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风云录-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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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有些担心地说：“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局面。我担心我们的同志轻敌，或是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的担心不是多余，最近他也听到下面不少的反应，对如何打退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议论颇多，说什么的都有。尤其是中央代表项英的言行，不说有代表性吧，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毛泽东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充满信心地说：“重要的是说服干部。
　　搞好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的头等重要问题。要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每一个指战员和根据地的人员，认识到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等等都要清楚。除了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实行公开。准备的实际问题，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少，做到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朱德：“所以，深夜造访，是来听听你总政委的意见。还拟好了一个‘脱离与敌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同你商量商量。”说着朱德拿出了草拟好的命令。毛泽东见朱德没坐热情地让道：“坐嘛。”毛泽东细细地看着，并不时加改一些地方。他突然回过头说：“参谋长身体不大好，该让他去治疗一下。”
　　朱德：“年轻人干起工作就没命，忙过这一段，就让他去治疗。”
　　毛泽东：“不！我的意见是马上让他治疗，近来他有些顶不住了。”
　　“我同意。”朱德想了想：“他离开后，由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代参谋长怎么样？”毛泽东表示赞同。正说着朱云卿拖着带病的身体走了进来。
　　朱德：“说曹操，曹操就到。”
　　毛泽东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应该早些休息。”
　　朱云卿满不在乎地说：“我年轻，有点小毛病一抗就过去了。”
　　毛泽东：“我和老总商量过了，你马上去医院治疗。”
　　朱云卿对两位老总提出的问题感到有点突然，愣了半天后才说：“国民党又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围剿中央红军，在这时候我咋能去住院呢？”
　　朱德：“治病也是任务。你的工作暂由参谋处长代理。”
　　朱云卿望着两位老总问：“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朱德：“没有！”
　　朱云卿叹了一口气说：“我服从组织。”
　　“看来这里想不通哟。”毛泽东指指头。
　　朱云卿心有余悸地说：“我有一种预感，外有国民党大军进剿的压力，内有我们一些同志的……”
　　毛泽东很有信心：“有争论不怕，有反对意见也不怕。我们要用事实来说服他们，变不利为有利嘛。天不早了，该休息啰。”
　　朱云卿：“我的意见还没说完呢。”
　　毛泽东、朱德同时“哦”了一声，不由笑了起来。
　　朱云卿：“部队向永丰、乐安、宜黄、南丰地区南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还应补充一些。”他说着走到桌前，翻动拟好的方案，看后说：“总政委都想到了，看来我的担心是有些多余。”
　　朱德不无幽默地说：“不是多余，是英雄所见略同嘛。”
　　三人笑了，笑的是那样开心。
　　四月初的赣南，正是春暖花开之际。满山一片葱绿，似云如黛；杜绢花红满山头，似浓墨丹青。苏区人民正忙着田间耕作。山头、哨卡有地方游击队、妇女、儿童把守。在宁都梅江东山口，一位年轻妇女在山坡上挖野菜。山口上，一个十三、四岁的男伢子手持红缨枪在放哨。突然，他发现前方的山道上有五个人远远地走来。放哨的男孩对着山坡上挖野菜的妇女喊道：“娘，前面有人来。”挖野菜的年轻妇女张望一会，她拿起早预备好的小旗，举在半空中来回摇动。向对面山头发出信号，直到对面山头的小旗摇动才停下来。
　　来人全是商人装束。走在前面的是留有八字胡，穿长衫，戴礼帽的任弼时，后面依次是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等，手里提着箱子。他们来到山口。
　　“站住！”
　　男孩用红缨枪拦住他们的去路。
　　任弼时热情地唤道：“小鬼……”男孩忙纠正道：“啥子小鬼，我是儿童团员。”
　　任弼时笑了，其他人也随着笑了：“啊！儿童团。对，儿童团。”
　　“你们是干什么的？”小男孩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们。
　　任弼时回答：“我们到宁都。”
　　“到宁都？有路条吗？”
　　“有、有、有！”
　　顾作霖忙上前将路条递过去。
　　男孩看了看路条，又还给他。生硬地说：“过去吧。”
　　“好、好。”顾作霖连声应着。
　　他们刚走几步，男孩突然又大叫一声：“站住！”
　　五人同时止步望着他。男孩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到苏区不该看的不能看，不该问的不能问，懂了吗？”
　　“好、好。”顾作霖点头应着，说：“到了苏区就是不一样啊。”
　　五人走过山口。年轻妇女又用小旗向对面山上发出放行信号。
　　他们五人到了宁都青塘墟，这时红军总部已转移到此。任弼时五人由人引导着来到了总部，毛泽东、朱德、项英同他们见面，相互介绍认识。工作人员忙着为他们打水洗脸。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是中央派来的代表。在当时，习惯上被人私下称作“三人团”。他们的到来，又带来了上海党中央的新精神。
　　几天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开扩大会，会场设在青塘虚的祠堂里，到会人员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周以栗、彭德坏、滕代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还有各军军长、政委。祠堂里坐得满满的。
