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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康文集-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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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你叫他造物主也可以，他是真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可惜，在人世间找到他并向他打听一些情况的门路至今还没被发现，人们只是发现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神迹＂，也就是上帝存在的某种迹象，比如还未被发现例外的某些物理定律之类，至于真神，很多人天真地以为到了彼岸就可看到，不幸的是，在这件事上，至今人类尚无丝毫把握，要是真有把握，牛顿之类的人就会早早自杀，这样就会省去很多东猜西猜的麻烦，明话直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个人既想做个知识分子，因此也一直在独自悄悄摸索，我认为我找到一些神迹，也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我遇到的问题说来十分不幸，与那些在神农架找到几个野人脚印儿的人遇到问题如出一辙，脚印是有了，但那脚印是真是假却无法弄清，因而野人的去向也就更是无从谈起，在我不耐烦的时候，也图过侥幸，琢磨过通过自杀的方式去彼岸逛一逛，对此我曾反复权衡，最后是理智占了上风，我认为有关上帝蹲在彼岸坐等我辈的说法太像是个谣言，太不可信，因为从古至今，尽管上帝的假使者满天飞，却没有一个人设法真的带信回来确认这件事。
这些都是不得不说而又不吐不快的离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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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接着我的叙述。
于是，在96年，在一个深夜，我开始写可能成为名著的书，我开始写，我一行也没有写出来，我坐在那里，东张西望，剪指甲，用湿纸巾擦显示器，我抓起电话，只要头脑中出现一个电话号码就拨出去，我打电话，一个又一个电话，我告诉别人，我没事儿，一点事儿也没有，我不再打电话，而是点起一支烟，烟抽完了，我又抽了一支烟，我再次抽一支烟，然后我拿起一本书，别人写的书，胡乱翻看，我会使用五笔字型打字法打字，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一个人告诉我打些什么，我满心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像听写似的在我身边叨唠，我照他所说逐字打出，直到最后一个句号，我希望他说，现在这本名著写完了，你署上你的名字吧，然后消失不见。问题是，今天这个人不在，我会五笔字型也没有用，我坐在那里，开始时手脚乱动，后来一切趋于静止，我面对电脑，陷入寂寞。
我说的是寂寞，是的，寂寞――独自一人的时候，回忆令人无所适从，阅读往往乏味，每天生活规律叫人厌烦，不规律则一事无成，我住在东高地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写作有何价值？没有价值，混过生命有何乐趣？我搞不清。刚到东高地，除了成天想着跟我那些狐朋狗友联系以外，什么也干不成，根本就忘了，我搬来就是为了躲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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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仍然要面对写作，面对我给自己找的工作，我来到东高地，把自己关进斗室之中，我非要写出一些什么，尽管我图轻松，我怕困难，我能力差，但我仍想把自己那点微末行当干好，我的虚荣心、好胜心及侥幸心驱使着我工作，一想到我也可能中大奖我就干劲倍增。
关于写作，其实话题很多，它的原因，它的过程，它的结果，它的性质，它的内容，它的内含，它的外延，它的对象，它的范围，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的意义，作为一种迷信，它的影响等等，还有诸多＂为什么＂之类，我相信，数也数不完，我要是从头写起，那么，一本笑话集锦便会从容诞生。
