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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与教育 --李镇西教育手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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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扬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旗帜
——我的教育思想历程
世纪之交的中国基础教育，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当首推“素质教育”。
对于素质教育，已经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精辟深刻、令我折服的见解。我是长期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因而不具备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但十多年鲜活的校园生活使我对素质教育全身心地拥护，而且我的教育历程使我对素质教育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素质教育”的大旗上，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它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教育，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我的这个理解，不是纯理论思考的结果，而是十几年教育实践赋予我的思想结晶。不知我这样说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刚参加教育工作时，我有一种真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来自我少年时代所受的关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但更来源于我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记得当时就有同事对我调侃道：“你把胡耀邦该操的心都操了！”
是的，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的“庄严”与“神圣”的确有些幼稚，但我那颗真诚的责任心（后来成了我的事业心），至今未曾褪色！
但是，就理论素养而言，我当时堪称“一贫如洗”，然而我仍然凭着一腔热情便“赤膊上阵”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和学生“泡”在一起，真正成了“娃娃头”！
开始对教育进行一些肤浅的理论思考，是在我出手“教训”欺负我班学生的学生之后的反思。
关于那次打学生的具体情况，我在另一本《教育手记》中已有详细记载。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在那些被教育的日子里，我在反省自己错误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寻求理论帮助。
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这本定价三毛六分钱的薄薄的小册子，成了我教育理论真正的启蒙读物，我也从此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追星族”一员。
而且，苏霍姆林斯基在我教育生活中的出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我对打学生这种错误行为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对比当时的教育现实和我自己的教育状况，我第一次站在了“人”的高度来关注教育。
从教育现实来说，当时的“应试教育”显然远不及现在，但也端倪渐显，并已引起有识之士及社会各界的忧虑（当时对这一弊端的概括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因此，教育已经明显开始畸形发展——在不少教育者眼中，学生的大脑就是装分数的容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教育、能力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从我的教育现状来看，虽然我对学生充满了教育热情，但基本上是把学生仅仅当作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而未把他们看作有自己独特心灵世界、有充分主体意识的人；在我的眼中，学生是作为共性存在的教育对象，而不是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另外，当时我也注重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教育培养，但这些教育只是孤立的“德育”、“智育”、“体育”等等，而没有意识到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互相交融渗透的。
苏霍姆林斯基一系列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决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他提出，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地发展；而且，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和谐的教育——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财富。共产主义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
他还十分注重“集体”这个有力的教育工具，特别强调集体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他一方面指出，“集体是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力、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组织这几个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学生没有个性，那就不会有集体”。
…… ……
要想用三言两语概括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他全部理论的基石无非就是一个朴素而富有人情味的愿望：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他说，教学大纲、教科书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他的教育信念就是：“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想。
说实话，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也接触过一些轰动一时的教育理论，但那些高深概念、新潮术语和什么什么“原则”、什么什么“效应”、什么什么“律”或什么什么“论”，让我一看到就顿生自卑之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具备进入教育理论殿堂的智力，于是，不看也罢。
然而，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是那样的通俗，语言是那样的亲切，连书名也充满了“人”的魅力：《要相信孩子》、《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关于人的思考》、《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怎样培养真正的人》……
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在我教育生涯的早晨投下的第一缕金色的霞光。
值得顺便一题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5点中就起来写《教育日记》的精神和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我。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坚持写《教育日记》、《教育手记》和《教育随笔》。
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未来班”，是我第一次有意识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实验。其具体做法，在另外一本书里详尽描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来班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其标志固然是它符合了许多通常教育评价的“硬指标”；但在我的心目中，得意之点主要在于：我自觉地发挥了“集体”的教育功能，注意了各种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有机融合，善于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开始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其精神世界的充实，有意调动学校以外的积极因素参与教育……
更重要的是，未来班为学生的班级生活和我的教育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通过生机勃勃的集体生活，切身体验到了成长的乐趣、发展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他们拥有了自己充实而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学生的幸福体会到了自己的幸福，通过对未来班的创意、建设和发展体会到了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教育艺术的魅力所在。
1985年除夕，我怀着教育的激情，一气呵成写就我的第一篇教育随笔（不敢妄称“论文”）《教育漫笔》，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北京《班主任》杂志，也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我当然不能“事后诸葛亮”似的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在十几年前就在搞“素质教育”了，但是，我最初教育探索的目的，就在于试图纠正当时“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的某些弊端，而且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确实是事实。
然而，未来班教育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继续向前推进的教育探索，便逐步向我展示了“未来班教育”的缺陷，这就是：重继承，轻创新。
我是在对“宁小燕”自杀事件的剖析（参见本书《沉重的思考》）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教育缺陷的：革命传统教育永远是需要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德育永远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日益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及时更新内容，那就必然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而且，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玫瑰色教育”，那么，所培养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必然碰壁。
我写的长篇通讯《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在1988年7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以显要位置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更强烈的反响，则是在我内心深处对我自身教育的犀利剖析——
未来班是我至今也最珍爱的教育诗篇，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手段和技巧上，无疑有许多创新，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在未来班，我和我的学生也的确营造出了《青春万岁》中的那样一种纯真温馨的集体舆论和班级氛围；但是，我所培养的“郑波”们、“杨蔷云”们（注：郑波、杨蔷云均系《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从我这儿出去后，面对迥异于五六十年代风气的社会现实，肯定会产生“宁小燕”式的迷茫。这对我的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
而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一方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也渐渐增多，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并期待着公民的独立人格，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则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另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创新意识、平等意识、守信意识、自立意识、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愈挫愈勇的进取精神、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明察秋毫的预见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世艺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德育所缺乏或比较薄弱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第一声春雷，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叫‘好人才’？一句话，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这样的人才，当然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管有多少知识，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同样在这篇讲话中，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历史上，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应该改革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的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改进我的教育方法并更新教育内容——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的这一探索是完美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后来又应邀到天津、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
决不人云亦云，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决不因循守旧，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
1991年初，我从乐山一种调到成都玉林中学，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我在成都过了两年“单身汉”的日子，然而，我却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读了《外国教育史》、《人格心理学导论》；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思想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同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而现在，我相对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而还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了。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
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一本是《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与人合写的《班主任工作指导》（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所谓“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学生独立人格、平等意识、法治（注意：包括“法制”，但不仅仅是“法制”）精神等现代观念的教育。所谓“生活教育”，就是教会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能力，把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沟通，把时代的活水引入课堂，把教育的空间扩展到社会的天地。
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脑子里当然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对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因此，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是目中无“人”的伪教育！
也正是有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我开始对愈演愈烈的“升学教育”（这是我当时的概括）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一篇题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学生读写》1996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唯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这毕竟不是唯一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第一”、“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常用“人的解放”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 ——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渴望现代化、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呼唤这种“解放”！
正是因为我（其实，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多年来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呼唤，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开”时，当我听到李岚清副总理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时，是多么的欣喜、多么的激动！
时至今日，还有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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