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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康文集-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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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兀⑶乙丫粲谌娴摹⒉豢赡孀木帽览１咴怠ǎǜ鹑鹉贰ず嚎ǹ耍骸栋Ｈ肀妊牵杭⒍龅奶粽健罚�1985年伦敦版，第110页）。然而，TPLF的政治领袖们却对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视为对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当时正在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罪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忠实调停人〃，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响，那就是：我不得不和这两个残酷而工于心计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后果可能会败坏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誉。
有句古老的谚语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与魔鬼共餐的人，应当准备好一把长柄汤勺。1988年和1989年，我心血来潮，充当了短时期的业余外交官，其间我曾经和两个魔鬼共餐一一但不幸的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带长柄汤勺。我是否已经摆脱自己这段有污点的经历了呢？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是充满回响的〃是〃。我当然已经摆脱了它。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对自己当时的行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不让谄媚和个人野心诱使我与如此卑鄙的家伙们为伍。
然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带着自己错误的后果继续生活了。我这些错误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埃塞俄比亚一索马里的和平进程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双方目前达成了一项协议，各自断绝向对方反政府组织提供的全部财政和军事援助。而这当然影响了TPLF的利益，因为在数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设有后援办公室。这样一来，我便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提格雷人民事业的敌人，是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朋友，而TPLF把他视为罪恶的化身。
以上就是1990年11月我第一次去TPLF伦敦办公室时的背景。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感到有几分心惊胆战。我预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的要求。不过，妄想和负罪感也使我想到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它甚至更令人焦灼：游击队也许同意把我带到阿克苏姆圣城，但等我越过苏丹边境、进入提格雷省之后，他们便会制造一次致命的〃意外事故〃。我的这种恐惧虽然听起来像戏剧，甚至像无稽之谈，但它对我来说却非常真实。
追寻还是隐瞒？
对我主动去找TPLF，他们并不算过分吃惊。不错，他们知道我是谁。不错，他们也对我居然提出想去阿克苏姆感到惊讶。不过，他们却没有反对我这个打算。
但有个问题。我飞到喀土穆之前必须获得苏丹政府的签证。同样，穿越喀土穆与提格雷省的数百公里边界线，也需要得到苏丹政府签发的国际旅行批准书。
遗憾的是，在1990年最后几个月，苏丹政府不给英国公民签发任何签证和许可证。当时，海湾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而苏丹政府在冲突中站在伊拉克一方，英国则在冲突中站在美国一方，因此，这就使喀土穆的英国公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难道TPLF没有办法绕过这个禁令么？他们告诉我说：有，他们有办法。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留给来访的朋友的，是留给那些能积极帮助他们事业的来访者的。我不是他们的朋友，我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能使他们直接受益的东西，所以，我就必须自己去找苏丹当局。如果我获得了苏丹人的许可，如果我自己能到边境上的卡萨拉镇，那么，TPLF将在那里带我过境，然后同意我去阿克苏姆城。
于是我去了伦敦的苏丹大使馆，结果更增添了我的沮丧和失望。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向苏丹新闻参赞提交签证申请。这位参赞是阿布代尔·瓦哈比·埃尔一阿凡达博士。他是个青年人，穿着一身整洁漂亮的西装。他彬彬有礼地要我立即放弃希望：因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我绝对没有任何机会被获准进入苏丹，更不用说从喀土穆到卡萨拉的跨国旅行了。
〃如果TPLF同意我的计划，事情会好办些么？〃我问。
〃当然。他们会同意吗？〃
〃哦……目前还没同意。他们提出了一些前提条件。〃