　　会议发生了分歧。
　　项英认为面对20万大军的步步为营，幼小的红军无法打破，只好转移。他认为，应该向四川转移。他在苏联曾听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现在的项英有一种自豪感。他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高傲地斜了毛泽东一眼，那分明是一种轻视和挑战。毛泽东十分平静地坐在那里，把他这个微小的举动全看在了眼里。
　　项英以一个中央代表的身份，用居高临下的口气批评道：“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以分兵退敌为好。”汀州会议以来，江西苏区的军政实际上是毛泽东、朱德说了算。
　　他话中的用意是显而已见的。最多的成分是在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虽没有出过国留过洋，更没有喝过洋墨水，可他通晓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更知道中国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村武装，充分发动人民，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
　　对于他来说，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面对气势汹汹的强大敌人，他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因此，他认为战略退却的问题，只能有一个，其目的那就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准备反攻，必须选择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行反攻。如果离开了这一点，讲退却，实质是“逃跑”。他的意见为大多数所接受。
　　可是，项英仍抱着葫芦不开瓢的态度。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在中央早就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到苏区才短短几天时间，又听到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他们目前，对毛泽东仅仅是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项英求救地看看他三人，那目光分明是期盼他们的支持。他三人都想着各自的心事，没有去理会他。会议只好暂时休会。
　　15。钻牛角尖
　　宁都青塘墟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休会后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进攻的敌人，全部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说是20万人马，实际上是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为主。但他们都是杂牌军。一些人太看重了敌人，同时也看轻了我们自己，因而提出了不必要的退却方针，在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地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慌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一阵掌声。
　　会后进行分组讨论会。在分组讨论会上，项英坐在一边心绪不定地听着大家的发言。
　　黄公略认为现在我军士气正旺，上下团结，求战心切。我们又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加上地方群众的支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一部，一定能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蔡会文也认为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地方政府和群众同意在苏区打，反对中央红军退出红区。
　　林彪平时少言寡语，显得深沉，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却有一股异样的目光。他的看法是在战略上主动退却，避其锐气是对的，但绝不是逃跑主义，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他的观点很明显是毛泽东的观点。其他领导都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基本上认识趋向一致。项英虽没有表示什么，可他心中仍有疑虑。
　　在另一座民房内，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也在开碰头会，李韶九也挤了进来。他们认为项英处理“富田事变”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他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完全模糊了它的性质。王稼祥也认为“AB团”危害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富田事变”的领导和参与者，决不能手软。同时提出对李文林、曾炳春也要进行审查。
　　李韶九见中央代表的观点是支持他的，不无得意地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一条好枪了。”
　　顾作霖问他：“那个人是谁”？“谁？”李韶九却神秘地说：“那可是个大人物。”
　　是谁李韶九没有直说，他们也没有再问，后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这次军事行动上。他们三人虽不像项英那样锋芒毕露，但从心里是支持项英的。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俩人心中是清楚的。
　　会后，毛泽东来到朱德住处，同朱德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商量。这一对老搭档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大的行动，都要在一起研究出具体行动方案，每逢遇到难处俩人总在一起商量对策。对这次反“围剿”的方针，有人反对，是早有预料的，尽管这样，面对反对的是中央派来的大员和中央派来的代表，深感压力重大。
