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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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铃声很忙，我不便多耽搁，就直接向他打听欢迎萧伯纳的计划。他说：将用中国笔会的名义在世界社招待萧伯纳和上海文艺界及新闻记者见面。又说：萧在上海只停留一天，会后就回到船上，当晚就开船离沪。最后，林又说：“你也是笔会会员，你到世界社来罢。”我谢了他的好意，就辞别了。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世界社在法租界，是一个中法文化联谊机构，为什么在世界社欢迎萧伯纳？又为什么用中国笔会的名义？事后才知道，英租界当局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萧伯纳，因为萧氏此行是私人游览。用笔会名义招待萧伯纳，只是在世界社的一小时，真正的主人却是宋庆龄和蔡元培。林语堂没有把宋宅的招待计划告诉我，是为了保密。萧伯纳在宋宅的时候，门禁森严，没有几个中国记者能进去采访，也是为此。最近看到天津出版的《鲁迅年谱》，关于此事的记载是“一同乘车到世界学院访问了笔会，与五十余名各派各系的作家、艺术家会晤”。这是有错误的。萧伯纳和鲁迅等并不是去访问笔会，笔会始终只是一个空名，没有机构。参加世界社招待会的多数是新闻记者和鲁迅所记录的“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不能说是“各派各系的作家、艺术家”。我也没有去“躬逢其盛”，因为我知道，即使我进得了世界社的大门，也刚刚够一个“矮子观潮的资格而已。
　　过了几天，李尊庸送来了七八张照片，我在二卷六期的《现代》上选刊了六张，其中有一张是《现代》所独有的，可惜现在我已记不起是那一张了。有一个上海文人张若谷，一贯喜欢自我宣传，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不知以什么记者的名义，居然能混进宋宅和世界社，每逢摄影记者举起照相机的时候，他总去站在前头。萧伯纳在世界社靠墙壁坐着，让记者摄影，张若谷竟然蹲到萧伯纳背后，紧贴着墙壁。记者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也照了进去。洗印出来的照片是：他的整个身子都被萧伯纳遮住了，只从萧伯纳肩膀底下探出了一个头面。这张照片使我很厌恶，但是我当时还不懂得照片可以涂改，就只好照样给印出来。
　　萧伯纳到上海，我虽然没有参加欢迎，但《现代》杂志却可以说是尽了“迎送如仪”的礼貌。二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的一个剧本，四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在上海的六张照片，当时想有一篇文章来做结束，可是找不到适当的文章。幸而鲁迅寄来了一篇《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是一篇最好的结束文章，可惜文章来迟了，无法在四月份和照片同时发表，于是只得发表在五月份的《现代》。同期还发表了适夷的《萧和巴比塞》，这是送走了萧伯纳，准备欢迎巴比塞了。萧参远在莫斯科，得知上海正在闹萧翁热，译了一篇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它夫的《伯纳萧的戏剧》来，介绍苏联方面对萧的评价。这篇译稿来得更迟，在十月份的《现代》上才刊出，它仿佛也是鲁迅转交的。（按：这位萧参，或者是瞿秋白的笔名，当时瞿正住在鲁迅家里。）五、丁玲被捕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了四五天，文艺界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各报刊都保持沉默，不作报道。当时，《现代》三卷二期，即将在六月一日出版；全稿正在进行三校，我就在最后一页《编者缀语》中加了一段，全文如下：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我竭力压低愤怒的情绪，反正目的只是要把这件暴行公告于天下，这样写也就够了。
　　恰好这一期《现代》上有一篇戴望舒的法国通信，题为《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我就紧接着在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的这一段后面，加上了一段：法西斯主义弥漫了德国，德国的文艺家大半流亡到异国去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留意本期的法国通信。……我想借这一段为“指桑骂槐”，斥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不幸望舒这篇通信里把法国作家纪德说成是“第三种人”，引出了鲁迅的一篇批评文章《又论“第三种人”》。这样一来，读者对这篇通信的看法就不同了。人们以为这篇通信的作用是“第三种人”想拉纪德为“护法”，而不去注意它的主要内容。
　　因而我这一段《编者缀语》似乎也没有人体会其意义。
　　在三卷三期《现代》（七月一日出版）上，我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有一段图版说明：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这一段的语气比较游移，因为当时所得种种消息，似乎丁玲颇有生命危险，我不敢再明白肯定她是被捕。所以说“疑幻疑真”，表示我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下面一句“存亡未卜”是告诉读者，还没有正确的消息。
　　但是，和这一期《现代》同一天出版的《涛声》（曹聚仁编），却刊出了一条消息：《丁玲已被枪决》。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广大文学青年的愤怒和激动，鲁迅也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悼丁君》诗。接着，我收到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有些信要求介绍丁玲的生平及作品，有些信要求《现代》编刊追悼丁玲专号。我选了两封信，附以答复，发表在三卷四期《现代》（八月号）的《社中谈座》栏内。
