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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十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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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国家前途危险。一旦念及，怎能让他不牵肠挂肚？
如果说这首诗中对时政的牵挂显得不那么明显，那么下面这首诗，就将这种牵挂彰显无遗了！这首诗名为《闻警》，大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内容如下：“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音同“猴”），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音同“户”）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九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和宣府，十二天以后，更是进犯怀来，使得北京戒严。这样危急的国难来临，张居正怎么坐得住？
但是，在野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别说是他，就算徐阶也是束手无策。那个可恨的严嵩还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刮收民脂民膏！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疼惜起自己的身体来，“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优游于林下，时局让他如坐针毡。
除了写诗发泄心中的郁闷外，张居正没有停止对老百姓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的考察。
在他的观念中，本来以为大明朝政治上的腐败主要是在朝廷，主要是由于有了个只知道“货财上流”的严嵩。但是，这次回到地方，通过观察，他发觉自己错了：地方『政府』同样腐败不堪，甚至有过于中央。
真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在一篇名为《荆州府题名记》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荆州府的社会问题：“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螅诱ù谝巍Ｔ俦涠锔巢痪睹袷б担窨嘤诩娌ⅰＳ直涠然г泳樱莆比ㄕ谆涤谕得摇９势涫敝沃选７欠蛏蛞忝鞫希磺幸哉杭椤惶薇祝饰抻墒て淙味淇煲印！保ā墩盼闹夜罚┦率档娜啡绱耍旱笔钡拿鞒诜屏μ螅晌蟮木煤驼胃旱＃欢蟮刂鞯耐恋丶娌ⅲ质沟闷睹袷б担焕习傩粘圆黄鸱梗穹缫脖涞谩杭椤徽酱Χ际峭登溃缁嵛侍庵丛幽呀猓跤谝郧啊�
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明他并没有对现实闭上眼睛，他仍然在敏锐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社会。他甚至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意思是说对宗藩进行限制，对大地主进行制裁，对巧诈的人施行法治。
可是，这些都需要实权在手的前提下才能施行。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他没有对现实完全灰心，仍然抱持着一旦时机到来就出山为官的心思，但是这时的他还不能走出去。他还要继续修身养『性』，还要继续留在基层，观察民生疾苦。在一篇名为《学农园记》的文章里，他如此写道：“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张文忠公全集》）不用多言，这一段自然是在写他归隐田园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在耕作之余，他还观察着百姓们的生活：“每观其被风『露』，炙熇（音同“鹤”）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音同“面”）；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音同“犁”）夜泣，逋（音“bu”）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张文忠公全集》）百姓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风餐『露』宿，没日没夜地辛劳，才能勉强得到温饱。如果遇上年成不好的时候，收租的官吏再来敲诈一下，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张居正为百姓们的疾苦而生恻隐之心，为百姓们的收获而生愉悦之情，这时的他已经有了忧乐天下的胸怀了。有着如此的挂念，怎么能够一个人优游于山林、田陌？此时的他想必也是矛盾丛生吧！
在这样的心绪之下，这个已经出世的读书人，密切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手中无权就妄自菲薄，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注意到，百姓的生活困难，一部分因为田赋太重，另一部分则因为商税太高。他在《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中如此写道：“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音同“干”）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文忠公全集》）这一段话表明了张居正对于时弊的清醒认识。他知道，税收的繁重，不仅会滋生腐败因素，更重要的是增加百姓的负担。于是，他提出了“省征发”、“轻关市”的主张，希望借此可以减轻百姓疾苦。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没有实权在手，这一切的主张都是白搭。要想化解民生疾苦，待在乡下是不行的，关键是要取得权力。
