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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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居正也只好再次认栽：谁让自己不是水利专家呢？遇到水利问题就只好请教属臣，可是一直以来又没有真正遇到治水的人才。真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在明神宗的那个圣旨中，流『露』出了愤恨和着急，其实那也是张居正的心理状况。

　　　　然而，无可奈何也罢，心急也罢，愤恨也罢，总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物资运输的问题呀！现在不能开泇河了，北京需要的四百万石粮食又不能依靠正在肆意泛滥的黄河，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这次真是快愁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万历三年的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和右侍郎徐栻上疏再次请求开通胶莱新河。主张开新河的两人都是和张居正同年考上进士的，因此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刘应节，这个人是山东潍县人，他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次大臣们提议开胶莱新河的时候，张居正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胶莱新河的水源难找。但是，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黄河到处决口，开通泇河的计划又落空，目前看来也只有走一下开凿胶莱新河的路子了！张居正为什么这次比较有把握呢？一方面，计划是刘应节提出来的，张居正对他非常信任；第二方面，从那次提议开凿新河到现在，经过几年的财政整治，国库变得充实起来，因此有财力应付工程所需。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毅然决然地对开凿新河的计划表示支持。他派了徐栻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一起开凿新河。在他给刘应节的信中，大家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决心：“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张文忠公全集·答刘百川言开胶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批评了那些认为不能修胶河人，说他们其实是出于私心。接着，他对刘应节“忘私徇国”的忠诚表示欣赏。他同时还称赞了徐栻担当重任的精神，希望他们能倾力合作。

　　　　不仅张居正，明神宗也是大力支持，君臣上下似乎这次都下定了决心，神宗更是在上谕中严厉地说：“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

　　　　大家都对刘应节和徐栻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开辟出一条新的水道，进而解决南方物资北调的老问题。

　　　　可是，就在上下齐心，准备打一场水利攻坚战时，问题又出现了！首先是山东民间的舆论对于开凿新河不利。在民间看来，一旦运河的河道改变，就会使原来沿河道的商业经济受到损害，对于山东西部的发展十分不利。这自然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但是，撇开这一点不提，山东民间对于开凿运河还是不支持的声音占上风。为什么呢？原来，开凿新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劳役，很显然这些劳役就是从山东本地而来，因此就给百姓带来不小的麻烦。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山东的舆论大都反对开凿新河。这样一来，山东巡抚李世达坐不住了。随着事态的严重，就连徐栻也心生动摇和犹豫。对于这个情况，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他立即给徐栻去信，以安定他的心：“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劳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有。”（《张文忠公全集·答徐风竹》）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做事太过就不能把事情做好，他援引了大禹治水时期遭遇民间反对的典故，通过分析民间的心态，敦促徐栻“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意思就是要徐栻能够做事果敢，不要轻易听信他人，不然勉强做事，必不能做好。但是，在这样说时，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此他才说“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这一方面是在为徐栻想办法开脱责任，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张居正自己心中已经出现了些许动摇！

　　　　事情继续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徐栻上疏说凿开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然后引水进新河，再筑堤建闸，估计需要花去九十余万两银子的工钱。对于年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在三百万两银子的明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数目。看到这个上疏，张居正气急败坏，他认定了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于是就将已经当上戎政尚书的刘应节调到了山东，会同徐栻一起开凿新河。

　　　　张居正的这个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张居正又犯了一次用人不当的错误：刘应节到山东后，和徐栻在水源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刘应节主张利用海水，徐栻则主张引用山泉。他们相互攻击，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不切实际。

　　　　在徐栻看来，刘应节利用海水的办法只会导致海沙进入新河，因此又要花费不少钱建闸挡沙。山东巡抚李世达也认为刘应节的办法会使得海沙和海水俱来。而且在他看来，除非海风很大，不然就不能将海水灌进新河。可是在刘应节的眼中，徐栻引用山泉做水源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正如李世达所说，山泉到了“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引用山泉存在着水源不足的问题。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奉命勘察分水岭的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说要想开凿分水岭，“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

　　　　这个结论让张居正差点儿没有吓晕过去。一时间，张居正真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这个费心的工程了。他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花了二百余万金的钱开凿了分水岭，修好了新河，可要是海水进不了河道，或者山泉不充足，那这条河就等于没用。

　　　　如此一来，二百余万金不是等于白费了？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让张居正头疼的事情还没有完！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审慎的考虑：之所以要开凿胶莱新河，本来是为了代替这一段的危险海运；然而，在进入胶莱新河以前，运输物资的船还是要走很长一段的内流河，也就是淮安以下的运河。要是这段运河也出问题，后面的路程再安全也是没用的。这个考虑不是不切实际，因为万历三年的时候，淮安以下的运河到了高邮就被黄河涨水冲得决口了。

