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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十六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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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璁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许初现了朱厚璁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朱厚璁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朱厚璁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朱厚璁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璁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璁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璁继嗣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朱厚璁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璁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璁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璁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代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至此，世宗解决了“谁是我的父亲”的问题，明确地表明孝宗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讽刺的那样，既然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作世宗的臣子吗？这里面无疑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时候，也总是议论纷纷。为此，学者毛奇龄曾专门写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礼议》的文章，从经学的角度专门探讨明代人疏于知礼。但是，今天看来，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权的专制力量之强大。后来，议礼一事还不仅停留于此。世宗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节制皇帝的随心所欲呢？晚明学者黄景璁说得好：“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其实，后来世宗的随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礼议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来越远。
世宗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真是可笑至极。例如，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把自己当作道教的神仙。
从16岁始，世宗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从嘉靖二年（1523）起，世宗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第一个诱引世宗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可能是太监崔文。在四月份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闰四月，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斋醮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虚诞诬罔。但是，世宗浑然不以为意。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宫寝限制、进御有时”、“亲幸有节”，要节制女色。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17岁皇帝，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所以，世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在世宗在位的45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比如说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jī）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概括地说，世宗的信道活动中，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邵元节，一个是陶仲文。世宗所宠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宠日隆，始终不替。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还在正德年间（1506～1521）的时候，宁王朱宸濠就曾经礼聘他去宁王府，但遭到拒绝。因此，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后，邵元节非但没有受牵连，反而被道人们认为“有识”而受到尊崇。嘉靖三年（1524），迷恋道教的世宗召邵元节入京，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中，专门掌管祷祀之事。显灵宫在宫城之西，修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嘉靖初年，皇帝还专门修建显灵宫的昊极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邵元节的法术，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应验了。这让皇帝很高兴，同时也增加了对邵元节的信任。他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从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十八年（1539）病逝，邵元节无疑是世宗最宠幸的道士。皇帝还曾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
陶仲文：在邵元节之后，他的朋友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的位置，专宠20年。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后来，他来京城，就住在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从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陶仲文成了世宗身边最受宠的道士。嘉靖二十年（1541），陶仲文进少师，兼少傅、少保。在明代历史中，兼领“三孤”的只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世宗对他的宠爱。据说，陶仲文其人虽然极受世宗的宠爱，但行事却小心慎密，不敢恣肆。这也许是他长年能受宠于世宗的主要原因。世宗迷信道教，虽然也有因为道教的法术在解决一些求雨、祈嗣等问题上有所应验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想要寻找长生之道。有学者指出世宗信道，前期主要是为了长生，后期主要是房中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正是养生术之一种。从道士那里，世宗学来的长生之道有二：一是斋醮，二是采阴补阳。斋醮刚才说过，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仙祈福。斋醮时必须向上帝呈奉祝词，即青词。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为绿章。世宗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第二项长生之道采阴补阳，实际上变成了世宗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根据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论，世宗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要特别地节制自己的性欲，而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术并与童贞的处女交配，就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长寿的效果。为此，在嘉靖一朝，为皇帝炼制春药成为道士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春药有多种，其中以“红铅”（或叫“先天丹铅”）制成的小药丸最为有名。
世宗所要服用的“红铅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因此，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间选宫女，每次数百人。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世宗泄欲的工具。在“红铅丸”中，还有中草药、矿物质及秋石等成分。秋石，据说也是用童男、童女尿炼制而成。据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明代道士所炼的秋石，实际上即从大量的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也就是说，秋石方的加入，即是使红铅丸具有春药的功能。依靠着这些药物，世宗再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采补”之术即是把少女当作炼内丹的“炉鼎”。这种交配态度，其实对于女方是一种变相的摧残。此外，世宗命令宫中的宫女们每天日出时分就去御花园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许多宫女因此累倒，病倒。暴戾、好色的世宗，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中发生了一次宫女谋弑皇帝的宫变，史称“壬寅宫变”。宫变的主角杨金英、邢翠莲等纠集十余名宫女，在十月二十日晚上用黄绫布几乎将世宗活活勒死。这件事情的最终后果，是十余名宫女连带受皇后嫉妒的端妃曹氏被凌迟处死。而且，世宗从此对于冷森的宫城心怀怯意，干脆就搬出了宫城，住到了西苑的万寿宫，专心地修起道来。