　　俩人都感到事情很棘手，一时竟沉默不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是这次反‘围剿’成败的关键。”
　　朱德说：“《战前部队集中命令》已下达，20日方面军主力向龙冈地区集中。到达龙冈后，有时间分别再找他们谈谈，必要时，再开一次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同意朱德的建议，目前只好先按命令行事。
　　部队按着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龙冈大山深处的山道上，树林间斜进无数个带光环的缕缕阳光，毛泽东、朱德同大队人马一起转移。
　　战士们见总部首长跟着部队一起行军，情绪高涨，都忍不住投过去一眼，并无声地招招手。毛泽东、朱德走热了，胸前的衣扣也解开了，停在路边借喘息之际同战士们打招呼。
　　天幕低垂，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红军主力仍夜行在山林中，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只有脚步声。
　　在龙冈大坪，也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到张辉瓒的地方。总部首长已先期到达。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正拿着地图研究情况。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来到了大坪上，望着身边走过的队伍。电台班在王铮的带领下，正在忙碌着架机器。
　　参谋处长郭化若已是代参谋长，他走过来报告情况，说“刚接到各路军的报告，他们都到达了指定的地点集中。”
　　毛泽东：“参谋长，你把东固地区的情况讲一讲。”这时项英也走了过来。郭化若指着自制的地图讲道：“东固四面环山。东南有‘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和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是九寸岭，正北是钟鼓山和东固岭。
　　山上只有五条小道，易守难攻。东固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驻守，并且挨得很近。“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东固有点像井冈山啰。
　　那五条小道不就是五大哨口吗？山高林密便于集结部队，利于隐蔽，易于封锁消息。命令部队再向西转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等待时机，先吃掉王金钰部。“
　　项英听到毛泽东还要部队继续向西，迎着敌人前进，以为这是在冒险，是个人英雄主义。就不悦地说：“部队到东固集中，一旦走漏消息，就是三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你这是在钻牛角！”
　　毛泽东早掌握了敌情，也了解敌人的战术。古人讲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也不客气地讲：“我们就是要钻这个牛角！将敌人对我军的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变弱为强。这个牛角值得钻！”
　　部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集中在东固这个狭小的地带。大山深处的东固，一向平静，突然热闹了起来。
　　3万大军悄然云集到这个地方，伺机待动。可这万人的东固镇陡然增加了几倍的人员，供应问题顿时紧张起来。
　　在十二军军部，罗炳辉、谭震林也正在为红军的供应问题发愁。
　　罗炳辉军长为难地说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东固本来就不富裕，加上敌人的多次抢劫，农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一下子又增加了这么多的部队，供应成了大问题。从今日起，全军一律改三餐为两餐。”有人担心战士受不了。罗军长专门强调，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理。革命战士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经受考验。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也是考验。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原名叫罗德富，字宿星，1897年生，19岁从军，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和北伐战争，33岁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就是1929年。这一年的10月，他在吉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的6月被任命为红十二军军长。
　　谭震林政委补充道：“没菜吃可以上山挖野菜，下田逮泥鳅、摸田螺嘛。在我们家乡这个时候的野菜可好吃啰。只要把战士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想，咱们参加革命后，那一天不在和困难作斗争？”经这两位首长一讲，大家的担心和疑虑就没有了。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1902年出生，23岁参加革命，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四纵队政委。1930年6月升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
　　他还强调各部队要进行教育，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违犯群众纪律。将令一出，各级闻风而动。他俩人布置好，就一同走出东固镇，沿着稻田地旁边的小河埂向前走着，河里的水不深，他俩老远就看见前面的小河里有人裤腿卷得老高正弯腰在河里摸东西，其中一个背后还背着个大斗笠，看不清是谁。俩人同时都琢磨开了，这是谁行动这么快？
　　罗炳辉、谭震林走近他们，看见河边放着的斗笠中装了不少田螺，一声不响地立在他们背后悄悄地观战，看看到底是谁。小河中的人聚精会神地在水中摸鱼，根本没有发现来人。突然，在水中摸鱼的那人站起来，高兴地叫道：“抓到一条鱼。”鱼在他手中乱蹦乱跳地挣扎着。
　　罗炳辉、谭震林同时惊讶地叫道：“老总。”
　　朱德满脸泥水，手里抓着足有一斤多重的鱼，开心地笑了。
