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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风云录-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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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陪着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陈公培进来后，彭德怀歉意地说：“陈先生，没有好东西相待，仅此而已了。”
陈公培也毫不在意地说：“彭总太客气了。请总指挥尽快向中央汇报，我十九路军脱蒋联共，出自爱国之心。蒋、蔡司令官在淞沪抗战，众所周知。”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赞赏贵军的行动。毛泽东主席曾以政府的名义发表过《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我们欢迎你们站在人民一边。”
陈公培客气地说：“我就静候贵党的佳音了。”
“我们马上就发报给中央。”彭德怀表示。
在独立房子的博古、张闻天、李德，接到了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经过商议，感到对十九路军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一时间拿不定注意。博古通知彭德怀，同意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接触，有情况随时电告。后来又听说彭德怀用脸盆招待十九路军的代表，有失雅观。去电还批评了他们的有些作法。
彭德怀接到临时中央的电报，积极同陈公培接触。时过不久，他又收到了博古的第二封电报。彭德怀将电报往桌上一拍，气愤地说：“前后两个电报，两种态度，朝令夕改。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要我们‘耍一个滑头’，这么大的事情视同儿戏！”
滕代远也感到临时中央处理事情不够慎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虚假，更不能去投机。彭德怀拿起桌上的电报，抖了抖，说：“不诚心，如何同别人谈？”陈公培见短期内得不到结果，只好打道回福州。事后，毛泽东才知道，十分惋惜地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十九路军站在抗战一边。
联合十九路军不仅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还能扩大苏区，推动革命的进程。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对蒋介石打击就很大，这次十九路军反蒋，更是如此啊。“
远在福州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处于诚心，第二次又派陈公培和他的秘书长徐名鸿，于10月下旬再次到苏区。
在瑞金的沙洲坝，毛泽东正伏在桌前整理《才溪乡调查》，刚安不久的军用电话铃响了。毛泽东停笔接电话。
“我是毛泽东，哦，博古同志……十九路军派来了陈公培、徐名鸿为谈判代表，什么？由政府出面谈判。好，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嗯……潘健行为全权代表……我马上去。”
毛泽东放下电话，特地换上一套新衣服。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岁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并且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1933年5月，因他的堂兄被逮捕，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就化名潘健行到了苏区瑞金。他到瑞金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特二科时，他就和徐名鸿相识。
在中央政府的一间大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潘健行同陈公培、徐名鸿等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好。
一份《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传到徐名鸿手中。徐名鸿诚挚地说：“感谢贵党贵政府的真诚合作，协议很快达成。我回去后，向蒋光鼐将军、蔡廷锴将军传达各位将军的合作。”
毛泽东接过徐名鸿的话说：“我们对贵军联合共产党反蒋抗日，表示欢迎。在国难当头之际，蔡公与蒋公二位将军以民族大业为重，为广大民众所敬佩。抗日救国救民，才有出路。我们党愿意同一切反蒋抗日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
周恩来和毛泽东到独立房子向博古汇报谈判情况。张闻天、项英、李德也在座。周恩来汇报完后，问道：“明天，十九路军的代表就要回福建了，中央还有什么指示？”
博古认为他们是投机革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不能抱希望。
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是我们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鉴于目前的局势，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我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自动退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起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之作用。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恰好刘参谋进来，向他们报告。
