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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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们一时高兴，办了一个小刊物《璎珞》。这是一个三十二开十六页的旬刊，每期只用四分之一张报纸。我们三人的诗、散文、译文，都发表在这里。
　　但是这个刊物的重点文章却是戴望舒的《读仙河集》和杜衡的《参情梦及其他》。东南大学有一位历史教授，刚从法国回来的李思纯，他在《学衡》上发表了一些法国诗的译文：《仙河集》。这些译文实在不高明，望舒写了这篇书评，指摘了许多错误。傅东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译了一篇欧奈思特·陶孙的诗剧《参情梦》，由开明书店印行。这个译文也很有错误，杜衡为他逐句纠谬。我们这个刊物虽小，也没有多少人见到，但对李思纯和傅东华却很有冲击。听说傅东华看了杜衡的批评文章，非常恼火。李思纯从此不发表译诗。
　　《璎珞》一共印出了四期，这是我们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附记］
　　朋友们劝我写回忆录，报刊编者也劝我写回忆录。我想想，我的一生，平凡得很，几十年前的个人旧事，并无多大社会意义，写回忆录，未免有点妄自尊大。因此，始终不想写。前几年，写了几段关于《现代》的杂忆，也是因为有人提起某些事情，我觉得不能不说说明白，因此才写了几段。近来看到报刊上有些涉及我的文章，与事实不尽符合，又不禁提起笔来，再谈谈明白。但是我无法从头说起，只能一段一段的写，也只能一段一段的发表。待将来写多了，再编排次序。蛰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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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徐燕谋　
　　斯人已长往，如灭一浮沤。
　　有道真无用，归魂好去休。
　　鸡鸣风雨晦，羊走路歧稠。
　　我欲呵天问，滔滔逝水流。
　　看到前两天《新民晚报》有陆谷孙悼念其老师徐燕谋的文章，始知徐燕谋已下世，因作此诗，以寄哀悼。
　　我与徐燕谋没有深交，一九五一、五二年，我在光华大学兼课，经常碰到他。课余时间，在教师休息室中，闲谈一阵。历时虽不久，就从这几十次短暂的闲谈中，我知道他极有学问，中英文学都有根底，不是一般的英语教授。尤其是，我已感到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他襟抱冲和谦退，遇到我们二人意见有不同的问题，他从来不争不辩，微笑而已。全市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后，他分配在复旦大学，我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从此就没有见过一面。但也曾有人抄录他所作的旧体诗给我看，也有人讲过他一些情况，都足以反映他人品之高洁。
　　三十多年来，我知道，徐燕谋过的是内涵的精神生活。除了编几本教材之外，他绝无活动，绝无表露，真正做到“良贾深藏若虚”的功夫。一般人讲起徐燕谋，只知道他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教授，课堂教学很能得到学生的好评，如此而已。至于他的高洁的品德，恐怕能了解他的人还很少。
　　就以陆谷孙文章中所举一事为例。徐燕谋不愿出国去教外国人学习中国语，难道真是为自己的英语中有浓重的吴音吗？我知道决不是，这还是他礼貌的托辞。在一般情况下，派遣一位善于外语的人到外国去教授中国语，总不能派一位大学教授去。“割鸡焉用牛刀”，这样做法，就是轻视了本国的大学教授。现在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教外语，有几个是他们本国的大学教授？徐燕谋有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不愿去。但是他决不说出他不愿去的理由来，所以他只好说是自己的英语有吴音。这是他深自韬晦的一例，我佩服他已做到家了。不过同时也不免慨叹：中国有的是人才，但能用人才的人却少得很，所以近年来，又流失了许多人才。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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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傅雷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我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一九五八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一九六一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中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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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之感　
　　《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其中与我有关的有两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记云：“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记云：“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这件事，我早已忘却，如果不见圣翁的日记，恐怕永远不会回忆到。现在，圣翁的日记帮助我回忆起这件事，同时也使我想到这件事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谜。
　　我于一九四六年春，从福建三元随江苏学院复员，先在上海家里住了一二个月，访问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到开明书店去过，见到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调孚诸人。随后我就到徐州江苏学院新校舍授课。在徐州，我收到叶圣陶的信，问我下学期的工作情况。他说，朱经农将出任光华大学校长，正在组织教师班子。希望我去光华当中文系主任，托他写信征询。我收到圣陶的信后，觉得一时还无法决定。虽然我很想回上海工作，但江苏学院能否同意，还未可知。因此，我就复信给圣陶，请他转达朱经农，且待放暑假时回沪再说，好在只有一个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刘大杰，才知道他已决定就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之聘，任暨大文学院长。同时才知道江苏学院同事邹文海亦已决定为暨大教务长，周枬为法律系主任，他们和李寿雍都是旧交，我又知道江苏学院院长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动换一个工作，这样我自己就决定脱离江苏学院，由刘大杰、邹文海的推荐，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聘书。
　　这一决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楼，作为教师宿舍，我虽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挤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务处在大楼中分配给我二个房间，一西一东，便解决了我的居住问题。因此，我于七月三十一到开明书店编辑部拜访圣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并请他代我向朱经农道歉。
　　圣翁日记中所记的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始终留下了一个谜，使我不解，我和朱经农毫无关系，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忽然看中我，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起初我以为是由于周予同或叶圣陶的推荐，但一问之后，才知并非如此。当时虽然各大学之间消息灵通，但这件事却没有人说起，这个谜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终无法解释，甚至连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青海来信告诉我：在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逊中有一封信中提到过我的名字。我和胡适也未曾有过关系，更未尝通信，这部书中怎么会有我的名字？赶紧去把这部三厚册的《书信逊借来，果然在中卷第64页上看到一封朱经农致胡适的信，内容是向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学长由党部推荐李青崖主持，弟以其与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为党部所推重，当可持中庸之态度。不期其对杨鸿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态度之狭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方面新请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过得去。……其组织最弱者为法科之政治经济系，将来若有问题，必从此系发生，叶秋原为系主任，已觉平常，教授亦无出色者，学生甚盼一涵回来，然一涵决不肯来……”我看到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决了一九四六年的谜。原来中国公学的这一件事，我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没有这封信的帮助，连回忆都无法追寻了。
