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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作品集-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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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房子全然东斜，但十多年不曾倒下。
县城各地，都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逢集，龙驹寨不分日月，不论早晚，总是人多。在这几百里方圆，这里就是北京城，就是大上海，山民们以进城为终生荣耀。每到城里来，这十字交叉口，就又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虽然不为买卖，只图开眼，在那里挤得一身臭汗，或者踏丢了鞋，或者被小偷摸了钱包，也是心情痛快。最是那些深山人，尤其喜欢进城，鸡叫头遍就起身，穿得新新的，背着木材、土豆、柿饼、木耳、核桃、药草、兽皮，在县城专门市场出售了，或者背着背笼，或者挎着空篮，或者把皮绳缠在腰里，扁担掮在肩上，在大大小小的商店进进出出，百货看过。“喂，喂，”叫着售货员；售货员说：“你在叫狗吗？”他们方学着城里人说句“同志！”却觉得拗口。再要“洋碱”、“洋盆”、“洋伞”。售货员再训：“这儿没有外国货。”他们就脸红红的，出门却觉得高兴。然后沿街任步而走，玩猴的也看，吹糖人的也看，书店里也去，画店里也去，电影院前也看广告，法院门口也看布告，虽只字不识，但耳朵极灵，什么新闻都记在心里。然后就去那私人理发店里理个分头，油抹得重重的，粘成一片，左右分开。他们得意洋洋地下饭馆了，要一个沙锅豆腐，切一盘猪耳朵酱肉，三个蒸馍，一碗蛋汤，吃得满口流油，满头生汗，城里小生意人最欢迎这些顾客，一是可以赚得他们的，二是可以逗逗他们的痴憨；山里人满足了，城里人也满足了。
也是奇怪的事情，全商州最能跟上时代的，不是离西安省城最近的商县、洛南，往往却是龙驹寨。西安街头出现什么风气，龙驹寨很快也就出现什么风气；这就苦坏了四周八方的深山人。县城人穿起皮鞋，他们也要穿穿皮质的，便买了胶鞋，雨天穿，旱天也穿，常是里边出了汗泥，也不肯脱去，以致灌进冷水，抬脚动步，咕咕价响。后来，县城人又穿起空前绝后的凉鞋，他们就以布条仿制而成，常在山路上半天就穿烂了。他们慢慢恨起县城人变化无常，那卖山货的钱不能使他们跟上时代。但是，他们不知道龙驹寨人也有他们的苦恼：他们也在恨西安人一时一个样！比如才兴起窄裤管，一条裤子还未穿烂，又兴起宽裤管，像个布袋；才兴起波浪式的烫发，他们烫得满头卷毛，又买了电梳子，西安人却又热起日本型的了。 衣着时髦，热衷的当然是年轻人了。但是，最令全体龙驹寨人一天一天不满的是县城的城市建设。因为龙驹寨还没有一座二层楼，街道也没有用水泥铺，剧院没有，总租借丹凤中学礼堂公演。就是看电影，也是露天场地，一到阴雨天气，夜夜就简直无法活了。他们联合向上请求，县委、县政府也重视起来，先是水泥铺街面，栽路灯，再是沿凤冠山下的公路两边建新街，盖饭店大楼。龙驹寨街道的人总谋算有一天将他们的平房全部搬倒，都像大城市的人一样住三间一套的单元房，吃水有龙头，养花有凉台。但这一要求终未实现，他们归结于县上主事人不是龙驹寨人。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大凡解放以来，在这县城为领导的都是龙驹寨四周乡下人。于是，他们又得以结论：乡下人领导城里人；一旦做了领导的人，却后代皆不强不壮，不聪不明。比如，这个书记，那个县长，主任，局长，不是有傻儿痴女，便是吃喝玩乐，浪荡无赖而不成正果。龙驹寨人便都去谋官，谋不上了，就达观而乐：“一人当官，三代风水尽矣！”
贾平凹作品集
商州初录（18）
