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色生香-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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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也许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但是身为北大的一份子，这段掌故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1985年，中国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次掀起讨论中日关系的热潮，以北大几位教授为首的北大人，就中国是否要抵制日货，是否应该放宽日商在内地投资的控股标准，是否允许日本企业以法人身份承包投标中国工程，以及如何看待日本对华援助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深刻而理智的分析。
　　　　当时，以《南方周末》为阵地，一群不知哪里钻出来的文人，对北大人的这一系列文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双方在面向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几个社科社评报纸刊物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而这起无德文人的首领就是吴沪生，也就是后来的青生。他攻击北大学生是激进的左翼分子，是中国现代的法西斯，是“蠢血沸腾”的无知一代，企图挑起战争和国际纠纷的居心叵测者……
　　　　他鼓吹“放下战争的包袱”，“与日本携手创造稳定繁荣的亚洲”，“中国要有大亚洲意识”，“我们所谓的大局，是大亚洲的概念，而不是单个的国家或者民族”……
　　　　凡北大学子，估计至今都没有不痛恨这个败类的，北大一向讲究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北大不是没有对和平年代对抗日本这件事持保留态度的学生和教师，但是这个人哈日哈到了毫无廉耻，丧尽天良的地步，实属罕见，使人不得不怀疑他是拿谁家薪水的。
　　　　路威和阿鼠面面相觑。原来中国社会沸沸扬扬流传至今的第五代导演刻意渲染中国阴暗面来博取外国评审欢心的传闻——最早竟是由一个哈日的文人散布出来的！
　　　　“随后，”孙茹拍着桌上厚厚一叠资料，道：“中国大地四处都开始流传，张一谋等人为了取悦西方，刻意歪曲中国的民族形象，刻意暴露中国农村阴暗面的流言。这一叠全是各个刊物报纸用这种方式攻击第五代的评论。”
　　　　易青道：“刚才大家可能留意到了，写这些文章的大多数人，就是几年前维护日本在华利益，攻击中国爱国青年人的那一票哈日文人，有一个算一个，有的用了笔名，有的干脆名字都不改。”
　　　　几个北大的学生激动的拿过那些旧报纸，哗啦哗啦翻着。
　　　　“与此同时，”孙茹道：“日本方面六次邀请张一谋、田壮壮、陈凯哥等导演携作品赴东京展映。第五代导演却多次拒绝了，他们拒绝不是因为讨厌日本，而是真的没空。”
　　　　易青道：“可是日本方面似乎并不在意他们来不来，加倍的渲染对他们的喜爱的推崇，把这些人说成是大日本的最好朋友。”
　　　　说着，易青拿起一打日文报纸，道：“随便找几个标题来看看，这个……《亚洲的骄傲也是日本的骄傲——记陈凯哥和他的金棕榈》、《张一谋作品日本制作》，还有这个，《兼容借鉴的时代呼声，中日友好电影文化节在东京开幕》……”
　　　　易青指着标签上北大图书馆的特殊标志，那一个小小的红字“右”，说道：“如果你们北大的资料收集没问题，这些报纸全部是日本右翼商人办得报纸！”
　　　　孙茹肃然道：“还用再说吗？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贯仇视中国的右翼团体为什么突然对中国导演大家赞赏，称他们为日本的好朋友。而他们在华豢养的汉奸文人，却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抨击中国的导演以及一些文化人，说他们刻意贬低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小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一切都是偶然的，青生和他的同伙确实很爱国，很在意中国的国家形象，而张一谋等人确实败坏了国家民族的声誉；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右翼文化间谍们蓄意策划的阴谋，给第五代扣上一个亲日的帽子，然后利用在华的汉奸文人制造舆论，把中国文化届走在最前端的这票人彻底搞臭！
　　　　是哪一种可能，大家心里都有数。
　　　　三人成虎，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从93、94年开始，中国电影在自己国内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舆论压力。国内市场大大萎缩，电影工业走向低谷。第五代打下的江山和在亚洲创造的局面彻底沦丧。