　　第一封是署名司马焦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介绍“丁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同样要求的来信很多，可见有许多读者需要更多了解些丁玲。我就几乎像写丁玲小传那样作了答复。另外有一个署名陈文俊的读者从“广州高等贫民窟中”寄来了一封长信，这是一封很为突出的读者来信，其内容分为四段，今节录如下：“在法西斯毒雾之下，左翼作家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丁玲继胡也频们五个青年作家之后也被××暗杀了。左翼作家们倘是依然不做声，那么第三个也许就轮到你了。……”“我希望丁玲之死，你们能够替她出一个专号纪念她。不可能时，至少也要出一个特辑之类。并且，从此以后，更应认清了目前的大势，执着一个目标，向前奋进，向前努力……”“希望《现代》能提示一个目标，领导一般青年，现代的青年，向前进……”很明显，这封信的作者是同情所谓“第三种人”的。他猛烈攻击左翼作家，而且希望《现代》提出一个“目标”来领导青年，大有鼓动“第三种人”招兵买马，拉起山头，自成一个文学派系的意味。《现代》从三卷一期起，由我和杜衡（苏汶）合编，给文艺界的印象，确实好像《现代》已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或机关刊物。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设想。杜衡加入编辑，我是被迫于某一种形势，不能不同意。我未尝不估计到杜衡参加编辑以后，《现代》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我和杜衡有一个协议，要使《现代》坚持《创刊宣言》的原则。尽管我们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因为杜衡和戴望舒都还是左联成员。
　　这位来信的陈文俊，不知是何许人。他这封信的内容，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含有这种意味的信，我们收到的还有，不过这封信写得最为爽直明朗。我认为这封信是有代表性的，它是在敦促《现代》表态。因此我就选取这封信，附以答复，一起发表。
　　对于来信的第一、二段，我只是简单地说明：关于丁玲的事，在未得到最后的确实消息以前，我们并不准备有纪念特辑之类的举动。对于来信的第三、四段，我这样写了答复：至于要《现代》提示一个领导青年的目标，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提示不出。因为一个文艺杂志的目标，在目下的中国，无论装得怎样进步，总还是不够领导青年的。对于真正从事于革命行动的青年，我们不敢居于领导的地位，因为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已经比我们有效果得多了。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昧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没落、残颓的景象的有希望的青年们，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我们深信文艺的最大功效，就不过是这一点点刺激和兴奋。所以，一年以来，我们从不愿意作过分的夸张，以为号召读者的宣传。我们愿意尽了一个文艺杂志所能做的革命工作，但我们不肯虚张声势，把整个革命工作放在文艺杂志的目标上以欺骗读者，而结果是既没有革命，也并不成为文艺。
　　丁玲被捕，竟会引出《现代》杂志的读者来信要求《现代》杂志提示目标，领导青年。丁玲是左翼作家，她的被捕，竟会引起青年对左翼作家的攻击。这两种现象，都出于我的意外，几乎认为是不合逻辑的事。但是，事实毕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里反映着当时一般文学青年的思想现实：他们对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对革命文学的路线和目标，都有所怀疑，有所不理解，因而对一些基本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
　　这几段答复，记录了我当时的文艺观点，有些措辞是很不适当的。我用了“我们”，是代表《现代》杂志，代表这个杂志的两个编者：我和杜衡。《现代》停刊以后，我和杜衡分手。杜衡和韩侍桁、杨邨人去创办《星火》月刊，结集一部分青年，提示了他们的目标，拉起了一座小山头。这个刊物才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有意识地和左联对立了。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韩侍桁在重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在团结抗敌的新形势下，“第三种人”不复存在。这些行动，和我都没有关系。
　　六、伐扬·古久列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剩三月，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东北抗日义勇军纷纷起来和日满军队斗争。但由于执政者畏怯抗日，义勇军得不到足够的支援，未有巨大的战果。一九三三年春，国际联盟派了一个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这个调查团是帝国主义者互相讨价还价，密谋调整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组织，调查了两个月，回去向国联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是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年八月，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停止抗日。这就无异于同意丧失国土，默认伪满政权。全世界正义人士，闻知此事，舆论哗然，群起抗议。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早先听说将由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主席。后来到中国来的代表团却以英国的马莱爵士和法国作家古久列为首，巴比塞没有来。
