大炮一响，理想的结局只能是既表达了惩诫的意志，又不可导致事态失控。蒋介石不难对付，但现在就同美国在台湾海峡打一场主要较量海空力量的大规模战争，老实讲，实力不够，时机也不成熟。
　　亦真亦假，虚虚实实，嘴巴铁硬，下手留神，很像京戏《三岔口》中的武打场面，双方小心谨慎地揣摩试探着对方的出拳使刀，有时是虚晃一枪，有时是意在恫吓，有时又是确确凿凿的杀手锏。国际斗争永远都不是纯军事，免不了尔虞我诈，纵横捭阖，能够知己知彼，参透对手心态者将居上风。
　　赫鲁晓夫到北京来的真是时候，恰到火候，作为事业和声威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全球超一流政治人物，来了即便啥也不谈，就是爬爬长城当一回“好汉”，逛逛皇城拍照留念，或在昆明湖荡舟沏一壶龙井品尝中国滋味，或遛遛古城胡同与市民亲切交谈表演领袖风范，都将让世界绞尽脑汁费一番猜测。台湾甚至瞎猜猜到了今天。
　　
　　　　　　　　　　　　　　　　　　第三章　解放头顶
　　林虎中将说：敌人在你的头顶耍杂技，这是咱干空军的耻辱呀／叶、韩、刘三个“诸葛亮”凑在一起，顶个啥／毛泽东说：刘亚楼，你锋芒毕露，你锋芒半露好不好／聂凤智的名字中有一个“凤”字，他说：
　　我这个人命中属鸟／刘玉堤批评张闯虎：你的大队呢？你他妈就知道结婚，老婆／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机器弄上天去已属奇迹，难道他们真想在空中进行格斗／国民党飞行员在空中只说一两句英语，林虎知道他们已到了澎湖／赵德安距敌机366。66米开炮，六六大顺，本来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岳崇新一个连发，打在他左翼根部，怎么没打下来／七机返航，战斗并未结束，甩下的孤军仍在作困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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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中——
　　原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七、八年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首歌在福建这个地方唱好像仍然不合适。我们只解放了福建的土地，还没有解放福建的天空嘛。那时候，我们在福建没有空军，国民党的飞机随便开进开出，神气得很。
　　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对我说：1954年我从朝鲜调广州，头一眼便看到几架国民党飞机就在城区上空编队拉烟，搞飞行表演似的，市民们也不害怕，都熟视无睹麻木了。叫我无动于衷可力、不到，浑身血好像要开锅。咱们是飞行员，敌人就在你的头顶耍杂技，这是咱干空军的耻辱呀！
　　原国民党空军三十四中队（侦察中队）U－2间谍机少校飞行员张立义对我说：五、六十年代我们曾飞遍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有一次，我们拍回了非常清晰的北京全貌照片，把它放成一面墙壁那么大，挂起来分析。许多空军同事过去到过北平，熟悉那里，所以都很有兴趣。大家就在照片上找自己过去住的地方的位置，辨别哪里是故宫、天安门、北海、王府井，中南海也拍得清清楚楚。
　　解放战争三年，蒋介石赔掉了他的百分之九十五的陆军、近三分之一的海军，没有大伤元气的王牌唯余空军。毛泽东的军队再厉害，可惜未长翅膀不会飞腾。
　　委员长带着他的硕果仅存的空军飞撤台湾，他发现，这三百余架飞机在广袤的大陆上作用甚微，在弹丸海岛上却作用甚巨，可以想象，大海滔滔一览无余，无空中掩护的共军驾驶渔船、机帆船成群结队强渡海峡，只能成为他的会飞的钢铁大鸟争相追逐的美味佳肴。他命令：倾一切财力物力，优先保障、发展空军。
　　朝鲜战争爆发，从美国传出应把台湾变成“第二个冲绳”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委员长很为自己居住的小岛能为世界首强垂青而感高兴，这使他在向美国佬狮子大张口时可以挺胸昂首而不必作出可怜兮兮的行乞状。他向华盛顿呈递了长长的武器清单，　当时世界最先进的F－86型飞机名列榜首。生产能力和财富均占世界半数的老美也确实慷慨大方，几年中，1117架各型飞机运抵台湾，其中269架F－84G和388架F－86F，同第七舰队以航母和台湾为基地的五百余架作战飞机一起，可以将台湾的天空滴水不漏地封闭起来，为美丽岛扣上一顶双保险的“安全帽”。
　　岛小机多，天际显得拥挤，拳脚难以施展，将活动半径伸展至只摆放了少数高炮部队的大陆闽、浙、粤一线便十分自然。凡遇好天气，台湾的阿飞哥们驾着崭新的F－84、F－86，心情轻松愉快地从广州、汕头、福州、泉州、厦门、温州等地自由往还飞来飞去，或在高空转圈拉烟，向地面上的万物生灵们炫耀自己的存在和高超驾技，或呼啸俯冲，低空掠过，欣赏在尖厉的防空警报下人群惊惶奔跑四散逃命的开心场面。　阿飞哥们很有几分自豪地把大陆沿海一带空域戏称为　“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为舞厅，当国民党飞行员，都要学会跳舞）。
　　军队训练历来强调“实战条件”，从“转进”台湾第一天起，国民党空军就发现大陆沿海是进行“实弹地靶演练”的最佳场所。从对地面军事目标的袭击开始，逐步扩展至对海上作业的渔船，公路上奔跑的民用汽车和成片成片的民房民舍的轰炸扫射，国民党飞机似乎染上了近似疯狂的“嗜血癖”。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1月至1958年7月，国民党空军飞机进入大陆达15546架次，投弹339枚，扫射110次，大陆沿海军民伤亡704人，　毁各型船只63艘。其中，以1955年春节前夕的三次大轰炸尤为著名。　第一次，1月19日6时56分至13时49分，国民党空军4批30架次，在汕头海关码头一带投弹28枚，地面居民亡12人，伤30人，沉船14艘，正在码头卸货的英国商船“正伟健”号也活该倒霉一同葬身鱼腹，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第二次，当日下午2时，蒋机8架围歼从厦门开出的“颖海”号拖轮及拖带的木船，使毫无武装之客船骤然变成极为恐怖的“海上地狱”，死船工、妇女、儿童62，伤19。“附近海面一时呈殷红色”　。第三次，翌日下午3时40分，蒋机12架又于福州台江人口稠密区投弹23枚，　近郊投弹1枚，当场炸毙老百姓161人，炸伤180人，居民林依灼一家九口，死七余二；海员翁天福一家四口，无一幸免。台江区木板民房火烧连营烧成一片火海，共毁民房一万二千余间，受害者逾三万人，致使除夕之夜，整个福州形同鬼域，无任何喜庆气氛，无一声爆竹炸响，只见满目灰烬，只闻一片哀啼。