　　　　94年初，张一谋的作品《活着》甚至无法通过政审。
　　　　96年，张一谋在国内一片骂声中宣布告别农村题材，拍摄都市片《有话好好说》。
　　　　从96年至今的十年中，中国导演再也拿不出以黄土地系列为依托的带有中华民族本民族特色的作品。
　　　　《英雄》、《十面埋伏》、《无极》，一部部以模仿好莱坞影片以及西方国家影片的所谓商业片出炉，中国电影彻底成为四不象，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
　　　　在第五代导演全面失败的第二年，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拿下戛纳金棕榈，成为亚洲史上第一位两获此电影届最高荣耀的电影家，日本电影自此走入第二次黄金时代。
　　　　**
第十章　陈年内幕（2）
　　　　第十章惊天内幕
　　　　“妈的，太卑鄙太无耻了。”阿鼠一拳砸在桌子上，怒道：“丫的小日本怎么不说他们今村昌平拿戛纳大奖的那两个神经病的片子是宣扬大和民族丑陋一面的！”
　　　　众人一阵哄笑。
　　　　依依睁大了眼睛，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易青稍微跟她解释了两句。
　　　　今村昌平两次拿金棕榈，所拍的影片都是反映日本社会最落后一面的。
　　　　第一次拿奖的《楢山节考》，影片故事是说在日本长野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位六十九岁的寡妇阿玲婆，同时也暗自在为自己进楢山朝拜山神做准备。那时日本非常的贫穷落后，东西不够吃，老人到了七十岁就不许浪费粮食了，要送去山里饿死，这叫拜山神。
　　　　阿玲婆虽然已经六十九岁了，但身体还很好，尤其是牙齿，一颗都不曾脱落。在别人看来，到了这个年纪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好牙，它意味着阿玲婆还能吃很多的东西，她吃多了，就等于吃后辈的粮食。阿玲婆对别人的嘲笑也很无奈，在上楢山之前，她用石头偷偷敲下了两颗门牙。满嘴鲜血的阿玲婆咧着嘴笑了，她为自己终于少了两颗牙齿而感到自豪。
　　　　97年第二次拿奖的《鳗鱼》更离谱，讲一个农民犯法坐牢，刑满出狱后被社会歧视的故事。
　　　　按照那些垃圾文人的逻辑，今村昌平也是用日本“最落后丑陋的一面取悦西方人，用民族尊严换取个人荣誉”的导演。
　　　　真是可笑！
　　　　推而广之，美国人把奥斯卡最高奖颁给控诉美国黑奴制度的《根》，以及反应美国西部开发时残酷屠杀印第安人的《三百个银币》等系列影片——这说明美国人很喜欢向世界宣扬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美国导演都是为了个人荣誉出卖国家尊严的，而且奥斯卡评委都是弱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把奖颁给这种电影。
　　　　按照这种逻辑，法国电影、英国电影以及近期扬名国际的伊朗电影，全是以反映本国丑陋面为主的出卖国家尊严的电影了！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易青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
　　　　只有依依不笑。
　　　　她看着易青他们，忽然幽幽的说道：“这一点都不好笑。象这种骗西方小孩恐怕都骗不过的谎言，居然在我们的国家这么有市场，这难道不悲哀不可耻吗？”
　　　　一句话，让所有的人收住了笑容。
　　　　易青惊奇的看着依依，这个女孩，她的心里永远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而且往往一针见血的精辟。
　　　　“电影工业的立足点应该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在西方，老百姓几乎是不看电视的。电影是全世界的主流文化。可是占世界五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居然没有电影可看！如果我们的观众有足够的电影可以看，我们的同胞就不会轻易的被人愚弄和利用，更不会对世界主流文化的格局如此的茫然无知！”孙茹慨然道：“我现在越来越同意易青的‘人本主义’电影精神了！”
　　　　易青点头道：“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中国有两亿多城市居民有消费正版电影的能力，可现在这个世界最庞大的市场基本是沉睡着的。我们的一些制作发行人包括我们的一些观众都以为拷贝卖给外国会比较赚钱，这种想法是非常无知的。一万个中国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支持中国电影，这种市场潜力足够压倒好莱坞有余，更不要说区区小日本了。”
　　　　路威和阿鼠对望了一眼，他们被易青和孙茹言语间这种雄心壮志感染到了。阿鼠摩拳擦掌的道：“易导、孙导，你们说吧！眼下咱们怎么干？要怎么配合，要钱要人，你们一句话！”
　　　　易青道：“我现在只想到两个办法，第一，我们想借用北大学生会的小印刷厂，在大学生中传发一些资料，揭发当年的真相！”
　　　　“好主意！”路威道：“给丫曝光！传单要中英日三国译本，来参加电影节的各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人手一份！让全世界都看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是怎么在各个领域蠢蠢欲动的！就这种国家还想做常任理事国？”
