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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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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预过世事。这不仅是在1939年，而差不多早在25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随后，在荣誉突袭而来的年代，在旅行的时候，在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在一生中，爱因斯坦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务。
诚然，任何人——爱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钥匙。但是，爱因斯坦的参与，尽管是最低限度的参预组织分裂铀的实验工作，以及他后来为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的非常积极的斗争，却是时代的突出的表征。不仅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式，相对论在当时已成了某种远离人们生活、兴趣和希望的东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最激动公众兴趣需要的对象。现在，直觉地确信爱因斯坦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重要，这一点开始得到证实。人类已接近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因为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阴森的忧虑的根源。现在，拒绝积极干预就等于背叛科学：科学的存在，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正确性要求人们的希望得到证实，而忧虑得以消除。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坚持认为自己并非相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科研成果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科学创作的漫长悲剧的新的一幕变得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如此的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
1945年秋天，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斯温发表谈话说：“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人们可以说，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质上影响了我们。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的权力，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只是意味着战争一定会到来。这甚至在原子弹制成之前也是正确的。所改变的只是战争的破坏性。
“我不相信文明会因在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而毁灭掉。也许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亡。但还会留下足够有思想的人和足够的书籍能使我们从头开始重建文明。
……
“至于什么时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还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当大量的铀。小量铀的应用，比如说用于开动汽车或者飞机，目前还远不可能，也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才会做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是会达到的，但没有人能说在什么时候达到，也没有人能预料，到什么时候可用那些比铀更常见的原料来生产原子能。这种原料大概会是一些原子量较大的重元素，这些元素由于比较不稳定而较为稀少。这些原料经过放射性蜕变后也许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因此，尽管原子能的释放可能是、而且无疑将是人类的一大恩惠，但这个恩惠暂时还不会成为现实。
“既然我预见不到在不久的将来原子能会判明是一种恩惠，所以我必须说，在目前它是一种威胁。这也许是件好事。它可以迫使人类把秩序带到国际事务中去，而要是没有恐怖的压力，这种秩序无疑是不会出现的。”
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现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问题的焦点就是以健全的社会理性来防止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相信，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被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过的事，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卸脱对科学利用的路子所负的道德上的责任感。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这些矛盾，不会降低到社会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协的地步。
1946年5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当我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已年过6旬；长长的花白头发使他的容貌显得苍老，并使他具有上一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某种风度。他没穿西装上衣，只穿着一件高领绒线衣，一支自来水钢笔插在高高的领子里。轮廓鲜明，面庞机智，一双眼睛惊人的年青，时而忧郁，时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它们忽然充满热情地笑起来了——我是不怕用词的——孩子般地笑起来了。头一分钟，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说起话来，只要他很快下楼到了花园，只要他的眼睛刚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轻，因为他具有不随年华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表述过它：”我活着并疑惑，因而所有的时间我都想弄明白……‘“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十万年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他对爱伦堡说：“在中非有过一个不大的部落——我说‘有过’是因为，我老早读过关于这个部落的记载。这个部落的人给孩子们取名：高山、棕榈，朝霞、鹞鹰。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名字被禁止使用，成为禁忌。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替高山和鹞鹰寻找适当的新词。可想而知，这个部落既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没有神话。因此，它也不能发展——几乎每年一切都只好从头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像这个部落的人……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但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科学的结论又常为社会组织中的非理性主义所利用。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弹威胁的斗争就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都陷入了对和无私地为真理服务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 最后的宣言
1945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讲话稿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根据他想要讲的内容起草的。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同阿尔夫雷德·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阿尔夫雷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从未有过的最猛烈的炸药，一种超级的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罪，也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置奖金来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而且我们不能不一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放松我们的努力，来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他们的政府，使他们明白，他们肯定会惹起不可言喻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彼此相处的态度并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来规划安全的未来。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
战后混乱的国际秩序，新的军事对抗，依然到处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原子弹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爱因斯坦巨大的关注。他像战前一样呼吁道：“我们战后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既不是政客，而且也决不愿意干预政府，但我们知道一些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明确告诉那些负责的人，并且提醒他们：没有侥幸避免危险的出路；前面没有时间让我们慢吞吞地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做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势要求我们勇敢的行动，要求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全部政治概念。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夫雷德·诺贝尔设置巨额奖金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赖的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
