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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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都说了，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的确，海瑞这些清廉的官员是做到了直谏，但是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好效果，反而祸及自身，却又何必？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作为，我们只能从保存自身力量，留待他日使用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不这样做，日后或许就没有神宗年间短暂的天下太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他的上疏中，张居正对严嵩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或许是他知道这样的上疏迟早会惹祸，因而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再也不对时政发一言一语，只是埋头钻研朝章国故。

　　　　在严嵩当权期间，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严嵩的合作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正月是严嵩七十岁的生日，文武百官都前来向他道贺，有的人甚至借助这样的机会极尽巴结之能事。

　　　　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落后，他给严嵩写了一首名为《寿严少师三十韵》的贺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严嵩得宠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世宗对严嵩专有的信任。在这首诗中，张居正还有这样几句：“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几句诗表面上虽在说严嵩在皇上面前的谨慎和虔诚，实际上表达了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好感。

　　　　的确，张居正就算知道严嵩是个『奸』臣，会误君误国，但是一方面因为皇帝还没有完全放开权力，另一方面严嵩也没有『奸』邪到非除不可的地步。

　　　　而且，严嵩并没有构成对张居正的直接危害，因此张居正犯不着跟严嵩过意不去。更何况，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然而，如果张居正对严嵩就这样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历史上顶多只会出一个『奸』臣，决不会有明末的张居正改革，明朝或许就会提早灭亡了。

　　　　那么，张居正对严嵩的态度是何时改变的呢？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蒙古族的俺答攻下大同，八月攻下蓟州。蓟州失陷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很快就对北京形成了围攻之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

　　　　然而，当时的明朝，武备已经松弛，大不及从前。等俺答打到北京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音同“葵”）只整编出五六万人的军队，而且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眼看敌人就要攻进城了，无可奈何之下，明世宗只好下诏勤王。很快，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就从大同带了两万大军前来救援。

　　　　可是随着勤王军的陆续到来，军队的给养成了问题。

　　　　士兵吃不上饭，也没力气打仗，因此仇鸾也不敢开战，只好派人和俺答谈判，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俺答回答说要明朝给他们进贡，于是明世宗只好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前来商议的有大学士严嵩、李本以及礼部尚书徐阶。

　　　　看着忧心忡忡的皇上，严嵩宽慰道：“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

　　　　可徐阶却严肃地说：“军队一直驻在北京城外，杀人如割草一样，这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点点头，转脸问严嵩看到俺答的《求贡书》没有。

　　　　严嵩从衣袖里抽出一份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要皇上做主。”徐阶接过话。

　　　　“本来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最大的困难。”徐阶说出了心中的焦虑。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可以给。”世宗很慷慨。

　　　　“只是要皮币珠玉，事情就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办才好？”

　　　　世宗背心一凉：“卿可谓远虑。”（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商议的结果是，还是接受俺答的要求，具体的事情由徐阶去做。徐阶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不能用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的理由，只要俺答开出长城，而且改用鞑靼文写《求贡书》并由大同守将转达，就可以答应要求。

　　　　俺答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军队也经不起久战，于是就撤兵了。

　　　　可是，明世宗这时却又想打了，他不停地催促兵部尚书丁汝夔出兵作战。

　　　　丁汝夔觉得为难，就向严嵩请教，可严嵩却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他的意思就是不打，等俺答自己退走。

　　　　这样一来，丁汝夔实际上就违背了明世宗的心思。于是俺答退后，他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表面上作出救他的保证，实质上却并无此意。

　　　　可怜的丁汝夔一直到被杀头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奸』巨滑的严嵩出卖了。

　　　　正是在这次大变之后，张居正才真正认清了朝廷的武备是多么松弛，也更加认清了严嵩这个人的本来面目。

　　　　其实，张居正以前对严嵩采取合作的态度，一是基于他的权倾一时，不得不如此，也是基于自己想要找个好靠山的考虑。

　　　　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全靠自己的能力进入朝廷做官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没有人赏识和提携，是很难在官场混下去的，就更不要说是取得大权，进而兴国安民了。

