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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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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中国人接我们回去的。其实说话的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中国人移交呢!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手里。我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是准死无疑。
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继续走了大约两小时,进入一个山峡间,停在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面前。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着这座漂亮的建筑,有人小声嘀咕说:“这是一家饭店呵!”大家都高兴起来了。
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后面跟着一群苏联军官。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他宣布完了命令,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
“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收音机,有书报,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住了不久,我便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这时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是足够我后半生花用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确定我能在苏联住下来。因此,我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口头以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三次上书,一次是在赤塔,两次是在两个月以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
伪满的其他“抑留者”'注',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式毅、照治等这批伪大臣便到了。大约是第二天,张、臧、熙等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以为他们来给我请安的,不料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
“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您瞧行不行?”
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因此对于他们的请求,毫无兴趣。
“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
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大伙的事,不求您老人家,还能求谁呢?”
他们现在不能再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地乱叫起来。我被缠的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渥罗阔夫。
渥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
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
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的不死心,迁到怕力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说话。
那时我还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因此相信回去不仅保险,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便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力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疯之类的病,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乩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大神附体,便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并且嘴里还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知,他什么时候能离苏回家。
在苏联,除了苏联翻译人员经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旅顺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认为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回国。那些伪大臣们却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所以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到后来,事实越来越真,于是他们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时,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二 放不下架子
二 放不下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我们后来移到伯力收容所,这里虽然没有服务员,我照样有人服侍。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我“皇上”,便改称我为“上边”。每天早晨,他们进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请安。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从楼上下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从前的“大臣”,他见了我,眼皮也没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从此就不想下楼了。每天呆在楼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念经上。不过一般说起来,那些伪大臣大多数对我还是保持尊敬的。举例说,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大家包饺子吃,第一碗总要先盛给我。
我自己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有一次吃饭,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摆台子,就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开,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奋勇,他不仅给我端饭,连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劳。
为了使我们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的劳动,收容所给我们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让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们分得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于是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而且浇得很有趣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当然,我常常想到,这到底不如从菜铺里买起来方便。
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胡里胡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还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又有什么用?
“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坐在讲桌旁边一个特殊的座位上,总是一边听‘教员”结结巴巴地讲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
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鼾来。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却另是一个样:走廊的一头是几桌麻将;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战犯那里传来“乌乌乌”的日本戏调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讯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在卧室里偷着扶乩,问的全是有关回家的问题。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在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三 我不认罪
三 我不认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件事,只看做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并让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因为夹层小,不能全装进去,就又往一切我认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连肥皂里都塞满了,还是装不下,最后只好把未装下的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大厅,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
“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抑留者们都围了过去,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说:“这上面还有北京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
“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
“在一块的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张起来,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怔了一阵,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这就是伯承认了这件事会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所以我采取了一推二赖的办法。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不使他们发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大李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里。
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但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我自己的罪过,而且尽力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因为我怕自己受审判。
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四省,这是对我作证的要求。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们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秘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与日本人长期勾结的结果。我为了开脱自己,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只顾谈了我怎么被逼和受害。
外边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跟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却把这类事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时,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忿忿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也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忿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时我的心情是激动的,但同时,我更愿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被告的辩护人为了减轻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我,企图降低我的证言价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证人资格。当然,他们是失败了;即使他们真把我全否定了,也无法改变被告者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是在利用我的畏惧惩罚的心理,使我少谈真相,那么他们是达到了部分目的。我还记得在我历数日本战犯的罪行之后,一个美国律师对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中国政府的裁判的!”他这话确实打中了我的要害,说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的。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给南次郎写的信时,我也坚决否认,说成是日本人伪造的。我掩盖了这件事,也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谋手段,所以到头来还是便宜了日本军国主义者。
第八章 由疑惧到认罪一 我只想到死
一 我只想到死
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诉我,向中国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办。他劝我安心地睡一觉。
从伯力上车时,我和家里的人分开了,被安置在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他们给我准备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说了不少逗趣的话。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们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没有命了。
在对面卧铺上,阿斯尼斯大尉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睁着眼睛,被死亡的恐惧搅得不能入睡。我坐起来,默诵了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刚要躺下,站台上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好像走来了一队士兵。我凑近车窗,向外张望,却看不见人影。皮靴步伐声渐渐远去了,只剩下远处的灯光在不祥地闪烁着。我叹了口气,缩身回到卧铺的犄角上,望着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记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时说的几句话:“天亮就看见你的祖国了,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
“欺骗!”我恶狠狠地瞅了躺在对面卧铺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经打起鼾来了。“你的话,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骗!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实!”