如今县城扩大了，商店增多了，人都时髦了，但也便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开支吃不消：往日一个鸡蛋五分钱，如今一角一只；往日木炭一元五十斤，如今一元二十斤还是青木烧的。再是，菜贵、油贵、肉贵，除了存自行车一直是二分钱外，钱几乎花得如流水一般。深山人也一日一日刁猾起来，山货漫天要价，账算得极精。四舍五入，入的多，舍的少。更是修了丹江大桥，河南河北通途，渡舟取消，“关口、渡口、气死霸王”的时期过去了；要是往日夏秋发水，龙驹寨人赤条条背人过河，老太太有之，壮年婆娘有之，黄花少女也有之，背至中流，什么话也可说，什么地方也可摸，而且要多少钱，就能得到多少钱，如今闲在家里了。而且街道加宽，车辆增多，每天无数的手扶拖拉机涌来，噪音烦人，事故增多。再是每一家市民，每天家家有客，大舅二舅，三姨，五姨，七姑八婆，还有拐弯抹角的外甥，老表，旧亲老故，凡是进城，就来家用饭，饭还管得了，烟酒茶糖一月一堆开支。先还大礼招待，慢慢有啥吃啥，到了后来，就只有一张热情的嘴和一条冰冷的板凳了。城乡人便从此而生分了。毕竟乡下人报复城里人容易，若要挑着山货过亲戚门，草帽一按，匆匆便过，又故意抬价，要动起手脚，又三五结伙。原先是城里人算计赚乡下人钱，现在是乡下人谋划赚城里人钱；辣面里掺谷皮，豆腐里搅包谷面，萝卜不洗，白菜里冻冰……风气不好起来，先都自鸣得意，后来发觉自己在欺哄自己，待人不公平诚实的，就是县城人，乡下人抓住也打也骂，县城人抓住乡下人自然也打也骂，一些老年人也就自动当起义务宣传员，白日在市场纠察，夜里在四邻走访，一时这些老年人大受社会欢迎。老年人也乐得负责，只是都喜欢贪杯，常是一早一晚，几个人一起到酒馆去，站在柜台外，买得一两烧酒，一口倒在嘴里，顺门便走，久而久之，那口如同打酒列子，觉得少了，不行，觉得多了，滴点不沾。而这批老年人中，年事最高的，办事最认真的，口酒最标准的，是平浪宫后的刘来魁老汉。老汉是早年河上艄公，高个头、白胡子，八十三岁那年，全县城为他修了一匾，县长亲自送到家里，至今高悬中堂之上。
摸鱼捉鳖的人 在冯家湾已经呆了五天。因为上游的土门公路出现塌方，班车一直没有下来，我不能到竹林关去，就天天抱着一本书到湾前河堤的树荫下去消磨时间。先是并不在意，后来老是遇着一个人在河滩上慢慢地走上去，一直走到远处的一座大石崖底下，然后又折过头慢慢地走下来，一双赤脚在泥沙里跳跳地踩，手里拿着一柄类似双股叉的东西在身子的前后左右乱扎。他从来不说话，也不见笑，那么走了两三遭后，就坐在河边那边碾盘大小的花岗石上，从怀里掏出一个酒瓶来，摸摸看看，就丢在水里。那酒瓶并不沉底，一上一下顺波逐流，渐渐就看不见了。
这条河是丹凤县和山阳县交界线。河的上游有一个小小的镇子，叫做土门，河的下游便是有名的风景区竹林关。关在陕西，关东是河南，关南是湖北，这便有了鸡鸣听三省之说。这个时候，虽然是夏季，但河水异常清澄，远处的那座大石崖遮住了太阳，将河面铺荫了半边，水在那崖下打着涡儿，显得平静，缓慢，呈墨绿色，稍稍往上看去，大石崖上边是最高的河床，因为两边山崖在河底连接，旱天少水的时候，那黑黑的石床就裸露出来，地层是经过地质变化的。一层一层石板立栽着，像是电焊过的鱼脊。现在那石层看不到了，水在上边泛着雪浪花。河水的哗哗声，也正是从那里发出的。再往上，河面就特别地宽，水是浅了些，也平得均匀，颜色绿得新鲜。两边山根下的水雾就升起来了，却是谁也无法解释的淡蓝色，袅袅腾起，如是磷火一般。那人就一直看着那迷迷离离的山水，似乎已经是在瞌睡了。
“喂——！”我叫了他一声。 他回过头来。这是一张很不中看的脸，前额很窄，发际和眉毛几乎连起来，眼睛小小的，甚至给人一种错觉：那不是先天生的。是生后他的父母用指甲抠成的，或是绣花针挑成的。鼻根低洼下去，鼻头却是绝对的蒜头样。嘴唇上留着胡须，本来是嘴两边的酒窝，他却长在一对小眼睛下，看我的时候，就深深地显出来。在商州，我还没有见过这么难看的脸。“这也算是人吗？”我想。 “要过河吗？”他站起来，对我说。 我摇摇头，想不到他会这样猜测我。 “不要钱的，一分钱也不要。” “谢谢你。”我觉得这人心地倒是好的，但一看见他那张可笑而又可恶的脸，心里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不愉快。“我不是过河的。”