　　　　为了自己宏愿的实现，张居正不得不这样。但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事实让他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严嵩并不是自己的好靠山。

　　　　如果说，这之后的张居正对严嵩还有什么迎合的行为的话，那就已经是一种阳奉阴违的做法了。

　　　　通过这次事变，张居正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徐阶。

　　　　那么，这次张居正有没有看走眼呢？徐阶对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徐阶这个人吧！

　　　　能忍方可成大事低调从事的张居正并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吃大亏，即使是严嵩，也没有“整治”过他，张居正的仕途在崎岖小道上渐行渐远。

　　　　然而，他毕竟还是太过年轻，政治经验尚嫌不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前辈徐阶大学士对于严嵩小心应付的态度时，他终于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并使得他下决心离开政坛一段时间。

　　　　还在张居正任庶吉士时，徐阶就已经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了，从这方面讲，徐阶可以说是张居正的老师。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据说身材矮小，脸面白皙。他不像夏言那样刚愎自用，也不像严嵩那样『奸』佞，而是一个“道中庸却极高明”的政治家。

　　　　这一点极好地体现在了他对于严嵩的态度上。无疑，严嵩的专权独任，徐阶也是知道的。可是，这位聪明的江南人跟张居正一样，并不直接跟严嵩斗，他们都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和态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徐阶对张居正的赏识，因此这两人既是师友，也是政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离开人世为止。

　　　　上文说到，张居正在通过“庚戌之变”认清了严嵩不仅不是自己的好靠山，而且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之后，逐渐改变了对严嵩的态度。虽然他跟徐阶一样，都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态度，但是他毕竟还是年轻，官场经验不足。一旦认清了严嵩的真面目后，张居正就很难忍受严嵩的『奸』邪了。

　　　　可是徐阶不同，他对于严嵩，不是一味顺从合作，而是有所抵抗，但是却又绝不撕破脸皮。

　　　　徐阶即使是在与严嵩合作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原则。现在看来，这样的态度是最明智的，因为一方面严嵩那时正得势，跟他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严嵩是个大『奸』臣，迟早须被铲除。

　　　　毫无疑问，徐阶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跟严嵩翻脸！一场政治上的大决战，正埋伏在表面和平的两大权势之间。

　　　　不久，第一个时机终于到来了！

　　　　“庚戌之变”时，明王朝不敢开战，大将军仇鸾只有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就是由俺答每年“进贡”若干马匹，朝廷则每年给予若干的币帛粟豆。

　　　　大家不要以为这样的“马市”是在通商，实际上，由于俺答“进贡”的马匹都是老弱病马，而得到的币帛粟豆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这种做法无疑是赔钱买和平。

　　　　这样的屈辱，自然引起了很多忠心大臣的反对。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三月开了马市之后，时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上奏将“马市”关闭。

　　　　可是，在世宗召集的大臣会议上，已经勾结了严嵩的仇鸾诋毁他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世宗听信了仇鸾，不仅没有关闭马市，而且还将杨继盛贬为甘肃的狄道典史。

　　　　对于世宗的这个决定，徐阶几乎不置一辞，尽管杨继盛是徐阶执掌国子监时的门生。

　　　　这是徐阶『性』格的最好说明，他并非不关心学生的命运，而是他看到仇鸾勾结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才只好如此。

　　　　可是，马市对于朝廷和世宗，毕竟是一种侮辱。

　　　　我们知道，明世宗并不是一个完全放开权力的皇帝，他还有威权，而且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他还要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他心中一直不甘心失败，他还想着复仇。

　　　　也正在这时，俺答又开始进攻大同和怀仁了。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三月，气愤的世宗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起用徐阶兼东阁大学士，进内阁参与军事机务。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徐阶明白，世宗已经不那么相信仇鸾了，于是他就做了这样两件事：第一件，向世宗告发仇鸾贻误大局；第二件，拉拢张居正。