在这里，我只想说，人类具有记录自己蠢行的奇特天性，它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史前，据说人的前身，那些长毛未褪的古猿，就时常在游手好闲之余手拿硬物在黑暗的山洞壁上写写画画，这就是写作的前身，因此，写作，作为一个事物，就这么存在下来了，如果一个弹球上的细菌也会写上两笔，并建立一个图书馆，我想，人类大概会说这是一个笑柄，奇怪的是，轮到人自己，态度便有了改变，他们自豪地把那些毫无意义的胡写乱画说成是史前文化的一部分，美其名曰：史前艺术，并以自己现在仍会信笔涂鸦为荣，对于这种态度，我也有不解之处，他们为什么不拿起一块古猿的粪便而沾沾自喜呢？他们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在现代仍能像古猿一样自如排便感到骄傲。当然，我的不解也就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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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阅读与写作是一回事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写出新意，你不得不看看别人都写过些什么，比如说，我可不想费半天劲写出一本《资本论》来以后，发现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已写过相同的作品。同理，为了阅读，你还得写上那么两笔，以此来推断别人写出的东西是否具有价值，比如说，如果我随手就能写出一段＂对于存在这一事物，我可以把它简单地分成存在与外界的存在两个部分＂，那么，我就可以断定，休谟在《人性论》里的某些论述属于老生常谈，我不知道我讲没讲清我的意思，我是说，对我来讲，写作除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意义，著名作家往往凭会写东西这么一点儿能耐骗得与之极不相称的利益，这方面的参考读物我推荐99年北京流行的一本书――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所著《知识分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那么猛烈地抨击政客或商人，完全是因为小骗子对大骗子的嫉妒，这方面我很为中国的制度骄傲，老谋深算的中国人从来不会被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蒙倒，李白、杜甫虽然会写两笔诗，但他们俩妄想凭此获得一官半职的嘴脸却成为当时人的笑柄，至于老柏拉图的例子就更别提了，在他的范围里，很自然地，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成为国王，还好，他的如意算盘也没能得逞，只好在幻想里建立一个理想国聊以自慰，他那个理想国在我看来十分可恶，因为缺少像他一样才能的人在那个国家里往往会活得不太自在，我认为，那是为他一人建立的国家，万幸的是，这个国家建在纸上。虽然我本人喜欢写东西，但我却从没有把我的爱好看成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至多只关心关心我的爱好能否养活我，使我能跟别人生活得一样好而已。我毫不怀疑我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承认，我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我的写作能给我带来超出它本身价值的利益，这种希望与一个卖假古董的商人所抱的希望没什么区别，我想，很多人能理解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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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写作，写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认为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一般来讲，我认为，人应当为他们的爱好付出代价，而不是得到好处，如果一个人为他的爱好得到好处，那么我只能说这个人十分幸运，搞艺术的老祖宗是那些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吟游诗人，他们往往十分质朴，给人说上一段书，讨几口残羹剩饭便能满足，而现代吟游诗人就油滑多了，他们的油滑之处在于，他们先来一段讲演，说什么人的生活应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自行规定，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这段讲演的可恶之处在于，首先，他们把他们的爱好推及别人，其次，他们竟能把他们的爱好置于别人之上，事实上，这种骗术即使算不上无耻也十分无聊，因为这种对生活的二分法本来就十分不客观，是对擅长动脑筋的人的一种优待，因为话语权掌握在擅长动脑筋的人手里，他们就对此大加利用，这是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在这种言论之下，总体上看，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被无情地侵占了，而且，精神生活就那么有价值吗？我看这是个问题。
