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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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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E＝MC2却有着理论上的真实性。原子能的释放是建立在由于把相对论运用到原子核物理学而发现的规律上。在原子核物理学中，实验研究表明，原子核的质量小于所有组成这个核的粒子（质子和中子）的质量的总和。同核子质量之和相比核的质量的这种亏损，在原子物理学中根据爱因斯坦发现的质能关系式得到了解释。在各种不同的核内，粒子就像以各种不同的致密性被装进去似的；为了把粒子和其余的粒子分开，需要不同的能量。在元素周期表上的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过渡的时候，核内的粒子的结合就能发生变化。根据爱因斯坦关系式，质量的不同和能量的不同是一致的；核的质量或多或少地都小于构成核的粒子质量之和的精确值。
一种核转变为另一种核——重核分裂或轻核结合为较重的核——引起装填“致密性”的变化。在这类反应中得到的核的质量可能小于原来的核的质量。质量的这种减少与能量的释放相对应；释放出来的能量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即E＝MC2。基于上述相对论的结论的推测可以断定，在最重的核发生核反应时，同样地在最轻的核参与反应时，将释放出能量。
位于门捷列夫周期表末端的最重的元素（原子量最大的元素）的核，比起中等元素的核，具有较小的“致密性”。因此，当重核转变为中等核时，换句话说，当由大量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重核分裂为较小的核时，就释放出能量。爱因斯坦对此现象作过形象的描述：“原子m是一个吝啬的财主，他在世时不花一个钱（能量）。但是在他的遗嘱中，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两个儿子M′和MC，条件是他们给社会一小部分——少于全部财产（能量或者质量）的千分之一。两个儿子所得的财产比父亲所有的财产要少些（质量M′＋MC的和略少于放射性原子的质量M）。但是，给社会的部分虽然比较小，也已经如此之大（作为动能来看），以致带来了一种严重的祸害威胁。预防这种威胁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
相反，位于门捷列夫周期表最开端的轻核，在聚合为稍大一些的核时，又会发生“致密性”的赚取。当氢核结合为氦核时，大量的能量被释放出来。
这样，在核物理学中运用相对论，便可以预见两类反应：重核的分裂和最轻核的聚合。这些反应都能释出能量；这些反应后生成的核，其质量小于原来的核的质量。在这些反应中应析出巨额能量，它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从1克实物中将获得比实物燃烧时多数十万倍的能量。
在30年代末，发现了铀核的裂变反应。这些重核当它们被中子轰击时，每个核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中等元素的核。这时，释出的能量应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不久又弄明白，铀核裂变时会产生中子，这些中子又可以引起邻近的核的裂变，于是裂变过程便具有链式反应的性质，并且，裂变一旦开始后，就会蔓延到裂变由以开始的铀的全部质量。这结果是居里在德国得出的，费米也得出这样的结果，他是在意大利开始从事铀的裂变研究，不久从默索里尼政权下逃亡并定居在美国。在美国，西拉德和其他一些人也在研究铀的裂变问题。
正当政治地平线上乌云密布之际，原子时代的曙光冉冉升起。面对希特勒德国迅速增强的战争潜力，爱因斯坦比任何时候都考虑得更多的问题是：物理学研究的成果将落到谁的手中？
没过两年，战争终于爆发了。1939年夏，爱因斯坦面临一个按其重要性和尖锐性都是无可比拟的问题。
1939年1月17日，柏林《自然科学》杂志报道：哈恩、施特拉斯曼合著，《论铀在中子轰击下……》。爱因斯坦与随之赶来的玻尔进行了讨论。
难道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将发生？E＝MC2，无穷无尽的能量，将不可遏止地向我们冲来？
但是，已经不必“难道”了。一系列实验都已观察到：每个铀核裂变的时候确实能放出几个中子。就算放出3个吧。3个中子引起3个铀核裂变，一共放出9个中子。这样，1，3，9，27，81，243，729，2187，……像一条链子，铀的裂变就能一直进行下去。亿万卡热量就将冲出来，凶猛异常……
费米教授面对实验结果惊呆了。可为什么那样幸运，不发生链式反应，“轰”地一下把实验室送上天去呢？玻尔的研究得出了答案：铀235，只有提炼出铀的这种同位素，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发生链式反应。
可是，铀的链式反应就是炸弹，是炸弹啊！它的威力，比普通炸弹不知高出多少倍。刹那间，千万万生命会被烧成灰烬。想到这些，费米不禁打了个寒噤。太可怕了。
费米教授刚到美国不久。他是趁着到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带着妻子逃到美国，加入难民行列的。费米教授本人不是犹太人，妻子却是犹太人。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两条疯狗手里拿到这种炸弹……费米不禁又打了个寒噤。
费米教授决定去拜访海军部，报告关于链式反应的研究情况。他带着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介绍信，来到海军军械部长胡柏将军的办公室。可将军不懂什么“中子”、“同位素”。再说，费米的英语结结巴巴，中间还杂夹着不少意大利字，不但将军听不懂，连记录的参谋军官也弄不懂他的意思。最后，将军只能向教授先生道谢，请他“继续努力”。