他重新又坐了下来，盯着河面。因为太晒了吧，他从石头旁一棵弯腰的老柳树上折下一把细枝来，编成了一个柳叶帽匝在头上，但总不肯离开那块石头。太阳把他那发黑的肩膀晒出了油汗，亮亮的，显得身上那件背心越发白了。但是，后来他在背心上抓起来，发出嚓嚓的抓挠声，背心却动也不动，我才发现那不是背心，他压根儿就没有穿什么衣服，那白背心的模样是他穿了好久的背心，现在脱了，露出的背心形状的肉白。我觉得有意思极了，想和他多说几句话，他却“噢”地叫了一声，从石头上跳下去，简直可以说是滚了下去，没命似的跑到河边，又蹑手蹑脚地挪步，猛地一扑，一扬，一件黑黑的东西“日——儿！”掠过头顶，“叭！”地落在沙滩上，是一只老大的河鳖。他抓起来，嘿嘿嘿地向我跑来了。
贾平凹作品集
商州初录（19）
“你买吗？”他说。“有三斤重，一定有三斤，说不定有三斤三两；一元五？”
我明白他的职业了。在商州的每一条河岸上，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从河里抓鱼捉鳖，然后出售给穿四个兜的干部，或者守在公路边，等着从县上，地区，省城过往的司机、乘客。他一定看出我是干部模样的人了。
“一元，买了吧？”他又在说。
我说我不买。却问他家住在哪里，今年多大了，家里有什么人，一天能捉到多少鳖。他张着嘴看着我，一时怕是感觉到了自己的丑陋，什么也没有说，将鳖放在脚下踏着，用双股叉尖在鳖后盖软骨处扎一个洞，用柳枝拴了，吊在叉杆上转身而去。
第二天，我又在河边看见这个丑陋的人了，他还站在那块石头上，又将一个酒瓶丢进河水中，然后就去扎鳖，他的运气似乎要比昨天好得多，竟捉住了三只鳖，还有一只拳头般大的，已经要拴柳枝了，看了看，随手却向河里掷去。他好大的力气，那小鳖竟一下子掷过河面，在那边的浅水里砸出一片水花。
第三天，他照样又在那里捉鳖，后来又跳下水去，在河堤下的石排根摸鱼，一连收获了五条鲇鱼，甩在岸上。再摸时，竟抓住一条菜花小蛇，吓得大呼小叫，已经爬到河岸上了还哇哇不停。 “好危险啊！”我跑过去，浑身也吓得直哆嗦。 “这水里怎么会有蛇呢？以前全没有这种事！它会咬死人哩！” “这行当真不好受。” “那么，”他就又张着口望着我，“你要这鱼吗？你不要鳖，这鱼好吃哩，五条，一元钱，行吗？”
不知怎么，我竟把这鱼买下了。我明明白白知道这鱼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的房东对我说过他们最闻不惯那鱼腥味儿，他们的锅会让我煎鱼吗？何况我又不会做。但我却掏出一元钱把这鱼买下了。
他很是感激，好像这一元钱不是他以鱼卖得的价钱，而是我施惠他的。他话多起来，说这河里鱼鳖很多，他们以前全是捉鱼鳖去玩，那鲇鱼最难捉，必须用中指去夹，要不就一下子溜脱，别小看那一斤重的鱼，在水里的力气不比一个小狗好对付。又说鳖是有窝的，发现窝了，一叉下去，就能扎住。中午太阳好的时候，鳖就爬出河来晒盖，要打翻它，要不那龟头出来，会咬住人不放，如何打也不肯松口，必须等到天上打响雷，或者用刀剁下那头来。他又说，后来城里的人喜欢吃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他们就有了挣钱的门路。
“我们忘不了城里人的好处！是他们舍得钱，才使我们能有零花钱了。”
我说，话可不能这样说，应该是你们养活了城里人。不是你们这么下苦，城里人哪儿能吃到这些鲜物儿？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和我争辩起来，末了就笑了：“城里人什么都吃！是不是死猫死狗地吃多了，口臭了，每天早上才刷牙呀？”我哈哈笑了。
“真有趣！”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四了。你看着老吧，其实是三十三，七月十六日才过生日。”
“孩子几岁了？” “我还没结婚呢。”