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只有祖宗而无祖国,共产党只能与“洪水猛兽”联系着,决谈不上什么文明。我认为苏联虽也是共产党国家,对我并无非人道待遇,但苏联是“盟国”之一,要受到国际协议的约束,不能乱来。至于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不承认任何“正统”,对于我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我在北京、天津、长春几十年间听到的宣传,所谓“共产党”不过全是“残酷”、“凶恶”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蒋介石对我还仇恨百倍。我到了这种人手里,还有活路吗?“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来年,现在我认为“赖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种各样恐怖的设想中度过了一夜。当天明之后,阿斯尼斯大尉让我跟他去见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临死时有没有勇气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我昏头胀脑地随阿斯尼斯走进一间厢房。这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位穿中山装,一位穿草绿色的没有衔级的军装,胸前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他们俩站起身跟阿大尉说了几句话,其中穿中山装的转过身对我打量了一下,然后说:
“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我低头等着那军人给我上手铐。可是那军人对我瞅着,一动不动。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这样想着,跟阿斯尼斯走出车厢,上了站台。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的兵,一边是苏联军队,一边是个个都佩戴着那种符号的中国军队。我们从中间走过,上了对面的列车。在这短暂的片刻时间内,我想起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戴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大概连个虫子也不如吧?
进了车厢,我看见了伪满那一伙人,看见了我家里的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坐着,身上都没有镣铐和绳索。我被领到靠尽头不远的一个座位上,有个兵把我的皮箱放上行李架。我坐下来,想看看窗外的大兵们在干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车窗玻璃都被报纸糊上了;再看看车厢两头,一头各站着一个端冲锋枪的大兵。我的心凉下来了。气氛如此严重,这不是送我们上刑场又是干什么呢?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
过了不大功夫,有个不带任何武器的人,看样子是个军官,走到车厢中央。
“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他环视着犯人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你们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的就来报名看病……”
这是什么意思呢?祖国,安排,放心,有病的看病?呵,我明白了,这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心,免得路上出事故。后来,几个大兵拿来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副,一面发一面说:“自己保存好,不要打了,路上不好补充。”我想,看来这条通往刑场的路还不短,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早餐是酱菜、咸蛋和大米稀饭。这久别的家乡风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间一大桶稀饭全光了。大兵们发现后,把他们自己正要吃的一桶让给了我们。我知道车上没有炊事设备,他们要到下一个车站才能重新做饭,因此对大兵们的这个举动,简直是百思不得一解,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他们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意。
吃过这顿早饭之后,不少人脸上的愁容舒展了一些。后来有人谈起,他们从大兵们让出自己的早饭这件事上,觉出了押送人员很有修养、很有纪律,至少在旅途中不会虐待我们。我当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正相反,认为共产党人对我是最仇恨的,说不定在半路上就会对我下手,施行报复。就像中了魔一样,我往这上头一想,就觉得事情好像非发生不可,而且就像是出不了这天夜里似的。有的人吃过早饭打起盹来,我却坐立不安,觉得非找人谈谈不可。我要向押送人员尽早地表白一下,我是不该死的。
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很年轻的公安战士。这是我面前最现成的谈话对象。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最后从他的胸章上找到了话题。我就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字谈起。
“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这是头一次使用“您”字),解放,这两个字意思好极了。我是念佛的人,佛经里就有这意思。我佛慈悲,发愿解放一切生灵……”
年轻的战士瞪起两只大眼,一声不响地听着我叨叨。当我说到我一向不杀生,连苍蝇都没打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我不由得气馁下来,说不下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位年轻的战士对我也是同样的摸不着头脑呢!
我的绝望心情加重了。我听着车轮轧着铁轨的闹声,觉着死亡越来越近了。我离开了坐位,漫无目的地在通道上走着,走到车的另一头,在厕所门边站了几秒钟,又转身往回走。我走到中途,听见旁边的侄子小秀在和什么人低声说话,好像说什么“君主”、“民主”。我忽然站住向他嚷道:
“这时候还讲什么君主?谁要说民主不好,我可要跟他决斗!”
人们全给我弄呆了。我继续歇斯底里地说:“你们看我干什么?反正枪毙的不过是我,你们不用怕!”
一位战士过来拉我回去,劝我说:“你该好好休息一下。”我像鬼迷了似地拉住这位战士,悄悄对他说:“那个是我的侄子,思想很坏,反对民主。还有一个姓赵的,从前是个将官,在苏联说了不少坏话……”
我回到座位上,继续絮叨着。那战士要我躺下来,我不得已,躺在椅子上,闭上眼,嘴里仍停不下来。后来,大概是几夜没睡好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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