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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康文集-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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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种情况不仅不妙，简直十分讨厌，但其中也有例外，挑一个什么随便讲讲，不嫌烦的话，你就随便听听，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新鲜的。
22
我有一次恋爱发生在十七岁暑假的最后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读了一本美国畅销书，作者名为西格尔，书名叫做《爱情故事》，那是一本中英对照读物，谁知竟让我走火入魔，英文那一半我几乎没看，一气读到夜里三点钟，合上书后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
第二天到学校报到后我就直奔位于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想找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学音乐的女孩当老婆，此种异想天开的举动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不幸之处在于，我果真找到了。
那天中午我在街上的一个小饭铺买了三两饺子，吃罢直奔音乐厅，我兜里倒是有点钱，那点钱的来历是这样的，在我父亲交给我学费的一瞬间，我忽然一拍脑袋，对他说：“爸，我忘了，书费不是十五块，是二十五。”
我父亲抬起头来，用怀疑的目光望向我，我连忙补充：“可能是书涨价了。”
这样，我得到了在当时的学生来说相当多的一笔钱。
从中午开始，我站在音乐厅门口，把那个月要演出的场次和剧目记得倒背如流，连我从没听说过的指挥之类都没放过，六点半左右，人开始来了，我坐在靠边的台阶上，等着我心爱的老婆到来，事情的结果出现在我当晚写的日记中。
“前来欣赏钢琴独奏的人中，漂亮的单独前来的女孩竟然一个也没有，无法下手……整个下午连同晚上，我就像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渣滓，在音乐厅门前的停车场上荡来荡去……
我感到无聊……我很紧张……花了一块钱买了香烟和汽水。……第一句话该怎么说一直没想好……门卫可能已经注意我了……“
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拦住十七岁的我，十七岁的我，朝气蓬勃，头脑会因一段被称之为感人的文字而发热，心也会为某种被称之为浪漫的情感所激动。所以，第二天放学后，我又去了，结果再次失望而归。
失望而归的结果当然是欲罢不能，不肯死心。十七岁的我认为，文字与现实同属存在，而且一样有效，一样可靠。显然，那个十七岁的我荒谬绝伦，不可理喻，但十七岁是个厉害的年龄，厉害之处在于，敢于想象的同时，也敢于行动。
于是，第三天，我照常出动不误。
同样的过程持续了大约有三个星期，每天放学后，我都跑到音乐厅门口孤独地等待着我想象中的老婆，她多次出现在人流中，叫我一次次产生出难以名状的激情和想象。大多数时候，她和一位我认为不适合作我老婆的女孩结伴而来，令人沮丧。
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到音乐厅门前等我老婆这件事终于成了我的执拗行为，如果我不能从人丛中把她弄到手，那么我会一辈子站在音乐厅门口，我想在当时、在这件事上我是下了决心的。
在那个门口呆久了，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和人说话的机会，那就是卖望远镜。我在西单花了六元钱买了四个望远镜，当天晚上就卖光了，赚了四元钱，再往下一天，我卖掉了十二个，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除去花销，我竟然净赚了三百二十四元钱，在当时，这可是个大数目。
来音乐厅听音乐的漂亮女孩并不是很多，其中一些是固定的，我给她们分别编了号，起了名字，可惜的是，我老婆并不在名单之列。