没结婚？我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山地，三十多岁的人没有结婚，是一件十分不体面的事，如同有了天大的短处，一般忌讳让人提起的。
“其实，媳妇是在丈人家长着呢。你说怪不，我们村的媳妇，有的在一条巷子里，有的在几百里的地方，婚姻是天生一定的，这我是信了！”
“你的那位对象住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我想她很快就给我来信了。”
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再问时，他掉头走了。走到那个石头上，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酒瓶，看了看，轻轻丢进河水中去了。 “你怎么把酒瓶丢在河里？”我大声问道。 “它不会摔破的。” “里边有酒吗？” “没有。” “你丢那干啥？” “给媳妇的……” “给媳妇？”我嘎地笑了，“给王八媳妇？”
他突然面对着我，怒目而视，那一张丑陋的脸异常凶恶。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使他感到了自尊心的伤害吧？ “你才娶王八媳妇！我那媳妇说不定还是城里人哩！”
他恨恨地说着，转身回去了。
我终于明白到这是怎么一类的人物了。在商州，娶媳妇是艰难的，因为彩礼重，一般人往往省吃俭用上十年来积攒钱的，而这个捉鳖者，靠这种手艺能赚得几个钱呢？又长得那么难看，三十三岁自然是娶不上媳妇了。但他毕竟是人，是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性欲的求而不得将他变得越发丑陋，性格越发古怪了。
但是，到了第四天，他突然见了我，还是笑着打招呼，还让同他一块来的三个孩子向我问好。
“你到上边那大石崖下去过吗？”他说。
“没有。” “那里水好深，鱼才多哩。你要陪我去，我一定送你几条鱼。”
我随他往上走。河滩上，走一段，一个大水池，水是从河底和北边山底浸流汇集的，水很深，下面是绿藻，使整个池子如硫化铜一样。走到大石崖下，水黑油油的，看不见底，人一走近却便倒出影来。他让我和三个孩子从下边不停地往河里丢石头，一边丢，一边往上走，说是这样就把游鱼赶到那深潭去。三个孩子丢了一阵，便乱丢起来，他大声骂娘，再就揪住一个，摔在沙滩上，喝令他滚远！那孩子害怕了，不敢言语，却不走。于是，他吼道：“还乱投不？”
贾平凹作品集
商州初录（20）
“不啦！”那小孩说，“我嫌从下边投累……”
“嫌累的滚蛋！”
那两个孩子就讨好了：“我不累！我不累！”
等石头丢到潭边，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酒瓶，在里边装上黄色炸药，把雷管、导火索装好，口上糊了河泥，然后点着丢进潭中。孩子们哗地向后跑，站在远远的地方，趴在沙石上，胆大的，又探头探脑朝河边走……
“咚！”惊天动地一声响，几十丈高的水柱冲天而起，恰好一阵风过，细沫般的水珠刷刷刷斜落下来，淋得我们浑身都湿了。大家叫着，笑着，涌到河边，河里泛着浊浪，泡沫，却并未见鱼肚子朝上漂起来。我失望地说：“没有，咳，连一个小鱼儿也没有。”他说：“甭急！漂上来都是小鱼，大鱼才从水底走哩！”于是我们又跑到下游去看，还是什么也没有。他很悲观，孩子们却一样高兴，大声喊：“没有哟，一个也没有哟！” “这是怎么回事？这潭里这么干净？一斤炸药就这样听了个响声？”丑陋者说着，脸更难看了。后来，就又从怀里掏出一个酒瓶，丢进河里去了。 “还要炸吗？” “那不是炸药。” “给媳妇……”我话一出口，不敢说了。 他却给我笑笑，和三个孩子跑走了。 我终不明白，他为什么每一次到河边，都要丢一个空酒瓶呢？那酒瓶每一次丢下，并不下沉，可见口子是封得严严的，那里边装着什么吗？
以后又是两天，他依然在丢。我决定要看看这个秘密了。就在我要走的那天中午，我瞧见他又往河里去了，就到了下游的堤上看看。他果然又丢下一个瓶子，我忙跑到河水中将冲下的酒瓶捞起。这是一只口封得特别严的酒瓶，里边有一张纸条，打开了，原来是一封信：