“彭总从前线拍来电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博古一听，大为恼火，他不敢当面批评毛泽东，就借题发挥。
“此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依此建议，必定断送革命！”
此言以出，谁还敢多言，结果不欢而散。
十九路军的代表走了，带回去了一纸协议。由于临时中央还是左的一套，没有利用这一有利事件，坐失良机。
在抚州北路军总司令部里，蒋介石住处的门前有棵桔子树。虽是初冬时节，果实挂满枝头，甚是好看。整个对苏区的“围剿”，正按着蒋介石的布置进展顺利。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穿了件深兰色长衫，立在树前观看桔子。
顾祝同、蒋鼎文神色异常地进来。蒋介石一见他俩神色慌张，不由一怔，问道：“墨三、铭三，何事如此惊慌？”
顾祝同：“校长，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已派陈公培前去同共产党联系，准备联共倒戈。”
蒋介石听后很震惊，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心急如焚，在院中踱了几个来回，突然咽回快到口边的话，又不停地走起来。
顾、蒋望着这位显赫的领袖，不敢妄言。
蒋介石停在他的两位将军面前：“淞沪私自开战，给了我一个难看。这次又要在背后插一刀，实为十恶不赦。你们要密切注意福建的动向，阻止他们的行动，绝不能再出现宁都第二十六路军类似的情况！每日多派飞机侦察，并轮番轰炸‘匪区’。”
蒋介石回到住室，独自坐在那里，显得忧心忡忡。他一会儿拿起自编的《剿匪手本》看上几眼，一会儿又放下，兀自发呆。
早饭后，蒋介石一个人在室内徘徊不止，口中哼着歌，一上午都是如此。他的侍卫长走到住室窗户外，透过窗见蒋介石在高唱，忙离去。不多时，侍卫长找来了侍从室主任，俩人来到窗前偷视。
蒋介石想着福建发生的事，着实令他坐卧不安、食不甘味。此时，他举止失态。
侍卫长小声讲：“先生发神经了。”
侍从室主任：“走吧，小心挨克。”
这时，宋美龄健步走进院内，俩人见后，忙站在一边：“夫人好。”
宋美龄打过招呼，进了室内：“达令。”宋美龄娇滴滴地叫道。
蒋介石醒悟过来：“喔、夫人。何时到的，怎么也没招呼一声？”
宋美龄坐下撒娇地说：“我来看看你嘛。”
蒋介石移过一个老式电扇，调得稍慢一些对准她吹风。
翌日一早。蒋介石在花园式的住处，曲径通幽的道上散步，身后跟着侍卫长和侍从室主任。走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停下来。问：“有没有十九路军同‘赤匪’联系的情报？”
侍从室主任：“先生，没有。”
蒋介石吩咐他们：“一有这方面的情况，要立即送我。”
侍从室主任：“是！先生。”
蒋介石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们不同共产党发生联系，一切都好解决。一旦共产党插手此事，那将变得复杂化，就难办了。”
他们在院内散步，宋美龄在屋内却从床下搜出一个小菜坛，上面有“宁波”字样，脸色不由大变，她又在床下搜寻，又搜出一坛，她气恼的提起两个小罐，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摔在屋正中。
蒋介石散步回来，刚好碰上。罐内的东西和破碎的瓦皮溅起弄脏了他的衣服。蒋介石刚要发火，当他看清被摔碎的是他家中原配夫人毛氏送来的宁波小菜时，倒先软了三分。
“夫人。”
宋美龄气怒地“哼”了一声，扭身一边。
蒋介石走过去，又轻声叫道：“夫人。”
宋美龄杏眼圆睁：“你，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想着别的。你……”她一屁股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竟自哭了起来。
宋美龄，原籍海南文昌，1897年生于上海。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大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为妻；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1927年后，曾就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外交部部长。宋氏家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
1907年的宋美龄年仅10岁，就同二姐宋庆龄一同到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就学，后来又到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就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她在美国一呆就是十年，1917年回国。
蒋介石随着地位不断地提高，其名声也愈来愈显赫。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可以说是她大姐宋蔼龄的杰作，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
蒋介石对宋美龄早已倾心，只是没有机会。蒋介石不仅看中了宋美龄的美貌、才识，更看中了她的出身、地位。从“宁汉之争”中的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拉拢冯玉祥利用宋子文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蒋介石要想登上领导者的最高宝座，非得有宋氏家族的支持不可。宋蔼龄独具慧眼，她觉得蒋介石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她也想把她的小妹妹嫁给“拿破仑”式的人物蒋介石。可是，这位微露峥嵘的“拿破仑”，早已有了三房妻室。前妻毛氏，在老家的溪口，他早已休掉，不足为虑；第二房妻子姚氏，也划入另册，也不须多虑；只是现在的妻子陈洁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早在1926年的8月间，宋蔼龄邀请蒋介石夫妇到她家参加宴会，就是一种试探。当时在宴会上作陪的有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她一眼就看出宋蔼龄的用意。她曾警告过陈洁如，要她小心。