　　　　第一件事的结果，五月仇鸾被召回京城，八月被没收了大将军印，九月关闭了马市。第二件事的结果，徐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做助手，张居正开始逐渐靠近政治核心。

　　　　在这两件事上，徐阶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而严嵩却损失惨重。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严嵩也知道世宗对仇鸾的反感，他正在筹划着借徐阶和仇鸾平时的接近，给他们来个一石两鸟之计，却没想被徐阶占了先。

　　　　其二，正如《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

　　　　严嵩同样器重张居正，可是却被徐阶把这个人才给抢走了。

　　　　或许在严嵩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但是却只是一个善于应酬写作的文人罢了，毫无安邦治国的伟略。这也难怪，他总是看见张居正在那里写诸如《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一样的文章，不能不让他忽略了张居正的大才！

　　　　按理说来，经过了这一次的胜利，徐阶应该能够明目张胆地跟严嵩斗了，但是徐阶还是那么沉稳。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最好不要做。马市关闭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

　　　　前面说到，杨继盛是因为奏请关闭马市才被贬官的。因此，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仇鸾失败后，杨继盛就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并且这四次升迁都是在一年内（嘉靖三十一年到嘉靖三十二年）完成的。

　　　　对于他的升迁，严嵩可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的权倾一时，他对于官员的升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知道，世宗了解自己和仇鸾的关系，而仇鸾又是主张贬斥杨继盛的人，这次仇鸾失败了，如果不赶快把杨继盛弄上来，自己恐怕就难辞其咎了。

　　　　他肯定在想：“杨继盛是我给弄上来的，这小子一定对我感激涕零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杨继盛是个忠肝义胆的人，他早知道严嵩的误国害民，于是在他到任一个月后，就以十大罪状弹劾了严嵩。

　　　　然而，杨继盛上疏之前忘记了一件事：任用严嵩的是明世宗，指摘严嵩是『奸』贼，实质在指摘世宗不会识人。因此，他的这次上疏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不仅如此，杨继盛的上疏自然惹得严嵩大怒。很快，严嵩和刑部尚书何鳌（音同“熬”）就依照这个上疏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最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进了刑部监狱，一直到嘉靖三十四年才被杀死。

　　　　对于自己学生的再次蒙难，身为内阁要员的徐阶当然是知道的。然而，这次他仍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依然在于他的处世『性』格：自己这时如果出面保救学生，只会被严嵩抓住小辫，救人不成反要搭上自己的前途。如果自己不能保住官位和权力，又怎样能够最终斗垮严嵩呢？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五十二岁、经历过很多风雨的内阁大学士才有的沉稳和老练。

　　　　对于二十九岁的张居正来说，这样的处世态度让他受不了。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读书人，正如他的一首名为《拟西北有织『妇』》的诗中所说：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什么意思？他可不甘愿在翰林院待一辈子，不做官就不做，要做就要当上“为君补华裳”的宰辅！对于这样的人，长久的忍耐和等待，只会让他觉得异常郁闷和愤懑。

　　　　这样的情绪，在杨继盛下狱以后，就更加强烈了。然而，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就连身为内阁要员的知己徐阶都要如此，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能做的，就只有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给自己的政敌拜寿，给昏庸的皇帝称颂。除此之外，就只能在诗中宣泄自己的一腔哀怨了：《述怀》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

　　　　《蒲生野塘中》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借，靡为泉下泥。

　　　　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

　　　　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

　　　　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

　　　　（均见《张文忠公全集》）的确如此，在那样一个“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的时期，还不如“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呢！让那些“但为后世嗤”、“黄犬”一样的权贵们见鬼去吧，我要去“种松”、“植兰”了！逃出这个纷纷扰扰的北京吧！宏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道的『奸』臣无法灭除，知己的沉着无法入怀！