精神生活优越论的基础在于教育，由于教育需要一笔时间与资本的投入，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能有精神生活可过的人，非但不感激他们的运气，反而变本加利地想把他们的教育培训费当做一笔无形资产，大加利用，一副以一当十的架势――这里面最可气的就数所谓搞文化、搞艺术的，他们脑子最不好使，培训费最低，得利最大，却闹腾得最厉害，一个工程技术人员，除了得应付十分枯燥艰难的练习与训练以外，在日常工作中解决的问题也往往十分棘手，十分实际，而一个搞文化的，训练本身就十分轻松，工作中也更容易找到乐趣，又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是空对空地胡说一气，但既使这样他们也牢骚满腹，想想看，一个商人，再怎么样也十分繁忙，因为要处理大量细枝末节，难得有搞文化搞艺术的人的那份轻松，但商人却没有那种不自重的抱怨，更没有那种与＂肮脏的钱＂相对应的＂肮脏的文化＂来突出自己，贬低别人，看看18世纪末的维也纳吧，十分吝啬的犹太商人用他们省下来的一点小钱来帮助文化，让老百姓在剧场里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你根本在搞文化的人身上看不见一点影子――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看一本数学书的时间往往超过看10本思想书或20本文化书或30本小说的时间，而且费的劲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很少见数学家指责别人不懂数学，而常见到文人嘲笑别人没文化，这一事实有时令我十分生气，因此，每当看到有人出来酸酸溜溜地指责什么物欲横流我就怒不可遏，这分明是在说，为什么物欲没往我身上多流流呀！
我深信，文学艺术的价值远不像现在标出的市价那样高，科学家在追求事物的确定性时所付出的劳动，要远远超过漫无边际的插科打诨、胡说八道所付出的劳动，即使是体力劳动者的简单重复劳动也要比什么笔耕不辍来得辛苦，我在写作时，一想到要在大太阳下耕种田地就心惊胆战，一想到写一本数学书、物理书就倍感力不从心，而要是写点什么别的，就觉得轻松得多，不是吹牛，就我这水平，我还真看不上诸如小说之类的东西，什么《飘》呀、《情人》呀，在我看来，易如反掌！我甚至觉得太低级，《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城堡》之类也只是稍有难度，莎士比亚的剧本对演员来讲如同基督徒的《圣经》，在我眼里却是英国的琼瑶电视剧，只不过它比琼瑶更成功而已，电影剧本完全是瞎胡闹，除了塔尔科夫斯基、伯格曼与费里尼那样的剧本值得一写以外，我还真找不着可写的东西，就这些破玩艺儿还被搞电影的吹得事儿事儿的，其实只不过有点文学性而已，胡编乱造、故弄玄虚、胡来一气方面，再也没有比那些被称为＂大师＂的人更叫我讨厌的了，据我所知，只有搞气功、魔术一类的家伙们才彼此互称＂大师＂，目的看来是想在民间挂靠＂师级干部＂这一级别，我很想写上100本冠冕堂皇的所谓知识书，题目都拟好了，诸如《加权资本与知识》、《单交还是乱交》、《谎言与历史》、《家政学与文化场》、《离散人类学》、《人口密度与文化》之类，给人类的文化迷雾之中再添新雾，但我很为这种行为感到不安，这种漫谈式的知识令我望而生畏，十分反感，是的，这里面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由于它不确定，知识的意义便经不住解构，于是，真诚的人便无意中与无耻之徒串通一气，在人类通向真相的道路上无恶不作，胡作非为。可是，有什么能制止住这种没有价值的行为吗？在我看来，由于人具有热爱谎言的天性，加之迷信的力量遍布全球，终于使追求真相变成一种为世俗生活所耻笑的不合法的下流行为，我对此种幽默由衷地感到好笑。但有时，我随手翻翻《性史》之类的书，便忍不住也想把我上面提到的欺世盗名书写出来，同时还学福柯摆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如果有人同意，我便可高兴地喊：＂看哪，他们叫我大师！我把他们都蒙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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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不想蒙倒谁，我也不想搞自我欺骗，我也写作，我用别人的作品给自己解闷，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我的作品也给别人解解闷，我不想极不正当地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描绘得冠冕堂皇，我犯不着，我争取与愚蠢和哗众取宠划出界限，我还要点面子，不想掀开被子让别人看我如何手淫，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做得出来就敢说出来，我不怕语言的残酷无情，我也不在乎是否在道德上获得成功，我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知道，自己在胡写乱画，不着边际，可我就这么点能力，我自认为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有着芸芸众生的一切情感方式与生活习性，我用不着害怕失去什么，我原本就什么也没有，我轻装上阵，无所畏惧，我的笔也不是我的武器，我的笔坏了我会寻找别的饭碗，我当然也像大家一样，在人世间挑挑拣拣，尽量找又轻松报酬又高的工作，抄上了我就尽情地享受，抄不上我也没办法，要是找不着好活儿我也许会撑上那么一阵子，撑不住了我也不会土崩瓦解，我会退而求其次，我相信我能对付着把日子过下去，这方面我像大家一样是个行家里手――在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星球上，我只是沧海一粟，伴随着潮起潮落混我的日子。