要顺利地实施这一计划，得排除三个障碍：一是世俗观念。当时蒋介石的名声并不好听。这个似乎还不算太大。第二个障碍阻力较大。首先要排除宋母倪桂珍的阻力。她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宋母送到日本，减少压力。宋庆龄反对尤为强烈，宋子文也是从中作梗。但是，她（他）俩人毕竟是姐妹关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宋蔼龄就给他们打“迂回战”。在1927年5月5日，经过宋蔼龄的精心安排，宋美龄和蒋介石到镇江作十日游，以此来加深他俩人之间的感情。
宋庆龄是坚决反蒋的，由于武汉政府的垮台，她不得不搬到上海的法租界寓所里。蒋介石的特务一直在监视、跟踪、威胁。宋蔼龄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宋庆龄出国旅游，脱离险境。宋庆龄迫于内外压力，只好在8月28日秘密离开上海，去苏联访问。
宋庆龄一走，宋子文成了孤掌难鸣。为了解决这一个最后障碍，宋蔼龄搬出了宋子文的恩师谭延辏プ鏊墓ぷ鳌Ｌ费雨＇果不负她望，马到成功。第二个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都被宋蔼龄一一化解了。这第三个障碍，蒋介石拿出五万美元，要陈洁如到美国就学；姚氏以一栋二层小洋楼，被安置在苏州；毛福梅由蒋介石的娘舅出面，也顺利谈妥。
蒋介石在宋蔼龄使出浑身解数，扫除一个个障碍后，于12月1日，在上海的西摩路宋府和大华饭店，分两处举行了宗教婚礼和世俗婚礼。从这一日开始，宋美龄就走向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道路。
今年，是她和蒋介石结婚的第六年。蒋介石比她大整整10岁。他也处处敬畏她三分。宋美龄一撒娇、发怒，他就百倍体贴，好言劝说。他正要劝说，一旁的电话铃响了。
当他知道了事件的原委后，脸色变得铁青。宋美龄见蒋介石面色突变，也知道出了大事情，就止住哭泣。
蒋介石一迈进北路军总司令部，就对顾祝同讲：“福建的十九路军出了大的变故。蒋光鼐和蔡廷锴另立了政府，要迅速抽调兵力平息‘福建事变’！你马上把熊式辉、陈诚叫来，商量一个稳妥的解决办法。”
陈诚、熊式辉很快就赶到了北路军司令部。蒋介石同顾祝同他们秘密策划了几天，决定调遣蒋鼎文率领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从赣东入闽西北；调遣张治中指挥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进到闽北的建瓯地区，驻守闽北的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划归张治中指挥；调遣卫立煌率领邢震南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王仲廉的八十九师，由赣东南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地区。动用十个师的兵力，围剿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的第七天，蒋介石在顾祝同的陪同下，到了南城的三、九师驻地。他对两个师的官兵说：“十九路军是叛逆，在福州另立政府，公开违背总理遗嘱，并更换了民国的旗帜。这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此次出师讨逆，乃为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抗日而讨逆，为剿匪而讨逆。”
蒋介石旋即从南城回到抚州，对准备出师的十师、三十六师、八十三师、八十九师，又发表了镇压“福建事变”的讲话。不久，他亲自飞到了建瓯前线，指挥作战。又调遣两个装备精良的炮兵团开赴到前线，同时调遣海军到福州海面封锁港口，还调来了大批的轰炸机，对福州地区实行狂轰滥炸。
1934年2月初，不到两个月的“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蔡廷锴只好孤身离开部队去了香港，他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大批师、旅、团长被迫离开部队。
第三部 血沃红土（七）
17。肖劲光受审
八角亭，位于抚河东岸，浒弯以南，距离抚州几十公里。
八角亭战斗，是肖劲光和寻淮州的第七军团北进时同敌人相遇，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人占绝对优势，红三军团前去增援又受阻，红七军团阵地被敌人突破，于11月12日仓忙撤出战场。
博古、李德俩人听到八角亭战斗失败的坏消息，在独立房子中焦虑不安地徘徊。张闻天坐在一边，无动于衷，显得是那样的平静。
博古那颗跳动不安的心，经过激烈的思考后，对他们说：“浒湾八角亭战斗的失败，是肖劲光指挥不当，作战不力所至。
他肖劲光上次在黎川不战自退，他就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要把他押上军事法庭！“
按理说，这种北进到敌人碉堡间隙中作战的战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恰恰这场战略的决策者，不去认识这个问题，反而责怪执行者。再说，寻淮州是军团长，是军事指挥官。而肖劲光是政委。他们不去追究寻淮州，而追究肖劲光，也是对上一次黎川失守的追究。这里面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肖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这是一个没有说明、也不能说明的问题。
这时的张闻天，似乎对这次反“围剿”的策略，若明若暗的有些异样的说不清的感觉。他对肖劲光不尽了解。在当时，就向他不了解毛泽东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到苏区不重视毛泽东，但并没有特别仇视和有意打击的心理。对肖劲光也是一样。他望着激动、烦躁、气怒的博古，突然又产生了一种以往所没有的感觉。他在内心自问，到苏区后，不管是亲眼所见，还是听他人所说，红军每战必胜，如今又是为什么？此时，他有点“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理。
