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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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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战争的喧嚣之中。
菩提树下人山人海，战旗飞扬，军号嘹亮。出征的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怀着视死如归的激情走向战场与死亡。围观的人群欢呼着，把一束束鲜花投向战士。少女们怀着满腔热情吻别着出征的战士。
这一幕幕情景不能说不动人，为德国而战，把德国人的民族情绪激到了顶点。法兰西是“世代仇敌”；英国佬是“背信弃义”：“俄国熊”落后而野蛮。除了德国，都成为德国的敌人！
狂热、愚蠢的战争口号震天动地，人们已失去正常的判断力。这种具有煽动性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让普通德国人失去了理智，同时一样影响了许多平时小心谨慎的德国学者。肆无忌惮的复仇情绪和盲目的民族仇恨，把学者们瘟疫般地席卷进来，柏林的教授们纷纷加入了战争宣传的大合唱。
德国军队侵犯中立的比利时后，英国、法国的报上登出特大标题：“我们爱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我们恨卑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德国。”
德国的文化名流们仿佛受了侮辱。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和文人，起草了一个《告文明世界书》，以答复法国人和英国人。
其中竟有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要不是由于德国的赫赫武功，德国文化早就荡然无存了。”
如此明目张胆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宣言，竟有93个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牧师签名。X光的发现人伦琴签了名；进化论者海克尔签了名；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的普朗克也当然签了名。
柏林的科学家，个个都忙于为战争出力。能斯特教授当上了国防部顾问，穿上少校军服，一派自鸣得意的神气。爱因斯坦的好朋友哈伯教授，也穿上了少校军服。这位德国籍犹太人发明了人工合成氨的方法，解决了炸药生产的大问题，现在又研究起糜烂性毒气和窒息性毒气。他自以为聪明地说：“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是属于自己祖国的。”
哈伯教授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他的犹太同胞成批死在他研究的窒息性毒气之中！
有人想请爱因斯坦签名。聪明的普朗克挡了驾，说新来的爱因斯坦教授保留着中立国瑞士的国籍。他太了解爱因斯坦了，他不想让爱因斯坦激烈的态度惹恼周围的人。
可是，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并反对一切战争。
1914年10月中旬，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一封《告欧洲人书》，公开与93人签名的《告文明世界书》针锋相对。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而且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签署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值得一读。
“以前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破坏文化合作。而这次战争又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技术和交通的进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有国际交往，而这种关系必将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许正由于以前存在着那么多的国际间的纽带，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断绝，就更加伤心，更加痛苦。
“我们一点也不能被弄得惊惶失措。凡是对共同的世界文化稍微关心的人，现在都有双倍的责任，为维护这种文化所必须引为依据的那些原则而起来斗争。然而，那些本来可指望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反应，几乎使人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他们以敌对的精神来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能为这种态度辩解，这种态度同这个世界上以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如果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幸。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技术已经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确，今天大欧罗巴半岛各国相挤撞的情况似乎很像以前挤进那几个伸向地中海的较小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那样。旅行是那么普及，国际间的供求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欧洲——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甚至现在就已成为一体。
“必须防止欧洲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重蹈古代希腊的覆辙！毫无疑问，有教养的和好心肠的欧洲人至少有责任去作这样的努力。要不然，难道让欧洲也因兄弟阋墙，逐渐精疲力竭而同归于尽吗？
“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一切国家里有教养的人都要尽力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不管目前冲突的结果如何，将都不会撒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样的努力显然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成这种发展的条件，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这里不是讨论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欧洲新秩序的场合。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们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关于欧洲统一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是为许多人共有的；我们希望这样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会促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应当是一切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经为歌德所预言为‘善良的欧洲人’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不应当放弃这样的希望：他们的一致呼声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高过武装冲突的喧嚣，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声望和权威的人也共同来呼吁。
“我们再重复一句，第一步是欧洲人团结起来。如果像我们所热忱希望的，在欧洲能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业，而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我们就将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可以发出号召，并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所探索的不过是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发出这个挑战书。如果您同我们一条心，如果您也决心为欧洲的统一开创一个广泛的运动，那么就请您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爱因斯坦等四个人的呼吁，今天听来，是何等的真诚和理智，特别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人们该对爱因斯坦的和平宣言鞠上深深一躬。倘若人们在当时就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忠告，我们将少付出多少代价。
可在当时，与93人的宣言相比，《告欧洲人民书》毫无成功的指望。政客军人们不会接受它；学者思想家们不会接受它；老百姓也不接受它。
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清醒者总是孤独和悲哀的。事实上，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