还有一个人，也和费米一样忧心忡忡。他就是那位干劲十足、满肚子主意的匈牙利犹太人西拉德。西拉德在柏林当过爱因斯坦的学生，还和爱因斯坦一起发明过一种热泵（就是制冷机），取得了专利。后来，西拉德逃难到美国，专门研究链式反应。他与费米教授一样，深信链式反应正在渐渐地从理论变为实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将链式反应用到军事上，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型炸弹。如果让希特勒德国抢在前头，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前景。
西拉德马上行动起来了。
1939年7月，西拉德和另一位物理学家维格纳前往长岛海边，爱因斯坦正在那儿避暑。罗伯特·容克在《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中，用西拉德和维格纳的话记述了此行的经过。
他们长时间徒劳地寻找爱因斯坦租用的别墅。最后，西拉德感叹地说：“我们还是放下这个念头回家去吧！莫非命该如此？我们想通过爱因斯坦把这件事转达给政府，也许这样做是大错特错。既然政府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利益，那它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放过的……”
“但是，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维格纳打断他说，“我们应该在预防这个可怕灾难的事情上，作出我们的贡献。”
前去寻找爱因斯坦是想要防止一场“可怕灾难”，就是纳粹德国将制成铀弹。从德国传来的消息，使西拉德和其他几个物理学家想到了希特勒军队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为了预告这种危险性并使美国政府警觉，西拉德敲遍了所有的大门！可是，西拉德当时缺少关系，领导阶层不熟悉他的名字，他们也还没有把“核的结合能”、“核聚变”等等概念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实际联系起来。西拉德决定求助于爱因斯坦向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呼吁。比利时当时贮存有铀，西拉德希望它不被德国所利用。他还有一个不太明确的打算：通过爱因斯坦使美国政府机构注意到铀弹问题。看来，西拉德感觉到这个倡议责任太大了，他焦躁不安，认为各种偶然的和小小的障碍乃是命中注定。在他的记忆中深深地印下了这次决定命运之行的全部细节。
最后，街上一个7岁的小孩——他很熟悉爱因斯坦——给他们指出了爱因斯坦居住的别墅。
西拉德回忆说：“爱因斯坦并没想到在铀内可能产生链式反应。但是当我刚一向他提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立刻对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了评价，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在通知比利时政府以前，还是应当把我们的计划报告给美国国务院。于是把维纳格建议起草的给比利时政府的信，抄送美国国务院一份，这样决定之后，我和维格纳就离开了爱因斯坦的别墅。”
西拉德同自己的熟人、朋友商量了一下，最后会见了芬兰人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非正式顾问，经常呆在总统身边。萨克斯认清了关于铀裂变的情报的意义。他们决定把爱因斯坦的信寄给罗斯福，并预先准备好一份信稿。
8月2日，这一次西拉德偕同爱德华·泰勒再次去见爱因斯坦。后来，当这件事的所有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责任的重担时，他们很想回记起所有的细节，特别是想说清楚，是谁写成信的最后一稿的。
西拉德说道：“我记得，是爱因斯坦用德语对泰勒口述了这封信，而我把他的口述作为写这封信的两个方案的基础。这两个方案，一个较短，另一个却很长，都是写给总统的。我把这两个方案都拿给爱因斯坦看，请他选定他所喜欢的一个。结果他选择那个长的了。我随后又写了一个备忘录，作为爱因斯坦对这封信的说明。”
相反，泰勒肯定说，爱因斯坦只签署了带去的信。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的说法也是如此。
信的原文照录如下：阿尔贝特·爱因斯坦，老格罗夫路那索点，毕科尼克，长岛，1939年8月2日。
致美国总统
罗斯福
白宫·华盛顿
阁下：
我从费米和西拉德的手稿里，知道了他们最近的工作，使我预料到不久的将来铀元素会变成一种重要的新能源。这一情况的某些方面似乎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如有必要，政府方面还应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我相信我有责任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最近4个月来，通过约里奥等在德国的工作以及费米和西拉德在美国的工作，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件事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做到。
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只要一个这种类型的炸弹，用船运出去，并且使之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会把整个港口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一起毁掉。但是要在空中运送这种炸弹，很可能会太重。
美国只有一些数量不多而品位很低的铀矿。加拿大和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很好的铀矿，而最重要的铀资源是在比利时属地刚果。