三年的归隐生活，让张居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十月的一次衡山之游中，他虽然写了一首名为《宿南台寺》的诗，内容如下：“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音同“加”）趺（音同“蝠”）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这首诗延续了他出世的情怀，显得根本无意功名仕途。然而，在另外一首诗中，这种思想毫无踪影了。这首诗的名字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内容如下：“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张居正终于爆发了！“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说出了他心中一直在犹豫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遥远的北京！是的，他就是属于京城的，那里还等着这位未来首辅的归来。既出世又入世的双重『性』格终于倒向了入世一端，他决计早日回朝了！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离开了江陵，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京。在北上途中，他写作了《独漉篇》和《割股行》两首诗，内容分别如下：“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割股行》）（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后面这首诗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张居正这次回京之意的坚决，“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哪怕京城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一闯了！只要能够亲身事主、除『奸』邪、安国民，死也情愿！
有着双重『性』格的读书人张居正回京了。在他仕途之路上，曾经经历了无数次出世与入世两种『性』格的矛盾纠缠，这以后直到他斗垮严嵩、独揽大权，甚至到他死，这两种『性』格都在不断地争斗。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回京以后，他无疑是越来越入世了。那段时间的归隐，以及对民生疾苦的亲身体验，让他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于是，他毅然地抛下了家乡的一切，奔着权力而去了。从此以后，他的权力就是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再放弃。他牺牲朋友，背弃老师，都是为了维持自己权力的存在，因为权力才是报国安邦的资本。
或许很多年后，当他坐上了首辅的宝座，为公务繁杂而疲倦时，他偶尔会回忆起那段归隐的生活，心驰神往于山水田园，但那也只会是片刻地出世。一瞬间，他又回到了现实！
张居正十讲 第三讲 权力博弈的胜出者
纵观张居正为官的历程，总的说来，他是一个隐忍耐心、稳重成熟的政治家。可是，这种『性』格却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形成的。进入内阁之后的张居正，虽然经历了好几次权力斗争风波，都如同一棵政治常青树一样，不仅没有倒下，而且越来越茁壮了！
争斗中的局外人
回到了北京复杂政局之中的张居正，仍然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行动着。那个时候，内阁大权分掌在徐阶和高拱两个人手中，彼此明争暗斗，内阁之中一时间刀光剑影。张居正就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冷眼旁观，成了一个“局外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居正进入内阁之前的政治背景。在前几讲我们已经提到过，张居正刚步入政坛时十分不得意，眼见严嵩把持着权力祸国殃民，不仅自己没有办法，就连内阁大学士徐阶也没有办法，因此他一度厌倦政治回家修身养『性』去了。
然而，内心热衷权力的张居正最终还是回到了京城，继续忍受着严嵩的专政。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了以徐阶为首的“倒严派”一边，最终斗垮了严嵩，并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拥立裕王载垕（音同“后”）为帝，这就是明穆宗。
这样一来，明朝的大权就落在了徐阶一帮人手中。
有人会问：这个明穆宗是个怎样的皇帝？他的统治和他父亲明世宗的统治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明穆宗时期，内阁权力斗争极为激烈的原因。
什么意思？试想，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将自己的干将压控住，让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意图的工具，反而放任他们来管理，他们一定会自己先争夺起权力来。
这个明穆宗恰好就是这样一位君主。他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世宗那样干练、大权在握，而是从小就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因此就算是当上了皇帝，他仍然一味地谨慎小心，久而久之做君主成了一种让他感觉痛苦的事情。
这种痛苦表现得很明显，比如他在朝会的时候从来就是一言不发，一直坚持了四年之久。另外，他只是喜爱玩耍、花酒、女人和金银珠玉，对实际政治厌烦无比。或许在他看来，当朝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能干，要自己来干什么，自己只管享乐人间就行了！
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念头，才使得明穆宗时期的政局，尤其是内阁里面，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混『乱』局面。大家或许在想，严嵩已经败去，他的儿子也已经死了，还有谁能够跟徐阶对抗呢？