　　　　阿鼠道：“我倒有个想法，光是传单太单薄了。我想，我们北大电影社和话剧社、学生会应该联合出一本刊物，反正我们电影社每个月也要出机关刊物。这一期，咱们就以中日电影文化交流为主题，从首都大学生和首都人民开始，擦亮中国观众的眼睛！”
　　　　“对！”孙茹兴奋的道：“小日本不是打着反战和中日友好的旗号来吗？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明着是出中日交流的杂志，实际是揭发他们当年的阴谋。叫他们一进中国，先吃个哑巴亏！”
　　　　易青道：“阿鼠兄的建议极好，咱们再来第二步，他们不是对外宣称很欣赏第五代导演吗？第五代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吗？咱们就在北京的各大高校，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重看第五代活动，把《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再拿出来放！特别是《红高粱》这种歌颂中华民族抗日血性的影片，要放，还要大规模出评论，造舆论。要让他们在中国的日子，天天如坐针毡！”
　　　　依依道：“这个好，让大家看看，以前的这些片子是不是真的丑陋了。日本人敢散布这种谣言，就是欺负那个时候中国人对电影的了解一片空白，很多人根本没看过《红高粱》，只是人云亦云的瞎起哄。我以前也没看过，还以为那是个农村片呢，看了以后才知道，明明是一部正面宣扬歌颂民族精神的电影，怎么就成了揭发丑陋面了？”
　　　　易青道：“就是这意思，我们以前这些搞专业的人，写影评那就是一个臭酸。整天摆弄点艺术来艺术去的东西，就怕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多高明。这种现象一定要在这次活动中制止，要写普通人都看得懂的评论，或者不叫评论，这次鼓励不写影评，写观后感。”
　　　　依依立刻补充道：“关键不是分析艺术手法，那些一般人根本看不懂，要把故事片的剧情讲出来给大家知道，让没掏钱进影院的人至少知道这些故事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孙茹已经开始窃笑起来，依依不解的看着她。孙茹道：“你现在是易青平民路线的忠实信徒了，恩，周依依小姐，中国电影的历史会记住你滴……”
　　　　这话在易青听来，真是美孜孜的受用极了。象依依这种女朋友，美丽大方拿得出手，事业上还和自己如此合拍，到哪里去找啊？
　　　　**
第十一章　烈士后人（1）
　　　　“八格呀路！”
　　　　在日本友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高级套房里，团长佐藤气急败坏的把一本刚刚送进来的北京大学《清韵电影》机关刊物砸在茶几上。
　　　　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正襟危坐着一个不满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双腿盘在沙发上跪坐着，显得非常尊重日本和族的传统。
　　　　“佐藤阁下，没有必要为支那人如此动气。”年轻人微微鞠了一躬，道：“十几年前，我祖父和日本的精英们一个小小的圈套，到十几年后才被支那人察觉，这个民族的愚蠢已经很令我们意外了，没什么可担心的。”
　　　　“石原君！”佐藤吼道：“如果你祖父在此，你会因此被掌掴的！不可轻视支那人！许多年前拿破仑就曾经说过，支那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惊醒，必将震撼世界！”
　　　　“阁下，”石原慎太郎的长孙石原正行面现轻蔑之色，缓缓的道：“中国电影的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民族本体意识和和民族精神的觉醒！纵然他们已经醒悟，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中国不会再出现一批第五代，就算有个别好导演，他们也会拍所谓的现代都市片，不会再涉及吃力不讨好的农村题材了。只要中国电影的关注点不在他们民族文化的本原精髓上，就没什么可怕的！”
　　　　佐藤默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近乎恐慌的冲动似乎是有点过头了，还不如一个后辈镇定。
　　　　日本人畏惧的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崛起，如果电影只是电影，或者说电影只是娱乐和赚钱的手段，那么中国电影崛起对日本来说影响不大。
　　　　可是电影除了赢利和娱乐外，还有影响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国为例，在反战呼声高涨的时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动了美国社会。影片体现了一种所谓的美国精神，为了拯救瑞恩一个人，让一个美国母亲有儿子送终，不惜牺牲掉一整个小队的美国军人，虽然这些军人也有母亲，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美国的人权精神。这部影片的上映和获奖，直接刺激了当时总统克林顿的民调支持率，本来很多反对制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鹰派一面。