“我叫任一民，家住丹凤县土门公社冯家湾，现在三十三岁（实足年龄），上无父母，下无兄妹，房子三间，厦屋间半，粮食装了两个八斗瓮，还有一窖芋头，钱也积存了许多，我还有手艺，会摸鱼捉鳖，只是没有成家。这瓶子如果是一个男人拾到，请封好瓶口还放在河里，若是一个女的拾了，是成过家的，也请封好放在河里，是没成家的姑娘得了，这就是咱们有姻缘，盼能来信。以后的日子，我能养活你的，我不会打你，你来我们村落户也成，我也可以招过门去，生下孩子姓你的姓也行。我等着你的信。”
我看着这封真诚而有趣的求爱信，竟再没有嘲笑和厌恶起这位丑陋的摸鱼捉鳖人了。但我是个男人，又是个异地的游客，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将信装进酒瓶，盖上油纸包着的木塞，按好铁盖，轻轻放进河里去了。
我站起来，远远看见就在河的上游，那个求爱者正在河滩跑着，是不是又捉住了一只鳖或者一串鱼呢？
刘家兄弟 商州的泥水匠，最有名的是在贾家沟。贾家沟的泥水匠，最有名的是加力老汉。老汉如战国时孔子一样，徒子七十二，徒孙三千，遍布商州七个县。每年三月初三，是老汉的生日，徒子徒孙都要赶来，老汉设了酒席，然后各方徒子徒孙在门前场地里表演，单砖砌墙，无依无靠，看谁砌得高，而以木桩击之不倒？再以不规不则之乱石拱起墓顶，将碌碡推上去碾，看谁拱得不坍不垮？后以一把八磅大锤，要一锤下去，看谁将一块大石打出齐楞见线，如刀裁一般？如此表演，连续几天几夜，看热闹的围着像观戏一样，精彩的，一哇声叫好，拙笨的，一古脑叫嘘。于是，合格者，师傅牵手入席，淘汰者，哪儿来的哪儿回去，所带寿礼分文不收，所设酒席，滴水不予。
加力老汉，并不姓贾，也不是贾家沟的原籍。他一辈子从未向人透露过自己的籍贯。贾家沟的人记得，在跑广东长毛贼那时节，有一天村里来了母子三人，那妇人粗手大脚，面黑如漆，两个儿子都是一米七八个头，一身力气，这老大便是刘加力，老二叫刘加列。母子三人住在老爷庙时，给人打短工为生。因为都没有手艺，就只好打土坯，见天可打出一垒土坯，或是给人家扯大锯，两人粗的原木，一天解开六页木板。过了三年，刘加列吃不下苦，在四乡游手好闲起来，又染上赌博，但手气不好，输掉了家里的积存，寒冬腊月，一顶帽子都戴不上，娘仨就常常在吃饭时吵闹。加力嫌娘饭做得稠，加列嫌娘饭做得稀，娘骂起来，他便将碗摔在娘面前，再以头撞墙，粗气吼得如牛叫。后就常在麦场上和人打赌，用屁股蹶碌碡。他一身好膘，左眉中间断了两截，人称断刀眉，每每剥脱外衣，露出从脖子下一直长到肚脐窝的黑毛，蹲下身去，用屁股只一蹶，七八百斤的石磙碌碡就忽地立栽起来。然后便去向赌输的人讨钱，有五元的，有七元的，一分不少，若翻起脸来，断刀眉骤然飞动，扑过来常常抱住对方的大腿，用手握人家生殖器……慢慢乡里为恶，成了这一带害物。贾家沟曾酝酿过撵刘家出村，但谁也不敢领头，直至贾家前院的老二因和兄弟反目，重盖了一院房子，老庄子偏不卖给兄弟，刘家就趁机买房，从此正正经经成为贾家沟的人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本地方出了“金狗、银狮、梅花鹿”，这是三个大土匪头子：金狗者，长一头红秃疤，银狮者，是一头白毛，梅花鹿者，生一身牛皮癣。三个土匪头子，手下各有十几条“汉阳造”，几十个毛毛兵，遇着“长毛贼”来，便联合作对，“长毛贼”一走，又互相倾轧，各自又在地方上收租纳税，离贾家沟二十里的镇公所也毫无办法，只好明里缉拿，暗里勾结。这地面便一二十年里日月不得安宁，常在三更半夜，枪声一起，村人就携老扶幼，弃家而逃，加力母子也跑了几回，加列就烦了，说家里要粮没粮，要钱没钱，怕谁个怎的，就在一次跑贼中未走。没想那金狗领着土匪进村，抓了一个女人到了老爷庙，在条凳上绑了手强奸，吓得躲在庙梁上的加列掉了下来，金狗瞧他的模样，却并没有打他，反问他入不入伙，又将那女人让他也干了一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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