97年的我就是这个样子，当然，97年，这个有意思的年份，也送给我一份大礼，那是嗡嗡，叫我现在想想便觉难受的嗡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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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故事距嗡嗡还有些遥远，现在嗡嗡还未与我熟识，她还未与我说过几句话，还未爬到我的身边，还未在我身边安静地睡下，嗡嗡一个人睡在她自己的床上，有几个布娃娃陪伴着她，她现在与两个刚刚毕业的舞蹈演员住在一间9平米的临时宿舍里，那是一间歌舞团提供的小平房，花100块钱就能收拾得可以住人，嗡嗡有自己的简易衣柜，折开来能随手提走，里面装着她心爱的不值钱的衣裙，最贵的是一条花300元买的名牌ＬＥＥＣＯＯＰＥＲ牛仔短裤，她穿着有点小，但由于太贵了，所以一有机会就会吸一口气穿在身上，她还有一床被子，是远在云南的妈妈做的，还有蚊帐，还有洗脸盆、毛巾等洗漱用品，还有一包廉价化妆品，嗡嗡用它来马马虎虎地描眉画眼，对付她很不喜欢的各种演出，嗡嗡还有一个小箱子，几本相册，里面的相片记录了她17岁的人生，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从地下室搬到剧院后，这些东西就陪伴着她。她一个月挣300元左右，演出补助好的时候也不过一个月2000元，那是她用自己的苗条身体，在舞台上灵巧地做出各种动作换来的，总之，嗡嗡生活在她自己那一方小小天地里，她的眼睛不大不小，头发稀疏，黄白相间，眉毛用镊子拔成细细的一线，作为一个时常抬起手臂的舞蹈演员，连腋下的汗毛也被她忍着剧痛一根根拔去，她十分干净，黄皮肤，走路轻快，嘴里的牙齿像一块块傲然伸出的参差不齐的小小墓碑，脸上带着被狗咬伤后痊愈的细小疤痕，以及同学用铅笔扎破后又长好的黑印儿，她的腰肢纤细，手指柔软得能向手背弯过去，她在夏天喜爱穿长长的裙子或短短的短裤，能唱街上所有流行歌的前3句，总之，17岁的嗡嗡是个还未长出翅膀的天使，我想她一定是被一阵轻风吹到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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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小春已经把嗡嗡分发给我，可我却还未认领，我随着他一起去剧团找菲菲，时常碰见嗡嗡，还碰见很多与嗡嗡一起分到团里的姑娘，不用说，我眼花缭乱而又十分矛盾，生怕一下挑错了事后后悔，与此同时，小春倒是目标明确，他开着他的旧夏利，带着吉它和啤酒，天天急急忙忙往剧团跑，一进去便扎进菲菲的宿舍，弹起吉它，唱着流行歌，对着菲菲直抒胸臆。
菲菲活泼好动，说话罗唆，耐心细致，与小春脾气十分和适，小春当时迷恋艺术，当然是通俗艺术，包括外国电影与中国摇滚，凡与艺术有关的事物无不令他动心，菲菲会跳舞，在他眼里简直就是高雅艺术，他最爱坐在练功房，看着菲菲排练，觉得档次提高了一大截，菲菲与其他姑娘们的舞姿搅得他心神不定，菲菲坐在下面休息时，小春便与她说话，趁机请她吃午饭或晚饭，如果菲菲同意，甚至早饭他也愿意请，一次两次三次，他把菲菲带到我那里，聊艺术，聊生活，看录像，一星期后，他把菲菲从我这里带走，带到另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小春认为那里适合乱搞，便在那里提出了乱搞要求，菲菲认为，自己一个处女就这么失身恐怕有点不太合适，便拒绝了，小春便坚持不懈地提出请求，菲菲再一想，反正处女早晚要失身，也就委婉地答应了，据小春向我介绍，菲菲是这么答应的：＂要不然你先把我给灌醉了你再――＂这种答应法不幸刺伤了小春的自尊心，他认为自己只请求与菲菲乱搞，可没请求过菲菲喝醉后再乱搞，他认为菲菲提出的办法不合适，因为他在其中扮演一个处女诱奸犯的角色，虽然这角色是处女分派的，于是遭到小春拒绝，我了解小春，他是我的朋友，小春很要面子，他在做一件事之前总是考虑做完后怎么讲它，他可不想自己事后被说成是一个擅长诱奸处女的人，他认为那样太丢人――总之，这件事情拖来拖去，两人拉拉扯扯前后有那么一个钟头，我想小春最后还是与菲菲达成了一致，像一切处女一样，菲菲事后要求小春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也像一切小青年一样，小春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至少他把这事告诉了我，而且是怀着内心的欣喜，急不可耐地在第一时间把自己胜利的消息告诉了我，从电话里的声音看来，我认为他发一笔意外之财也没这么高兴过。