〃看，我没说错吧，〃阿凡迪博士叹了一口气，这个结果显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你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我问道：〃你能把我的签证申请交到喀土穆吗？〃
这位新闻参赞轻松地笑了起来，两个手掌向上一摊，分明是在表示衷心的歉意：〃我很愿意这么做，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做将不会有什么好处。〃
整个门月间，我一直在用电话和阿凡迪博士保持着联系。他那里没有关于我的消息。11月2日我和TPLF的第一次讨论以后，我在19日又去了TPLF办公室，这一次是去见他们使团的首脑特沃德·戈布鲁。会见中，我产生了一个感觉：这位聪明的谈判者正在用熟练的技巧刺探我的动机；他想弄清我去阿克苏姆究竟是不是个幌子，我的真实理由是不是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军事野心无关。
当然，我的确知道自己的兴趣就在约柜，别无其他。但我又想到，我的所谓〃考察〃很容易被TPLF看作从事间谍活动的伪装。谈话结束的时候，特沃德告诉我，他将和ThLF驻喀土穆办公室联系，请他们批准我的签证和旅行许可证。听了这番话，我实在不知道应当感到欢欣鼓舞，还是应当感到惴惴不安。
交易
此后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有从TPLF和伦敦的苏丹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事情毫无进展，似乎被搁置起来了，因此我开始觉得必须做些什么去加快进展。
我最后想到的主意十分简单。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激烈的宣传战一直在伴随着战争展开。政府指责ThLF洗劫并烧毁教堂（但这个指责也许是错误的），这是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决定，如果我能为TPLF提供一则电视新闻报道，说明在他们管辖的提格雷省有宗教自由，这样或许我就能够获得反政府军的合作了。在那则电视新闻里，TPLF将有机会驳斥对他们的那些指控。
我并不打算在媒体上公开声明支持TPLF——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心里仍然残留着一种对那些政府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施麦利斯·马赞加，几年来他一直为我提供帮助；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发现那种大倒退的前景根本不合我的口味。的确，我对埃塞俄比亚政治问题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并且还在不断改变，尽管如此，我仅仅因为想去阿克苏姆就站出来支持TPLF，这种行为却还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最被我蔑视的。
不过，我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而想出的办法，却几乎是同样地不正当。我不想亲自去做报道提格雷省的这则电视新闻，也不打算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我想让别的人替我做这件事。我想到的这个人是一位老朋友，他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名叫爱德华·梅尔纳，以前几年他一直在独立制片。爱德华最近刚从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回来，他在那里为英国电视第四频道新闻节目拍摄了一部特别报道。因此我想，他可能对拍摄提格雷省的故事、并提供给那个电视频道很感兴趣。
当然，把他的兴趣引向任何方向都毫无问题。我知道他为人正直；我还知道他会坚持完全由他对影片进行编辑，并坚持真实地报道自己在那里的见闻。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我能依靠这个计策，把我的考察之旅和一个重要的电视新闻报道联系起来，那么，TPLF对我去阿克苏姆的申请就会更感兴趣。根据我的经验，一切反政府组织都热衷于宣传，因此我想事实将证明：ThLF也不会例外。
于是，我在12月10日，星期三，又给特沃德·戈布鲁打了电话。11月19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曾告诉我他将要求TPLF驻喀土穆办公室批准我的签证和旅行许可证，现在我便问他此事是否有进展。
〃毫无进展，〃他回答说，〃我们在苏丹的人很忙，你的事情还排不上他们的日程。〃
〃假如我能为你们提供电视报道，会有不同的结果么？〃
〃那要看报道的内容。〃
〃它将全面地报道提格雷省的宗教自由，以及Tgy和教会的关系。在战场上你们也许赢了，可是在宣传战上，你们却正在被打败……〃
〃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政府最近指控你们洗劫并烧毁教堂，对吧？〃
〃是的。〃
〃这对你们是一种伤害吧？〃
〃说实话，这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且已经传到了国际上。〃
〃政府的指控是真的吗？〃
〃不是。根本不是。〃
〃即使不是真的，指控毕竟被提出来了。那种泥巴一旦被扔到你们的路上，你们的车就会陷进去，〃我继续打出手中的王牌，〃很显然，这是政府对你们发动的一场精心计划的宣传战。我想给你念一念10月19号《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
我面前放着我的研究助手给我准备的剪报夹。我念道：〃埃塞俄比亚政府特别需要教会支持政府制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斗争。门格斯图总统最近说：'我们的国家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现存的历史遗迹证实了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总统还想把他正在解放的地区的情况，和被看作是分离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反宗教主义的不断破坏进行对照……〃
