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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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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
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
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
不知。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
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
钱。他们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装在麻袋里，不蹲下
就敲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
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
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
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囚禁
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
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其中有一人叫陈永福，是我认识的。他在街上行走，
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
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
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
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
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
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
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
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
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
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
回监房即死。……
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
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
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
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
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
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
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
“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
“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
“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
“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
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
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
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
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
冈看，但在自已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
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
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
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
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
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
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
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
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
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
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
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
时，溥仪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呵！你在孤儿
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把最后这批检举材料看完，过去那一套为自己做辩护的道理，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从前，我把自己的行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顺从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对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夺、动辄打骂以至用刑，也当做我的权力。总之，对强者的屈服，对弱者的发威，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处于我的境地都会那样做。现在，我明白了除了我这样的人，别人并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说到弱者，没有比被剥夺权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人对手下的这些囚犯，并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当人看。说到强者，具有第一流装备的美国军队可算是“强”的了，然而装备远逊于它的共产党军队硬是不怕它，竟敢于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材料里，我知道了原来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强暴压力面前并不曾按着我的信条办事。
巴颜县有个叫李殿贵的农民，受尽了鬼子和汉奸的欺压，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联军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节，他给抗联队伍送去了一斗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后来被伪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最后判了他两年徒刑。
萧振芳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帮助他叔叔萧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没寻找到他叔叔萧坤，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萧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个监狱，就是我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个地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捉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火烧，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
总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并非骨头都是软的。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明是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别的解释。
我从前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理由，为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做解释，就是我的命最贵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价值。几年来，经过洗衣、糊纸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价值，今天我更从东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检举中看出了自己的价值。
我在镜子的围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光彩的人，是个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人。
我在最后一份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悲伤——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第九章 接受改造一 怎样做人？
一 怎样做人？
“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
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
“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
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
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阳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习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胡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
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
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在也咧开嘴，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老溥！”
检举认罪结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时不禁止交谈，而且白天监房不上锁，偶尔也有人串房门，因此这个喜讯很快地传到了别的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时间，院子里还有人在议论。我这时想起了我的侄子们和大李，从检举认罪以来总不爱答理我，这个消息必定也会让他们高兴，可以用这个题目找他们叙叙。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声音——这个最活跃的小伙子，跟看守员和卫兵们已学了不少的歌曲，现在正唱着《二小放牛郎》这支歌。我顺着声音，在操场角上的一棵大树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们已离开了那地方。
四月间，所方让我们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战犯那样选举出了学委会。学委会是在所方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的组织。学习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学习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的情况，由它负责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委员五名，由选举产生，经所方认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员分工管学习、生活、体育和文娱。各组的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跟它的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每天联系一次，汇报情况。这个组织的成立，让犯人们感到很兴奋，觉得这是所方对我们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证明，有些人从这上面更意识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这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我的家族，他们是在检举时对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的人：一个是老万，担任主委；一个是小瑞，担任生活委员。
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
“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
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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