　　如今，福州台江早已辟为十分繁华的商业区，外地人初到福州，逛“台江农贸市场”大概都是必修的功课。漫步熙熙攘攘的台江闹区，我浮想联翩依然搞不太懂，当年国民党空军为何非要选中这一片老百姓聚居的市区丢下炸弹？那时，他们不是言必称“反攻”的么？须知，“反攻大业”是应以“争取认同”“笼络人心”为前提的，在台江播种下去炸弹，虽给福州造成了相当痛苦的困扰，但收获的只能是准备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的深仇大恨，只能是对于“反攻”绝对无补无益的人心殆丧。不懂，真的搞不懂！况且，得到灾难吞下苦果的又不仅仅是大陆方，也包括了始作俑者。前两年，曾任台湾空军司令并擢升三军参谋总长的陈焱龄上将（当年的军阶大概为少校或中校吧），他的胞弟那时正在大陆某海运公司作船员，恰在一次空袭中中弹丧生。陈将军是否领导和参加了此次袭击无据可查，但陈将军曾经领导和参加了若干次针对大陆民用船只的袭击确凿无疑。用自己（或自己同事）的炸弹炸死自己的胞弟，如此惨剧，上演在陈家，也是我多难的祖国饱享分裂对抗之痛的缩影吧。
　　颇值玩味的历史现象是，大陆方面对国民党空军的挑衅性举措一直表现了超常的忍耐。朝鲜战争期间，大陆的战略防御重点在北方，迅速扩展的空军云集东北、华北，锋镝北指，无暇南顾。朝鲜战争刚刚落下帷幕，大陆立即着手在东南沿海修建鹰厦铁路，浙闽、赣闽、粤闽战备公路，及福州、龙田、漳州、晋江、惠安、连城机场，搞得台湾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片“狼来了”喊声。1955－1956年，铁路、公路及六大机场相继完成，“狼”却没有来，大陆空军主力依然北驻而未南飞。原本在南线“赤手空拳”的毛泽东，现在有了“家什”，又只把它紧握着，置于腰际，并不急于打出去，他着眼的是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尽量避免再度同美国直接对抗，主动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团结广大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他对于早已急不可耐多次请战的空军将领谆谆告诫道：诸位，忍耐，再忍耐。
　　任何忍耐终有限度，1957年末岁尾当蒋委员长公开宣布“反攻中国大陆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向共产党的进攻很快就会来到”之后，毛泽东终于准备向他的老朋友出手了。12月18日，他批示“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指示”在空军和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的干劲和热情，空军入闽的各项筹备工作迅速、紧张而又极其机密地展开了。在空军，有人把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调动冠以充满诗意的名称“孔雀东南飞”。而在福州军区，长期在国民党空军阴影下工作、生活早己忍无可忍的人们，则给了此次行动以更形象更准确的定义：解放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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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月15日，　福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叶飞召集军事会议。到会者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张翼翔、皮定均，副政委刘培善，参谋长黎有章，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空军副参谋长张廷发，福建省委书记江一真。会议议题：讨论研究毛泽东指示和有关空军入阅的各项问题。1月19日，形成报告上报毛泽东和军委。报告由三人联署：叶、韩、刘。
　　无疑，这是我所接触和读到的最为缜密、精彩的报告之一。通篇无套话空话、虚华不实之话，从战略到战术，从政治到军事，从有利到不利，方方面面考虑甚详，各种可能据实禀报，条分缕析，直陈己见，匠心睿智，力透纸背。读毕，第一感想，毛泽东以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从江西的山岭最后走进北京紫禁城，除去个人的雄才大略，还得力于一大批能够深入理解他的意图并将之创造性运用发挥的优秀军事将才。叶、韩、刘三位上将，都是历经战火锤锻，声威赫赫，叱咤风云，到了比我现在还年轻10岁的年纪就已经成为统领干军万马、独当一面的大将。五十年代，正是这几位“少壮派”将领风华正茂的大好时期，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现在，三个“诸葛亮”凑在了一起，顶个啥？
　　“报告”首先论证空军入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利弊：
　　从政治方面看，我们认为1958年我空军进入福建是个有利时机。目前
　　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引起美帝干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
　　不大的，即使引起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另一方面，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对台湾的压力，使蒋帮内部矛盾加深和复杂，及打击美帝制
　　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从国土防空作战方面看，我空军进入福建，有利于国土防空作战的加
　　强。蒋贼飞机屡次侵入我大陆腹部，多数是经过福建地区窜入，我空军进
　　入福建之后，虽然不一定可能完全堵塞蒋机窜入大陆的航路，但确实可以
　　增加击落蒋机的可能性。
　　从我空军和福建前线的战斗准备、作战条件等方面看，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