名单中有一个女孩，排在第四号，眉心有颗美人痣，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因为她每隔几次都要到我这里来买一个望远镜，也不知她要那么多同样的望远镜有什么用，总之，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总和一个穿军装的家伙结伴而来，那个家伙身高体壮，但声音温和，每次付钱时都是真心而愉快的。
排在第二号的女孩，总和她妈妈一起来，她妈进门时总对她说一句相同的话：“快去上厕所，一开始就来不及了。”
半年时间说话就过去了，那是在八五年，北京音乐厅刚刚建成，听古典音乐在当时颇为时髦，误打误撞，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古典音乐这回事，当然，我时常能够从票贩子手里获得他们砸在手里的门票，进入音乐厅。我在里面听到不少音乐，还知道了一些现在人所共知的臭了街的名字，比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等，加之那个时候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因此，这些名字在我眼里便有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我知道莫扎特在大瓢底时写出的音乐竟然与他有点钱时没什么区别，贝多芬一生不曾操过一个小妞，巴赫的平均律中的和声和对位要用到数学，甚至还知道，从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音乐竟然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总之，那一时期，我对书本知识十分好奇，书中提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照单全收，并且时常为之啧啧称奇。
寒假期间，音乐厅进入淡季，一星期只有两场演出，但姑娘中来了不少新面孔，一个下雪天，我通过望远镜，在夜色里看到我老婆出现了，她东张西望地往前走，长得叫我为之怦然心动，明显的表现是，我在迎上前时摔了一跤，刚巧摔到她脚下，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我爬起来，紧跟过去，她直奔售票处，在那里询问了半天，脑袋差点扎进那个售票的小窟窿，最后失望地转回身来，正和我撞个满怀，我抓紧时间，几近疯狂地问道：“要票吗？”
她点点头。
我摊开手：“我也没有。”
她连“神经病”都没说就从我身边走开了，把我身上背的书包撞得响了起来，当时里面足有十五个望远镜。
我看见她一晃三摇地穿过人群，向音乐厅的小门走去，急忙追上去，在她前面挡住去路，挡的非常不是地方，正是门口，进来的人把我撞得站立不稳。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问她。
她疑惑地点点头：“怎么啦？”
“我可以想办法弄到票。”我说。
“我钱不够。”
“你有多少？”
“四块一。”
当晚的最低票价是五元，是个外国交响乐团的演出。
我说：“你等等，我也许有办法。”
“为什么？”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再次问她。
“是。”她干脆地答道，“我拉低音提琴。”
我花了四十元买到两张票贩子卖的票，我们俩一齐进场，坐在第六排靠中间的座位上，开演后我递给她一个二点五倍的望远镜，自己又拿出一个四点五倍的，一同往台上看，她按住我的望远镜，问：“你是干什么的？”
顺着她的目光，我发现她正注视着我打开的包里的一堆望远镜，我刷地拉上拉链，把包往脚下一放：“你别管了。”
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音乐厅睡去，演奏过程中，我不断换望远镜，我使完一个，她就管我要过去，这样，在中场休息时，我们俩人手里共有四个不同倍数的望远镜，都挂在脖子上，一人挂两个。
我们一起走到画廊，一幅幅看那里挂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的是贝多芬的一个情人叫爱丽丝的，背景一片模糊，爱丽丝体态肥胖，穿着一件好像豆包布的灯笼袖上衣，一手托腮，眼睛看着远方，脸上是健康的腓红色，下面一行小字：“贝多芬曾为她创作《月光》。”
我一指：“她这样的，在我国自由市场就能搞到。”
旁边一个女孩听了笑出声来，我未来的老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向下一幅画走去，没走几步就笑了起来，这一笑，越发不可收拾，直至笑弯了腰，我走到她旁边，也弯下腰，问她：“你没事吧？”