其实，大家忘记了一个人，他就是高拱。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元，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他曾经为裕王侍讲九年，深得裕王信任。后来，裕王成了明穆宗，高拱也就顺利地从国子监祭酒进入了内阁，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的内阁实际上也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徐阶及其党羽，一派则是高拱及其党羽。那么张居正呢？他在徐阶和高拱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正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
穆宗刚即位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成为内阁大学士，那时的内阁大学士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首辅自然是徐阶。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官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那年的二月，他再晋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这标志着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跟张居正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老师陈以勤。自然，张居正的入阁，既是因为曾经做过裕王讲官，也是因为他协助徐阶铲除严嵩的功劳。这样一来，明穆宗初年的内阁就显得热闹非常，而其中最不安静的就要属高拱了。
刚刚进入内阁的张居正是清楚当时的政治格局的，他一向细心，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
对于内阁里面的明争暗斗，这时的他都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来之不易的，因而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以免摔得粉身碎骨。
在张居正看来，他只有牢牢把握住手中的权力，利用机会不断往上升，才能获得最高的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
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很好地处理自己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关系。
首先，还是要和徐阶这位既是自己老师，又是当今首辅的实权人物继续保持亲密关系。其次，阁中的其他大学士，除了李春芳是自己的同辈之外，都是自己的老师和前辈，就算是李春芳，也比自己早两年进阁，资历上高于自己，因此都要小心逢迎着。最后，自己还要特别小心高拱，他可是对徐阶的首辅位置觊觎已久，而且此人能力不在自己之下，鉴于自己与徐阶的亲密关系，一切都要小心从事！
这就是刚进内阁的张居正对政局的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是十分恰切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就是按照这个分析来处理自己和其他内阁大学士之间关系的。至于那时的他在政治上的态度，真可以说是小心翼翼、谦虚谨慎得很。他在入阁之初的几封信，就正好反映了他的这种态度：“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答宗伯董浔阳》）在第一封信里，张居正谦虚地说自己非常浅薄，骤然得到了大权，内心很惶恐。只有虚心工作，不敢与人交恶。还说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难免会有违心的做法，难以尽如人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第二封信里，张居正仍然对自己获得权力保持一种谦虚态度。
在如此政治态度的支撑下，我们可以想象，明穆宗初年的张居正肯定是左右逢源、政治声誉极好的。
继二月被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之后，隆庆元年的四月，张居正又一次加官晋爵，不仅当上了礼部尚书，而且做上了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是仕途通达！
张居正为什么会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原因不仅在于一般人所说的他重修《永乐大典》有功，更重要的还是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得当。因此，一时间，张居正成了明朝政局中的一个红人！
如此一来，明穆宗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上就成了徐阶、高拱和张居正的内阁。其他几个内阁大学士，或者由于志向不大，或者由于能力欠缺，都无法与这三人相抗衡，因此张居正反倒比那些资历高于自己的大学士们取得了更多的实权。
可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张居正在处理政治关系时有些困难了。为什么？上面已经说过，张居正跟徐阶的关系更为亲密，他跟高拱虽然没有什么冤仇，甚至关系还不错，但是徐阶才是一手提拔张居正的人物，张居正不得不跟他走得更近。
这样一来，当徐阶和高拱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就是到了考验张居正处理政治关系能力的时候。
也就是在张居正连升三级那年，徐阶和高拱的矛盾爆发了。其实，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两个内阁大学士直接跳出来相互攻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厉害的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打手，自己不好出面的事情，自然就是打手去干了！