但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世宗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只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嘉靖四十四年始，世宗就开始重病，次年十月，寿终正寝。此时，距邵元节死27年，距陶仲文死6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么可能延续别人的生命呢？也许，世宗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许还梦想着自己即将真的成为“真君”或是“仙翁”呢！
谁做我的宠臣
嘉靖一朝，有宠臣，无权臣。世宗虽然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却是乾纲独断，掌控着朝廷大权。这虽然是明代皇权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结果，也是世宗自身的性格所决定的。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让他产生出极强的自负心理。有些学者说世宗是一个“自大狂”。这句话丝毫不错。明末的黄景璁说世宗“集众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实际上，世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人。在有着这样一种心态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夸。明代中叶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个大哲王守仁手札学家、军事家（正德年间他平定了宁王叛乱），世称阳明先生。嘉靖初年他在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乱之后，给朝廷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疏。疏中说了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类的话，结果招来了世宗一顿“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的责骂。这件事说明，在世宗眼里，没有能臣，只有听话办事的奴才！嘉靖年间，皇帝比较信任的代表性的宠臣，前期有张璁（cōnɡ）、夏言，后期有严嵩、徐阶。张璁、夏言皆以议礼而受宠；严嵩、徐阶的特点，就是都很善于撰写青词。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20岁左右，他就中了举人。然而，他参加过7次会试，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世宗出警图（局部）了。3年之后的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终于中了进士。张璁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亲生父亲，使他后来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议礼的过程中，两个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惟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当时，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是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而已。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服从与感激，就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要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蔑视。张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从张璁的性格看来，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他作大学士期间，他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整顿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让科道官互纠。这些措施，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主观意图，却都达到了整顿吏治的效果。但是，张璁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在任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这在某个方面触动了世宗敏感的神经。嘉靖八年（1529），张璁与首辅杨一清闹矛盾。世宗命令张璁退休回家。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所以，张璁一生做官的历程中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这说明，一方面，世宗对张璁仍是非常宠幸，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总是想杀杀张璁的威风。后来有人议论张璁，就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其实，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何况，曾经扶持世宗登上皇位的杨廷和死后还差点要被追惩呢，更别说其他人了。张璁也许深谙其中的道理，才不致于做出愚蠢的对抗皇帝的事来。世宗之下的大臣，谈什么尊严呢？
严嵩：他在明代历史中被视为一个奸臣。在嘉靖朝的后半期，他与陶仲文成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陶仲文干的是道士的活——炼丹；严嵩干的是文人的活——写青词。有点意思的是，两个人在相近的时间里离开世宗的——陶仲文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死了，而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退休回家了。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故明朝人常称他为严分宜。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的进士。中进士后不久，就回到家乡潜心读书10年，练就了一手极好的古文、诗词的工夫。据说，嘉靖朝后期写青词的大臣不少，但往往是严嵩写的青词最世宗入跸图（局部）
合世宗的胃口。从嘉靖十五年始，严嵩开始进入政权的核心。当年，他因为文词甚好，被皇帝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不久之后，严嵩在同乡贵溪人夏言的帮助下成为礼部尚书。严嵩为了取宠于世宗，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深知世宗的忌好，所以表现得非常的“忠”、“勤”、“谨”。他一做礼部尚书，就上了一道疏。疏中说：“现在的大臣们呀，到最后都是观望祸福，使皇上变得孤立而劳碌。”世宗见后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话，已经足够表现出你的忠诚了！”又比如说，世宗经常派小太监去探视夏言和严嵩的举动，严嵩通过结交内廷的太监，总是事先做好准备，深夜坐在家里写青词，而夏言总是茫然不知，酣然大睡。还有一次，皇帝要封严嵩为上柱国，严嵩赶紧请辞，说：“一个国家没有两个'上'，人臣不应该称'上'。”要知道，在古代，“上”是臣民们指称皇帝的代词。可以想像，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和取巧的严嵩，一方面是一个略显粗莽的夏言。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谁胜谁负一判立决。嘉靖二十一年，凭借议礼而得宠、当权6年之久的夏言被罢免。严嵩取代了夏言的位置。自此以后的20年，除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二十七年（1548）的三年，基本上是严嵩一手遮天。在一个极端专制的皇权政治体系里，谁控制着与皇帝沟通的渠道，谁就可能获得权力。从嘉靖十八年（1539）起，世宗就基本上不再上朝了，大臣们基本上见不到皇帝。严嵩却时常能见到世宗，有时皇帝一天可能给严嵩下几道手诏，其宠幸可见一斑。到严嵩年龄很大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坐着小轿出入宫廷。但是，世宗始终没有放权于严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新召回夏言任内阁首辅，就使严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据说，有一次为了儿子严世蕃的违法之事，严嵩不得不携着儿子来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边求情。《明史》的编者清楚地指出，这是世宗察觉了严嵩的骄横，所以虽亲礼严嵩，却也不完全相信严嵩的话，偶而做出一些很专断的决定（例如杀兵部尚书丁汝夔、大将军仇鸾），或偶而不同意严嵩的话，以“杀离其势”。
后来，年老的严嵩渐渐失宠。首先，他再也写不出很精妙的青词来。他的青词多是请别的人代写，所以皇帝总是不满意；其次，他最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的儿子严世蕃因为要为母亲欧阳氏守孝，不能跟着严嵩办事，所以严嵩拟的旨也往往不称皇帝之心；再次，万寿宫火灾之后，严嵩竟敢糊里糊涂地劝皇帝暂且住到南宫去。要知道，南宫是当初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这让世宗恼火不已。最后，严嵩之败的关键，是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精明厉害的人物——徐阶，渐渐与严嵩争宠。据说，有一次严嵩想借大将军仇鸾之狱来陷害徐阶，却发现徐阶比他更早一步行动了——仇鸾之狱是徐阶先告发的，不由得咄咄称奇。嘉靖四十一年，道士蓝道行为世宗扶乩（jī）。沙盘上出现了一行字：“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世宗问谁是小人。蓝道行说：“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这件事被一个在太监家避雨的御史邹应龙知道了。于是，善于投机的邹应龙就上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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