　　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我在办水沫书店。李青崖来邀我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担任文预科的国文课教员，每周去二次，每次上课二小时。当时我以为李青崖只是新任国文系主任，却不知道他还是文理科学长。我在水沫书店的编辑工作，是半雇员，半朋友义务，每月支取的生活费不到一百元，正想在上海找个固定的副业，以贴补生活，李青崖答应我每教时三元的薪给，对我不无小补，我就答应下来。过了几天，他送来了一份聘书：写明聘请我为预科兼任教授，没有任课时数及薪给数，由校长马君武署名签发。算来这大约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间的事。
　　我原来只是个中学教师，没有教过大学生，到中国公学上课，教的是大学预科一年级生，只等于现在的高中二年级，上国文课也并不感到困难。在每次到校上课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学校已闹过几次学潮，李青崖进中国公学后，解聘了国文系教授杨鸿烈，马宗霍，他们都是胡适当校长时聘请来的，学生也都满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这二位；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学生中颇有波动。我莫名其妙的成为李青崖的私人。马宗霍被解聘后，拂袖而去。杨鸿烈的表现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迁出，还大骂李青崖，弄得很僵。叶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从美国得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回来。李青崖请叶秋原来代替高一涵，当然比不上，学生听过高一涵的课，再听叶秋原的课，当然会感到“平常”。
　　我到中国公学上课不到三星期，学潮又起，不过我并不清楚其中党派斗争的真相，只是有好几次去上课，都碰上学生罢课，听听学生的控诉，显然有“拥马”和“倒马”二派。
　　大约马君武校长此时已不到校，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我在中国公学任课，勉强维持到六月，学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于是结束了我的教学任务。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学期学校也不请我了。
　　朱经农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正是我在中国公学兼课的时候；这时他已就任中国公学副校长之职，马君武已去，李青崖仍在。正校长邵力子，是挂名的。胡适是中国公学董事长，所以朱经农常有信给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书信逊中朱经农给胡适的信，关于中国公学的，不止一封，我在这些信中，才知道当年中国公学的内幕，这些情况，当时都一点也不知道。
　　朱经农对李青崖很不满意，在这封信中却提到我，和郑振铎、孙俍工、李石岑一起，许为“也还过得去”的教员，可见他对我们四人，并不因为是李青崖的私人而有所歧视。
　　不过，对于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三位，“也还过得去”的评价似乎太低了。至于我，自己知道，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教师，确是刚刚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后，朱经农还想请我去担任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对我一直在注意，认为从前那个“过得去”的教员可以当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见过朱经农的面，也绝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最近几天接连看到叶圣陶的日记和朱经农给胡适的信，这个谜才得到解释。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知己朋友，确是难得，平时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易成为知己。朱经农从来没有在我的师友之列，可是，他关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却绝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明白过来，我岂能没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迟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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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傲气”　
　　《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登载了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一篇录音整理记录。在这篇谈话中，丁玲谈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在上海大学时的一些情况。
　　其中有一段说：“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这寥寥三句话，确是记录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姿态。她不说，我也早就感觉到，不过，在六十年之后，她还自己这样说，可知她的“傲气”，即使在当时，也是自觉的。
　　现在我要给这一段话做一个笺释，为丁玲传记作者或文学史家提供一点资料，也为爱谈文坛轶事者供应谈助。不过，先要交代一下这里所提到的五个同学。戴望舒和我，因为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和丁玲还有来往，可以说是丁玲比较熟悉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妻弟，我和望舒都是由另境带路而开始到茅盾家里去走动，但我不记得当时丁玲曾去过茅盾家里。王秋心、王环心是兄弟二人，江西人。他们在上海大学，比我们高一班，他们是二年级，我们和丁玲都是一年级。王氏兄弟都做新诗，我们认识他们时，他们已印出了一本诗集《棠棣之花》，所以他们是上海大学有名的诗人。但他们和丁玲的来往，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离上海大学后，就去参加革命，听说在南昌起义后牺牲了。
　　在上海大学时，尤其是在青云路的上海大学，我们三人和丁玲及其他四五位女同学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王氏兄弟则连同堂听课的缘分也没有。丁玲说：“这些同学待我们很好。”这句话恐怕还是出于礼貌，因为我想不起当时有过什么“很好”的具体表现。倒是丁玲自己所说“傲气”，我记得当时是有所体会的。
　　丁玲的“傲气”，大约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女大学生的傲气。在一九二三年，大学兼收女生，还是一种新事物。北京大学早已向女生开放，上海却还没有几个大学男女兼收。当时男女同学的大学里，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进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
　　当时我们班上一共只有五六名女生，我们空出两排坐位，每排三个双人课桌，她们坐满第一排就够了。第二排常是空着。偶然有女同学的朋友也来听课，第二排上就会出现一二个临时女学生。王剑虹是中文系二年级生，但有时和丁玲一起来听课。
　　我和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背后，因此同学半年，见到她背影的时候为多。只有在教师发讲义的时候，把一叠讲义交给第一排的女同学，她们各人取一张，然后交给背后的男同学。这时，我们才又一次见到丁玲的面相，有时也打个无言的招呼。
　　此外，我不记得和丁玲还有过课外交往，因为下课之后，男女同学各自