比如，在明世宗病重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就因为高拱擅离职守去干私事，把他给弹劾了。这件事情虽然传到了世宗那里，可是世宗病得『迷』『迷』糊糊的，哪里管得了这些事！于是，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不闻不问，让它过去。
高拱虽然没有受到处罚，可是这家伙肚量不大，一定要找出背后指使，因为他知道小小的吏科给事中，是没有胆量和必要跟自己过意不去的。
找来找去，他认定是徐阶指使的，因为胡应嘉和徐阶是同乡。这样一来，两个本来就因为权力太靠近而心存不满的大学士，一下就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高拱自然是要报仇的，徐阶也不怕：“毕竟你高拱只是次辅，权力在我徐阶之下！”
机会终于来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了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说白了，就是每隔六年，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五品以下的在京官员，而四品以上的官员则申请自陈功过。
这个制度是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批准实行的，每六年举行一次。在实质上，它是一种官员纪律检查制度。
除了京察之外，明朝还有所谓的“闰察”，它是一种特别考察制度。由于明朝的官员制度实行终身制，因此对于官员的考察，除了张居正当政之后实行的“考成法”之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京察和闰察了。这样，考察官员纪律状况的权力就成了吏部尚书和御史的一项重要的制约权力。
现在这个权力掌握在杨博手中，他正好可以利用京察的机会去除异己。
不久，京察结果出来了，很多御史和给事中都受到了降黜的处分。可是，细心的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杨博是山西人，他的老乡凡是在京城做官的都没有被降黜。这自然会招来他人的怀疑和记恨，尤其是那些被降黜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几乎都认定杨博在背后做了手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应嘉再次站了出来，把吏部尚书杨博给弹劾了！胡应嘉弹劾杨博的理由是这个人公报私仇，没有秉公执法，反而庇护老乡。
按理说，这些理由都是有根据的，可是胡应嘉在弹劾之前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是吏科的给事中。
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如果胡应嘉是其他部门的给事中，去弹劾杨博的罪过，是行得通的。问题就出在他是吏部的给事中，却偏偏去弹劾吏部的尚书。这样一来，就给了别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的印象。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吏科给事中既然是吏部的官员，在吏部进行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自然也应当参加；在京察的时候没有提出异议，京察结束了才提出弹劾，这太说不过去了！
这样一来，胡应嘉的小辫终于被高拱给抓住了。他在征得了明穆宗同意内阁对胡应嘉进行处罚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报复。
当然，高拱这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即便是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出头，以免被枪打，因此他只是传达了明穆宗的意思，然后就静待其他阁员的态度。
这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内阁里面，郭朴和高拱同乡。他明白高拱的报复意图，于是就坚决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看到有人支持了，高拱开口附和道：“应当革职为民。”
说完，两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徐阶。球踢到了徐阶脚下，徐阶看看郭朴，再看看高拱，这两位都像要把自己的嘴撬开一样盯着自己。大局已定，自己就算要保胡应嘉，也回天无力了。于是，徐阶只好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徐阶和高拱的第一次交手，以高拱的胜利告终！那么，张居正呢？在这件事情发生时，他在干吗？张居正这时正好忙于侍讲和其他日常事务去了，没有机会参与这场明争暗斗。
其实，他没有参与是好的，因为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允许他轻易出头。最好的处世策略，就只有低调和谨慎，这样才能保存住自己的实力。
就在张居正保持低调的时候，再一次的内阁权力斗争又开始了。事情的起因，仍然是由于上一次的京察。大家知道，在上一次的京察之中，不仅胡应嘉被革职为民，另外还有许多给事中和御史也遭到了降黜的处分。其实，一般说来，在京察中吏部尚书是谈不上要降黜给事中和御史这些所谓的言官的。可是，这次杨博就不信这个邪，偏要『摸』一下老虎屁股。然而，老虎屁股不是那么好『摸』的。
他这样一整，几乎惊动了所有的言官。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全部将矛头直指杨博背后的高拱，因为他们知道，没有高拱的指使，杨博不敢这样干；没有高拱和郭朴的专断，胡应嘉不会革职为民。
大家都是同行，倒了那么多言官，自然让剩下的言官们心惊胆战，于是他们来了一次大联合：一起上疏弹劾高拱。首先是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弹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接着，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接说高拱“无宰辅器”。言官们这次齐了心，大有不把高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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