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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钻进了金字塔-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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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奉命与共和国卫队同行，到南方镇压穆斯林什叶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库尔德人叛乱，回到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萨东先生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嘴角叼着一枚快要烧着小胡子的雪茄烟蒂，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烧毁的表店。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口咬定没拍：“萨东先生，您知道，我向来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则根本不按快门。”老萨东一对虎目盯了我好久：“据我的情报，你并不总那么听话。不过别害怕，现在是我求你，我们的部长出于某种兴趣，急需一张埃尔比勒那家被烧毁的钟表店的照片，可我手头现在没有。我听人说你路过那家倒霉表店时，手中的相机响了一下。”
三进巴铬达（1993年1月～2月）1993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美国空军再次袭击巴格达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巴格达市中心拉希德饭店也被一枚“战斧”导弹击中，炸死一名妇女，伤数十人，其中一名德国记者炸了个满脸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难民，直到10天之后我才抽身飞到约旦，取道进入伊拉克。
自海湾战争以来，由于国际社会制裁，多国部队的F——15鹰、F一18A大黄蜂、F一14雄猫控制了制空权，伊拉克固定翼飞机就没敢升空，持续的空中封锁使伊拉克民航集体转业改开大巴士，专营从巴格达到安曼的长途客运，战争使飞禽成了走兽。早上9点，我身背采访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帮我准备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饼，爬上由约旦首都安曼开往巴格达的“沃尔沃”长途车，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驶出约旦鲁维谢德，海湾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和国际红新月会协会在此修建的难民营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坑坑洼洼的帐篷坑。根据我战时模糊的记忆，约伊两国间有70公里宽的中立地带，可现在约旦的边界似乎向东推进了相当一段距离。伊拉克塔布里勒海关出现在眼前，红、白、黑、绿的四色伊拉克国旗懒洋洋地在烈日下飘舞依旧，只是国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绿色阿文：“安拉最伟大。”这是伊拉克海湾战争之后修改国旗的硕果。
伊拉克海关认真地在我护照的第一页上填上我携带的相机、镜头、录音机……这是以往两次没有的。我规矩地排在一名意大利商人身后等待过关，一位显然不谙英语的伊拉克边防警察用极奇怪的发音逐一点名，结果使所有听众对自己的姓名都顿感陌生。轮到我前面的意大利商人时，这位随时准备应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对警官高喊自己大名毫无反应，当即因装聋作哑把警察气得喉咙冒火，被恶狠狠地抛出队外。眼看着刚刚还绅士派头十足的商人老兄顷刻斯文扫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运真比蛛丝还细。好在我顺利过关，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继续茫茫未知的旅途。
傍晚，我们的大巴士终于缓缓驶人神秘的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为加强摄影采访管理，把我和美国《时代》周刊摄影师罗伯特·斯特朗编在一组，采访当年被多国部队炸成一堆烂铁的儿童奶粉厂。据介绍，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该厂部分恢复生产，奶粉厂还送给我们每人两袋奶粉作为佐证。采访完毕，我掏钱请情报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达豪华的萨哈饭店吃午饭，连点了三道主菜都说没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可我敢打赌，这条鱼至少登陆了一个月，没鳄鱼牙、火鸡胃就别想消化它。