　　远东反战大会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当时很少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伐扬·古久列是法国著名作家，《人道报》主笔，文艺界对他最为注意，《现代》上也译载过他的小说。十月二日，他和马莱爵士出席了上海电影文艺界同人主持的晚宴招待会，才公开与上海文艺人士见面。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记者给摄了影。这个照片，我发表在四卷一期《现代》（十一月号）上，还有一幅许幸之为古久列画的即席速写像。
　　十月三日下午，我得知古久列住在伟达饭店（今淮海路上），就打了个电话去，要求访问。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我就和杜衡同去，还找了一位震旦大学同学，当律师的法学博士，一起去为我们传译。古久列让我们在他房间里的阳台上谈话。我送了他两本《现代》，一本是有他的作品的，一本是新出版的。我们谈了一些中法两国文艺界的情况，最后我们要求他给《现代》写一篇文章，作为这一次来到中国的纪念。他同意了，但是他明天就要回国，没有时间写长文。我们说：不敢要求写长文，只要能留一个书面谈话给中国作家就很感谢了。他答应我们明天早晨写，写好就交给饭店的帐房间，约我们明天中午去取，而那时他已上船了。接着，他要求我们也和他交换一个文件，谈谈当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他要我们尽早写成寄去，他预备参考一下，在法国作关于中国文学的报告。我们答应他写这个文件，并且告诉他，这个文件将寄给现在巴黎的戴望舒转交。
　　果然，他没有失信，我于十月四日午后到伟达饭店取得了他留交的文章。一共是抄本纸四页，题目是《告中国知识阶级》。（按：应当译作《告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译错了。）我们就把全文译出，发表在十一月份的《现代》上。
　　发表的文本，已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了几处，但此文如果他们要删净，除非全文禁止，故作者的观点，依然很清楚，现在节录三段于此：“这里，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的必然的腐化，是因贪吝的帝国主义者的龌龊的活动而变得加倍的厉害。同时，本国和外国的支配势力更陷全国大众于永久的贫困与愚昧中。中国的贫困，它本身就是统治者权力的保障，而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不过是阶级斗争的谑画式的影子而已。”
　　“一切能够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采取联合战线，来对付国内的叛逆及国外的榨取者的进攻。而且只有由一些革命的优秀分子——这些分子，我曾经会到过几个的——来领导着，才能达到胜利。”
　　“只有忠实、勇敢、勤劳的大众开始抬起头来的时候，中国才能发现她从新走上文化之路所必需的精神条件。”
　　“除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外，中国便没有其他的福音。”
　　这些话，在上海的国民党文化检查官并不重视，他们用红笔勾删的都是直接指斥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法西斯的文句。但在内地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却有读了此文而大惊小怪的。听说，在某些省里，这一期《现代》是撕去了这二页而后才准许发售的。
　　古久列这篇文章的手稿，我一直保存着，希望有机会补足被删去的原文，重新发表。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这份手稿被“革命小将”毁了。
　　古久列回国后，我们也履行诺言，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简报。关于左翼文学的情况，我们估计他肯定已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因而我们写的简报，侧重在非党作家的文艺活动，仿佛也约略报道了“第三种人”的论辩情况。文章不长，译成法文，似乎也只有五大页。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戴望舒，托他转致古久列，以后就没有关于此文的消息。
　　七、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一九三五年，孔另境计划编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向朋友中间征借书信。我捡了几十封作家书信给他，他都编录在那部书里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存放在松江的一切书籍、文物，连同家具、衣服、房屋，全毁于炮火和盗窃。所有作家给我的书信，也都片纸不存。最可惜的是还有些鲁迅、茅盾、老舍和郁达夫的信，当时不愿全部交给另境去发表，铸成了大错。倒是交给另境编录的那些信件，再也不会消失的了。