博古停止了徘徊，望着毫无表情的张闻天欲言又止。继而，他又转向李德，李德极为赞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审判肖劲光。彭德怀三军团增援不力，也应负责任。”
此时的博古还不想树敌太多，想了想心有余悸地说：“彭德怀增援迟缓，贻误了战机，是应负责任的。目前，想动他也不能动他。”
李德生硬地问：“为何？”
博古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目前，很多人对中央局的路线还不十分理解，此时再把彭德怀牵进去，怕是麻烦太多。”
项英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慢悠悠地插话说：“肖劲光在黎川不放一枪率部匆忙撤走，这是过时的游击战的回潮。丢失一个县城事小，游击战回潮是大。八角亭战斗失败，不严厉惩处，后患无穷。”
李德把手一劈：“开军事法庭，审判肖劲光！”
肖劲光就这样受审了。
瑞金的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大会严肃、紧张。
台下是旁听的几百名红军战士、干部和地方群众。
肖劲光被两名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进审判庭。会场立时响起了口号：“反对逃跑主义！”
“肖劲光是军队的‘罗明路线’代理人！”
“……”
台上端坐着保卫局局长邓发。书记员宣读控告书：“肖劲光，男，31岁，湖南长沙人，捕前系红七军团政委，曾担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3年9月28日，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视敌如虎，放弃抵抗，不战而退，将苏区北大门黎川城，双手奉献给敌人。1933年11月12日，在八角亭战斗中伤亡惨重，丧失阵地，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为严肃党纪、军纪……”
肖劲光忍无可忍，大声道：“我不服！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台下有人领着呼口号：“肖劲光是机会主义！”
、“打倒机会主义！”
、“肖劲光是怕死鬼！”
这是有人为了壮大声势，事先有意安排的。
肖劲光不理会口号声，继续说：“众所周知，我手上的兵一部分调往东方军入闽随三军团作战，一部调往硝石配合一军团行动，我手上仅有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敌人进攻黎川是三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是在敌人差不多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撤出的。这有什么错？”
台下人员听到真相后，心里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滋味。因此，再也没有人高呼口号，倒显得鸦雀无声，大部分人脸上反而出现了同情的表情。
肖劲光仍据理争辩：“八角亭战斗，伤亡是大，死伤一千多个好同志。我不是铁石心肠，怎么能不伤心。可为什么死伤这么多？大家问过为什么吗？敌我强弱悬殊，弹药不足，打阵地战拚实力，拚消耗，我们能拚住敌人吗？敌人有敌人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可我们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嘛！”
结果，审判大会不欢而散。
毛泽东知道那边在审判肖劲光，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本来他要据理力争，静静一想，他没有去那样做，反而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起战局来了。他面前展开着一张绘制的敌我态势地图。地图上，在苏区四周标满了碉堡和封锁线。他凝视着地图，满脸严肃，眉头紧锁。
贺子珍进来见状又悄悄退下，不忍心打扰他。
毛泽东已听出贺子珍的脚步声，叫了一声：“子珍。”
贺子珍闻声转身反回来。
毛泽东的注意力仍在地图上，头也没回地说：“子珍，你代我去看看肖劲光同志，目前他的处境不好，去安慰他一下。”
肖劲光被关押起来了。关押的地方，是一间小屋，四壁空空，墙角处铺着稻草，稻草上放着一条他多年使用的旧毛毯。他从法庭被押回来，就一直坐在稻草上，静静地想问题，门开处，贺子珍满面愁容地进来。肖劲光见后一惊，忙站起身来。
贺子珍小声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来看看您。”
肖劲光非常动容：“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你们处境也不好，还关心我……”他不由热泪盈眶。
贺子珍还告诉他：“主席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你保重身体，稼祥同志也支持你。”肖劲光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审判肖劲光大会后，邓发受临时中央的委托，到野战医院找到还在治病的王稼祥，传达了博古、项英和李德的意见。
王稼祥气愤地望着桌上对肖劲光的判决书。
邓发立在一边，说：“王副主席：博古、项英同志，还有李德同志，都希望你能在判决书上签字。”
王稼祥愤怒了：“这个字我不能签！审判一个高级干部，视同儿戏，谁想签就签好了！”
王稼祥气怒地在病房里走动着，突然停在邓发面前大声说：“前方战士在欲血奋战，我们却在后方打内战，成何体统！”
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在审判书上签字，审判书就不产生法律效果。周恩来和朱德也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加上还有其他领导的强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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