鉴于这种情况，您会认为在政府同那批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您把这任务委托给一个您信得过的人，他不妨以非官方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的任务可以有以下几方面：a）联系政府各部，经常告诉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并且提出政府行动的建议，特别要注意为美国取得铀矿供应的问题。
b）设法加速实验工作。目前实验工作是在大学实验室的预算限度内进行的。如果需要这项资金，可通过他同那些愿意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的私人进行接触，或者还可以由取得那些具有必要装备的工厂实验室的合作来解决。
我了解到德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出售由它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出产的铀。它之所以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只要从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克参加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这一事实，也许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个研究所目前正在重复着美国关于铀的某些工作。
您的诚实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信经萨克斯之手呈交罗斯福，10月11日才呈上。起初，罗斯福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未置可否地听取了萨克斯的陈述。事情搁浅了。
萨克斯回到住处，怎么也睡不着，他在华美的地毯上来回踱步，思忖着这件事情。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肩上担子沉重。已经是秋凉天气，但他还是感到闷热。他走出房间，来到一个小公园内，在黑暗中陷入了沉思。
“怎样才能引起总统的注意，重视这个问题呢？”
黑暗中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突然，一个历史故事浮现出来。萨克斯知道该怎么说服总统了。他立即赶回住处，洗澡更衣，天一亮就向白宫走去。
罗斯福正在用早餐，他知道萨克斯又要旧话重提，便讽刺地问道：“亚历山大，你到底要说多少时间？”
“总统先生，我想讲一个历史事实。”萨克斯顾不上罗斯福的态度，就说起来。
“当年，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发明了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他听说拿破仑皇帝想征服英国，就向皇帝陛下提出建议，造一支新型舰队。这支舰队不用挂帆，不管刮什么风，都能够横渡英吉利海峡。可拿破仑对这个建议却置之一笑……”
“可是亚历山大，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想做什么拿破仑。”总统打断了萨克斯以古喻今的故事。
“可是柏林的那个冒险家却是野心勃勃，要征服全世界呢！”萨克斯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历史故事，有人认为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是轶事一桩。但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却认为，这是由于拿破仑缺乏见识，英国才得以幸免。如果当时拿破仑多动动脑筋，再慎重考虑一下，那么19世纪的历史进程，也许会完全不同于现在呢！”
罗斯福沉默了。政治家对历史的教训毕竟是敏感的。
总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写了几个字，撕下来交给在桌旁伺候的仆人。仆人很快带回来一个纸包，原来是一瓶拿破仑时代的德国白兰地。总统吩咐仆人倒上两杯。餐室里顿时漾起一股浓郁的芳香。总统和萨克斯干杯后说：“我们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我们炸得粉碎，对不对，亚历山大？”
“是这样。”萨克斯的心放下来了。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他的秘书，外号叫“帕”的瓦森将军进来了。总统把爱因斯坦的信递给他，说：“帕，需要行动起来了。”
当天晚上，就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委员会，10天以后，举行了首次会议。萨克斯、费米、西拉德、维格纳、泰勒都出席了。只是爱因斯坦没有出席。
美国的官方记载说，邀请过爱因斯坦教授参加，但是教授不愿意出席。这是可能的。因为爱因斯坦是出自把人类从法西斯威胁下解救出来的责任心，才签署了给罗斯福的信；但是他对于武器的研究，本能地不感兴趣，所以推说自己不懂原子核物理，谢绝了邀请。
但是希拉德说，原本没有邀请爱因斯坦。这也是很可能的。在美国，也和在德国的时候一样，爱因斯坦常常赢得“共产党”的称呼，这使许多美国有权势的人头疼。他们不想让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参加最新式武器的研究，也是美国官方的政策。
在罗斯福总统的首肯下，筹备制造原子弹的机器转动起来了。起初，它转动得并不快。1940年3月，爱因斯坦给总统寄去第二封信，其中再次谈到纳粹德国对铀的兴趣提高了。尽管有罗斯福的支持，但政界和工商界阻碍了工作的开展。最后在纳粹炸弹的威胁下，各方才齐心协力，加快了研制原子弹进程，使美国在“二战”结束前有了原子弹。
十 普林斯顿（三）
★ 谁之罪
1945年夏天，爱因斯坦像往年一样，正在纽约州萨兰那克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度暑假。8月6日下午，爱因斯坦下楼吃茶点。秘书杜卡斯在客厅里等他，脸上很沉郁。爱因斯坦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手里拿着长烟斗，朝自己坐的沙发走去。