　　　　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这种意见。他彻底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工部商议是否还要继续这个工程。经过讨论，工部尚书郭朝宾得出结论：“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于是，这个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工程于万历四年的六月停工了！张居正面临着第二次的治水失败。

　　　　人才：治河第一方略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张居正治水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偶然地发现了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大胆任用，最终扭转了治水屡遭失败的局面，极大地缓解了明王朝的水患问题。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张居正不会没有思考过原因。他肯定会首先责怪自己不懂得治水的知识，要是自己懂的话，便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加上自己的政治力量，也就不会总失败了！可是，张居正可能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原因：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得力的治水人才。虽然他既有政治力量，也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治水毕竟不是搞政治，这是需要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一门科学。只有将科学和政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就治水伟业。然而，可惜的是，张居正并没有让一些人才充分地发挥其才能。

　　　　比如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时，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曾经上疏建议在河北和山东一带都可以兴修水利，这样就可以灌溉北方的农田，以产出更多的粮食供给军用。如此，还可以减少每年南方物资北调的成本和风险。如果采取了他的这个主意，实际上是变相地解决了运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当所有人，包括张居正在内都在运河问题上钻牛角尖时，只有徐贞明跳出来想，不愧是真正的水利专家。可是，就是这样的人才，也没有引起张居正太多的关注。结果，徐贞明的建议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审查后，得到了“水田劳民，请俟异日”的回复，真是让人为他觉得委屈！倘若当初张居正能够重用徐贞明，全力支持他在北方搞水利建设，那么说不定就不用为运河的问题费尽心思了！

　　　　然而，张居正就是张居正，他很快意识到治水要有专门人才的重要『性』，并且大力支持这些人才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治水的一次胜利！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他慧眼识珠看中了漕运总督吴桂芳。正是在使用了这个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才成功地解决了黄河下游淮、扬地区的水患问题。

　　　　有人会问：张居正是怎样发现这个人才的呢？原来，就在万历四年的二月，吴桂芳上了一个奏疏。在这个奏疏里，他提出了多开黄河入海口的建议：“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很显然，吴桂芳的用意是要解决黄河下游的水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的确是个为民的好官。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治水经验的官员。因为在他看来，之所以黄河总是在下游造成水患，原因就在于黄河的入海口只有云梯关一个地方。入海口少了，就会导致肆意的黄河水不能及时得到排泄，最终造成冲垮堤岸，形成洪水蔓延的结果。鉴于此，吴桂芳主张多开几个黄河的入海口。只要黄河水一走，淮水也会随同出海，这样高邮、宝应的水患就会减轻。

　　　　张居正看到这个上疏后，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解决黄河水患的暂时之计，但是在当时能想出这个办法，足以说明吴桂芳是个治水人才。于是，张居正采用了吴桂芳的建议，给予了他政治上的支持。在一封写给吴桂芳的信中，张居正如此说道：“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窒，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张居正的意思是：以前朝廷不是不顾及淮、扬一带的百姓生死，而是苦于找不到优秀的治水人才。现在看见你的上疏，觉得问题一下就解决了。的确，要解决水患问题，必须疏导下泄，因此就需要治海口。海口只要通了，水就可以流走了。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让黄河水都流走，运河岂不是又要没水了，那运输物资又应该怎么办？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张居正管不了那么多了，救水如救人呐！情势已经刻不容缓了，张居正顶住压力，再次给了吴桂芳支持：“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救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今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吴公桂芳》）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现在顾不得运河的问题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因此现在只能先救一方百姓。

　　　　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吴桂芳大胆地开始了疏浚草湾的工作。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七月，草湾疏浚成功。八月，工部向明神宗复奏。神宗大喜，赏赐了吴桂芳银币。张居正也非常开心，在给吴桂芳的信中，愉悦之情跃然纸上：“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侯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张居正自然是高兴的，他甚至觉得从此以后，百姓就可以平地而安居，无须担心水患了。他因此认为，政事的关键就在人为，只要用对人才，就能解决问题。