回去的路上，我送了她一段，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从六部口走到西便门，又从西便门经菜市口走到虎坊路，再从虎坊路走到天坛公园西门，最后，我们在天坛医院家属楼前停住，她指了指三楼的一扇窗户，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家。”
抬头看去，她们家漆黑一团。
我点头，她钻进楼洞，随着达达达的脚步声消失在黑暗中。
她叫张蕾。
后来，当然有后来。
再次见面还是音乐厅门口，她告诉我，上次回家太晚了，她父亲给了她一下，她拍拍自己的肩膀：“现在已经不疼了。”
照例，我们一起听了一场音乐会，中间我没睡着的原因是一直在琢磨找个合适的时机好抓住她的手，但直到音乐会结束也没找到。然后是聊天，然后是走，这一次的路线有了改变，我们从和平门一直走到前门，又从前门走到到天桥，从天桥走到天坛，从天坛走到永定门桥，又从永定门桥前面不远沿着河坡走下到水边，深一脚浅一脚地一直走到右安门桥，又从右安门桥折回，再次走到永定门，最后走回先农坛，回到天坛医院家属楼下，她再次钻进门洞，再次对我说：“我爸没准儿又要打我。”
很快，随着一阵脚步声，她走到三楼，不久，上次她给我指的那扇窗户里的灯亮了起来，窗帘被拉上，传出男人的怒吼声，不用问，是她那个讨厌的爸爸。
不久灯灭了，一切归于沉寂，我返身回家，我要说的是，那两天晚上，我也挨了我爸一顿臭骂，因为回家太晚了。
我们走的时候也聊天，说话的人主要是我，张蕾在我旁边走，我就不停地说话，我不知道她听没听，反正我说我的就是了。我说话的内容是海阔天空，但也是胡说八道一气，有时我看见她在悄悄笑，就知道她在听，更多的时候，她走她的，似乎跟我是素不相识的路人，我于是更加卖力地说下去，每当那个时候，我一般都很紧张，结果说出的话也是语无伦次，一般说上十几分钟之后，她会露齿一笑，这样我便放松下来，接着说。
我这么说：“昨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特别逗，你看过吗？其实那本书没必要看，没什么意思，但你要想看我可以借给你，可是我上午已经答应借给李晖了，李晖是我的好朋友，前一阵儿我们俩还不太熟，现在我们上课时经常下围棋，我们老师特事儿逼，他老要我们听讲，我们不听讲他就不自信，就觉得自己在胡说八道，其实他就是胡说八道，也可能不是，我一直听不太懂他讲的代数，讲到正弦时我还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讲了余弦，正切，现在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他是北京市一级教师，我们上课时，老有外校老师来听课，你瞧，这个商店里卖好看的信纸，比荣宝斋的便宜，李晖买过一沓，他用那些纸写情书，写给我们班王芳，可王芳把那些信交给刘老师了，刘老师是我们班教语文的，是我们学校最好看的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到我们学校的，她看了情书，找李晖谈话，最后答应不告诉李晖家长，李晖说刘老师说他文笔不错，他说以后我要喜欢哪个女生，他可以替我写情书。但他看的书没我多，他喜欢看打仗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之类的，我不喜欢，我喜欢另一类打仗的小说，我看《二十二条军规》，可惜我没看完，因为那本书后面有十几页没有了，其实看书也没什么劲，要是有谁欺负你，你告诉我，我认识好多体校的哥们儿，他们特勇，我还认识一个画画的，画的国画特牛逼，他是画老虎的……”
后来，我们又一次约会，地点是在陶然亭公园，我们还划了船。
最后我们到北门附近的游乐场，在滑梯边，有几个小痞子把我们围住了，他们管我们要钱。有一个痞子还去拉张蕾的手，她吓坏了，哭了起来，我给了他们一块钱，他们给了我一个嘴巴子，我只好又给了他们一块钱，可他们又给了我一个嘴巴子，我急了，跟他们打了起来，被公园管理处的抓住了，差点叫我们老师来领我们。
我和张蕾被先放出来的原因是我们的作业本上五分多，那些人的书包里根本就没有作业本，有一个家伙的书包里放着整整一块板儿砖，他背着那个书包转来转去的也不嫌沉。
后来——大概因为那次我表现得还可以，过了几天，她先是写信告诉我再也不跟我来往了，又过了几天，她约去她们家看她拉琴，起初几下还可以，听了一会儿圣。桑的《天鹅》之后，我就把她这块天鹅肉弄到手了，我是这么干的，先是让她教我，她叫我摆了半天姿势，当然，我是受不了她捅捅我这儿、弄弄我那儿的，而且怀抱那么一个又大又空的木头盒子比怀抱一个姑娘的感觉要差得多，我是指，我推开低音提琴，把她抱进怀里。就这个动作，让她哭了好半天，而我耳边却响起了圣。桑的《天鹅》。