〃我很熟悉这种报道的内容，〃特沃德·戈布鲁插话说，〃门格斯图正在进行的任何解放都只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手段，目的是骗取人民的支持，因为他现在看到自己没有办法在战场上战胜我们。〃
〃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你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洗刷你们反宗教的形象。在全英国的电视上播出一则正式的新闻报道，这对你们会有很大帮助。如果我拍摄了主显节的情况（我准备到阿克苏姆城去拍），那么，群众游行和整个节日的气氛就会有助于向人们展示：TPLF不但不反对教会，反而是这个最珍贵的历史传统的负责的保卫者。〃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
〃那么，我是不是该去落实一下拍摄这个电视报道的事情呢？〃
〃这是个好主意。〃
〃如果我落实了这件事，你是否认为你们能及时为我安排好签证和许可证？〃
〃是的。我想我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最后一刻
见过特沃德·戈布鲁之后，我马上给我的朋友爱德华·梅尔纳打电话，向他讲清了情况，问他是否有兴趣为电视第四频道新闻节目拍摄一部关于提格雷省的报道。
他很感兴趣，并在12月12日，星期三，弄到了电视台的委托书。我们把委托书和爱德（爱德华的昵称——译者注）护照的细节内容传真给了TPLF。我们附上了一封信，说我们最迟将在1991年1月9日动身去提格雷省——那刚好是在主显节以前。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收到TPLF的任何明确答复。我们现在虽然急需签证和旅行许可证，它们却迟迟不来。〃新年以后马上和我联系！〃特沃德给了我们这个建议。
到1991年1月4日，星期五，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希望，已经开始重新体验到了那种懊恼与松弛相混合的感觉：我懊恼的是没能完成自己的考察；而使我释然的却是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因而满足了自己的荣誉感，另外还因为我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了一切危险——无论是真正的危险还是想象的危险，都没有了，因为我已经去不成提格雷省了。
后来，到了那天下午，特沃德打来了电话。〃你们可以动身了，〃他宣布，〃一切都安排好了。〃
于是，爱德和我按照时间表在1月9日飞到了喀土穆。从那里再经过不到一个星期的陆路跋涉，我们就会到达圣城阿克苏姆。
第十八章 难以企及的宝藏（1）
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把爱德·梅尔纳和我送到了喀土穆。我们下了飞机，投入非洲之夜的湿润怀抱。我们没有签证，只有伦敦的TPLF给我们的参照代号，但接待我们的当地移民官员却显然很熟悉这种代号，只是我们去取行李的时候，他留下了我们的护照。
爱德有个可爱的妻子，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我结婚的时候，他做过我的男宾相。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他身材不高，但非常壮实，一头深色的头发，面部棱角分明。他是位非常敬业的专业电视人，独自一个人承担摄制组的全部工作，集制片、导演、摄像师和录音师于一身。这些特殊技能和他在第四频道的签约颇为不同，使他成了与我同行的最理想人选，因为我虽然不得不为TPLF提供新闻故事，但我还是不想带领一个庞大的电影摄制组出现在阿克苏姆，因为我不想使我在那里的考察工作复杂化。
爱德的全名是约翰·爱德华·道格拉斯·梅尔纳。因此，我们一到喀土穆机场的大厅，听见扩音喇叭里传出了这个名字，自然就竖起了耳朵：〃约翰·爱德华，约翰·爱德华。请约翰·爱德华先生马上到移民办公室报到。〃爱德听见了，便立即照办，消失在人群里。半个小时以后，我已经收拾好我们的所有行李，还让移民局在护照上盖了印。又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再过了一个半小时。
午夜刚过的时候，其他旅客全都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大厅里已经没有其他的人，我这位同事才终于露了面。他脸上的表情虽然显得很尴尬，却依然很愉快。他解释说：〃不知道为什么，约翰·爱德华这个名字出现在了警察的通缉犯名单上。我一直在想让他们相信我是约翰·爱德华·梅尔纳，可是看来他们没懂我的意思。他们扣了我的护照。我明天早上必须再来一趟，才能把它取回来。〃
TPLF派了一辆车到机场接我们。司机不会说英语，开车拉着我们穿过喀土穆的一条条沓无人迹的街道。每过几分钟，车子就会被路障挡住，接受停车检查，路障是由带着重武器的粗野士兵构筑的，他们仔仔细细地查看我们这位司机带着的通行证。
我以前来过苏丹。在1981年和1986年，我照例都要来苏丹几次。然而，我现在却立即意识到：从那以后，苏丹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首先，根据这些路障判断，这里显然是在严格实行宵禁，而在过去的日子里，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同样，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路边的楼里漆黑一片，小巷弥漫着垃圾气味，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狗在四处闲逛，这一切都使人感到惶惶不安。喀土穆虽然一向都是乱糟糟的，但今夜它却使我感到格外丑陋，格外凌乱，与以前迥然不同。
我们来到了市中心，车向右拐，到了〃沙拉·埃尔一尼尔〃大街上。这条大街就在那座宏伟的维多利亚时代皇宫的北面。1885年，查尔斯·戈登将军（1833…1885，英国将领，曾镇压我国太平天国起义，后在苏丹的喀土穆被马赫迪起义者杀死——译者注）就在那里被马赫迪的僧人们杀死。