　　　　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事业要想形成健康的体系，最上层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风貌的电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于最基层的群众，深藏在广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红高粱》一样，用鲜红的色调和豪迈的西北调子来歌颂中国人的血性。当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农民汉子抱着燃烧着的高粱酒坛子冲向日本鬼子的军车时，那种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不愿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挠，以及背景洪亮的唢呐和中国民乐所带来的感召力，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惧的。
　　　　还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样，用纯记录片的手法真实的再现了一个中国村妇勤劳善良、执拗、不畏权贵、不屈不挠的精神。据说当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说出那句：“俺就是想讨个说法”时，威尼斯那些感性的意大利人热泪盈眶的疯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国的敌人畏惧的恰恰是这种东西，最质朴最本原的象征中国人最根本精神品质的东西。如果中国电影都是所谓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资生活的，都是《英雄》和《无极》，他们才不担心呢。
　　　　但是如果中国男人都是《红高粱》里那些汉子，中国女人都是秋菊，那这个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当年陆军部提出的“征服高丽，进而蚕食支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计划。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当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国人的舆论来扼杀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中国人当中也确实有这样一部分人，对于第五代电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颂中国民族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却对影片客观侧面体现出来的百分之一的贫穷现象大加渲染，硬说这是丑陋的。
　　　　贫穷就是丑陋吗？与其说外国人想看中国丑陋，倒不如说某些中国人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子不嫌母丑，犬不弃家贫。为什么住窑洞、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就是丑陋？再穷的人一样可以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黄土地上的中华精神是最美的。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内心自卑又好面子的劣根性。日本人研究中国研究了几个世纪，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毒辣而精准的。
　　　　他们当年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中国近代贫穷的太久了，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有种潜意识的自卑情绪。以至于国家稍微好一点，很多人就把贫穷和丑陋联系在一起了，好象拍了农村人的穷样子就是丢了中国人脸一样，这种狭隘的观念在民间一旦泛滥，其结果就象日本人自己当年盲目模仿美国大片一样，会产生一种潮流——放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却模仿所谓的现代文化，拍所谓的商业现代电影。
　　　　第五代转去拍都市片，正是他们计划的最终目的。对张一谋等人来说，商业都市片比《红高粱》容易赚钱一百倍，但是艺术含量却不值得一提。而这种单个片子再赚钱，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电影工业，影响也不会太大，所以日本人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应该说阴谋得逞，相当成功。