“今天早晨，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无线电里刚刚广播的。”杜卡斯低声地对爱因斯坦说。
“O Weh！”爱因斯坦喊了一声。那是德语——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呼叫。
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了。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爱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没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了。
2天之后，长崎又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
“广岛已成焦土！”
“长崎将成死城！”
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出现在报纸上。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
“原子弹之父”这个称号有多少光荣，又有多少耻辱！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第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了。然而，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沾着鲜血，蒙受着巨大的恐怖。轰隆一声巨响，天空中出现一个大火球，它比1千个太阳还热，比1千个太阳还亮。这1千个太阳，没有给人世间带来温暖和光明，却在世界上投下了1千个阴影。
真是莫大的错误啊！西拉德过分担忧了，说什么希特勒会造出原子弹！希特勒把那么多优秀的原子科学家赶到了美国，他是造不出原子弹来了。战后档案资料表明，对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在战争初期，妄图以“闪电战”和常规武器夺得“最后胜利”的希特勒法西斯，并没有抓紧将哈恩的发现用于战争目的。后来，当急需“神奇武器”时，他们的财力已经枯竭。正如海森堡在报告中写的那样，1942年夏天，德国“主管部门决定不研制原子武器。这一决定使参加原子能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免于承担道义上的重大风险。否则，一声令下，将会迫使他们制造原子弹。”就这样，德国的原子弹研制实验并没有能够进行。
西拉德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在战后写道：“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可是并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批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谈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通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为内心隐忍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纽’。
“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纽……‘“
“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似乎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致罗斯福的信是1945年袭击广岛和长崎并威胁整个地球的大灾难的原因。但是，就像艾伦·杜卡斯说过，“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特有的关于他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行为对人类命运的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揿丁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1945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深刻悲剧的原因。
爱因斯坦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属于隐士还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有人把爱因斯坦与新时代的两个哲学家作了对比。其中一个是斯宾诺莎，他从来不和掌权的人们交往，决不依靠他们，他给自己选择了琢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碍他孤独的思考。第二个是莱布尼茨，国王们的顾问，无数政治和行政的方案的制订者，他个人的书信遗产就有15000封。
爱因斯坦在爱好方面接近于斯宾诺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手艺人、灯塔看守人的职业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会地位。并且，他长期拒绝干预周围人们的生活，拒绝发表公开演说，拒绝积极地影响大学里、城市中、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科学、纯粹的科学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职务。
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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