〃沙拉·埃尔一尼尔〃的意思是〃尼罗河大街〃或〃尼罗河路〃，而我们现在也的确正沿着尼罗河开车。我们头上是一道栋树搭起来的凉篷，从枝叶间露出点点星光。我们的右边，在栎树的粗大树干和下垂的枝条后面，我可以看见尼罗河正静静地流向远方的埃及。
在我们的左边，那座大饭店的空旷阳台从我们身边掠过——那饭店当年是个幽雅的会议中心，但现在却显得十分破旧衰败。过了片刻，我们在街道转弯的地方碰上了最后一道检查岗，司机又不得不拿出了通行证。接着，我们又向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汇的那个崖角上驶去，喀土穆的希尔顿饭店就坐落在那里。从我们走进饭店前的明亮庭院，我就想要两杯双料伏特加、苏打水和一筒冰块。然而，我后来叫人把这些东西送到我房间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一个被我忘掉的重要事实：自从80年代中期苏丹采用了伊斯兰法律以后，酒精饮料已经在苏丹被禁止了。
第二天是1月10日，星期二。早晨，爱德和我乘出租车来到了〃提格雷救援协会〃（简称REST），因为伦敦的TPLF要我们去那里报到，以便对我们的旅行做出最后安排。
我们注意到，我们两人的名字已经被用粉笔写在了楼上一间屋子的黑板上。可是，屋子里却似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其他情况。我们也无法立即见到海尔·基罗斯，他是TPLF驻喀土穆使团的首脑。这个城市的电话系统总是靠不住，那天上午，电话网就像是彻底崩溃了一样。
〃我们能不能直接开车去TPLF的办公室？〃我向REST的一个成员问道。
〃不行。你们最好留在这儿。我们去给你们找海尔·基罗斯。〃
一直到了上午10点多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决定让我留下继续等海尔·基罗斯，而爱德则必须坐出租车去机场，取回他的护照。他去了，但两个小时以后还没有回来。TPLF的官员也依然没有露面的迹象。或者可以说，那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对我去阿克苏姆的计划表现出半点兴趣。
我想，这失望中毕竟还有一线希望：他们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倒让我感到自己那个挥之不去的幻想是多余的了，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可能在提格雷省被杀掉。其实，我已经看到眼前逐渐呈现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前景，那就是：一切有关的人都昏昏欲睡，慢慢腾腾，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带我去提格雷省。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过了下午1点。我想到：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喀土穆的所有办公室都要下班关门，或许其中也包括REST和TPLF的办公室。明天是星期五，是伊斯兰的安息日。因此很清楚：1月12日星期六以前不会发生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可是，爱德在哪儿呢？也许他直接回饭店去了。我给饭店打电话，但当然是打不通。我越来越恼火，便给海尔'基罗斯留了一张便条，把我饭店房间的号码写在上面，请他和我联系。我把便条交给REST办公室里那些友好的年轻人里的一个，然后来到大街上，去叫出租车。
我先回到了希尔顿饭店，可是爱德不在那里。后来，我想他可能回REST办公室去了，便又返回了那里，可他还是不在。最后，我让司机把我送到了飞机场。我在机场经过非常耐心的询问，才终于得知我这位同事被拒绝人境，正在接受警察的〃谈话〃。
〃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不行。〃
〃我可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吗？〃
〃不行。〃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今天，明天，也可能是星期六，〃一位帮助我的、会说英语的好心商人解释说，〃谁都不知道。谁都说不清。抓他的是国家安全警察局，他们坏透了。你大概什么也做不了。〃
我现在真的急了，连忙跑出机场，来到了问讯处。它居然开着，这实在令人惊讶。我在那里不太困难地就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接着，我又找到了一部真正能打通的电话；不但能打通，而且是免费的。但不幸的是，使馆的电话没人接。
两分钟以后，我又回到了出租车里。司机不知道英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尽管他说知道），但经过一番不同寻常的反复搜寻，他终于找到了。这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始终和两名英国外交官在机场交涉。我是在使馆俱乐部里找到这两位外交官的，当时他们正在喝非法的饮料。这两名官员力图弄清爱德被扣留的原因，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比我成功。
不仅如此，有件事情还使他们的这番努力更复杂化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乘坐一架黎巴嫩飞机刚到喀土穆，和苏丹军事独裁者奥马尔·埃尔一巴希尔讨论海湾危机。一排排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在机场四处巡逻，宣泄着反西方的爱国情绪，并使所有人都对生活感到不快。
我的两位外交官的情绪也不太好。其中一个提醒我说：〃我们已经警告过所有英国公民离开这个血腥的国家。〃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责难，〃现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吧？〃
那天晚上9点左右我才回到希尔顿饭店吃晚餐，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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