后来——我不在音乐厅门口卖望远镜了，有时我跟张蕾一起去听音乐会，我总是拉着她的手入睡，中间休息时，她把我叫醒，等音乐再次响起时，我又安然入睡，在音乐中入睡确实是件美事，有一次我在音乐厅中居然做了一个美梦，我梦见我骑着一只山羊飞到天上，山羊是张蕾她们家墙上画的那只，张蕾的父亲是天坛医院的大夫，业余画些油画，她母亲是音乐学院的教师，她们家住一套二居室，里面尽是些家具，没被家具挡住的地方挂着张蕾的父亲画的油画，另外，她们家里有个钢琴，据说她母亲会弹，我从未见过她父母，我只在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去她们家。
我想，张蕾喜欢跟我上床，上大学后尤其如此，她父母离婚时我们上大学才上了两个月，她跟母亲住，地点是音乐学院的筒子楼，但每月三号她要到天坛医院家属楼她父亲那里去要一百块钱，每次她都不让我跟她一起去。
张蕾的母亲不怎么管她，不久，她母亲又结婚了，跟一个什么拉小提琴的住到了北太平庄，音乐学院的房子就空下来，我就搬了进去，我上大学虽说是住校，但我很少去，到三年级以后我一个星期最多去两次，我不爱上学，宁可在音乐学院的宿舍里睡大觉。
后来——大学四年间，我和张蕾过着夫妻一样的同居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四年，因为快乐，所以回想起来几乎没什么印象，只隐隐有个快乐的感觉，张蕾拉她的琴，我看我的小说，我们一同去买菜，一同做饭，一同看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同听那台板儿砖似的小录音机，一同听一些唱片，我们养过一只猫，后来丢了，还养过几条热带鱼，后来也不了了之，我们几乎每天都做爱。
后来——毕业前一个月，我和张蕾到一个朋友家去玩，回来的路上，我们坐的出租车和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当时的情况我记不得了，总之，当我意识恢复过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浑身上下打着绷带，三个月后，我出了院，张蕾却死了，她的头在撞车时被挤碎了，这是医院的人告诉我的。
张蕾死后，我悲伤了好长时间，因为无法忍受失去她的痛苦和孤独，我就又找了一个女孩，天天对她讲我和张蕾之间的那点事，罗罗嗦嗦讲了半年，那个女孩终于失去耐心，离我而去。
后来——所谓我充满通俗浪漫情感的时代便正式告一段落。
在那个段落里，我看了不少法国浪漫派的作品，夏布多里昂，雨果，缪塞，华兹华斯，拜伦等等，甚至但丁。罗塞蒂也看了。
后来——当然要过很久，也就是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我已把那些浪漫故事忘得一干二净，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我靠写剧本挣下一笔又一笔钱，和一个又一个的姑娘上床，白天蒙头大睡，晚上出去参加由固定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圈子的聚会，常常喝酒到天亮。如果见《爱情故事》这样的书会看也不看的径直扔进垃圾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后来——应该是关于张蕾的记忆。
关于张蕾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上床。
我们常常边听音乐边做爱，张蕾对做爱的要求完全遵循音乐的要求，如果是流行歌，那么一混就完，如果是爵士，就得飘忽不定，如果是古典音乐，那可就复杂了——交响乐要气势如虹，小提琴就必须婉转缠绵，钢琴要诗情画意，四重奏得表现出四个男人的形象，每当她从一长溜儿的ＣＤ中随便抽出一盘，我的心便“噔”地提到嗓子眼儿，像小品之类的东西对付起来没问题，但交响乐确实叫我捏一把汗，不提模拟一个乐队一百多人轮番跟她做爱的难度，单是那一小时左右的演奏时间也叫我无法应付——所以，一天她兴冲冲告诉我把一套瓦格纳的四部舞台节目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买来，并如数家珍般解释给我听，那是一套迪卡公司出的十六张套装唱片，索尔蒂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头两张是两小时的“莱茵的黄金”，我虽面如死灰，但还勉强支撑，但听她说到“飞行女武神”并把四张唱片往我面前一丢时，我不仅倍感力不从心，而且立刻魂飞魄散，瓦格纳的内力强劲，尽人皆知，你就是同时播出一百张重金属唱片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何况，作品中所弥漫的思想实在是单凭性交无从接近的，于是我白眼一翻，差点用瓦格纳似的唱段喊出——今天晚上乐队休息，停止演出！