情报官瓦利德问我这次来巴格达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我说：“伊拉克人民更团结了。”他说：“当然，现在是战争。我警告你，一个人上街千万别背相机。”饭后，我发现瓦利德贪婪地注视着橱窗中的进口香烟，便主动给他买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获至宝地揣进衬衣口袋，一面请求我为他的同事再买一包。战前，这类进口烟成箱地摆在货架上，兜里揣满了用滚滚石油换来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采访完毕，瓦利德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市郊的家，领出一对天真美丽的双胞胎女儿，说要聘给我带回中国做老婆。
2月7日，我和《时代》周刊的罗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车前往巴士拉，同行的还有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各国记者。我们被编成一队，连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报官员统一控制，意大利NOI记者皮鲁谑称之为“Internationa IP。P。”
（该字既有国际采访团之意，又可理解为国际撒尿）。
巴士拉是仅次于巴格达的伊拉克第二大城，位于伊拉克南部，东临夏特·阿拉伯河，市内河渠纵横，已有1300多年历史。海湾战争期间，巴士拉城北的公路桥被多国部队炸毁，至今未能修复，城内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污水四溢，恶臭冲天。夏特·阿拉伯河畔塑有99座死于两伊战争的烈士雕像，每座雕像下镌刻了死者的名字、军衔、生卒年月，其中有战死的国防部长阿德南、第三装甲师师长拉希德、第五机械化师师长哈雅尼。
我们采访了巴士拉港区，港内上百条锈迹斑斑的巨轮歪在水中，有的已被炸沉，码头上杂草丛生。我们获准攀舷梯登上巨轮拍照，本应繁华喧闹的中东名港此时竟比圆明园还寂静、荒凉，残砖败瓦和炸变了形的钢铁遍布甲板，船体上层建筑上简易的水泥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这里集中了世界各国的巨型货轮，海湾战争使其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络，静悄悄泊在锚地。
巴士拉省总医院院长阿拉艾拉丁称他的医院只剩三盒Humu1iur。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冈本行正指着手术台上的药说是日本捐赠的，说着一把抢过来仔细读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没了下文。意大利记者嘲笑道：“日本人，那上面是中国字吧！”说话间隔壁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胆战、毛发倒竖的嚎叫，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医生正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动手术。医生说：“麻药不够，这个士兵枪伤不重，身体又壮，用不着麻药。”
我们下榻的五星级巴士拉希尔顿饭店根本没有电，只在写字台上插了支火苗随风摇曳的蜡烛。洗手间水龙头用了吃奶的劲才拧开，先是血红的锈水，继而是浑浊的暖流。
早饭只有干大饼和煎鸡蛋。《朝日新闻）冈本行正点了果汁，可送上来的却是杯自来水。
沿途，所有记者还得分担七八个情报部陪同的饭费。
由于缺乏配件和保养，汽车总出毛病，返回巴格达的时候竟有两辆汽车坏在野地里。所有情报部陪同和汽车司机都亮出家伙，围在四周担任警戒，由机械师抢修，尽管我们己付了租车费，可修车的费用仍由记者平摊。
沙漠黄昏的晴空蓝得让人发愁，寒风刺骨。我们几个摄影记者围着火堆一人一口传递着《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的一瓶约翰尼黑牌威士忌。皮鲁就着火光掏出一大把苏联勋章逐一别到我们所有人胸前作为纪念，他还有克格勃证件和苏共党证，据说全是在莫斯科现交钱现贴照片压钢印办来的。这老家伙年纪虽已62，可上蹿下跳倒像刚满26，他拎着酒瓶子把麦克阿瑟的绝句“老兵不死，仅仅隐退”（Old soldiers nen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篡改为“老摄影师不老，就是找不着焦点”（Old Photographers never old，They just out of focus。）。