　　　　这时的张居正虽然年仅而立，但是已经满心忧伤。人生的痛楚，他已经感受太深，竟觉得衰老病倦了！

　　　　终于，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留下一张病假条，回了江陵。临行时，他给老师徐阶留下一封名为《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的长信。

　　　　在信中，他隐隐地抱怨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意思是指明徐阶的内外不一、一味等待，因此劝他“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

　　　　然而，在徐阶看来，这仍然是青年的口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披腹心，见情素”，说得容易！难道不知道在一心宠信严嵩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的罪过，实质是在指摘皇上吗？杨继盛的结局还没有看到吗？

　　　　并非徐阶不意如此，只是为了国家和自己的安全，还是隐忍些好！经验果然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编修已经忍耐不住，归隐田园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继续忍耐。徐阶心想：“既然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那就让他去吧！我宁愿‘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心怀天下的归隐者张居正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当他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局时，自然就生出了出世的念头。

　　　　然而，心怀天下的张居正，即便是在出世的时候，仍然没有全心投入归隐的生活。他还在记挂着北京的政局。张居正离开朝廷后，政治生活依然混『乱』不堪。这里我们只关注他的出世生活。据张居正的《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记载：“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

　　　　意思是说，他的归隐时间有六年，也就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其实，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居正就已经销假，这在他的《种莲子戊午稿序》中可以找到证据：“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

　　　　甲寅年就是嘉靖三十六年。如此说来，张居正真正归隐的时间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整整三年。

　　　　可是，为什么他要说是“六年”呢？原来，他在嘉靖三十七年曾经便道回家，嘉靖三十八年才回到北京，因此“六年”只是个笼统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年张居正过的是怎样的出世生活呢？通过了解这三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就能看出他那种明显的双重『性』格！

　　　　一般说来，古人在隐居的时期，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是出世的情怀、『性』格。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他们即使在这时，仍然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性』格，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这种双重的『性』格在已经归隐的张居正身上同样存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出世『性』格吧！

　　　　说起张居正的这段归隐生活，一般都要引用他的儿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在这本书里，对张居正三年的归隐生活，作了如下的记载：“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音同“船”），种竹半亩，养一癯（音同“渠”）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这段记载跟周圣楷《张居正传》上的记载几乎一样，后者说张居正“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

　　　　据此，许多人就说这便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住在一个清幽的小茅屋里，种竹、养鹤、读书、养神。整个一个隐者风度！

　　　　这就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吗？曾经雄心万丈的他真的就能如此沉寂，从此恬淡吗？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的记载是完全虚构的。毕竟，这种生活对于被北京纷扰的政局整得烦闷的张居正来说，既是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他期望着这种生活，儒家读书人心中那种穷则独善的精神要求他跟那些肮脏的政治人物划清界限，躲进一个清雅的世界里修身养『性』；他也应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生活让他摆脱时局的纷『乱』，他就没有重新校准自己的目标，理顺自己的思路和再次蓄积力量回京展开政治权力之争的机会。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对于张居正的一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记载并没有反映张居正这三年的全部生活状况。

　　　　很显然，作为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政治家，即便是在归隐时期，也是心系政局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张居正的生活，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是完全恬淡的。

　　　　他的确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文，但正是在这些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时政的关心——那颗火热的入世之心在清寂的出世情怀下，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先来看一首写于嘉靖三十三年的诗，名为《登怀庾（音同“语”）楼》，其中有如此几句：“但恐濛汜（音同“四”）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时的张居正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这个曾让他厌烦的地方还是让他“顾望但怀愁”。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心冷，他还是惦念的。

　　　　想到自己的大志未酬，前途未料，顿时觉得“身世徒悠悠”。可以想见，张居正肯定搁不下政局，其一是因为自己没有获得大权，其二更是因为大权落在『奸』臣之手，国家前途危险。一旦念及，怎能让他不牵肠挂肚？

　　　　如果说这首诗中对时政的牵挂显得不那么明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