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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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宫监、宫女的问题，宝熙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只剩下绍英在我身边。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是最好的：经过他的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

　　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

　　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

　　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

　　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

　　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

　　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

　　“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

　　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

　　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

　　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

　　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肽”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郑孝胥这时和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性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说出了他们的计策，但是遭到了王公大臣和师傅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口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我父亲的态度最为激烈，他的反对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结果是郑孝胥和日本人被送出大门去了。

　　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陈、朱两师傅和内务府大臣出进，外国人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北府里的人又全慌了神，因为既然国民军不把洋人放在眼里，那就没有可保险的了。后来两个师傅分析了一下，认为历来还没有不怕洋人的当局，王正廷既向三国公使做出保证，料想他不会推翻。大家听了，觉得有理，我却仍不放心。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的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就怕一切保证都不顶事。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同时心里也埋怨父亲只考虑自己，却不顾我的安危。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从天津回来了。他是在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乘坐京津国际列车＇注＇到天津求援去的。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钟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叫他去找段祺瑞。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住转来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了那个电稿，明白了段祺瑞马上就要出山，觉得形势并不那么严重，不过他仍然要求日军司令部出面“保护”。日军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往会有办法。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返回北京找到竹本大住，竹本大住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陈宝琛也告诉我，日本兵营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后来因为怕国民军知道，没敢收），于是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这样一来，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相等的地位，而王爷就被挤得更远了。

　　我看到了段祺瑞指摘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又听到了奉军将要和冯军火并的消息，这两件事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陈宝琛给我拿来了日本兵营转来的段祺瑞的密电，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接着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顶戴”“功名”的胡适也没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不久，北府所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部摄政内阁，在北京宴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乙巳廿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

　　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长子郑垂）往迎

　　段祺瑞于车站。……三点车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分七日（二十二日）。……曹纟襄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

　　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

　　龉。至北府入对。泽公，亻斤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

　　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亻斤贝子曰：若

　　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丁未廿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召。入对。上（溥仪）赐膳，

　　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止洋

　　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见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

　　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助志、罗振玉商购裱褙胡

　　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棋瑞），

　　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己百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

　　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

　　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固守官中，囤子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

　　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

　　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

　　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

　　赴西山。……

　　段、张合作的消息一传出，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欢迎，然后又分头进行活动。由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见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目的，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土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与此同时，段祺瑞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国民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

　　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

　　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

　　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向外国公使们呼吁支援的公函。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谈话，与出宫那天所说的完全相反：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

　　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注＇

　　《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住那样的一切在暗中进行，而是依仗特权公然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和编造了“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其他外文报纸虽也登过类似的文字，但比起《顺天时报》来，则大为逊色。　　

　　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日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在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放松以后，则以“出洋不出洋，争取不争取恢复原优待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有师傅们参加。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险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他们对国民军怀着仇恨，却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不取消我的尊号。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主张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上取得了胜利，让我去不成东交民巷，在第二个回合上，又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请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矢”！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说过之后，又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这一番话，尽管令我动心，但是我父亲知道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做“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

　　其实，金梁并不是坚决的“出洋派”。他的主张曾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段祺瑞上台后，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托人递折子给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他同时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他对别人解释说，他原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此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他的解释没有得到我父亲的谅解，也5！不起我的兴趣，北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

　　我父亲赶走金梁之后，为了防范别人对我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来访我，他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因此另一个主张出洋的罗振玉被他弄得无法跟我说话。我父亲的“王爷”威风只有对庄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门口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庄士敦从第二天起就进不来了。所以我父亲这一次在对付出洋派上，又成了胜利者。

　　我父亲这一派人接连得到的两次胜利，却是十分不巩固的胜利。他的封锁首先弓！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个明确的打算，但这一点是从进了北府大门就明确了的：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钻进一座小紫禁城，何况这里并不安全。

　　后来，我向父亲表示了不满，我不希望在我接见人的时候总有他在场，更不希望想见我的人受到阻拦。父亲让了步，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各种带路人都带着最好的主意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来了。

　　不久以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他走进北府，没有受到阻拦，我见到他，表示了欢迎，并且称赞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又把国民军骂了一通，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这次见我，并不是单纯的慰问，而是出于他的“关心”。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他点头称赞，“上次我从宫里回来，就对朋友说过，皇上很有志气。”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尽管我对这位“新人物”本能地怀着戒心，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种鼓励。我从他身上觉察出，我的出洋计划，一定可以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发讨厌那些反对我出洋的王公大臣们了。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这是不管民国政府拖欠与否，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除了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喽罗，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就抱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都没离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师。还有一个名叫多济的旗人，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

　　我见过了胡适，庄士敦也回到我身边，向我转达了张作霖的关怀。我觉得胡适说的不错，出洋的问题不致于受到当局的阻拦。我和庄士敦计议如何筹备出洋的事，张作霖又做了表示，欢迎我到东北去住。我想先到东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东北，就随时可以出洋了。我刚拿定了主意，这时又出了新问题。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已敢放胆向记者骂国民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在我面前，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诸人的嘴里和《顺天时报》上，常听到和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话。现在根据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的，“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则更无疑问。

　　我被郑孝胥的话正闹得心惊胆战，愁容满面的罗振玉出现了。我一向很重视罗振玉从日本方面得来的消息。他这次报告我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有不利行动。“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这时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陈宝琛也着了慌。陈宝琛同意了这个意见：应该趁冯玉祥的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躲到东交民巷去，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我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去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