张蕾死后，我搬回家，守在自己那个被色情遗忘的角落里，半年中没跟一个姑娘上过床。那些ＣＤ由于带着太多的性交记忆，被我扔到阳台上的一个大皮箱里。
23
后来，后来——后来——没有后来，一个后来也没有，全都是胡说八道！
没有后来，所有的后来全是胡说八道！
我喜欢用胡说八道来骗自己，骗自己说，现在的生活是虚幻的，我记忆里有另一种生活，
另一种我想要的生活，我浪漫时就想要浪漫的生活，我浪荡时也会有浪荡的生活，我想怎样便能怎样。我读了一段文字，就会想象，在想象中把那段文字变成另一个关于我的现实，我的故事，我通过想象来写下一段段与我毫无关系的事件，我写的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像《爱情故事》，就像琼瑶小说，就像《茶花女》，就像《蝴蝶梦》，就像一切酸不可言、引人入胜而又催人泪下的谎言一样，就像我的工作一样，就像我写的剧本一样。
我问自己，那是什么？那些都是什么？那些摆在图书馆里、摆在书店里、摆在书架上、摆在中学生枕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那些东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谁会告诉我们真相呢？
真相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全都不着边际，全都与现实背道而驰。
真相是，我们不喜欢现实，现实如果被写成文字，装订成册，包上封面，打上标价，将会一钱不值。
现实一钱不值，现实无可救药，现实是无话可说却又非说不可，现实是贝克特，是荒谬，是笑料，是省略号，是空白。
没有人喜欢空白，空白是那种必须被涂抹、被填充、被掩盖的东西。
在面对现实的态度上，我想，只有对真相永远的追问才是真诚的。
而我的十七岁的真相在哪里呢？我从这里，从我三十岁所坐的这张椅子上，从我的电脑边，透过我吐出的香烟烟雾，我拿起十七岁所贩卖的望远镜，举到眼前，一直向十七岁的我望去，我看到我的身影徘徊在音乐厅的大门前，我看到自己读的关于哈佛生和钢琴家的故事，我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幻想，我把那个幻想用望远镜拉近，再拉近，我看到我年轻时的愿望，到现在还不曾消失的愿望，那个愿望与我一起守在电脑边，在漫漫长夜中与我窃窃私语，诉说着关于人世间的无聊、寂寞与无助，时而编织出神话，时而坠入沮丧、冷漠与绝望之中。
24
我只喜欢几种特定的姑娘，这些姑娘的一切，在我心中早已想象多次，并已基本固定成形，总之，我与姑娘的关系永远围绕着那些大俗套兜圈子，我看上她，我从人群中挑她出来，与她相识，使她对我感兴趣，然后得到她，然后与她分手，如此而已。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我要做的，不过是一次接一次的重复而已。在这件事中，可笑之处在于，每次重复，我都竭尽全力，并且，乐此不疲。
这么干有何乐趣？没有乐趣。
有何困难？困难在于很多姑娘对我不感兴趣。
如何克服？
很简单，离开她们，去找那些对我感兴趣的。
为什么？
因为除此以外，我简直无事可做。
25
在医院，我终于拿到检查结果，一切平安无事。
一切平安无事，生命竟是如此坚强，我是如此健康，就连性病也都与我无缘。
一切平安无事，真没劲。
26
两天以后，我见到陈小露，那是在一次狐朋狗友的聚会上，那天晚上大家不停地抽烟喝酒聊天，直到半夜方才散去，当时我只记得她梳着两条像老鼠尾巴那样又细又长的挂在耳边的小辫，她和另一个女孩结伴而来，那个女孩披头散发，在隆冬季节穿一条短裤和一双长筒皮鞋，中间露出一截大腿，活像侠胆母狮。
两个女孩走掉之后，大家谈起陈小露，大庆问建成：“操过吗？”建成那时已喝得半醉，他摇摇头：“没有，”然后又点点头，“操过。”大家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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