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著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尽管没几个人理解他。
但不管怎样，爱因斯坦仍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
1914年8月，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呵！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
9月初，他给埃伦费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满了对民族主义的堕落、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的信：“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
1914年11月，反战的知识分子在柏林组成“新祖国联盟”。他们的纲领是为尽快实现没有领土要求的正义和平，创建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组织。爱因斯坦不仅是该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还是一个最活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都支持这个组织。“新祖国联盟”1916年初遭到查禁，转入地下，直到1918年秋战争结束前几周，它又重新公开活动。战后，这个组织演变成“德意志人权同盟”，旨在增进德法两国人民的谅解。爱因斯坦一直是忠实的会员，直到该组织被希特勒法西斯捣毁为止。在柏林期间，爱因斯坦曾多次在“新祖国同盟”的会议上登台演说。
1915年4月，“荷兰反战委员会”在海牙召开一次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会议，谋划由荷兰政府出面斡旋停战。当会议消息向德国报纸透露时，德国外交部表示拒绝这一计划。大约在海牙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向荷兰著名物理学家洛伦兹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具体内容不详，可能是动员中立国科学家参加海牙的和平活动。这一建议不知何故遭到洛伦兹的拒绝。
1915年8月23日，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到此事：“我向洛伦兹提出的建议是天真的。那是冲动胜过见识。我多么想把我们处于不同‘祖国’的同行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小集体不就是值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去认真关怀的唯一的‘祖国’吗？难道他们的信念竟要仅仅取决于国境这一偶然条件吗？”
善良的爱因斯坦把人类的战争行为理解为一种兽性的行为，并表示深深的愤慨，他想借助善良的呼吁来泯灭人类的战争冲动，确实是过于“天真”了。他以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试图去建立一个明晰、和谐的世界秩序，更是一种“天真”的思维。但就靠这份天真的良知，爱因斯坦反战的呼吁毕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爱因斯坦与法国大作家、反战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早就有书信往来。1915年3月22日，爱因斯坦从柏林写信给当时住在瑞士的罗曼·罗兰：“通过报纸，并且通过我同那坚贞不渝的‘新祖国同盟’的联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为消除法德两国人民之间可悲的隔阂而献身。我热诚地向您表达我的深切的钦佩和敬意。但愿您的光辉范例会激励别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们放弃那些难以理解的妄想，这种妄想像恶性瘟疫一样，使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聪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传染。
“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在双方的交战集团里，今天甚至连学者们的所作所为也都好像是在八个月前突然失去了头脑一样。
“如果由于我现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国国内外科学家的联系，你认为我能为你效劳，那么我将尽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交战双方的国度里，各自站出一个怀着人类良知的伟大的反战勇士，这大概就是人类的希望。
1915年秋，爱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们，便从柏林来到瑞士。他在苏黎世的朋友赞格尔陪同下拜访了那时住在瑞士斐维的罗曼·罗兰。这次会晤使爱因斯坦了解到，在所有的交战国中都有反战团体。同罗兰的谈话不仅使爱因斯坦受到极大鼓舞，他觉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而不再是一个孤独无援的呐喊者。
同样，爱因斯坦也给罗曼·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我们总是坐在旅馆的凉台上。前面是花园，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鲜花盛开的常青藤上来回飞舞。爱因斯坦还年轻，身材不高，脸盘大而长。头发浓密，略微有点卷曲，干燥，黝黑，夹杂着少许银丝。高高的前额，嘴很小，鼻子略肥大，双唇丰满。小胡子剪得短短的，双颊圆润。他说法语，有困难时，常常夹着一些德国话。爱因斯坦活泼，爱笑。他偶尔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自由地发表对德国——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国——的看法。任何别的德国人决不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会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他经常笑。他找到了继续进行科学活动的办法。这里说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对论；我对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概念，而爱因斯坦却提都没有提到它。不过，赞格尔凑到我的耳边说：”这是牛顿时代以来科学中最伟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问爱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见解告诉德国朋友们。他回答说，他避免此事；他愿意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即提出一连串有逻辑联系的问题使交谈者思想上震动。’不过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爱因斯坦补充说。“
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交汇了，融合了。他们谈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建设新的生活。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淹没在莱茵河两岸民族疯狂的叫骂声中，淹没在战线两侧的隆隆炮火声中。
可理性的声音，总会在历史夜空中永恒地穿行下去。总有一天，欧洲和全世界都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次会晤同样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1926年，为庆祝罗曼·罗兰的60岁生日，苏联文学家高尔基、奥地利文学家兹伐格和法国文学家杜阿梅耳发起编集一个祝贺文集《友谊之书》，爱因斯坦应邀写了一封贺信。信中内容就是对1915年会晤的回忆：“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从来不满于把您那罕见的创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热望帮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难的人。