返回巴格达，刚把同车的罗伯特送回旅馆，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说罗伯特已付了包车钱，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双份呀。可看到车子驶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说：“我的确没钱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国大使馆或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我保证付给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证！”
车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进分社，分社首席记者李义昌担心我处理不了。我说，您还得常驻，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对付。我转身出门告诉司机，我刚和罗伯特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付了全部车费，因此只能给他50美元小费。司机说他可以给我多开发票。我说：“中国前进了。你给我如数开确实付的钱，否则一个子儿也没有。”
返回巴格达，刚把同车的罗伯特送回旅馆，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说罗伯特已付了包车钱，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双份呀。可看到车子驶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说：“我的确没钱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国大使馆或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我保证付给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证！”
车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进分社，分社首席记者李义昌担心我处理不了。我说，您还得常驻，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对付。我转身出门告诉司机，我刚和罗伯特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付了全部车费，因此只能给他50美元小费。司机说他可以给我多开发票。我说：“中国前进了。你给我如数开确实付的钱，否则一个子儿也没有。”
四进巴格达（1993年7月～8月）1993年6月29日，我和一帮西方记者拍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通过运河，在苏伊士河口，《时代》周刊驻开罗记者断腿巴利趴在我耳朵上让我和他一起去伊拉克“买手表”，“否则准会后悔一辈子”。我猜这小子话中有话，尤其是次日一早美联社的纳伯特也开车奔了机场，我就断定巴格达又要出事。我向上司表示也要到巴格达去“买手表”可直到半个月后，我才接到进入已格达的命令。
7月17日，开罗分社厨师杨子、贾三儿特意为我弄了顿“断头饭”，然后送我去机场。路上，我们撞了一辆菲亚特，一名埃及骑警一直尾随追到机场才把我们抓住，我将此视为不祥之兆。
约旦分社的几位老兄帮我弄了特许证，伊拉克政府破例同意我把“美联”图片传真机背进巴格达，通过海事卫星的无线天线向外界发传真照片。
还是那条沙漠路，还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只是路况、车况更差。7月的中东沙漠酷热无比，而伊航长途大巴年久失修的空调根本排不出一丝冷气。我已是第四次前往巴格达，全无以往的激情，像个失去奋斗目标的英雄，愁眉苦脸，苦不堪言。直到红海烈日西坠，阿拉伯繁星满天，我们这辆机件失灵的破车才穿过千里伊拉克大沙漠，摇摇晃晃进入巴格达。
一到巴格达，我就跟着联合国核查组拍“安装监视用摄像机”，待我冲洗完照片，把美联图传机装上移动卫星发射天线时，才发现就是叫不通北京岸站。原来这种海事卫星移动发射天线的工作气温不能高于60℃，而我们那尊固定在水泥地上又加了把大锁的移动天线的表面气温超过80摄氏度。1993年7月26日，我们终于让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移动天线向外界传发了照片“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艾克尤斯飞抵巴格达”。连美联社摄影记者贾西姆也跑过来伸出大毛手祝贺新华社也拥有卫星传真装备。现在，这座我亲手安装在巴格达的发片装置还被锁在伊拉克政府新闻部院内的草坪上。
三年多的战争封锁，使大多数伊拉克人的购买力下降到只能购买政府凭卡供应的10公斤配给粮。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已上涨到每公斤90第纳尔，而伊拉克副部长级官员月工资仅为750第纳尔。勤劳的伊拉克人使市中心锈迹斑斑的马尔基娜雕像重新喷水，她神色凝重地向油瓮中浇水。可离这儿不远是一群脏兮兮的小孩，正伸出猫爪般的小黑手乞讨。