可如今原子弹已握在美国统治集团手里，他们能承诺不以原子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吗？早在1940年，爱因斯坦就预感到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战后几年间，美国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弹进行政治讹诈的行为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担忧，而且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德国的知识分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难道美国知识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国社会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义吗？
1946年初，美国拟定召开“全国科学家会议”，爱因斯坦提前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美国科学家：“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数科学家完全意识到他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成为那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未来的歇斯底里的牺牲品。
“我们不应当允许对科学工作的发表和传播有任何限制；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害。当美国应当承担起建立国际安全的领导责任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害的威胁，使得它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了解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致命的路线，那么我们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它的那些不义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缚力得多。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爱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国知识分子的例子告诫人们：“我们有理由谴责德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屈从于那个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们犯了罪，给他们惩罚，那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自称他们是法律上被迫去干的。我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下决心避免类似的罪恶是抱有希望的；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证明我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
在呼吁科学家、知识分子为世界和平尽自己责任的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上。法西斯主义已经覆灭，滋生侵略战争的温床已经铲除，他多年来热烈向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把联合国来一番改组，不就成为世界政府了吗？把军队交给世界政府，由它来维持国际秩序，和平不就有保障了吗？1946年5月29日，爱因斯坦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大会”上演讲道：“我们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创立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世界政府。这种裁决必须以一个为各国政府都赞成的措辞精确的宪章为根据。只有世界政府才可以动用进攻性的武器。任何个人或国家，如果不同意把一切军事力量都集中由超国家权力机构掌握，也不放弃以武力作为反对别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那么就不能认为是爱好和平的。”
1947年9月，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说：“如果每个公民都认识到，在这原子时代，安全与和平的唯一保证是超国家政府的不断发展，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联合国。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的和敢于负责的公民都必须知道他应当如何抉择。
“为要达到最后目的——那是一个联合的世界，而不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这样一个局部性世界政府决不应当作为一种联盟来反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走向世界政府的唯一真正步骤就是世界政府本身。”
爱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报。右派在叫嚷：“提防爱因斯坦呀！他是煽动家，是共产党的奸细。他要把美国独家掌握的原子弹秘密，通过世界政府泄露给俄国佬！”
左派的人则批评、攻击他：“把世界变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就是企图叫社会主义的苏联放弃独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号，就是替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缝制一块遮羞布。”
爱因斯坦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是什么？
1947年，爱因斯坦就明确地给予了回答：“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
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并反对种种战争煽动，这一切成为爱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爱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他还为他所挚爱的人类献上一份赤诚的心。这就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这个宣言原来的名称叫《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是由罗素起草的。罗素于1955年2月11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讨论此事，爱因斯坦于2月16日回信表示赞同，并于3月2日写信给玻尔，希望玻尔作为发起人，但玻尔拒绝了。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他拟的宣言草稿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宣言上签了名。两天后爱因斯坦就患重病，4月18日就逝世了。这篇宣言直到7月9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美国的布立奇曼和缪勒；英国的泡威耳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罗素于1955年4月初同爱因斯坦商量拟邀请签名的15名科学家中有10人没有签名。）不久后，前联邦德国的麦克斯·玻恩和美国的泡林也签了名。这12个人中，除了英费尔德和罗特布拉特外，其余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宣言发表时，罗素曾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政府首脑。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宣言就是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宝贵遗言：“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由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这个宣言发表后，在罗素的积极推动下，由美国大企业家赛勒斯·伊顿资助，于1957年7月以《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签名者的名义，在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州的普格瓦许村伊顿家里召开了一次有10个国家共22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以后这种会议大概不到一年就举行一次，开会的地点有魁北克、维也纳、莫斯科、伦敦等处。这种会议以后统称为“普格瓦许—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罗素生前是这个会议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在1957年的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爱因斯坦和那些与他一样的科学家们呼吁，在当时遭到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的嘲弄。可几十年后，他们的主张正是全球和解的基础。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伟大。
★ 死与不朽
1955年4月13日，爱因斯坦的右腹部感到一阵阵剧痛，还出现了别的症状。医生们诊断是主动脉瘤，并建议他动手术。
爱因斯坦拒绝了。
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了。自从1917年那场大病以来，他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呕吐的毛病。1945年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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