于是，用一般人的话讲，叫做，菲菲与小春好了――你用不着问是怎么好了，反正，他们就是好了，就如同一个人喝醉，用一般人的话讲，叫做＂这个人喝好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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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菲菲好了之后，小春忽然对我产生了一种负疚感，我认为，只有好朋友之间才可能产生这种负疚感，小春的情感我能理解，就像碗里有一块好吃的肉，小春一筷子夹走，猛地吞进肚里，事后发现我正看着他，于是他便对我说道：＂怎么着，你还没吃啊？＂于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负疚感油然而生，这至少证明小春是个仗义之人，这种性格使他在这个泥沙俱下的世界里显得卓尔不群，十分了得，一般人可不是这样，如果我的另一朋友建成在这种情况下就绝不会这样，他会对自己的嗅蜜本领一通吹嘘之后，立刻断定没嗅上的人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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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春的负疚感，我想我是得到了好处，特别是在他与菲菲不久以后住到了我那里，我得交待一句，小春是这种朋友，他帮你忙和麻烦你的时候都干脆利落，我不知他为什么放着自己另一个专门用来乱搞的房子不用，而带着菲菲住到了我这里，我当时正在搞写作，没想到问他这个问题，现在我猜测这件事可能与小春的虚荣心有关，他认为找一个搞艺术的姑娘就应该住到搞艺术的朋友那里去，于是，情况越发对我有利，因为他们住了不久，我发现，不仅小春对我的负疚感没有消除，而且菲菲也对我产生了负疚感，这让我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当然这件事还得从头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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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小春带着菲菲敲门进入我的房间，坐稳后问我，能不能在我这里借住一宿，我说没问题，我有一张多余的单人床，我们三个人动手把床装好，放在厅里，他们俩当晚就睡在那里，第二天晚上他们仍睡在那里，第三天还睡在那里，然后就天天睡在那里，我是说，我们三个人住在了一起，我还要再三说明，小春是个仗义之人，这次他的仗义表现在一些生活细节方面，比如：他们从未在夜半乱搞大喊大叫，令我想入非非，他们永远督促我认真写作，连他们看录像时都放低音量，把门关上，他们在两人不和时也未大吵大闹，只是相互盯着对方，没完没了地看来看去，他们在我的小屋里悄无声息地生活。
当然，我们三个人时常在一起玩儿，在我不写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录像，去饭馆吃饭，或是干脆在家做饭，我擅长做饭，菲菲擅长洗碗，小春擅长在外面吃饭时请客，总之，我们三人处得不错，彼此相安无事。
有一阵儿，小春与我迷上了打台球，我们天天到台球厅打台球，每晚以100元做为赌注，赌赢的钱用来上街买录像带，我得说，那一段儿，我与小春的台球技艺进展神速，通常一小时打十几局，往往对方还未打满三杆另一方就已取胜，不幸的是菲菲，她特别爱玩，而我们俩借口她水平太差总让她在一边看着，日久天长，连菲菲都说，应该给我找一个女朋友，好在我们打台球时陪着她玩。何况，菲菲认为，住在我那里最好是为我做点事情，力所能及的，也就是介绍女朋友给我，我对菲菲这一建议十分赞成，甚至与小春一起海阔天空地想到了以后，连试试男女混居的生活方式都妄想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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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菲菲开始张罗着为我介绍女朋友，当然，就在她的同学里选择。
我事先声明，我对找姑娘有个标准，那就是尽量去找那些有男朋友的，这么干对别人来讲十分缺德，但对我来讲却十分方便，我认为，在寻找异性伴侣方面，不应当过多地考虑别的男人，因为你既不想得到他，也不想与他有什么关系，相反，你倒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因此，考虑他无非是想使事情复杂化，而且公共道德也不应是障碍，因为这其实只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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