在国际新闻为美国一家垄断的形势下，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1995年全民公决萨达姆以得票99。96％的高分蝉联总统。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绝大多数伊拉克人比在原来西方统治者执政年代的生活好得多。在持续多年的封锁下，萨达姆政府保障农产品自给自足，首先是蔬菜水果。肉制品虽不丰富，但仍保持最低水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有的是鱼，地下有的是油。伊拉克人不缺吃，也不少电。某些自己不生产的商品匿乏使居民生活受到影响，药品奇缺使伤病员首先是儿童死亡率上升。但客观上的自力更生与主观上捍卫独立的决心使伊拉克永远不败。面对国际封锁，政府发给居民每人一卡，凭卡每月供应6公斤面粉4公斤大米、0。5公斤黄油，1。5公斤糖、300克茶、1只鸡、1条香烟以及肥皂、洗衣粉和汽车轮胎。这些供应品在遍布各地的特供商店兔费供应，或仅象征性地缴极少的钱。
伊拉克90％的居民有自己的住房，煤气、电、水、电话费等基本公付，占每人工资比例不至1％。伊拉克保障私有财产，允许多种经济形式，自认为正在建设阿拉伯社会主义，因而优先发展国有经济。伊拉克独立前只能保住石油收入的6％，其余的全被西方国家拿走。现在，石油收入全部归伊拉克政府，这正是西方国家借口人权攻击萨达姆的根本原因。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旧货市场，可以买到“任何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战争使伊国人对本国货币毫无信心，对美元却近乎疯狂的崇拜。一架德国产8*10蔡斯望远镜才20美元，而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头巾的家伙20美元卖给我一只”欧来茄“海王手表，可当我戴到手腕上才发现，除了秒针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这位潜入人流的老兄时，他已摘掉头上的围巾，露出满脸大胡子。他宽宏地同意。”买回“那只表，不过只能”付“我10美元。当然，我也有赚的时候，一支派克45型钢笔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军刀3美元。在一个相机摊上，竟发现一台带MD一4马达、135mmF2镜头的尼康F3，我屏气凝神强压住激动问摊主100美元能否成交，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美得我扔下120美元，抄起相机就跑。跑出百米之后，我才仔细打量这台磨得露了黄铜、镜头上还打着”美联社“标志的黑市货。可等我返回使馆，使馆的小于却迎面泼来一瓢凉水：”这台相机昨天开价才80美元！“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也在秘密地拍卖财产，但避开新闻界，只对各国使馆开放。我和小于开着中国使馆的卡车到美国使馆一举买下了美国人10台崭新的“将军”牌空调。
波兰外交官托马斯作为美国利益代表现场拍卖，偌大的库房中堆满了冰箱、洗衣机、家具、吸尘器、铝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导我和使馆的小于到使馆后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后借机献媚：“小姐，你真美！美国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妈生在贝鲁特。你是记者？”
“不！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欢迎你来中国使馆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爱！”
“你真迷人！顺便问一下，那些电脑卖吗？”
“所有电脑都已卖给了印尼使馆。”
“真可惜我来晚了。亲爱的，能否这么理解：美国使馆把能卖的全卖了？”
“可以这么说！”
拍卖大厅的警卫不许我进，理由是我身上有相机，此间的拍卖是严禁记者采访的。我把大花裤权卷至大腿根，红背心撩至胸口，腆起脏汗横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车车门上：“有我这样的记者吗？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我只想给自己留个影！”警卫对视了一下：“看来你也干不了用脑子的活儿。”当天，我在发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缀语：“看来，一个把房产之外的财产全卖了的使馆短期内不会改善两国关系。”这张质量极差的传真照片竟馋得美联社贾西姆啧啧称羡，这是1993年7月的事。
《纽约时报》驻白宫主笔迈克尔·凯利在他的《殉难日》一书中称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一名腰缠万贯的约旦投机商称：“这里到处都是漂亮小妞儿，你可以廉价地‘威凯威凯’。”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在底格里斯河畔就碰上一个在旅游学院学英语的姑娘，她的前胸赫然印了一行大字：“Suckit（吮这儿）！”还以职业的温柔死缠着和我们合影，我们不得不正言以对：“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不由想起一句悲伤的中国古语：“卿夺佳人，奈何作贼。”