　　　　也难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这个计划而自矜。他这次来，带来了日本电影艺术大学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有心要压倒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可谓信心十足。
　　　　……
　　　　虽然没有得到易青和孙茹等人的推荐，杨娴儿还是自己去帮罗纲问了问郑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现有的三个研究生基础上再加一个旁听生。
　　　　结果可想而知，连同送去的厚礼一起被送回来的只有两个字：不行。
　　　　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考核制度，如果有钱有势就能做大艺术家们的门徒，那还不乱套了？
　　　　于是，罗纲只好透过杨首长的关系，走通了电影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门路，到摄影系的大三本科班进修。
　　　　凭心而论，以罗纲在摄影方面的造诣，跟本科生班确实有点屈才了。不过电影学院在校最高年级就是大三，因为各系学生一到大四，就出去拍戏实习了。
　　　　这一天，罗纲下了学，去美术系找了杨娴儿一起去食堂。
　　　　两人刚刚走下教学楼，就看见石原正行正背着手，怡然自得的在教学楼下走来走去。
　　　　石原看见罗纲，露出老友重逢式的欣慰笑容，大声的对罗纲道：“罗纲桑！好久不见了，我是石原！”
　　　　说着，他向杨娴儿鞠了一躬，用有点生硬的中文彬彬有礼的道：“美丽的中国小姐，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石原，是罗纲桑在艺能大学的同窗兼好友。”
第十一章　烈士后人（2）
　　　　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北京高校国际电影节终于开幕了。
　　　　跟去年的南美电影节和前年的意大利电影节相比，今年包括电影学院在内的各个高校参与的激情高涨。
　　　　整个海淀区学府路，到处都是鬼子来了的传闻，电影学院学生们连去饭馆吃饭，都常常会收到老板们请得送得一碟花生米，一碗鸡蛋汤什么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支持孩子们打鬼子，就好象当年踢亚洲杯，中国队踢日本队，一条街的酒水都免费一样。
　　　　……
　　　　十月十五号这天，电影学院的地下停车场象开了一次车展。
　　　　为了确保客人们的停车场地，这天所有本校师生的车子都不能进入自己的停车场，自己去外面找地方。
　　　　上午八点开始，各国参赞的座驾纷纷进入电影学院。
　　　　九点，各高校代表进入电影学院大放电影厅。
　　　　负责接待的是表演系和导演系大一的学生，孙茹偷偷去把依依带了进来。徐晓君就是管放映厅钥匙的，加上孙茹，带几个生人混进去看电影易如反掌。
　　　　易青和一帮学生会的同学站在放映厅门口接待客人，不管是谁来，一律塞给一张电影文化节流程安排表，和一份北大的《清韵电影》。
　　　　“……谢谢光临，请支持我们。”易青习惯性的说着，把一份流程单和一份刊物递了出去。
　　　　“易青……”
　　　　易青抬头一看，却楞住了。面前站着的正是一身短打扮修长玲珑的杨娴儿。
　　　　自从那次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易青都没去找过她，在学校里偶尔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不说话。
　　　　易青看着她无辜哀怨的眼神，有点心软，刚想随便攀扯几句，杨娴儿身后人影一闪，罗纲站在他面前，从他点头道：“易君，又见面了。”
　　　　易青没好气的把两份东西往杨娴儿怀里一摔，道：“二位请进吧。罗纲先生，今天可是你们的电影节，精神着点。”
　　　　杨娴儿见他这副阴阳怪气的样子，忍不住要说点什么，最终还是忍住了，狠狠的看了他一眼，拉着罗纲进了放映厅。
　　　　易青心里不舒服极了，冷笑了一声。
　　　　又过了一会，各国的参赞和夫人，在张汇君院长等人的陪同下，和北京市委领导，国家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一同进入放映厅。
　　　　然后，是电影学院留学生楼里的各国留学生，象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穿着各国特色的服装。
　　　　一群日本留学生手里拿着膏药旗进去了。易青虽然反感，但是还得给他们发东西。有一两个日本女生，大热天居然穿了和服，也不怕焐出痱子。
　　　　易青让过这群烦人的日本学生，平时讲汉语的时候还不觉得，今天叽里呱啦在一起讲日语，听得膈应死了。
　　　　终于有几个易青想看见的人来了。
　　　　远远的，北大电影社、学生会的代表三十几人，清一色的摇着五星红旗，列着整齐的队伍向这边走来了。
　　　　易青老远就迎了上去，跟他们学生会代表握手，跟路威和阿鼠打招呼。
　　　　北大带队的学生会代表道：“都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