　　谭震林既心疼又关切地说：“山里的水凉，小心生病。”
　　朱德的警卫员小王高兴地从水蹚中过来，从朱德手中接过鱼。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伸手将朱德从水中拉上岸。朱德却笑呵呵地说：“没那么娇气。”
　　罗炳辉说：“我们军刚开会布置下去，没想到总部首长，比我们想得早，行动得快。”
　　朱德指着东固镇说：“这么个弹丸之地，一下子来了好几万张口，粮、菜还不紧张？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更要体谅人民的困难！”
　　罗炳辉半批评半开玩笑地对小王说：“你这小鬼让老总下水，着了凉小心挨刮。”小王略带羞色，不由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朱德这才打量着他俩人问：“你们这是弄啥子去？”
　　罗炳辉回答说：“跟老总一样，搞生活自救去。”
　　朱德一听，脸上带着笑说：“生活自救？嗯，这个提法好！快去告诉毛总政委，号召全军开展一场生产自救活动。”
　　罗炳辉和谭震林俩人都有个雷厉风行的作风，马上就要去找毛总政委，被朱德叫住：“总政委不在镇里，早上山去了。”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已是满载而归。他俩人满头是汗的从山上下来，看上去，吴吉清背后的布袋里装得鼓囊囊的。毛泽东又弯腰拔下几棵野菜拿在手上。他们俩人下了山坡，拐向乡间小道，边走边在路旁寻觅。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远远地看见从山上下来的毛泽东，不由加快了步子。毛泽东也看见了他俩人，立在路边，望着匆匆而来的罗炳辉和谭震林风趣地说：“二位大将，如此匆忙，有何贵干呐？”
　　罗炳辉、谭震林来到毛泽东面前。罗炳辉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行动太迟缓了，该向首长作检查呀！”
　　毛泽东看他两位那认真的样子，也一时摸不着头脑，疑惑地问：“你们俩人作何检查？十二军每次行军打仗、执行任务，从未落后呐。这次又随总部行动，动作迅速。有啥子可检查的？”
　　罗炳辉、谭震林见毛泽东挺认真，不由笑了起来。
　　毛泽东更是疑云满腹：“笑啥子。”毛泽东突然明白过来：“你们都想到了，很好嘛。一个好指挥员不仅仅是会打仗，更重要的是随机应变，克服困难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学会生存的军队，才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罗炳辉饶有兴趣地翻弄着吴吉清背后的袋子。见里面野菜的品种很多，还有野竹笋。
　　毛泽东指着野竹笋说：“这东西炒辣子，好吃的很哩。我小时候，常到山上挖竹笋。”正说着总部通讯员马全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报告总政委，郭参谋长通知，请首长回去。”
　　毛泽东预料到敌情可能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同罗炳辉、谭震林匆匆分手，急冲冲走回总部。
　　原来是在南昌行营坐镇指挥的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派特务潜入苏区搞扰乱和暗杀活动。刚接到报告，有一些积极分子和干部被暗杀。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部署反渗透工作。然而，在红军战士忍受饥饿，隐蔽待命，伺机歼敌的同时，最高决策者还在为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争论不休。为了统一意见，又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吸收各军军长、政委参加了会议。
　　项英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会议的当然主持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在座。经过充分地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最后发言。大意是：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次会议的讨论，就如何打退敌人的“围剿”问题，认识基本趋向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他认为“分兵退敌”到苏区外去打不可取。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去，这更不可取。我们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在苏区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进攻我们的军事力量数量多，但有许多弱点：一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存在着指挥上的不统一；二是地形不熟，运输困难。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我们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情绪高；第二群众好，拥护红军，支援红军；第三地势好，我们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思想认识统一后，还有一个先打哪一路敌人的问题，大家也有认识上的分歧。有的要先打蔡廷锴部，也有的要先打朱绍良部。他的意见是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们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胆怯心虚。我军可在运动中打它一部，而后向东扫去，直指福建的建宁。
　　毛泽东的讲话引来了一阵鼓掌声。任弼时、王稼祥带头鼓掌。项英见状，也不得不随着众人迎合地拍几下巴掌。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朱德就召集总部人员研究分析敌情。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敌人也在耍花招。是要‘以静制动’，引我们上钩。我们不能上这个当，要设法调动敌人。”毛泽东讲到关键时，把胸前的衣服敞开，一手卡腰，一手击在桌面上。
　　朱德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又补充道：“对！迫使敌人就范。”
　　毛泽东还有一种担心，反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