入夜，古老的巴格达笛声悠扬、锣鼓喧天。伊拉克政府正在市中心猎人俱乐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9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的长子乌代也在其中。由于经济困难，伊政府号召人民摈弃传统奢华的阿拉伯婚礼，代之以爱国主义的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让其长子乌代以身作则。
伊拉克政府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娘提供（借用）婚纱，向新郎赠送西装，并允许每对新人的50位亲戚免费出席集体婚礼，享受国际封锁下罕见的“库兹”（烤羊腿）。断腿的民歌手伊斯麦坐在椅子上唱着悠扬的歌，他的双腿是海湾战争中被美国飞机炸飞的。一位来看热闹的小姐国难不忘美容，卷了乌发、润了粉颜，还从容不迫地坐在民歌手身旁染指甲。
举办集体婚礼的猎人俱乐部百米之外就是伊拉克军事情报总局，一群士兵仍在清理前不久惨遭轰炸的主建筑。
防空武器昂首向天，一面伊拉克四色国旗在夜空招展，旗上的手写体阿文赫然分明：“安拉最伟大。”
第12节 埃及地震亲历记
护身符不翼而飞
1992年10月12日午后，我一觉醒来，中东烈日正透过百叶窗直射到我腿上，干枯的汗毛在侧逆光下金光闪闪，贴满止疼膏的膑骨火辣辣的疼、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突然发现脖子上的护身符不翼而飞。
我的护身符绝非价值连城的钻石、翡翠、和氏壁，而是一枚仅伍分硬币大小、刻有六字真言的铜观音。可这枚祖传的铜观音陪我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抓大熊猫、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从天安门到巴格达。洪水、大火、动乱、战争……铜观音保佑我走遍世界。
我将护身符的失踪看做是某种危险将至的征兆，就像海湾战争在特拉维夫挨“飞毛腿”前，尼康相机包的背带莫名其妙地断了三次。
不祥的预感像只庞大的阿拉斯加灰熊，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莫名的恐惧紧紧纠缠着我。尤其令我不安的是我放在冲扩店的四卷负片，竞不可思议地卡在冲扩机里。尽管店主哈利德一再以安拉的名义赌咒发誓“枯鲁塔麻姆”（阿语：一切都好），可我从中午到现在连跑四趟还是没有结果。
下午2：40，我开着大吉普第五次去冲扩店，店老板哈利德干脆躲了出去，仅留下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伙计敷衍我，气得我直骂娘，发誓再也不来这家鬼店。
我离开冲扩店，开上大吉普回分社，看看左腕上的潜水表已是下午3：05。我爬到吉普后座上将昨天吃剩的罐头。
面包塞进一只大塑料袋，又取出汽车收音机中的盒带，准备回房间伴着瓦格纳辉煌的旋律吃我的午饭，继续读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我左手提着塑料袋爬上楼，钻进洗手间准备把憋了半天的一泡尿先解决掉。就在这时，一阵闷雷般的轰鸣由远而近，大地上下震颤，继而左右摇晃，我根本无法把尿撒进尿池里。我用手撑住墙壁，抬起左腕看了一眼潜水表：下午3：09。她震持续了一分钟
整个震颤过程持续了一分钟。在这漫长的一分钟里，先是有人大呼小叫“地震”，继而是五音错位的喊夫唤妻。
我根本不信真是地震，因为我脑子里只有“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我随着慌张的人流往外跑，迎面撞上一个脸色煞白带着哭腔找丈夫的女人，看着她的失魂落魄，我猛然想起我还是个男人。我逆着人流返回楼上，抄起床头的多姆克摄影包，又从冰箱中摸出五个柯达胶卷和一卷绷带，拎着落满灰尘的钢盔直扑停在车库的大吉普。此时，我就像一只全神贯注于捕鼠的大公猫，周围的一切似乎已不再存在。我真担心持续的震颤会把我的大吉普砸在楼里，由于太紧张，连打了两次火才发动着引擎。弄不清是大地的颤抖还是六缸吉普4500毫升发动机的轰鸣，我耳畔回荡着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我尽力稳定情绪将车倒到街心，大吉普咆哮着迎着惊惶失措的人流霸道地横在街心。我摇下玻璃朝外面大喊：“谁跟我走？”我称之为六哥的分社办公室主任应声上了车。我的铁哥儿们王波揪着自己的小背心的背带、趿拉着拖鞋可怜巴巴地问我：“穿这个行吧？”我没等他完全爬进来就抬开离合器，大吉普吼叫着冲开人群。王波趴在我耳旁大喊：“咱们去哪儿？”“哪儿惨去哪儿！”我回答得咬牙切齿。宽广的阿盟大街成了抱头鼠窜者的避难所，可我无心在此恋战。我知道老开罗的旧房区肯定比这儿出戏，茵芭芭和舒伯拉区不砸死人才怪。可眼前一些胆小的可怜虫弃车而逃，把道路塞得死死的，好在我的大吉普四轮驱动可以蹿上爬下越野而行。“七·二六”大街一幢五层楼震塌的一角堵死了干线，我不得不右转弯沿着濒尼罗河的科尼奇大道向南走。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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