“粗鲁的群众被邪恶的激情驱使着，这种激情支配了他们，也支配了代表他们的政府。他们狂言谵语，但结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惨。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没有经历过内心的冲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这种苦难。至于那些不带群众浅薄粗鲁情绪的，和不受这种情绪影响而信守着兄弟友爱理想的少数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他们会被自己的同胞所摒弃，并且会受到像麻疯病人那样的迫害。除非他们以一种违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胆怯地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隐蔽起来。您，可敬的大师，却没有保持沉默。您起来战斗，忍受着痛苦，并且支持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您是伟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这个使我们欧洲人深深感到羞耻的年代，甚至连有高尚思想的人也会被野蛮情绪所俘虏，这已经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里，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可是有一个集体，您是其中最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一。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集体，他们对于仇恨这种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们企图消除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人类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们自己特殊国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来，他们认为这个任务重要得无可比拟。”
这封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爱因斯坦心灵上投下了深重的阴影。他敬佩罗曼·罗兰的正直、良知与勇气，这些都导致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杰出的社会活动。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总会关切注视着人类生存的环境。
1915—1918年期间，理论物理学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爱因斯坦过从甚密，有一段时间天天见面。他在《回忆爱因斯坦》一文中，有几段关于这个时期的重要描述：“当时，已经形成了反对他、还是拥护他的派别。他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可是，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观点明确，认为诉诸武力是毫无意义的，他也不相信有什么德意志的胜利。战争将结束时，德国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国内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和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经常举办晚会，还邀请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出席。主要讨论大本营提出的势必招致美国参战的无休止的潜艇战问题。爱因斯坦说服我参加这些聚会，而我当时还是军官，理应不参加。在他们中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从来缄默不言。爱因斯坦却常常讲话，他的态度是那样镇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样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论述理论物理问题。”
有时，爱因斯坦还与国外反战战士会晤，丝毫不理会德国好战分子对他施加的种种精神压力。在爱因斯坦所在的科学院中，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也越来越浓厚。一批物理学家竟公开发表一封信，信中规劝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国学者的著述，并以德国科学远比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肤浅理论深奥而自诩。
对此，爱因斯坦不屑一顾，他仍然大声疾呼着：“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人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1917年秋天，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的胜利，爱因斯坦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在一个大国里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在社会平等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次试验。几年后，他著文表达了对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导师列宁的崇敬心意：“我崇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个为争取实现社会平等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虽然我认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像他这样的伟人是人类良心的洗革人和捍卫者。”
这些言词真是绝无仅有的历史文献！当时，德国还没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学家能像爱因斯坦这样坚定而明确地崇敬列宁的高尚品德，赞扬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虽然赞同列宁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但对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却持保留态度。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中人道主义的普遍立场，也是爱因斯坦对社会变革的“天真”的疑虑。
在战争岁月里，爱因斯坦满腹愁肠，为人类的命运及未来忧心忡忡。这种情绪在他为分子布朗统计法的研究前辈斯莫卢霍夫斯基写的悼词中表露得非常清楚：“每一个了解斯莫卢霍夫斯基的人，所以喜欢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而且也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敏感的和友善待人的人。近几年来的世界灾难，使他对人们的残忍和对我们文明发展所遭受的损失感到极为痛心。命运过早地中断了他作为研究家和教育家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但是我们将非常珍惜他的生活榜样和他的著作。”
其实，爱因斯坦的这种情绪在1916年3月14日写的悼念马赫的文章中，业已流露出来：“在读马赫的著作时，人们总会舒畅地领会到作者在并不费力地写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话语时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读，不仅是因为他的美好的风格给人以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还由于当他谈到人的一般问题时，在字里行间总是闪烁着一种善良的、慈爱的和怀着希望的喜悦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保护着他，使他受不到那种今天很少有人能够避免的时代病的影响，就是说受不到民族狂热的影响。在他的通俗文章《关于飞行抛射体的现象》中，他也不能放弃在最后一段里所表达的他对于各个民族达到相互了解的衷心愿望。”
战争在继续。
爱因斯坦希望真理之声传遍全球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把人们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爱因斯坦变得前所未有地悲观起来。
1917年他写信给洛伦兹，说：“每当我想起生活中的无限悲伤之事，就抑制不住我的沮丧心情。以前，物理学能解除我的苦恼，现在连物理学也无济于事了。”
大战结束前一年，爱因斯坦的身体垮了。他早就有胃病，那是在苏黎世和伯尔尼的穷困生活中得的。爱因斯坦本来身体强壮，但是他的思想没有固定界限，生活没有固定规律，再加上他成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紧张思索，希望和绝望、激动和狂喜所带来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动，终于把身体搞垮了。两个月里，体重竟减轻了十几公斤。
但是，爱因斯坦不会倒下去！人类的良知不会泯灭，相对论的理论还要发展，这些美好的愿望再次支撑起爱因斯坦巨人般的身躯。
在柏林的前几年，战争的阴云虽给爱因斯坦带来不少生活和研究上的麻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相对论的研究。在隆隆炮火中，爱因斯坦取得了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
1916年初，爱因斯坦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长达50页的论文《广义相对论基础》，以此暂时结束了他从1908年以来所从事的相对论研究。这篇论文是20世纪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峰巅。
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仅仅适用于不存在引力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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