　　　　这一次治理黄河和淮河的经历，让张居正更加明白了治水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注意发现和利用治水人才。这些人才之中，就包括万历六年出任河槽总督的潘季驯。关于黄河和淮河的水利问题，潘季驯于万历六年提出了他的学说：“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一听到潘季驯这番话，张居正就知道，水利专家让自己给找到了。于是，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将治水的重任几乎完全交给了潘季驯，最终又取得了治水的胜利。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张居正解决了河漕机构合并的问题。接着，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二月，张居正起用潘季驯总理河、漕。潘季驯接到任命后，起初不肯接受，还在四月上疏请求辞去河槽总督一职。但是，在张居正的坚持下，明神宗没有放走这个人才。没有办法，潘季驯当上了这个苦差事。六月，他上疏条陈了六件关于治水的事情：“一曰塞决口以挽正河，二曰筑堤防以杜溃决，三曰复闸坝以防外河，四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费，六曰寝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他的这个上疏让张居正高兴异常，因此在替神宗拟的圣旨中，张居正将治水之事全权委托了潘季驯：“治河事宜，既经河、漕诸臣会议停当，著他实行。各该经委分任官员，如有玩愒推诿、虚费财力者，不时拿问参治。”（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有了这样的保障，潘季驯开始放手干了。经过大力治理，在免去了有些无才的官员之后，潘季驯于万历七年秋后顺利地完成了河工。这自然离不开张居正在他背后的大力支持。在治水问题上，张居正几乎一切都听从潘季驯的主张。有人说他偏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偏爱，明朝的水患或许还要更加严重吧！

　　　　

张居正十讲　第六讲　将相和：全局观下的军事观

　　　　我们曾经讲过，张居正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在位时期的善于识用将才，竭尽全力保卫国家，明朝的灭亡或许就要提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张居正在国防建设上的成就实际上延长了明朝的国运。

　　　　名相保护伞

　　　　造就名将之路谭纶和戚继光都是明朝时期有名的大将，为大明江山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名将领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正是由于张居正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保护和支持，才成就了这两位将军的英名。

　　　　第一件体现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事例就是他对蓟辽总督谭纶和戚继光的政治支持。在讲述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张居正当政之前，明朝的国防体制。毫无疑问，整个明朝政治的重中之重就是国防。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明朝自从开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外患问题，因此明朝的制度几乎随时都是战时的体制，以防备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的战争威胁；另一方面，明朝的首都北京处于国防第一线，很容易就会被入侵的外敌进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搞好国防建设，就别想谈其他国家大事。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明朝为什么会把首都建到国防第一线上去？那不是给敌人的入侵提供方便吗？这里就涉及到了明朝的国防体制问题。其实，大家想一想也不可能，哪个统治者会将自己的老巢摆在最危险的地方呢？在明朝定都北京的最初，北京并不是位于国防第一线上，因为在它的外围，既有万里长城，也有长城内的国防重镇——九个著名的军事重镇，它们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在这九个镇中，让明朝统治者最担心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而其他五个镇都不怎么需要费心，因为一方面河套的敌人势力一直较弱，另一方面太原又在长城以内。在那四个让明朝统治者寝食不安的军事重镇中，又以蓟州最让他们放心不下。

　　　　本来，这个地方在最开始也不是那么让人费心，只是在撤去了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这三个地方的防卫之后，蓟州的处境才变得危险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三个关口在明朝与鞑靼交界的边城上，而蓟州却在长城外，敌人只要越过这三个关口，就可以长驱直入门户大开的北京了，蓟州实际上等于是形同虚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北京处于明朝的国防第一线。至于东边的其他几个军事重镇，由于它们的外面有山险可守，因此都没有蓟州的防务那么艰难！

　　　　在这样的国防体制下，明朝除了加固北方长城和长城以内九镇之外，还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设立了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它们分别简称为蓟辽总督和宣大总督。这两个职位的设立，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仔细考察一下它们的地理位置，大家可以发现，它们无异于北京的左、右两翼，对北京形成犄角保卫之势。有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这两位总督的地位自然就高了：兵部左、右侍郎出任蓟辽总督、宣大总督；两位总督入京，则是兵部尚书。这样的体制安排，体现了『政府』对蓟辽、宣大的重视。

　　　　尽管上面的国防体制安排已经比较恰当了，但是却唯独没有想到要恢复总督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的大宁。因此，明朝的国防总是在这里出问题。其实，早在隆庆五年，当时的蓟辽总督刘应节就曾经上疏说：“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成，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这个上疏里，刘应节一共提出了上中下三个计策，其中的上策就是要恢复大宁，中策是将三十万军队分列屯军于边境，下策则是选兵十七万，将之训练有素，也可以苟安。

　　　　在他看来，只要恢复大宁，就能缩短东北的国防线，进而给北京的外围增加好几重的军事屏障，就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国防力量。虽然他的计划是很符合国防需要的，但是明朝自从明成祖撤消了大宁的国防建制之后，『政府』就再也不想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明朝国防体制上的重大失误。

　　　　在恢复大宁的军事建制无望的情况下，明朝国防的中心就转到了蓟州。在明朝『政府』看来，只要能够搞好蓟州的防务，用这里的军事力量抑制住想要从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入侵的敌人，同样可以防御外患。因此，明朝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就非常重视蓟州的防务。后来当上了兵部尚书的杨博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就上疏言明蓟州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