　　另境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海珠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许多作家书信，有些是一九三五年没有编录的，有些是另境在三五年以后收集得来的。海珠为了继承父志，计划钞录成帙，编出一本《现代中国作家书信二集》，并且还立志要继续编下去，为文艺界保存这一类重要的史料。我深悔自己当年由于吝啬自私而损失了许多三十年代文艺史料，愿意尽力帮助她做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去年，有一天，海珠拿来一封旧信，是一月十日郭沫若写给我和社衡的。一看信中所述，才回忆起这个本事。我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惟有郭沫若远在日本，我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我曾几次托灵凤代我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就冒昧地自己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我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郭先生的复信还是没有允许。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九月初，我和杜衡联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他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我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就把三分之一篇幅编在四卷一期《现代》中。这一期杂志应当在十一月一日出版，全稿发交印刷所排印是十月一日。《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我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周作人之后。大约是叶灵凤看见了，写信去报告郭沫若。文稿还在排字房，大约是十月中旬，郭沫若有信给灵凤，通知他把《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表。这封信来得非常突兀，使我们很窘。没有办法，只好在已排印的文末加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同时和灵凤商量，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因为同是散文，故目录上排了先周后郭，但书内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十一月初，得到郭先生的谅解，《离沪之前》可以继续在《现代》发表。于是我把第二部分文稿编入四卷二期的《现代》，而在编后记中作了一个说明：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
　　这是欺哄读者的话，读者哪里会知道此中曲折呢？四卷二期《现代》出版以后，为了保证下一期发表的《离沪之前》最后一部分不致再有问题，我和杜衡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案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一月中，收到他的复信，就是孔海珠给我看的那一封，当年另境有顾虑，没有编入他的《中国现代作家书信》。我把它题为《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杜衡施蛰存二先生郭沫若一月十日今天的报刊编辑同志，读了我这段回忆记，一定会感到新奇，或者惊讶。但是在三十年代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稍一不慎，便遇到麻烦。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啊！
　　八、文章含蓄
　　三十年代，在上海租界当局的容许范围之内，写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小说，另有一副笔墨。它们必须避免一些说明，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省略一些枢纽。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有些天真的读者，特别是内地的读者，他们不了解革命斗争的形势，更不了解作者的处境，对于这些小说，常常感到“朦胧”。《现代》杂志上有好几篇小说，曾招致读者来信，要求解释。他们提出了许多“为什么”？作为编者，我感到很难答复。我不能为作者作笺注啊！最初，我只是答复一信，略略解释一下，对付过去。
　　在第三卷第二期的《现代》上，发表了适夷的一个短篇小说《死》。小说的内容是一个化名“李大姐”的女同志，夜晚在西藏路上被国民党特工绑架逮捕后，受到严刑拷打。特工要威逼她供出同志的地址，李大姐坚持不屈而死。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着重描写了李大姐当时的心理状态。在酷刑和侮辱之下，她曾经想屈服。经过思想斗争，认清了革命的意义，生和死的意义，终于坚持下去，为革命而牺牲。但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没有说明李大姐是何等样人。她为什么被绑架？那个“黑大个子老王”为什么要绑架她？
　　他要逼她说出来的是个什么地址？
　　两个月之后，反应来了。我收到一封署名“石心照”的读者来信，全录于此：编辑先生：当我看完了三卷二期适夷君作的《死》以后，我的脑子昏昏乱乱，几乎令我不知所看的是什么。于是又反复看了有四次之多，但是始终看不清到底所写的是什么。
　　一、为什么那个女子走在大街上被黑大个子老王架上汽车？是不是绑票？（但是那女子是穷的。）一、老王是个作什么的？
　　一、用抽打刑罚逼那女的说些什么？
　　还有，“上海足足弄掉了二三百个地方……用木壳枪保护你，用不着怕……”这是不是逼亲，或旧小说上的抢亲？但是……（真不明白）还有（多着呢，不说了。）就以上的问题，我费了三周夜的思索，始终还是不明白。现在请问编者对于我的这几句话有什么意见。
　　最后，我要说的是：文章虽然贵乎含蓄，但是含蓄得太高深了，也只有作者（或《现代》的编者）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